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景观社会评注》的旁注｜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选读｜下

出版于1996年的《无目的的手段》一书，收录了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以“笔记”体成文的政治学思考，也是他最集中的政治学表述。书中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成书时段，关于欧洲以及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正如中文版译者赵文老师在译后记所述，这些“时政”既是他行文的背景，也构成了阿甘本思考“即临的政治”的一种事件性中介。在这篇文章中，阿甘本提出景观-民主国家的概念，认为其是一个整体化了的景观国家，是国家形式发展的最后阶段。语言统治了景观时代，异化的语言将各个民族国家从自身的语言中连根拔起，语言本身成为了瓦解拆分其他社会形态的利刃。把所有以往的社会身份消解了的景观社会内部生产出了大规模的不以社会身份和隶属关系为显征的独一无二的个体，对此，阿甘本最后作了一个预言：即临的政治将不再是新旧社会主体为了夺取或控制国家的斗争，而将是国家与非国家（人）之间展开的斗争，也就是说，将是任意独一无二的个体与国家组织之间不可调和的分离。这篇文章摘自《无目的的手段》中译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感谢译者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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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吉奥乔·阿甘本    译｜赵文    责编｜钱塘祠炒板栗的莫师傅

The Naked City ｜Guy Debord｜1957

关于《景观社会评注》的旁注｜无目的的手段｜1990｜下

本文4500字以内｜接上期

奥斯维辛/蒂米什瓦拉

德波的著作最令人不安的方面或许在于这一事实，即历史发展似乎无情地证明了这些著作的分析。《景观社会》发表之后20年，《评注》（1988）标明了前一本书所做出的各种诊断及预言的精确性。同时，历史进程步调一致地向同一个方向加速：《评注》出版仅两年后，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世界政治不过就是对此书所包含的剧本做出的仓促而拙劣的搬演。集中景观（东方人的民主）和分散景观（西方民主）在实质上合成了一种整体化了的景观，这种统一——它构成了《评注》的中心论点之一——一度在许多人看来是个悖论，而如今却成了再平常不过的明证。把世界一分为二的坚不可摧的墙壁和铁幕仅在几天内就被彻底摧毁。东方政府听任列宁主义党垮台，以便那种整体化了的景观能够在他们国家内完全实现。出于同样的道理，西方政府一段时间以来也以多数票决的选举机制及舆论的媒体控制（这二者都是在现代极权主义国家中发展起来的）的名义放弃了权力平衡并取消了思想与交流的真正自由。

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代表了这个进程的极点，我们理应将之命名为世界政治的新转向。因为那里的秘密警察早已密谋反抗自己以便推翻集中化景观体制，同时电视赤裸裸地并且连适度伪饰都没有地展示着媒体的真正政治功能。电视和秘密警察因而都成功地做到了甚至纳粹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在一桩恐怖事件当中，将奥斯维辛同国会纵火案带到一起。为了在摄像机前对能使新政权合法化的种族灭绝加以拟像，刚被埋葬或安放在太平间台子上的尸体又被匆忙掘出并遭到折磨，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1]。全世界通过电视直播看到并真的信以为真的东西，实际上是绝对的非真实；并且，尽管这种伪造有时看起来非常明显，但却仍旧被世界媒体体系合法化，为的是使这一点得到彰显：如今，真实无非就是虚假的必然运动内部的一个时刻。由此，真与假便也相互难解难分，而景观只有通过景观才能使自身得到合法化。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蒂米什瓦拉是景观时代的奥斯维辛：有人说奥斯维辛之后像此前那样写作与思考已告不可能，同理，蒂米什瓦拉之后，以之前的方式看电视也将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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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涉及致使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的“蒂米什瓦拉事件”当中西方媒体的作用。1989年12月，法国几乎所有媒体都大量报道在蒂米什瓦拉发现大屠杀现场的消息，并配以图像，其中有母亲被剖腹并与婴儿死在一起的照片。这些新闻和照片被自由欧洲电台等传播到罗马尼亚全国各地，罗民众群情激愤，愤而起来反对当局。法国《解放报》的一篇文章后来透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原来这个大屠杀现场是伪造的，照片上尸陈遍地的惨状是由从公墓挖出的19具自然死亡者的尸体摆布而成。“母亲与婴儿”照片是把一个出生两个月后病死的婴儿同一位与她毫不相干的、早一个月前因酒精中毒死亡的妇女放在一起构成的。文章还援引法国一位记者的话说，尽管明知报道不真实还是传播了，这是“为了让革命成功”。——中译者注

