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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究是革命艺术的先遣支队|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四

批评·家| 院外 2022-10-04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在其位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巷3号的公寓内饮弹自杀,他的生命戛然而止于36岁。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关于其死亡与社会革命、情感纠葛关系的猜测从未停止。这个自革命前夕就站在先锋派运动旋涡中心的新派诗人,极擅长用其动听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方式在公开场合朗读他的诗歌,搅动起一股疯狂的、未来主义的情绪。1912年,罗钦科在喀山聆听了一场如马戏般“翻天覆地的舞台景观”的未来主义演讲,留下了他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初印象。罗钦科这个原本已有左翼倾向的艺术学生,也因此成为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坚定追随者。对于罗钦科而言,马雅可夫斯基是富有魅力、却又够不诗意的诗人,是无私体贴的朋友,也是虚荣好胜的赌徒。文中,罗钦科袒露出对革命初期时光的复杂情感,他屡屡强调,尽管借回忆马雅可夫斯基牵出了左翼艺术家的无数生活、工作轨迹,但他不是颂扬也绝非要赞美那段为新艺术斗争的生活。可同时,罗钦科耿耿于人们已经有意忘记、闭口不谈“是左翼艺术家最早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事实。马雅可夫斯基恰自杀于革命时局的转向之时,他的死之复杂性,同罗钦科对革命的复杂感情一起藏匿于这篇零零散散的回忆书写中,带着罗钦科曾在少年时代有过的那般忧郁。《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一文写于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与此同时,罗钦科与斯捷潘诺娃还在筹备发行单独一期《建设中的苏联》杂志,以纪念马雅可夫斯基。本文首发于1940年第三期《接班人》杂志,但内容被大幅缩减;随后刊载于1973年第六期《在书籍的世界中》杂志;另外还曾较为完整地收录在1982年出版的《А. М. 罗钦科:文章、回忆录、自传随笔、书信》 (А. М. Родченко. Стать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письма)一书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篇回忆文章的完整版,由译者译自俄文。在此感谢译者的辛勤耕耘。


文|罗钦科   译|王虹元    责编|yy


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四|罗钦科|1940
本文6000字以内
“……我希望,
也相信:
永远也不会来
到我这儿
那可耻的审慎……” 
马雅可夫斯基 《未完成的诗》

努西诺夫:……《列夫》[1]的《上尉的女儿》在哪儿呢?《列夫》这样的散文在哪儿呢?
马雅可夫斯基:我们有“上尉的儿子”——罗钦科。
《“列夫”还是“勃列夫”》速记稿

1920年

1920年10月2日的第19届国家展上,我有57幅作品参展。展览在大德米特罗夫卡街上的“沙龙”开幕。开幕日那天,马雅可夫斯基也到场了。他径直走向我,说:“走,莉丽娅·尤里耶夫娜·布里克想认识你。”

我过去和她认识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和马雅可夫斯基打交道。

莉丽娅·布里克逛完了整场展览,然后和马雅可夫斯基一起离开了。

从那时起,我成了水醉胡同(Водопьянный переулок)与肉铺街(Мясницкая улица)交叉口那栋房子的常客,并由此结识了阿谢耶夫等人。

马雅可夫斯基从一开始就对我以“老兄”相称,而我叫他瓦洛佳;其实他只比我小两岁。
 
1923年

瓦洛佳写完长诗《关于这个》(Про это),就在水醉胡同这里第一次读给大家听。房间是蓝色的,因为有壁炉而成了五边形,另外还有一张桌子、莉丽娅·尤里耶夫娜的床和一架三角钢琴。由于来客总是很多,有些人会坐在床上,于是我做了一块牌子:“没有谁会坐在床上。”另外我还用胶合板和描图纸做了个灯罩。

