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或释负？这是一个问题！｜关于阿多诺与盖伦对技术问题的分析的笔记

EXTITUTE｜BAU学社

文｜连灿    责编｜豆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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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基于技术的现代社会劳动分工，我们是选择将一切重力释放给技术，还是更艰难地承担？在《技术与人道主义》中，阿多诺更像是在为那些面临同样问题的同路者们提供建议、试图发动人们抽身反观自己、以及内在于自身的技术问题。盖伦与阿多诺对技术问题的关切共享着相当类似的时代语境，在批判的层面上，盖伦在《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的前两章中面向日趋严峻的技术问题也有着类似的反思，尽管它们观念上的矛盾之处似乎更甚于一致之处。盖伦并不是像阿多诺那样迫切地批判技术问题，而是考察其发展再进行分析，却得出了同样悲观的结论。基于阿多诺《技术与人道主义》及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前两章《人与技术》、《新颖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回溯文中谈到的对技术的观点及它们之间的一致与冲突，并就盖伦对现代艺术的观点进行一些讨论。

负重或释负？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阿多诺与盖伦对技术问题的分析的笔记｜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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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阿多诺《技术与人道主义》及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前两章《人与技术》、《新颖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回溯文中谈到的对技术的观点及它们之间的一致与冲突，并就盖伦对现代艺术的观点进行一些讨论。

1953年的《技术与人道主义》作为一篇面向实践者的讲稿，其核心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一开篇阿多诺便自省式地提出了对劳动分工的警告作为前提。他认为，现代社会基于技术操作的劳动分工是一种异化。即便是作为学者的他也并非意在给出一个总体式的解决方案，更像是在为那些面临同样问题的同路者们提供建议、试图发动人们抽身反观自己、以及内在于自身的技术问题。

首先，技术自主性与社会性纠缠难解。技术确实有其自主性，但无可否认它的确是在一个社会化的语境下，并在生产率的要求下以深度劳动分工的方式进行着的。尽管具体的技术单子式地反射着整个社会，但分化的技术又孤立隔绝而不能反观社会的整体。可以说，技术与社会之间是深刻断裂的。在这样的断裂关系牵扯到的多方分裂关系中，人道主义者与技术实践者的关系也是分裂的。一方面，人道主义者缺乏对技术本身的了解也并不信任实践者；另一方面，技术的实践者又对物化规范的批判斥之为空想。作为技术的实践者的个人也是分裂的：一边是技术的合理性的严酷要求，另一边则是在非工作时间放弃一切社会责任以文化作为娱乐消遣毫不当真。那么我们应该给予文化以真正的重视、与“文化渣滓”彻底决裂吗？某种程度上，是的，但远没有那么简单，在当代技术性已深深扎根于所谓文化的内部，文化的形态、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个人所能够决定的，简单的拒绝也克服不了以上所说的分裂状况及相伴而生的问题。

这就又回到了技术在社会当中的位置问题，那么怎样做才可能是有益的呢？阿多诺并没有给出实操的解决方案，而是帮助我们排除种种幻觉（或许这也是理论工作者的目标）：企图修复文化是不现实的，因为文化已沦为某种“假象的动因”，我们甚至应该甩掉这种已经成为包袱的文化。而仅仅是发展技术，也并不是像现如今很多技术狂热者所宣称的那样，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技术的确是人类劳动的组织形式。即便是通过教育的理想，试图达成一种技术与文化的综合，也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即便是教育这种人对人的关系也被对技术的盲目态度深刻介入着。人们所能做的，只有通过“最大的批判性的警觉”、“充分的意识”，“多守住些东西”。充分的意识，便是对文化与教育的批判、以及内在于技术自身的批判。而了为达到这一目标，个人的操作应是非常具体的，阿多诺并未也不想给出一个总体的方案，但他提示我们，每个人只有在自己的位置上，在自身深度卷入的社会关联当中，以一种清醒、凛然、正直，去面对嵌套在自己身上陈陈相因、纠缠错综的问题，而不是逃避进种种的幻象之中，才是有机会的。

而阿诺德·盖伦的《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1949年曾以《工业社会的心理问题》为名出版，于1957年再版。本书与阿多诺对技术问题的关切共享着相当类似的时代语境，在批判的层面上，本书也对于越来越严峻的技术问题有着类似的反思，尽管它们观念上的矛盾之处似乎更甚于一致之处。