 蒂米什瓦拉示威活动 | 1989

舍金纳

在景观彻底胜利的时代，思想对德波今日遗产进行收集如何可能呢？毕竟，显而易见的是，景观归根到底即语言，即人的交流性和语言存在。这就是说，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应该考虑到如下事实：资本主义（或只要乐意，我们可以用其他任何名称称呼这种统治今日世界历史的过程）的目标不仅是征用生产活动，而且并且首先是对人类语言本身、对人类语言本性和交流本性、对赫拉克利特在其中认出共性的逻各斯的异化。对共性的这种征用，其极端形式便是景观，换言之，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这种政治。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景观中所遭遇的乃是被颠倒了的我们的真正的语言本性。出于这一原因（由于被征用的乃是一种公共利益的可能性本身），景观的暴力才如此具有破坏性；但出于同一种原因，景观仍然包含了某种类似积极可能性的东西——对这种反抗自身的可能性加以利用，也就是我们的任务。

与这种境况相似的，莫过于犹太教喀巴拉主义者所说的“舍金纳的孤立”[2]的那种罪恶了，据他们所言，这种罪恶起于亚赫——他是编入《塔木德》的著名的《哈加达》[3]所载四位进入果园（Pardes,隐喻至高知识）的拉比之一。故事是这样讲的：“进入天堂的有本·阿祖伊、本·佐玛、亚赫和拉比亚其巴……本·阿祖伊看了一眼死了……本·佐玛看到后疯了……亚赫砍断树枝。拉比亚其巴全身而出。”

舍金纳是神的十次塞菲洛[4]或属性的最末一个，它表现了神的自我显现，表现了神在大地上的展现和逗留，展现了祂的“言”。亚赫“砍掉树枝”被喀巴拉派等同于亚当之罪，但亚赫没有全部凝视塞菲洛，而是仅着眼于最后一次，并将之与其他的塞菲洛相分离——进而使知识之树从生命之树分离出来。与亚当类似，亚赫将知识变为他自己的命运和他自己特有的权力，因而同样也代表了人类，由此亚赫将知识与世界——此二者无非就是上帝显现（舍金纳）最完整的形式——从祂借以显示自身的其他塞菲洛那里分离出来。但这里潜藏的危险是：言——即使某物由隐而显并使之得到揭示——也许将变得与它所揭示之物相分离并以获得某种自治的连贯性而告终。被揭示和被呈现的——因而也是共有的和可分享的——东西变得与所揭示之物相分离而居于后者与人类之间。在这种流放的状况下，舍金纳便失去了其积极权力而变得有害（喀巴拉派说，它“吮吸着邪恶的乳汁”）。

舍金纳的孤立因而表现了我们的时代境况。在旧制度下，人类的交流本质的远逝证明自身是一个充当共有基础的前提，与此成为对照的是，在景观社会中，这种交流性、这种类的本质（即作为Gattungswesen[5]的语言）则正在被孤立于一个自治的领域之中。妨害了交流的正是交流性本身；人类因使他们得到整合的东西而保持分离。记者和媒体权威（以及私人领域的精神分析师）一道构成了人类语言本性的这种异化的新教士团。

在景观社会里，舍金纳的孤立实际上已进入其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语言不仅使自身构成一个自治领域，而且根本不再揭示任何事物——或更准确地说，它只揭示一切事物之无。在语言当中，存在着上帝之无、世界之无、被揭示者之无：但是，在这种极端虚无化的去蔽之中，语言（人的语言本性）仍再次保持隐蔽和分离，借此最后一次要求将某个历史时代和某种状态据为己有的那种权力——那种不言而喻的权力。它要据为己有的正是景观时代，或者说，是完全实现了的虚无主义状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奠立在一个假定基础之上的权力现在在这个星球上到处游荡：大地上的各个王国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接受作为国家形式之实现的景观-民主制度。除经济必然性和技术发展之外，将大地上的诸国推向一个独一命运的，更其是语言本性的异化，这种异化将所有民族从他们实际栖居的语言中连根拔起。然而也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这样一个时代，人类对其自身语言本质的体验在这个时代里才第一次成了可能，也就是说，人类在这个时代里首次能做到体验的不是语言内容或某些真命题，而是语言本身和作为事实的言说本身。当代政治学就是这种摧毁式的experimentum linguae[6]，这场实验使这个星球上的一切传统与信仰、意识形态与宗教、身份与共同体全部发生错位并被掏空。

