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礼·古德堡:达达|三
1916年2月5日,在苏黎世的一间小酒吧里,一场夜间演出拉开帷幕,城中的波希米亚艺术家、诗人、作家和演员们纷至沓来,他们唱歌、跳舞、朗诵、表演戏剧,在小小的舞台上演绎着生活与无常。这是当时风靡德国各城的夜间娱乐活动——卡巴莱剧场,它也作为达达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与先锋场所,完成了其初期的聚集任务:借由古怪的戏剧、讽刺小品与充满噪音和动荡的诗朗诵,完成对陈规和庸常的破坏与挑衅,以期冲破“一个有趣的事情与小道消息横飞的新时代”,为参与者和观者提供真实且未知的感受空间。正像开办者巴尔曾相信的那样,通过剧场联合所有艺术媒介和力量,努力消解自身和曾经坚实而稳定的文化的最后遗存,来实现社会的重建。由此催生的达达主义,则将这份抗争和颠覆推向高潮。而短短一年后,巴尔最终离开苏黎世和卡巴莱中颠覆的表演,前往阿尔卑斯山,过起与世隔绝的生活。达达主义者们在经历疯狂的集会,到创立自己的杂志,在文学与艺术创作的尝试中发声和呼吁,再落回画廊举办公开的展览项目,征途从纯粹的自发冲动与不计代价的撕扯,转变为更有组织的、甚至更有说教与流通意味的社会公开活动,达达主义者们在无节制地表达和敞开中,开始向公众抛出求和的橄榄枝,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信仰。其实,当时社会公众对艺术表达的态度与其说是宽容地接受,不如称之为被动地容忍,达达的无限开拓仿佛于他们而言是一场盛大的表演,被允诺着自由发展,也被无动于衷地隔岸观火;同时,达达主义者虽然一直宣称压抑的社会秩序和备受推崇的理性逻辑致使社会腐朽,却仍旧需要回到这个被自己厌恶的现实世界,以壮大自身:矛盾的心理和异轨的大众,使得轰轰烈烈的达达主义活动逐渐分崩离析,几乎以一种自我毁灭的姿态冲击世界,而后告终。1919年4月,依旧在苏黎世的最后一次达达晚会,令人百感交集。查拉坚信,这场演出的告别是达达的最终胜利,因为它引起观众的激烈反应,使其忘记顶尖教育的偏见,“见证了‘新时代’的骚动”。而回忆起达达诸多壮烈疯狂的举动,我们需要意识到破坏的目的在于重建,对于永不满足的达达主义者而言,永远带刺是为了保护什么呢?
文|Roselee Goldberg 译|李诗妤 校译|Simu 责编|619
罗斯礼·古德堡:达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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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Dada]
查拉还有其他问题。他一直在为一本期刊发愁,并对伏尔泰卡巴莱的事务有了更宏伟的计划;他看到了它的潜力——作为一场运动,一份杂志,一种冲击巴黎的手段。另一方面,性格安静内向的阿尔普,则始终徘徊在卡巴莱外围。“阿尔普从未表演过,”胡森贝克回忆道,“他从来不需要吵闹,但他的个性却有如此强烈的影响,从一开始,如果没有他,达达就不可能。他是风中的精灵,是燃烧的灌木丛中形成的力量。他那细嫩的皮肤、细长的骨骼、细碎的步都显示出他可怕的敏锐。阿尔普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将自己禁锢于艺术中的能力。”[1]
卡巴莱之夜还在继续,他们开始寻找一种特别的形式,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保持了一种姿态。巴尔解释说:“在这里说和唱的每个字都至少说明了一件事:这个耻辱的时代并没有成功赢得我们的尊重。有什么是值得尊敬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呢?它的大炮吗?我们的大鼓淹没了它们。它的理想主义吗?长期以来,它都是大公众和学术刊物中的笑柄。无尽的屠杀和自相残杀吗?我们无意识的愚蠢和对幻觉的热忱会摧毁它们的。”