莉丽奇卡[2]半躺在床上;瓦洛佳站着读诗。

到场的有А. В. 卢那察尔斯基、尼古拉·阿谢耶夫,其他人我不记得了。

瓦洛佳异常振奋地读着;莉丽娅·尤里耶夫娜听得很满意,微笑着。

朗读结束之后还有简短的讨论。安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3]发言表达了称赞。

我开始为《关于这个》准备照片拼贴。斯泰伦伯格为此给莉丽娅·尤里耶夫娜和瓦洛佳拍了照片,而我那时候还不拍照。

我是苏联第一个制作照片拼贴的人。当时使用我作品的有《电影-摄影》(Кино-фот)杂志,维尔托夫《世界的第六部分》(Шестая мира)、《电影眼睛》(Кино-глаз)及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的电影海报,《青年近卫军》、《共产主义者之友》(Спутник коммуниста)杂志等等。因此瓦洛佳希望《关于这个》也由我来制作。

我设计了封面和11幅拼贴。

同时我还开始参与志愿航空队协会(Добролет)的宣传工作,制作了一些徽章,以及“不是志愿航空队协会股东,就不是苏联公民”的标语海报。

有天晚上,我们坐在特维尔大街上一个亭子里——瓦洛佳、阿谢耶夫,还有我。他们知道那份海报是我做的,但开始嘲笑上面的诗句,说那是什么蹩脚诗人的创作。我生气了,开始指责他们从不写广告宣传,说这句诗是我写的,而且是偶然得来的,我只不过是缩短了他们提供给我的文案。那句话原本是:“不担任志愿航空队协会股东的人,就不是苏联公民。”

也不知是因为我的反应,还是马雅可夫斯基原本就打算好了,因而才会注意到海报的事,总之他很快就向我表示愿意为国营百货商场做广告:“英国烟叶”、“荷兰黄油”、“男士专区”、“女士专区”、“外来人”、“慕时钟表”(1923年)。

两人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商标是“广告设计师马雅可夫斯基-罗钦科”。
我们怀着高涨的热情工作着。

在呼捷玛斯[4]原本制作法衣与神灯的系所里,开始严肃培养未来的工程师。他们将设计生活用品……

……储蓄所、有轨电车、公共汽车的设备,街道与机构的设施……

这里不应该写我们为此所做的斗争和创建这系所的困难——那是一整个独立的故事。这个理念在今天也有它的现实意义。这些事情也正需要在现在做,而不是在当时。正是现在——建设地铁、公交、展览与日常生活设施的现在。

那时候毕业的同学们,现在已经是这些领域的工程师,工作着,并颇受重用。
下面是我和瓦洛佳合作的第一批宣传稿:
 
“不必怀疑也不必踌躇——
一切女性所需只在古姆。” [5]
 
“别墅、城市与村庄的来客,
不必在寻觅中将鞋底磨破——
你可以在古姆找到一切
物美又价廉!”
 
“最精明也最守时的你,
在古姆为自己购置
一块慕时钟表吧。”
 
这些由马雅可夫斯基写在各种小纸片上的文字,是在水醉胡同那架钢琴上完成的。

我走到位于水醉胡同的布里克家(离我很近),等着瓦洛佳站在钢琴旁边写那些字。有时候他在房间里踱步,用手打着拍子,然后再次俯身在钢琴上写作。

最后一段(我的草稿里有),马雅可夫斯基写“守时(аккуратный)”的时候只写了一个“к”,我还想了一下,可能就该这样,但是清早就收到他的字条:
“亲爱的罗钦科,‘别墅’那里没有软音符号,而‘守时’应该有两个‘к’。
请你修改。
В. 马雅可夫斯基。
我大概快十点到你那儿去。”

我给马雅可夫斯基完成了以下书目的封皮:
1. 《关于这个》——封面及11幅照片拼贴。1923年。
2. 《马雅可夫斯基微笑,大笑,嘲笑》。1923年。
3. 《列夫》。1923年。
4. 《列夫》。1924年。
5. 《你自己在天上散步吧》(Сам пройдись по небесам)。1925年。
6. 《巴黎》。1925年。
7. 《西班牙、大洋洲、哈瓦那、墨西哥、美洲》。1926年。
8. 《我的美洲大发现》。1926年。
9. 《致谢尔盖·叶赛宁》。1926年。
10. 《梅毒》。1926年。
11. 《和财务检查员谈诗》。1926年。
12. 《新列夫》。1927年(10张封面)。
13. 《新列夫》。1928年(12张封面)。
14. 《新诗》。1928年。
15. 全集,10卷本。
16. 《臭虫》。1929年。
17. 《往返》。1930年。
18. 《森严的笑》。1932年。
 