只有能将这场实验进行到底的那些人，只有在景观当中不允许揭示本身再被其揭示出的虚无所遮蔽的那些人，只有将语言本身交还给语言的那些人，才能成为既无预设也无国家的那种共同体中的第一批公民。在这个共同体中，使共有之物化为零、支配共有之物的那种力将得到平复，而舍金纳也将不再吮吸因它自身的孤立而生成的邪恶乳汁。就像《塔木德》中《哈加达》中所载的那位拉比亚吉巴那样，这个共同体的居民们将进入语言的天国并能够全身而出。

在《评注》带来的曙光照耀之下，世界政治在我们面前搭建起来的舞台设计看上去像什么呢？整体化了的景观中的国家（或者说，景观-民主国家）是国家形式发展的最后阶段——君主国和共和国、僭政国家和民主国家、种族主义体制国家和进步体制国家全部以之为归宿的一个毁灭性阶段。尽管这场全球性运动看上去把民族身份交还给了生命，但实际上却体现了某种超民族的警察国家的形成趋势，在这种国家内，国际法的准则暗地里被逐个取消。许多年来已经没有了正式宣战的战争（这一点确证了卡尔·施米特的预言，他曾说我们时代里所有战争都将成为内战），不仅如此，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直接入侵如今也能以国内司法行动的面目出现。在这些情况下，特务机构——这种机构从来习惯于以漠视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方式行动——成了实际政治组织和实际政治行动的真正模型。在我们的世纪里，破天荒地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分别由两个直接出身于特务机关的人领导：布什（CIA前首脑）和戈尔巴乔夫（安德罗波夫的人）[7]；他们在自己手上集中的权力越多，所有这一切就会在景观的这一新进程当中被当作民主的胜利而得到越多的赞扬。所有这些毕竟都是表象，以这种方式出现的景观-民主的世界组织实际上有着成为迄今为止出现于人类历史上的最坏一种暴政的危险，对这种暴政进行抵抗或抱有异议都将在实践上变得愈加困难——更有甚者，有一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即这种组织将做出对人类在不可居住的世界上的继续生存进行管理的姿态。然而，景观试图对自身作为第一推动力而开启的这个进程保持控制的努力是否一定能成功，我们还无法确定。景观国家毕竟仍是这样的国家，它并不是将自身建基于国家应作为其表达的社会纽带之上（如巴迪乌向我们表明的那样），而毋宁说是建基于国家所应防止的社会纽带的瓦解之上。归根到底，国家能承认所有身份主张——即便是来自该国内部的某种要求国家身份的主张（而在我们时代，国家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史对这一点提供了雄辩的证明）。而独一无二的个体构成一个无身份要求的共同体，人们在代表性的隶属关系（意大利人、工人阶级、天主教徒、恐怖主义者）之外形成共属关系，则是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而景观国家——在其使所有真正的身份被掏空并化为零的范围内，在其用公众和舆论替代了人民和普遍意志的范围内——毕竟恰好构成了这样一种境况：它从自身内部大规模地生产出了不再以任何社会身份或真正的隶属条件为特征的独一无二个体：这些独一无二的个体是实实在在的任意独一无二个体。显然，景观社会也是所有社会身份都告瓦解、代表了大地上世世代代人类的荣耀与贫困的所有事物迄今所具有的意义都告烟消云散的一个社会。全世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构成了马克思所规划的无阶级社会方案的戏仿性实现，而曾一度标志着普遍历史悲喜剧的那些不同身份如今通过全世界小资产阶级而得到展示和聚拢，不过却空无如同幻影。

由于这一原因——如果允许我在这里做出一个大胆的预言的话——即临的政治将不再是新旧社会主体为了夺取或控制国家的斗争，而将是国家与非国家（人）之间展开的斗争，也就是说，将是任意独一无二的个体与国家组织之间不可调和的分离。

社会反对国家的要求与此没有丝毫关系，尽管那种要求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时代抗议运动共有的诉求。任意独一无二的个体不可能组成景观社会中的一个societas[8]，因为他们并无任何可资证明的身份，也无可借以寻求承认的社会纽带。因而，对抗国家的斗争更加残酷，因为这种国家不仅让所有真实内容化为零，而且——除了就生命的神圣性和人权做出空洞的断言之外——还将会把所有彻底缺乏可被代表的身份的存在宣布为纯粹的非存在。