1916年4月,有人计划建立一个“伏尔泰社会”[Voltaire Society]并举办一个国际展览,晚会的收益将用于出版一本文集。查拉尤其想要这本文集,巴尔和胡森贝克却表示反对。他们反对“组织”——“人们已经受够了。”胡森贝克争道。他和巴尔都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把一个突发奇想变成一所艺术学校”,但查拉坚持不懈。就是此时,巴尔和胡森贝克翻德法字典为歌手勒罗伊夫人[Madamele Roy]撰了一个名字:“‘达达’,它在罗马尼亚语中意为‘是的,是的’,在法语中意为‘摇摆马’和‘玩具马’。”“对德国人来说,”巴尔说,“这指的是愚蠢的天真、对生育的喜悦和对婴儿车的关注。”[2]
1916年6月18日,巴尔写道:“我们已经把这个词的可塑性推到了一个极点,几乎没有能与它画等号的词。我们以牺牲合理的、有逻辑结构的句子为代价实现了这一点,同时也放弃了纪实作品……”他列举了两个使这种想法成为可能的因素:“首先是时代的特殊环境不允许真正的人才休息或变得成熟,让他们的能力能够应对考验。其次是我们团体强有力的能量……”。他承认,他们的起点是马里内蒂,马里内蒂的“自由的语词”将词语从句子框架(世界图像)中提取出来,“用光和空气滋养贫瘠的大城市词汇,将温暖、情感和最初无忧无虑的自由重新还给它们”。
几个月来卡巴莱的喧闹开始惊动店主埃弗拉伊姆。“那个人告诉我们,我们要么提供更好的娱乐,吸引更多的观众,要么关闭卡巴莱。”胡森贝克写道。对于这一最后通牒,不同达达主义者的反应各有特点:巴尔“准备关门大吉”,而查拉、胡森贝克则讽刺他“专注于他与罗马和巴黎的通信,继续用世界上的概念来玩国际间的智力游戏”。阿尔普一如既往地有所保留,“阿尔普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的计划很明确,他想革新艺术,摒弃具象的(objective)绘画和雕塑。”仅仅五个月,伏尔泰卡巴莱就关门了。[3]
[1]【批】到伏尔泰卡巴莱的中后期,查拉实际上已成为了领导人,而巴尔由于关注点与理想的分歧开始逐渐淡出领导圈。查拉是达达主义发起人中迷恋卡巴莱疯狂表演的一位,却也是其中最坚持,最有远大想法的一位,在这个结点,他已不再满足于几个人的狂欢,而是希望将其变成可以撼动欧洲乃至直接的一场风暴。在查拉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黎世达达发展过程中疯狂与理性的内在抗争。而阿尔普则是比巴尔更为纯粹的存在,阿尔普的目的是明确的,他希望颠覆传统艺术,除此之外的一切他并不过多关心,他对伏尔泰卡巴莱的靠拢,对达达的参与,是因为他们的共同理想是打破当下,颠覆过去。他坚定地在其中自我实践,至于其他人的摇摆不定、查拉的远大理想与达达的未来,他似乎更偏向于置身事外。这种参与者之间理想的共性与个性以及日益锐化的分歧,都是潜伏在达达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只要它们一爆炸,达达就会灰飞烟灭。
[2]【批】发展至此,这群伏尔泰卡巴莱的聚集者才最终有了自己的名字。关于“达达”一词的由来,至今都是众说纷纭,但它又恰好能够很好的反映出达达主义者的思想,正是这种无厘头,为达达主义者提供了没有束缚的发挥空间。达达就像一张白纸,可以被任何人赋予新的意义,这也是达达主义者一再强调婴儿的目的,新生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自我,是尚未被注入任何观念与规则的自由个体,是天真的。在达达宣言中,“达达是世界的灵魂,达达是典当铺”,“达达是世界上最好的百合牛奶香皂”,“达达是词语的心脏”,“达达”对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其真正的意义。无即有,是即非,正是因为无意义,才使达达能够被赋予一切意义。因此,达达运动充满了偶然性与随意性,达达主义者撕碎了过去的一切,但是当一张全新的白纸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似乎又对未来不知所措,也并无创造新事物的欲望,只有这一刻,正在发生的事物所带来的感官刺激,才是最真实的,也是唯一能抓住的东西。这也是达达的短暂性与脆弱性,它更像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3]【批】标志着苏黎世达达一个阶段的结束,伏尔泰卡巴莱作为达达主义的发源地与先锋场所,完成了其初期的聚集任务,并且将大家的情绪推到了极致,然而长期的重复的疯狂势必会带来倦怠感,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开始出现,要想进一步发展达达,必须开始试着冷静。