[1] 即左翼艺术战线。(译者注)
[2] 莉丽娅的小称。(译者注)
[3] 即卢那察尔斯基。(译者注)
[4] 即高等艺术与技术创作工作室。(译者注)
[5] “古姆”即国家百货商场的音译。(译者注)
《关于这个》(Про это)封面与内页|马雅可夫斯基著,斯泰伦伯格摄,罗钦科设计|1923


1924年

他面对听众毫不谦虚,态度尖锐,实事求是。和敌对者说话的时候,他猛烈抨击,不留情面。因此那些安静、谦虚、附和着嗤嗤轻笑的庸俗之辈是不喜欢他的。

他在印刷之家(Дом печати)读了长诗《列宁》。

这个俱乐部很小,舞台也很小,观众多到连大厅门口都挤满了人群……

瓦洛佳在台上走来走去,高高大大的,单是精明强干的样子就已经激怒了一个庸人:“呦,好一个叶甫盖尼·奥涅金啊!”

他在台上喝水,而且在现场闷热至极的时候,脱掉了西装外套。

这已经让庸人无法忍受了。

瓦洛佳不时提提裤子……当然了,尽管那些诗歌充满天才,但是人们没办法把这样一个“不诗意”的诗人视作诗人。

那时候我听到过很多次,说他们喜欢他的诗歌,但受不了他的演出。

我觉得我可能写了太多关于斗争一线、关于自己的事,但是我得重申,写这些可不是为了歌功颂德,而是为了呈现出时代的氛围。我们终究是革命艺术的先遣支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甚至是那些反对艺术的领域,为了新苏联艺术而进行着这场战斗。

这场斗争现在以新的形式继续进行,并将在艺术之中永远持续下去。

制作苏联广告——建立我们的新广告——的工作,当时正全速前进。

瓦洛佳在晚上伏在钢琴上写作,白天就接订单,或者交付成品。

我和呼捷玛斯的两个学生画画到早上。

这是一种投机行为——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把新广告推广到各处。

我们的设计装点着整个莫斯科……

莫斯科农产品加工企业协会的招牌……

我们所有的售货亭……

国家出版社的招牌:
“黑的、红的、金的”……
国家橡胶工业托拉斯(Резинотрест)、
国家百货商场、
《星火》杂志、
茶业管理局。[6]

我们制作了多达50种海报、一百种招牌、包装、封套、发光广告、广告立柱,以及杂志和报纸上的插图。

单是关于这几年间的工作就可以写一整本书了,而我正有此意,如果顺利的话。
 
晚上,瓦洛佳自己也会画一些广告图和海报。

这是他写的一张便条:
“罗钦科。带上绘图工具,现在就到我这儿来,马上。
                                          В. 马雅可夫斯基
(别看布里克家门上那张便签。)”
 
你到了就会发现,原来他是想写点东西或者画点什么。他不喜欢画草图、量尺寸。

他喜欢手工完成一切。全部内容都用铅笔直接画出来,没有涂改,接着再用墨水描一遍边,之后就可以上色了。

可以看出,他做得很轻松,工作起来也很开心。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放松,让他变得亲切又温和。

因为制作照片拼贴,我也搞起了摄影——经常需要翻拍照片,放大,缩小……我给自己买了两台相机:一台是配有达戈尔镜头的13x18画幅三倍变焦相机,用来翻拍复制品;另一台则是柯达袖珍式口袋相机。我没有照片放大机,所以去商店的时候总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我在特维尔大街上的一家商店发现了合适的放大机,赶去交钱发现自己只有180卢布,实际却需要210卢。我心急火燎地付了180卢,表示马上就把剩下的钱拿来。

从商店跑出来之后,我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想,该找谁借钱呢?找布里克夫妇?找瓦洛佳?