作为人类学家，盖伦强调，技术是内在于人类的属性：人类的身体将动物胎儿的成熟与安全，让位给了一种潜能，我们必须借由技术，同时改造环境、改造自身。随着技术的逐渐发展，无机的技术物边越来越介入到有机的身体，乃至取代器官。单纯地抵制技术过于天真，盖伦首先考察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处境。

从能源上讲，一开始驱动与操纵工具的是人的身体；后来依赖有机化石燃料来推动机器，随着人类掌握了潮汐能与核能，技术也越来越朝着自动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从技术取代器官到对整个有机物取代的过程，人将身体承受的压力“释负”给了技术，也越发能够实证性、理性化地深度控制自然的过程。

原始社会的巫术作为一种“超自然的技术”，以幻想的朴素组织形式、与劳作的工具互相补充，满足人类对于环境的稳定性的需要。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照的关系，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在机器的阶段，人的器官是被加强了。在自动化的阶段，人的身体被客体化了，自动机形成了一种“闭路循环”，技术装置构成了“无生命的自然。”盖伦并不是像阿多诺那样迫切地批判技术问题，而是考察其发展进行分析，却得出了同样悲观的结论，在这一环境下，技术与人文势必是断裂的，控制论会成为人类文明的终极统摄，那么势必趋向文明的无政府状态。

目前读过的文本当中，盖伦认为，技术“释负”过程，是人类生理意义上的必然过程，也许是出于人类学者观察式的目光，盖伦考察技术的过程带上了些宿命式的意味。但阿多诺却要求我们在技术与文化的彼此分裂与内在矛盾之间，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即便很悖论地，我们自身也是由技术所中介的，也依然不能够放弃在具体情境下具体的反思。

在《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的第二章，盖伦考查了工业时代的文化方面的征兆与现象。在当代的技术与工业生产境况下，一方面，包括艺术、人文科学与科学在内的现代思想文化，其表述方式越来越抽象，在方法层面呈现出了以学科内部的实验为目标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无法为大众所熟知；另一方面，在社会文化层面又呈现出了追求单纯的感官刺激的原始化（primitivization）特征。语言渐渐衰落。启蒙的时代过去了，文化科学不再承担价值观，宗教与原始的观念重新占领人们的头脑。这是一种技术的“释负”机制在文化上相互照应的体现。而艺术也沦为了一种感官刺激式的宣传。

到了这里，盖伦对工业时代文化的批判也与阿多诺所讨论的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缠绕的关系相互呼应，在一些方向上，比如大众文化的问题的判断可以说是很相似的。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盖伦依然在以一个相对外部的眼光，做出较为宏观的批判而非像阿多诺那样，深入到了自己更了解的音乐领域的技术内部。或许是出于总体式的考察与总体式的批判带给他的这种彻底的悲观，盖伦也不会寄希望于个人、或某一专业领域的技术在这种大的结构里能够负担起怎样的责任。然而对于总体的现状，阿多诺是坚决批判的，但对于个人，他并非彻底死心，否则他何必劝慰谁去振作起来挑起重担呢？

盖伦对文化的总体批判，正如他自己所言确实过度抽离。以艺术方面为例，在谈到“实验思想方式的扩散”时，他认为在艺术领域也是如此，无休无止无目的的实验成为了艺术本身。塞尚、修拉、恩斯特、达利等人的绘画的抽象性，改变了光学-图像的过程，对客体的消解仅仅是一种征兆，其深层是一种科学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影响。而保罗·克利及基希纳的作品与大众媒体类似，仅仅是一种更高级的原始化，盖伦以“次级原始主义”来描述这种“过分刺激感官的畸形梦境”与“大量刺激人的色彩”。

是的盖伦没错，但他也只对了部分。今天回过来看，在这些艺术家身上的确有着其深深卷入技术与文化出了问题的总体趋势的一面，但作为个人来讲，完全抽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唯有深刻介入并作出反应才是艺术家作为个人承担起其责任的一面。以修拉为例，他的作品的确表现出了技术中介下的视觉的不稳定状况，但在这一冲突面前，修拉的作品并非仅仅是对这一状况简单的刺激-反馈的结果，同时更有一种主动的整合内在于其中。如《马戏团的巡演》所描绘的社会与群体关系当中疏离孤单的人物，点彩的碎片化与最终视觉效果的统一，无不表征着艺术家在某种技术状况的宰制下的负重与能动性的反应。

如阿多诺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须承担起自己深刻卷入的社会关联中的责任。这正是盖伦在对技术境况与总体趋势的判断之外，所没有谈到的更加细微具体的另一部分，正是更具体的实践者与研究者可以更加深入考察、得以承担起自身重负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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