达达:杂志与画廊[Dada: magazine and gallery]
1916年7月14日,达达在苏黎世的瓦格大厅[the Waag Hall]将自己公之于众,由此展开了新篇章。巴尔把这次活动看作是他与达达关系的结束:“我在达达第一次公开晚会上的宣言中,几乎没有掩饰与朋友们的决裂。”这是一份关于词语在语言中的绝对首要地位的声明。[1]但更特别的是,巴尔公开反对将达达主义视为一种“艺术倾向”。“要使它成为一种艺术倾向,就一定意味着有人期待它复杂。”巴尔写道。然而,查拉却如鱼得水。[2]在他的《苏黎世纪事》[Zurich Chronicle]中,查拉描述了自己的角色:
他们收门票,但据巴尔说,尽管如此,画廊还是太小,容纳不了这么多游客。画廊有三副面孔:白天,它是女学生和上流社会贵妇的教学机构;“晚上,烛光弥漫于康定斯基的房间,这里是最核心的成员的哲学俱乐部;然而,在晚会上,这里却有一种在苏黎世从未见过的辉煌和狂热。”特别有趣的是“他们准备了无限的故事和夸张的事要讲,这种准备就绪的状态已经成为一种原则。彻底的舞蹈,彻底的诗歌,彻底的艺术——这意味着,最微弱的感觉也足以唤起非同一般的想象”。
达达画廊仅仅只开了十一个星期。它经过了精心策划,在其举办的三次大型展览、多次讲座(包括一次巴尔的关于康定斯基的讲座)、聚会和展示实现了它的教育意图。1917年5月,举行了免费的学校下午茶派对,20日,组织工人们参加了参观美术馆的活动。据巴尔说,只有一个工人来了。与此同时,胡森贝克对整个事件失去了兴趣,他声称这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小生意,特点是喝着茶的老妇人试图借助‘某些疯狂的东西’来恢复她们正在消失的性能力”。但对于即将永远离开达达的巴尔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严肃的一次尝试,他试图回顾艺术和文学的传统,并为这个团体提供一个积极的方向。[6]
甚至在达达画廊正式关门之前,巴尔就已经离开苏黎世前往阿尔卑斯山,而胡森贝克则前往柏林。
[1]【补】首篇《达达宣言》英文全文:Dada Manifesto(1916,HugoBall)
[2]【批】在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一场运动这件事上,巴尔无疑没有查拉来得彻底与坚定。巴尔一再地逃避一项事业的复杂性,满足于现状,而查拉的理想(亦或是空想)则远比巴尔来的宏大,因此二人的分道扬镳是其必然。
[3]【批】这部分来自于查拉的随笔集,但其更像是在本子上随意地、即兴地进行的记录,其中有表演流程、评价、环境描述、灵感记录以及一些主观感想,难以看出什么章法,但一方面也反映了其高度的思想自由与行为自由。
[4]【释】立体主义是20世纪初的一场前卫艺术运动,它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绘画和雕塑,并在音乐、文学和建筑领域引发了相关的运动。立体主义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运动。在立体主义艺术作品中,物体被分析、分解、重新组合成一种抽象的形式,而不是从单一的角度来描绘物体,艺术家从多个角度来描绘物体,在更大的语境中来表现物体。立体派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在其他国家,未来主义、至上主义、达达主义、建构主义、德斯蒂吉尔主义和装饰艺术都是对立体主义的回应。早期的未来主义绘画与立体主义有共同之处,它是过去与现在的融合,是对被描绘对象的不同观点的同时表现,也被称为多角度、同时性或多重性。
[5]【释】关于这一名词的资料较少,然而联系到澳大利亚霍巴特的新旧艺术博物馆(MONA),可得到一些参考。MONA收藏了大卫·沃尔什收藏的古代、现代和当代艺术作品。是一座以性和死亡为主题的博物馆,被沃尔什描述为“颠覆性的成人迪斯尼乐园”。保守派文学与文化杂志《象限》[Quadrant]的迈克尔·康纳[MichaelConnor]说:“MONA是一种疲惫的、腐朽文明的艺术。”它展示灯光、品味和震撼的效果,照亮沦丧的道德。它突出的是与当代高级时装、设计、建筑、电影的完美融合。这是昂贵而又紧张的衰败。”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艺术评论家理查德·多蒙特说,沃尔什“不收集名作,他对时尚的冷漠是收藏品的一大优点。他喜欢能引起你注意的有趣的艺术品,喜欢在你的尾巴上扎一根刺,或者对你的神经丛上打一拳。”这种新与旧的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揭露了现实的某些消极面,与前卫艺术(或当代艺术)的一些主题不谋而合。