民主和自由等观念太普泛了，以至于无法形成斗争的真正目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家采取的暴力回应才看上去更不可解释。国家发现自己面对着这样一种事物，它不可能也不愿意被代表，却又毕竟呈现为一个共同体、一种共有的生命。国家决不会容忍的威胁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可被代表者就要出现，就要形成既无预设也无隶属条件的一个共同体（就像合唱指挥者所面对的不一致的多样性）。任意独一无二的个体——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体渴望占有其自己的在语言之中在（essere-nel-linguaggio），也渴望占有自我隶属——是即临的政治中心的、非主体式的、群而不同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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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舍金纳为希伯来语“Shekinah”的音译，其原意为“居留”，寓指“上帝之荣耀存留大地”，也指上帝以具体形象或人格形象的显现。12世纪以后出现的犹太神秘主义喀巴拉派认为，原罪之后，创世的和谐让位于倾轧，世界变为无序，自那以后，舍金纳不再直接向全部宇宙普及其慈善的存在，而是出于流放之中，只能在孤立的个人、共同体或特殊形式中显现，此即“舍金纳的孤立”。——中译者注

3.《哈加达》是一部内容广泛的古犹太文学集，未收入《圣经》，而被编入《塔木德》。“哈加达”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原意即为“宣讲”，《哈加达》所收主要是阐述《旧约》奥义的童话，箴言、传说，故事、神话、寓言等。——中译者注

4.塞菲洛（Sefirot），据早期犹太教神秘主义著作《创世之书》，指上帝的显现或流溢，这十次塞菲洛是宇宙的起源。——中译者注

5.德语：“类本质”。——中译者注

6.拉丁语：“语言实验”。——中译者注

7.乔治·布什曾于1976—1977年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前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于1982年当选苏共总书记。1967—1982年，安德罗波夫曾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是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位领导人之一——另一位是贝利亚。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戈尔巴乔夫曾支持安德罗波夫成为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而安德罗波夫本人生前曾有明确意象使戈尔巴乔夫接班。——中译者注

8. 拉丁语：“团体、社会”。——中译者注

Deurenlabyrinth | Constant Anton Nieuwenhuys | 1974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无目的的手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

目录｜

序言

本书所收的每一篇文本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特定的政治难题。如果说今日政治看上去正经历着一个被延长了的黯淡期并且出现于相对宗教、经济甚至法律的较次要地位之上的话，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恰恰是，政治已然丧失了对自身存在论位置的把握，并在相同程度上未能正视逐渐掏空了它的范畴和概念的那些改造。所以，下面的章节将在通常不被视为政治的或仅被视为边缘政治的经验与现象中探寻真正政治的范式，这些经验与现象涉及:人类的自然生命（一度被排除在政治正式领域之外并按照福柯的生命政治分析来说至今尚未还其城邦中心之义的zoē）；例外状态（被证明构成了法律体系本身基础结构的法律统治之暂时悬置）；集中营（不仅是公私之间模糊化的一个地带，而且也是我们生活的政治空间的隐蔽母胚）；难民—以前被视为边缘形象，现今却因其能打破人与公民之间的纽结而逐渐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语言——其过度生长和征用规定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景观-民主社会的政治；还有被定位为政治的真正领域的姿态或纯手段所构成的领域（也就是说，从与某个目的的相对性中解放了自身而又仍保持为手段的那些手段所构成的领域）。

所有这些文本通过不同方式并根据自身的问世背景而指向各种探究，这些探究至今仍然是开放的。有时它们触及了那些探究的核心，而有时则只是提出一些断片和碎片。（这类探究的最初成果是那部以《牲人》[Homo Sacer］为题的专著。）这样，这些文本注定只有在全部工作的视域之内，也就是说，只有在通过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nuda vita）之间关系的视角对我们政治传统中全部范畴的重思之中，才能获得它们的真正意义。

