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在其位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巷3号的公寓内饮弹自杀，他的生命戛然而止于36岁。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关于其死亡与社会革命、情感纠葛关系的猜测从未停止。这个自革命前夕就站在先锋派运动旋涡中心的新派诗人，极擅长用其动听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方式在公开场合朗读他的诗歌，搅动起一股疯狂的、未来主义的情绪。1912年，罗钦科在喀山聆听了一场如马戏般“翻天覆地的舞台景观”的未来主义演讲，留下了他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初印象。罗钦科这个原本已有左翼倾向的艺术学生，也因此成为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坚定追随者。对于罗钦科而言，马雅可夫斯基是富有魅力、却又够不诗意的诗人，是无私体贴的朋友，也是虚荣好胜的赌徒。文中，罗钦科袒露出对革命初期时光的复杂情感，他屡屡强调，尽管借回忆马雅可夫斯基牵出了左翼艺术家的无数生活、工作轨迹，但他不是颂扬也绝非要赞美那段为新艺术斗争的生活。可同时，罗钦科耿耿于人们已经有意忘记、闭口不谈“是左翼艺术家最早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事实。马雅可夫斯基恰自杀于革命时局的转向之时，他的死之复杂性，同罗钦科对革命的复杂感情一起藏匿于这篇零零散散的回忆书写中，带着罗钦科曾在少年时代有过的那般忧郁。《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一文写于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与此同时，罗钦科与斯捷潘诺娃还在筹备发行单独一期《建设中的苏联》杂志，以纪念马雅可夫斯基。本文首发于1940年第三期《接班人》杂志，但内容被大幅缩减；随后刊载于1973年第六期《在书籍的世界中》杂志；另外还曾较为完整地收录在1982年出版的《А. М. 罗钦科：文章、回忆录、自传随笔、书信》 (А. М. Родченко. Стать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письма)一书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篇回忆文章的完整版，由译者译自俄文。在此感谢译者的辛勤耕耘。
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理工博物馆朗诵长诗《好！》｜1927
他是唯一为出版业，也为我们带来西方文化艺术新资讯的人｜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五｜1940晚上，我和瓦尔瓦拉在布里克家，一起看他们收集的马雅可夫斯基的照片。这样的照片，莉丽娅·尤里耶夫娜大概有两百张吧。我们还看了莉丽娅·尤里耶夫娜做的马雅可夫斯基头部塑像。她捏得挺好的，但是从解剖上不太合理，而且就好像把单独的小块拼合在一起。就像是每一小块都没能和周围黏合起来，让人无法对总体留下印象。奥夏[1]还是老样子，拿着书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而且一切都一如既往地被书包围——走廊、饭厅，只要是能放东西的地方，到处都是书……他在找可以买切克雷金（Чекрыгин）画作的地方。莉丽娅·尤里耶夫娜送了我们两幅Д. 布尔留克的水彩。奥夏说，得帮帮马雅可夫斯基图书馆：这是将来唯一能够看到西方文学、艺术领域的新作，以及苏联左翼艺术历史的地方了，因为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即使在今天，仍与毕加索、莱热等人相关，也仍与我们国内的未来主义者们相关。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渐渐陷了回忆之中，想着明天该写些什么，也想起了一些细节。写作长篇小说可能也是这么有趣吧：过着自己笔下那些“主人公”们的生活，想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入睡。你可以羡慕福楼拜，但画画也是差不多的。