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TUTE｜批评·家｜理论与历史碰撞／个例与议题交织文｜罗旋／责编｜PLUS本次推送的艾森曼早期的博士论文（1963年完成）《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在2005年首次出版之后的中译本（2018年）译者序言。埃森曼在本书的导言中这样写到：“本论文可以说在本质上是批判性的而非历史性的，即它将以理论的而非历史的眼光来剖析若干与建筑相关之形式的命题……本篇论文要做的，是试图对形式思考作出更具限制性的定义。因此，这篇论文有可能会冒着扭曲“真理”之大不韪，也要尽力将涉及图像学和感知的内容驱逐出去。虽然研究一座建筑物的象征性内容及含义或许有其意义，但如果不谈这些，我们就不用在讨论形式内容的时候去作价值判断。同样，如果能抑制感知层面的考虑、视觉上的精致以及那些很多时候被认为是赋予了一个建筑物生命力的幻觉，我们就可以回避那些心理学层面上的内在问题。但是，为了便于对原始构型（primary configurations）进行思考，我们还是需要承认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但这些术语上的借用只是为了建立一种形式认知的基础，而不是要就此肯定任何一种对形式的主观诠释。本文期望把建筑视为一种具有逻辑性话语的构成体，并且将重视论述的一致性，以及关注空间与体量的命题之间如何互相作用、互相碰撞、互相限定。”正如塔夫里曾经谈到的那样，他认为可以从埃森曼和海杜克的早期作品中了解到美国人是如何看欧洲的……经由埃森曼解读出来的“特拉尼”是去除了人类历史的建筑。当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解读并不是更具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而是以乔姆斯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准则，由此把人类主题的历史来源给清除掉了。对于一位历史学者而言，要去处理作品背后的问题，就必须先抛开自己对作品质量的偏见，塔夫里从中引发的是“他们选择的是一种美国化了的欧洲”这一令人好奇的议题。就此而论，我们现在如果还能从艾森曼那里获得什么的话，那么更为重要的也许并不是其分析的方法，而是作为在传统上被认为是西方建筑学的局外人，反而受惠于旁观者的身份而有望施展同等水准的批判力量。 前言（preface, prae-fatio），也就是“讲在前面的话”——如斯皮瓦克在她为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英译本撰写的前言里所说——“暗含了一个谎言”，因为那些所谓的“前言”往往都是在正文完成以后才开始写的。彼得·埃森曼于1963年完成、于2005年才首次出版的博士论文《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就可以被类比为一篇“滞后”的前言。当然，相对于埃森曼其后一生的建筑和理论创作而言，这部处女作也可以被视为是一段卷首语、一个注脚、一篇引言、一篇时间倒错的后记。但是，只有将它比为前言，才恰到好处地揭示了它与它的“正文”之间的微妙关系。前言与卷首语、注脚、后记甚至引言都不同，它无法顺理成章无缝衔接地进入正文的话语，它和正文文本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既不是毫无关联也并非全然参与，有时甚至竭力冲杀以试图祛除某些已经成文的观念、预言尚未落笔的游思。我们希望通过翻译来提供一个重读埃森曼文本的机会，为这部滞后的“前言”续写一篇前言——这一文本预言了某种关于建筑的理论的到来，它自身的到来却在不断地推延，推延……彼得·埃森曼（左一）和约翰·海杜克（右一）Peter
EISENMAN｜1932年8月11日-困局与揭示｜彼得·艾森曼：一部“滞后”的前言｜2018正文6500字以内只有在刻意回首过往的时候才看得明白，一部作品真的就是它所处时代的产物。——约翰·海杜克，《美杜莎的面具》（John Hejduk, Mask
of Medusa）所以，在我们所居世界的另一端，或许竟存在这样一种文化：它醉心于空间的秩序，但却将万千存在之事物归于我们不能名、不能言、不能思的范畴。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2016年夏天，彼得·埃森曼在整理工作室的时候，无意间找到了四十多函尘封已久的柯林·罗（Colin Rowe）的来信。这些信件写于1963年，其时埃森曼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而书信的内容正是罗给这篇论文的反馈。罗在其中一封信中向埃森曼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你所说的‘原理’不是普遍适用的吗，那为何要单独强调‘现代’？”虽然信纸早就泛黄，但是导师柯林·罗的字句透过名曰“威望精英”的打字机字体，如今依旧显得充满挑衅又不留颜面。而埃森曼最终的论文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也不动声色地挑战了他的老师。 在论文完成四十二年之后的2005年，这本《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终于以德文译本的形式首次付印。次年，英文原著才通过原版影印的方式出版，其格式和内容完全忠于最初打字稿的样子。