[6]【批】这是达达主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集中的尝试。从公开达达的集会开始,将自己的疯狂毫不掩饰地向公众敞开,刺激社会的神经;再到建立自己的杂志,拥有了独家发声者,进行文学与理论的尝试,尽管这一尝试很快就夭折了;最后是达达画廊,达达主义者开始向公众发出求和的信号,因为他们知道要想发展达达,就必须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与信仰,达达画廊成了分享与教育的基地,然而大众似乎仍与其处于不同的轨道上。这些短命的尝试最终在领导团体的分崩离析中告终。
Sophie Taeuber and Jean Arp with puppets|1918
胡森贝克在柏林[Huelsenbeck in Berlin]
“我在1917年回到德国的直接原因,”理查德·胡森贝克写道,“是卡巴莱的关门。”在接下来的13个月里,胡森贝克保持着低调,他反思了苏黎世达达,并在《前进的达达:达达主义的历史》(1920)[Enavant Dada: Eine Geschichte des Dadaismus]一书中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分析了达达试图发展的一些概念。例如,马里内蒂最初将同步性[simultaneity]用于制造文字感觉(ina literary sense),但是胡森贝克坚持它的抽象本质:“同步性是一个概念”,他写道:
针对同时发生的不同事件,将a=b=c=d的序列转化为a-b-c-d,试图将听觉问题转化为轮廓(face)问题。同步性是反对已经发生的事,关注于正在发生的事。例如,当我成功地意识到我昨天对着
我昨天打了一老妇人的耳朵,并在一个小时前洗了手,有轨电车刺耳的刹车声和隔壁从屋顶坠落的砖块撞击地面的声音同时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向外或向内)的眼睛自觉地想要去捕捉,在这些事件的同步性上,稍纵即逝才是生活的真义。
噪音主义[1],同样是由马里内蒂引入艺术的,它可以被描述为“具有模仿效果的噪音”,例如在“打字机、铜鼓、拨浪鼓和平底锅盖的合唱”中就可以听到。
在柏林的语境中,这些对理论的专注将获得新的意义。早期参与者们分道扬镳了。巴尔和埃米·亨宁斯搬到了蒂奇诺[Ticino]的阿格努佐[Agnuzzo],巴尔打算在那里过与世隔绝的生活,而特里斯坦·查拉则留在苏黎世,用更多宣言保持着《达达》杂志的活跃。但柏林文学界的波希米亚人与苏黎世的和平主义流亡者们并无共同之处,他们不太倾向于艺术为艺术的目的,他们很快就影响达达走向一个它之前从未触碰过的政治立场。[2]
然而,柏林达达的早期表演与苏黎世的类似。韦斯顿咖啡馆[the Cafédes Westens]的文学主顾们确实渴望看到达达传闻的具现化,1918年2月,胡森贝克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朗诵。和他在一起的是两位表现主义诗人马克思·赫尔曼·奈瑟[Max Herrmann Neisse]和特奥多尔·多布莱克[Theodor Däublcr],还有胡森贝克的老友,讽刺作家与活动家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柏林达达主义的第一次表演是在I.B.诺伊曼画廊[the gallery ofI. B. Neumann]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胡森贝克再次加入了“达达鼓手”的行列,挥舞着他的手杖,充满暴力,“也许是傲慢的,不计后果的”,格罗斯诵读着他的诗歌:“你们这些婊子养的,物质主义者/吃面包的人,肉食者=吃东西的人=素食者!!/教授,屠夫学徒,皮条客!/你们这些游荡者!”然后,格罗斯现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达达的狂热追随者,他在一幅表现主义的油画上撒尿。