早晨醒来的时候，你想着自己的作品；准备睡觉的时候，你还是会久久地坐在那幅画前，勾勒出第二天需要完成的部分。这就是以创作为生所特有的快乐，我还不知道生活中有什么比这更崇高的快乐。仅是为了这一点，就值得活着，而其余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次要。睡前，我悄悄来到工作室的阳台，拿了好些书。我需要阅读，学习如何写作。我拿的是梅里美和巴别尔的书。唉，当然了，梅里美是那种现实主义精雕细琢的文风；如果像这样写作，或者更确切地说，像这样雕琢的话……首先，肯定什么都写不出来；其次，和这次的主题也不太契合。适合这种文风的情节本身应该是妙趣横生的，其中的趣味与形式无关。必须得是这种无所不包的情节，才会有趣。反过来，如果情节本身就平铺直叙，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那么就不适合梅里美的文风，巴别尔也是一样。不行，必须得通读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今天白天一无所成，什么也没写。整个白天被各种私事填满，而且还搞坏了心情——这让我觉得极其可惜。我担心自己会难以开始写作，创作上鲜有趣味，尤其是在润色文本的时候。不过现在，我已经强烈渴望着手创作了，甚至已经尝试开始。虽说没写出什么特别的，但我还是希望可以完成它。
[1] 奥西普·布里克的昵称。（译者注）
我研究起了无线电广播，开始制作一台有四根电子管的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在当时的市场上还见不到。接着我又想做一台超外差收音机，但是没有可变振荡器，而我又非常想要两个一样的外国货。瓦洛佳去巴黎了，于是我就请他帮我带一下。马雅可夫斯基回来的时候，布里克夫妇给我打电话：“快来，瓦洛佳回来了。”我到了之后，他从桌子上拿了一个用纸包着的振荡器给我，而另一个是从行李箱内一个盒子里拿出来的。原来他担心海关会一下子没收两个，所以一个放口袋，另一个放在箱子里。我的一个工程师好友去了德国。我建议他给自己买一台“徕卡”相机。“徕卡”那时候刚刚问世，苏联还没有。我也想要一台“徕卡”，但当时没有那么多外汇，而且他反正也带不回两台，所以我就请他帮我买一台“埃斯科（Эско）”——一种便宜的底片相机。他回国的时候，带回了买给自己的“徕卡”，却委托了另一位工程师携带“埃斯科”和配套的放大机。那位工程师没能把设备带回来，把它们上交给我们的大使馆了。这些东西在大使馆放了一年。我呢，当然是请瓦洛佳帮我带回来了（我不知道那是一台什么样的放大机）。很快，瓦洛佳回来了，把文件递给我，说：“去拿吧。我把东西带回来了，但这放大机可是害苦了我。它那么沉，那么大。”的确，如果我当时知道它的大小，肯定会不好意思求瓦洛佳帮忙的。但是，尽管有这样的不快和磨蹭琐碎的麻烦，他还是再一次把东西全部带回来了。还有一点我忘了说：他为了拿回这些东西，还专门去开了一张许可证。他还在巴黎帮电影导演库列绍夫购买了一辆“福特”运动型汽车，把它运回了苏联。每次旅途归来，瓦洛佳总是给我（像给其他人一样）带点什么。从巴黎回来，他带了照相纸。那是知名艺术家曼·雷的礼物。那是种新鲜事物——有着透明片基的照相纸。还有曼·雷本人拍摄的一些照片。两张毕加索的版画，是毕加索送给他的礼物，而他把它们送给了我。他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份制作苏联广告的工作。为此他甚至还在协会内部为各种广告项目制定了单价，得以确定单价之后还为文案、草图、艺术执行等各个部分制定了收费标准。我制作了一本作品集，用来向客户展示。早上他通常会去接单，收集数字和主题相关的材料。通常这都涉及到大量的结算资料和枯燥书籍，而他要通读这些内容，抄录出主题数目及其他信息。我会在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到他这儿来。有时他会在我抵达之后才把要写的写完，有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文案不止一份，而且还带着插图。他画不出成品，尽管每次都说什么“我就是这么一画，你当然不能画成这样啦，我呢，只不过是，想简明示意一下。”他知道，我不会依照他的图案设计是因为它们都是讽刺性的，有种民间通俗版画的风格。在确定了作品的尺寸和用途之后，我就回家去，马上开始绘制草图。几个孩子会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呼捷玛斯的学生——日古诺夫、贝科夫、索博列夫等。在工作室里，他们围着我分散开来，进行成品的制作。我则接着绘制后续的草图，监督制作过程，完成自己负责的部分，拟定尺寸比例。