但是他们晚上才会在家……我就这样沉思着走在库兹涅茨克大街上……

突然在我正前方……“你怎么了,老兄?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瓦洛佳……

我没有马上跟他解释,只说:“我需要三十卢布!”

瓦洛佳给了我钱,我转身飞快地往回跑。

我回到商店,付了钱,扛着那盏灯[7]回家去,途中在各家商店窗台上休息。

我悲伤地想:“真是个白痴,没跟瓦洛佳多借点钱,坐车用……”

终于把机器拖上了八层楼——迎接我的是惊惶不安的瓦尔瓦拉……

原来是瓦洛佳打电话给她问我怎么了,说他碰到我一副丧气模样,还说我问他借了三十卢布,拿了钱二话不说就不知道跑去哪儿了……

这件事挺小的,但我记得……他对朋友的态度是很体贴,很细心的。

这种态度和其他的诗人、同事、战友都不一样。那些人随着马雅可夫斯基的去世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那些人有着和我不同的道路,结交的朋友也是另一种。

这在瓦洛佳身上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他目睹并观察一切。在他眼中,所有人都是有趣的。他不会闭塞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他身边总是有很多人,而且人数只增不减。

工作中的他也是一样,无论在哪儿——机关、出版社、编辑部——都会敦促大家工作。他觉得,在他工作的地方,《列夫》的所有成员就应该一起工作。他从不会背离我们的志趣。我们可以争论指责,但还是会在一起工作。他知道,那些封皮不能让切霍宁(Чехонин)或是米特罗欣(Митрохин)来做。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邀请那些出色的艺术家——拉文斯基、斯捷潘诺娃、波波娃、维斯宁……应该让阿谢耶夫来写这些东西,他会做得很好的……”

交付成果通常由他一个人完成,我只有两次和他一起。这首先是因为他有能力接收和交付订单;其次是因为我没时间,我的工作很费力气。

我想起他把海报拿给茶业管理局的那次。海报中有一张被“卡住”了,也就是说受到了质疑。有人说:“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辫子?”海报上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正面像:他双手上举,正将几个茶盒从一只手抛向另一只,同时向上看着空中的茶盒,好像在杂耍。

瓦洛佳答道:“有辫子的,但是在后面。如果让他转个身,就能看到辫子了。”
另一个人问:“那为什么茶盒可以悬浮在空中?这不现实……”

瓦洛佳答:“喏,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都是变戏法的……”

他们接受了那张海报。
 

[6] Чаеуправление,国家茶业托拉斯。(译者注)
[7] 指照片放大机。(译者注)
马雅可夫斯基与梅耶荷德、肖斯塔科维奇、罗钦科排练《臭虫》|约1927
1924年

1924年,我第一次给马雅可夫斯基拍了六张照片。那是他最好的肖像照之一,很受欢迎。

晚上,我在布里克家。瓦洛佳和米哈伊尔·列维多夫,还有谁来着,我不记得了,几个人在打麻将。牌桌上气氛热烈极了,因为瓦洛佳手气特别好。

已经很晚了,列维多夫输掉了所有钱。但是他为了扳回一局,就用自来水笔充当赌注,我忘记是多少钱的注了……

瓦洛佳赢了,于是把那支笔放进了裤子侧兜里。

大家又玩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多久,不过很快就结束了。

列维多夫开始讨要那支笔,推托说笔是生产工具,至于欠下的钱,他明天会还的。瓦洛佳当时很高兴,因为赢了麻将而自豪得要命,答了句“不行”。他表示自己也会在明天归还那支笔,还说:“你倒是不要拿生产工具来下注啊。在你还钱之前,我要把它当战利品揣着。”

列维多夫委屈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马雅可夫斯基直接从水醉胡同到我这儿来,我就在基洛夫街上的工作室里给他拍了六张照:
1. 叼着卷烟的半身照。
2. 戴着帽子的及膝照(1937年曾在全苏摄影展上展出)。
3. 戴着帽子的全身照,可见双手(没有冲印)。
4. 头部正面照。
5. 及膝的坐姿照。
6. 站立的全身照。