为了超越这一挑衅,胡森贝克转向了另一个禁忌话题:战争。他大声疾呼最后一次战争还不够血腥。此时,一名瘸腿的老兵离开了房间以示抗议,愤怒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那天晚上,胡森贝克毫不气馁,第二次朗诵他的《奇异的祈祷》[Phantastische Gebere],多布莱克和赫尔曼·奈瑟也始终坚持朗读自己的作品。美术馆馆长威胁他们要报警,却被几个有说服力的达达主义者成功阻拦。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有关这件丑闻的报道。许多后继的达达主义表演都安排这个场景。[3]
仅仅两个月后,也就是1918年4月12日,胡森贝克和一支由罗尔·豪斯曼[Raoul Hausmann]、弗伦茨·容[Franz Jung]、格哈德·普赖斯[Gerhard Preiss]和乔治·格罗斯组成的与众不同的韦斯特咖啡馆创作乐队举行了第二场达达派对,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派对。与第一次即兴活动不同的是,新闻通稿广泛传播,这些人被邀请参与胡森贝克的《生命与艺术的达达主义宣言》[Dadismin Life and Art],并为让柏林公众熟悉达达思想而准备了详细介绍。晚会以对表现主义的疯狂攻击为开幕,当晚接着是一些意料之中的达达节目:格罗斯快速地朗诵他的诗歌;哈德维格[Hadwiger]会读马里内蒂的诗歌,歌颂战争;胡森贝克在玩他的玩具喇叭和拨浪鼓。另一名仍穿着制服的退伍军人对这种精力充沛的表演作出了癫痫发作的反应。但豪斯曼继续他关于“绘画中的新材料”的演讲,加剧了这场骚动。然而,他并没有抨击那些值得尊敬的艺术多久,然而由于担心那些挂在墙上的画,管理层在演讲进行到一半时关掉了灯。那天晚上,胡森贝克便躲回了他的家乡勃兰登堡[Brandenburg]。
但达达决心征服柏林,将表现主义从这座城的范围中驱逐出去,并将自己树为抽象艺术的对手……
[1]【释】是未来主义观念在音乐领域的运用于发展。路易吉·鲁索洛等人不仅在视觉艺术领域发扬了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观念。鲁索洛同时还是一位作曲家,他将未来主义元素引入了音乐领域。1913年3月11日,路易吉·鲁索洛的未来宣言《噪音艺术》以写给普列特拉一封回信的形式在米兰公开发行,这封信虽然只反映了鲁索洛艺术理念的一个侧面,却也预示了20世纪先锋音乐中最奇幻的一个发展历程。噪音艺术将工业时代的一切机械、喧嚣等“噪音”,组合为音乐,其提出的目的是分割声音与噪音,直至最终颠覆“音乐”这一概念。
[2]【批】尽管在此前其他地区的实践中,达达将自己与社会隔离,但柏林达达似乎已经做好了面对大众的准备,它一改常态,准备积极地将自己介入社会生活。虽然达达主义者一直宣称民族主义政治、压抑的社会秩序、对理性和逻辑的推崇,导致了社会的腐朽,并进一步带来了战争肆虐,但他们最终仍需要回到这个被自己厌恶的现实世界来宣传自己,壮大队伍,达成目的。柏林达达可以说是达达入世的尝试,尽管人们不太愿意承认,但这也是达达的一种妥协。
[3]【问】为何柏林达达刻意强调战争,并且一再激怒观众?
【批】在柏林达达的派对中,我们可以看到苏黎世达达在伏尔泰卡巴莱中的疯狂表演的升华,这里的场面似乎更为彻底、疯狂、挑衅。表演者们几乎是尽己所能地发掘与表演禁忌话题,而对于那个特殊时期的德国群众而言,战争无疑是那根触碰不得的高压线。出格的表演立即点燃了群众的怒火,并一发不可收拾,造成暴乱。而达达主义者却对这种结果甚为满意,也许是认为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不够快而猛烈,他们更偏向于运用这种粗暴直接的方式触怒公众,试图以此激起公众的叛逆心理,促进自我意识的觉醒,进而聚集更多的力量以清理社会现存的邪恶。这种粗暴的态度符合达达主义一贯的行为,也是那个时代特殊的烙印。
Opening of the First Dada Fair| 1920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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