有时候我们会在天亮的时候工作。上午11点，我把海报拿给瓦洛佳，或者他自己来取……晚上就重复同样的流程，结算我的所得，有时候也会需要重做。瓦洛佳会按时打电话给我，通知有关接单和进账的情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个真正忠于友情和集体的人。工作量越来越大，我因为常常彻夜不眠而病倒了，患上了贫血症和神经失调，被迫减少工作量。于是瓦洛佳叫来了列文和拉文斯基，还有很多事就由他自己来完成。莫斯科农产品加工企业协会任命了画家尤翁（Юон），后者自然不再让我们继续工作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РАПП）和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МАПП）发起的运动当然是想方设法地驱逐我们，想方设法地贬低和清除我们的工作。他们也确实达到了目的。话说回来，他们确实有理由不安——整个莫斯科遍布着我们的广告。莫斯科农产品加工企业协会的所有售货亭、所有招牌、所有海报、所有报纸和杂志都充满了我们的作品。我们完全占领了莫斯科，并且完全移除——更确切地说是完全替换了以前那种沙俄的、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广告风格，取而代之以全新的苏联风格。各种各样的扎罗夫们、谢利温斯基们挖苦马雅可夫斯基说：“全新的米海叔叔（Дядя Михей ）[2]哪儿也不在，只在莫斯科农产品加工企业协会！” 他们使大家不愿再请我们制作广告，也毁掉了我们工作的心情。女人的头、花朵又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在“革命俄罗斯艺术家协会”（АХРР）的支持下，人们开始在纺织品上描绘集体农庄全体庄员和游行的人群。这让一切彻底变得荒谬至极。“致我们最有才华的马雅可夫斯基，革命艺术家协会胜利留念。”这是革命俄罗斯艺术家协会在《苏联艺术》一书上的题词。这些“敌人”的胜利迎来了崩塌，而他们“有才华的”统帅——那些阿韦尔巴赫们、基谢利斯们，以及其余人不仅遭受了失败，而且被彻底逐出了生活。但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命被他们缩短了，我们不知道确切缩短了多少。或许，正是他们要为他的死亡负全责。无论如何，在这段遭受打压、批判，而那些人获得“胜利”的时期，我自己也在极大的痛苦中思考：“怎么会这样呢，我全心全意地支持苏维埃政权，怀着对它的信仰和热爱拼尽全力地工作，突然之间我们却错了。”有的时候，我也会产生自杀的念头。还怎么工作呢？像卡茨曼一样工作——不过就是毫无个性，平庸无才，阿谀奉承，又像刷油漆一样呆板地敷衍塞责罢了。怎么会这样呢：一个人为资产阶级画着大幅风景画，却在他们面前自我感觉良好；如果他画了克伦斯基的肖像，那么他现在已经是苏联首屈一指的画家了……不行，我不明白……
[2] 或指19世纪一烟草厂广告词的作者。（译者注）瓦洛佳经常出国。根据瓦尔瓦拉正在制作的旅行地图，我们发现他平均每年要旅行四次。但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不在苏联或者莫斯科。更确切地说，是完全注意不到。没有任何集会、告别或欢迎仪式，而且他还继续在报纸上发表作品，继续寄诗过来，一旦回国就立即作报告，或者朗诵新诗。他会带回整箱的杂志、目录、书籍，把它们全部都交给奥夏。在奥夏的房间里有一整个仓库。我们聚集在这个房间，观赏，争执，拟定计划。奥夏的房间有着特殊意义，应该在兴建博物馆的时候予以修复。瓦洛佳每次回来，奥夏都会变得特别兴奋，给我们展示带来的东西，又是解释又是翻译的。而瓦洛佳还是和往常一样。他什么也不讲述，什么也不展示，什么也不说。就好像他哪里也没有去过，只是昨天坐在了这里。他好像要把一切都讲给朋友们听，说着俏皮话，挖苦着别人。我想，他在家里不讲这些，正是为了避免老调重弹、失掉兴致吧。奥夏会先查看各种新品，选用一些以供出版，然后那些杂志和书籍就按专业分发了：艺术和摄影的给我，戏剧和电影的给热姆丘日内，雕塑和建筑给拉文斯基，其他人也各取所需。瓦洛佳带了很多人的专著回来送我：格罗斯、拉里昂诺夫、冈察洛夫、德劳内、“黑人们”（негры）、卢梭、毕卡比亚、皮埃尔·洛蒂、Б. 格里高利耶夫、毕加索。通过这种方式，他是唯一为出版业，也为我们带来西方文化艺术新资讯的人。因此我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所做的事也必须在马雅可夫斯基图书馆延续下去，不中断地填补空白，引进绘画、建筑、雕塑、戏剧、电影、杂技等各领域的杂志与文集。