这些照片全都是由9*12画幅、贝利托(Берито)F/6.3镜头的相机拍摄的,用的是苏联的感光板。其中第一张的印数尤其多,不仅在国内,还在国外参加展出。

普希金诺。

1924年第一次造访马雅可夫斯基位于普希金诺的别墅时,我带了一台名叫特纳斯(Тенакс)的小画幅(6.5*9)感光板相机,搭配4.5的镜头。

那天是星期日。我和瓦尔瓦拉中午十二点左右到达,现场已经有大概三十个人了。桌子上摆着茶和其他东西。

一些人在玩击木游戏(городки),其中就有瓦洛佳。他是用左手挥打的。

阳台上也是人,房间里、花园里,到处都是人。

这么多人全部坐下来吃饭。吃冰淇淋的时候,瓦洛佳出去了;我也去看了看花园,拍了点照片,然后看到后门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卖冰淇淋的人,正取出几份冰淇淋往地上放。原来是“小家畜”[8]很喜欢吃冰淇淋,所以瓦洛佳要来看看,确保卖冰淇淋的人不会缺斤短两,足量提供专为“小家畜”订购的冰淇淋。

瓦洛佳站在那里,出奇温柔地看着“小家畜”吃冰淇淋,舔嘴唇。

瓦洛佳微笑着问:“怎么,还想要?”

我决定把他和“小家畜”在一起的样子拍下来。他把狗抱在手上,我就在花园给他们拍了照。一共拍了两张。瓦洛佳始终温柔地笑着,而这笑容只与“小家畜”有关。

后来瓦洛佳准备去柏林,我们在水醉胡同的布里克家收拾东西。布里克夫妇不在。他们大概已经在柏林了。

我作为摄影新手,带了那台9*12的万用设备——配有6.3贝利托镜头的感光板相机。

当然,我给大家安排好了位置:马雅可夫斯基、拉文斯基、格林克鲁格、什克洛夫斯基、列维多夫、阿谢耶夫、列文、科利佐夫。我把椅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在烟灰缸里放了镁。我熄了灯,目光聚焦到火柴。所有人都坐在黑暗中。我点燃镁条,然后站到马雅可夫斯基身边。镁条燃烧的时候,瓦洛佳说:“你不会把屋子烧了吧?”只听一声巨响,照片拍好了。

整个房间都是乌烟瘴气,大家打开窗户……


[8] 诗人的爱犬。(译者注)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Родченко А. М. Опыты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дневники, статьи, письма, записк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РАНТЪ»|1996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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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生产
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支离破碎的。那么该如何设想一种革命后的新的艺术文化呢?作者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新时代的艺术家进入工厂,重新掌握生产的技术和过程,进而介入到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之中,通过“生活建造”来弥合物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缝。在解放物的同时,也解放了人。由此,精神与实在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重新回归和谐的状态。
架上绘画 | 一 | 新的生产关系结束了“社会日常”领域的艺术创造。不和谐、无定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组织的生活正在成为主导。
架上绘画 | 二 |  从机器资本主义时代开始,欧洲绘画的不断进步一直伴随着从架上绘画的边界向着壁画突破的不断尝试……
资本主义与艺术工业 | 一 | 艺术需要自由、独立的劳动作为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制度要么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要么将自由创造从“生活建造”的过程里剔除出去。
资本主义与艺术工业 | 二 | 艺术品……作为物被杀死,变成了赤裸的视觉形式。后来,我们看到专门的艺术品博物馆的出现:艺术品最终脱离了日常生活领域而不复存在。
资本主义与艺术工业 | 三 | 必须在审美趣味立法者和艺术家之间进行一场革命。必须承担起社会乃至日常生活普遍集体化的任务。这都是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的。
资本主义与艺术工业 | 四 | 每当新技术离开价格目录和展览的领域并献身于现实必要的建筑时,它不可避免地成为金融投机的对象,首先要求利润最大化,而资本主义社会准备为此牺牲一切,包括技术原则和日常生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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