第一部分

形式生命

人权之外

什么事人民？

什么是收容所？

第二部分

关于姿态的笔记

语言与人民

关于《景观社会评注》的旁注

面孔

第三部分

主权警察

政治学笔记

在这次流亡中（意大利日记，1992—1994）

译后记

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的《无目的的手段》这部书篇幅虽小，却对译者来说是一项挑战。尽管不像他的《剩余的时间—解读ㄑ罗马书》那样涉及大量的古希腊语、古代普罗旺斯语知识及古典解经学知识，《无目的的手段》一书毕竟仍涉及许多重要的欧洲语种，对译者来说构成了第一重挑战。《无目的的手段》作为阿甘本政治学的最集中的表述，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欧洲的及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比如巴以冲突、海湾战争和意大利“贿赂之国”事件等等，这些“时政”都构成了阿甘本思考“即临的政治”的一种事件性中介，在他行文的过程中也构成了一种背景，甚至如果不离开其文本去回顾这些事件的历史及其在欧洲政治史中的脉络的话，几乎就无法准确地译出阿甘本行文的意涵，这对译者来说又构成了第二重挑战。由于作为“笔记”—实际上，阿甘本迄今为止发表的所有著作都是作为“手段”的笔记的《无目的的手段》并不像学院传统意义上的“著作”那样恪守学术文献征引的格式，作者往往从其阅读经验的记忆库中信手引用各类著作家的文本段落和话语片段，只以引文形式征引，并不以注脚说明出处，译者考虑到这些引文不仅是阿甘本“信手”拈来论证其论点的“材料”，而更应该说，这些引文、话语及相关的思想材料是阿甘本借以展开其思想的“中介”，是其思想完成运动过程的基本介质，因此对译者来说有必要尽可能去查对并标出其来源，这又构成了第三重挑战。

相关推送｜

关于姿态的笔记｜无目的的手段｜1992

阿甘本在1991年写了《科莫雷尔，或论姿势（gesto）》，又于次年写了《关于姿态的笔记》。两个文本互为渗透，甚至有重合段落，就两篇文章的共性而言，阿甘本非常强调gesto的中介性，或者说，阿甘本对中介性的重视使他看到了居于gesto中的视觉隐喻和潜能——打破了“手段-目的”非此即彼的二分，“姿态是对中介性的展示:它是使手段变得可见的过程。它将使人类的在中间物之中在（l’essere-in-un-medo）得以呈现出来，并进而使得伦理之维向他们开放。”（1992）。姿态的哲学构成了阿甘本的哲学撰述的一个主要旋律，他对“姿态”问题的表述则内在于20世纪的现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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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人民｜无目的的手段｜1995

本期推送的《语言与人民》以吉普赛人的语言如何被重塑再进入欧洲为例，辨析语言与人民的关系。在阿甘本看来“我们全部的政治文化都建立在人民与语言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之上”，语言界定了“人”之为“民”的政治身份，尚未被规驯的“黑话”则游离于语言/权力的边缘。“我们的任务既不可能是把这些黑话建构成语法，也不可能是将人民再编码为各种国家身份。相反，只有时时处处打断语言、语法、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纽结，思想和实践才能胜任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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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译《景观社会》之完美分离｜纪念德波

这一章由34段格言体短文组成，这种表演性的写作，正是德波行动与思想的高度融合。在德波所觉察和预见的社会，文化工业已经高度发达，景观生产的逻辑渗透到资本主义运作的方方面面，“占有”的终极形式不是对具体物的占有，也不再是对一般等价物的占有，而是“显现”。当资本积累到顶点以至于转变为影像，景观也就成了资本。在这样的体系中，貌似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艺术与文化生活——因其纯粹的展示价值——成为景观运作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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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伊·德波评传与情境主义国际｜《景观社会》导读｜2012

与其说是这是对《景观社会》的导读，不如说是基于德波文本的一个评传，就像我们可以从他的理论中读到的那样：过一辈子，最重要的是去成为一种历史存在……真的是缺了我一个，这历史就变得不对劲了。这个评传试图掰开他的文本的细处，将那些象他自己”创作“的电影的碎片，放到当代的情景和情愫里放大着理解。在第一部分中，讲者认为德波所说的“情境”，是通过集体地去组织一个联合的场景和通过对各种事件的游戏来具体地、刻意地构造的瞬间。这是一个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冷漠点，在其中，生活和艺术都同时经受一个决断式的转变。因为资本主义通过“具体地和刻意地”组织各种环境和事件，来使生活失去潜能，而这一剥夺的最极端形式就是景观，换言之，景观就是我们正生活其中的政治。正因此，景观对我们才有如此的毁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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