他对此感兴趣，喜爱各种艺术形式，并对它们怀着深厚的感情。如果只将他限定在诗歌领域，那就太低估他的价值了。人们可以在今天见证他对于俄罗斯造型艺术历史的意义；而对我们来说，这种意义早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不收集藏品，而是把一切都带回来送给我们。他带回的不仅是西方艺术，还有后者真实的生命、气息，包含着它们全部的不足与优势。他还带回了海报、目录、商品简介、演出布告、新奇独特的事物，以及风景、演出和建筑物的照片。显然，瓦洛佳在抵达之后会把一切讲给奥夏和莉丽娅听，随后就只在演讲的时候才会讲述。因此所有那些故事，我不是在演讲会上听来，就是从奥夏口中得知的。通常情况下，瓦洛佳的房间都是敞开的。只有在饭厅容不下那么多人的时候，来客才会坐在瓦洛佳的房间里。奥夏在房间里为《列夫》拟定计划，构思它的美术部分；饭厅里则上演着瓦洛佳和特列季亚科夫、丘扎克的争执。他们总是吵架。瓦洛佳说得激动了，提高声音，震得柜子里的餐具叮当作响。但认识特列季亚科夫的人都不会为此吃惊的。他是一个好争论的书呆子，可以把任何人都搞得筋疲力尽。和他一起工作非常困难；他的观点总是改变，但是在改变的同时，他又疯狂地固执己见。一方面，他是个左翼的过火分子，可另一方面，他又在“列夫”贯彻着最具唯美主义的右倾观点。丘扎克呢，可能是因为患病吧，像个老头一样恼火，满口怨言。而基尔萨诺夫那时还年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他喜爱瓦洛佳，也会听他说话。佩尔佐夫总是热情洋溢地对待瓦洛佳。这从他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它们满含爱意地看着他。但是佩尔佐夫就《列夫》的编辑事宜提出过很多反对意见。什克洛夫斯基自恋又神经质，像个女人似的。他总是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看着自己，只听自己说话，也只为自己而说话。等这一切过去之后，大家坐下来，通常是打麻将或者玩牌。瓦洛佳特别爱玩这些棋牌游戏。我不是棋牌爱好者，但从没见过比他更上瘾的玩家。他会开其他玩家的玩笑，通常我听到的是类似这样的话：他打牌的时候不会借钱给别人，相反，每次都向莉丽娅讨一卢布，说是图好运。如果我们（也就是奥夏、热尼亚、热姆丘日内和我）也一起玩的话，我通常会因为觉得厌烦而中途退出。这时候瓦洛佳就会恳求我和他结盟，然后钱由他出。最后如果输了的话，就算在他账上；如果赢了，就和我对半分。他一般是和科里亚、卡塔尼扬、基尔萨诺夫、廖瓦、克鲁乔内赫、列维多夫等人一起玩。我只在普希金诺学着打麻将的时候和他玩过几次。不过我晚点再说这件事。瓦尔瓦拉只打麻将，而且还在普希金诺的冠军赛上拿了奖。我写的都是琐事。但是从琐事里也能看出一个人的特点。文章来源｜Родченко А. М. Опыты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дневники, статьи, письма, записк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РАНТЪ»｜1996
这个自革命前夕就站在先锋派运动旋涡中心的新派诗人，极擅长用其动听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方式在公开场合朗读他的诗歌，搅动起一股疯狂的、未来主义的情绪。1912年，罗钦科在喀山聆听了一场如马戏般“翻天覆地的舞台景观”的未来主义演讲，留下了他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初印象。罗钦科这个原本已有左翼倾向的艺术学生，也因此成为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坚定追随者。对于罗钦科而言，马雅可夫斯基是富有魅力、却又够不诗意的诗人，是无私体贴的朋友，也是虚荣好胜的赌徒。文中，罗钦科袒露出对革命初期时光的复杂情感，他屡屡强调，尽管借回忆马雅可夫斯基牵出了左翼艺术家的无数生活、工作轨迹，但他不是颂扬也绝非要赞美那段为新艺术斗争的生活。可同时，罗钦科耿耿于人们已经有意忘记、闭口不谈“是左翼艺术家最早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事实。马雅可夫斯基恰自杀于革命时局的转向之时，他的死之复杂性，同罗钦科对革命的复杂感情一起藏匿于这篇零零散散的回忆书写中，带着罗钦科曾在少年时代有过的那般忧郁。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