由于此前从未完整发表，这篇论文在此间四十余年里变得颇具神秘色彩。埃森曼本人回顾过往，认为这篇早早落笔却又姗姗来迟的论著是他写过的最重要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本书。该书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基于文字阐述，铺陈了一种理论架构。它包括导言以及“形式之于建筑”、“一般性建筑形式的属性”、“形式系统的发展方式”等三个章节。第二部分则结合文字和图解对八个案例进行了形式分析，这些案例来自四位现代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阿尔瓦·阿尔托、勒·柯布西耶及朱塞佩·特拉尼。 选择这四位建筑师，无疑是作者当时内心思想挣扎的反映。赖特和阿尔托这两个选择可以说是埃森曼对他的官方导师莱斯利·马丁爵士（Sir Leslie Martin）作出的艰难妥协。据杰弗里·凯普尼斯（Jeffery Kipnis）所说，作为一名现代主义风格的坚定倡导者，马丁曾试图“将埃森曼的博士论文推向抒情而人文（lyrical/humanist）的方向”。【1】 另一方面，柯布西耶和特拉尼这二者则反映了来自柯林·罗的形式主义影响。正是1961年夏天与罗一同游历欧洲的经历，让埃森曼学会了通过“精读”来看见建筑中的“不可见”。【2】 他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相互角力的产物——人文主义还是形式主义？前者最终成为批判的对象，而后者则成为批判的方法。但是，由于罗的形式主义手段依旧离不开一种预设的、不容辩驳的人文主义式的理想化倾向，他的形式主义对于埃森曼来说是不够彻底的。虽然罗的影响极其深远，但是埃森曼已经开始质疑其理论是否足以帮助他来理解、分析以及架构建筑学的根本问题。 关于罗的质问——既然原理是普适的，为何要单讲“现代”建筑？——埃森曼在论文导言中是这样回应的：“论文中出现的‘现代’一词作为限定语仅仅是对所选案例的指称；文中讨论的‘原理’应被理解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3】这句话看似表达了对罗的认同，但他似是而非的语气却让人读下来渐生出一丝疑惑。他强调了“现代”作为形容词的语法功能，表示它只是某组案例的标签，仅此而已。这句话刻意且断然地简化了“现代”一词本该具有的更为复杂的意味。他的话暗含了一种保留，甚至是回避的态度。留白处显现出更多疑问：是何种共通性质（风格、时期、意识形态抑或是其他？）使得一系列建筑以“现代”之名被归于同一范畴？“现代”这一具体概念中存在哪些内在特性，使其可以成为构建“一般性”建筑原理的范例？最重要的是，到底是何种条件促使“现代”这一概念本身开始受到质疑？ 论文构写于60年代初，此时理想与宣言的华饰正从现代主义苍白的墙体上褪落，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愿景正欲崩颓，伴随着彻骨的历史割裂感，知识分子纷纷从集体的幻象中抽离开来：西方社会正在普遍经历一场“知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文化生产和社会变革在1968年达到决定性阶段，后来有诸多著作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特殊性。【4】 K. 迈克尔·海斯（K. Michael Hays）在他编著的《1968年以来的建筑理论》（Architecture | Theory | Since
1968）中写道：“自1968年以来……文化——作为一种既属于个人又被个人拥有的东西，作为一种使自身领域之内一切事物自上而下地趋于饱和的沉淀物，作为合法性与反权威之间的界限——将不再能如我们期望的那样自发地出现了，亦将不再是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它现在必须通过更自觉的理论程序来不断地构建、解构和重构。”【5】 埃森曼完成于1963年的论文显然与同时期西方诸多学术项目共用了同一种理论语汇。在1963至1968这短短五年间，理论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其中就包括符号及语言学研究——如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Roland Barthes, 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 1964）和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Noam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1965）；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如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Louis
Althusser, Pour Marx, 1965）、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1966）以及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Guy Debord,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1967）；精神分析学论述——如拉康的《文集》（Jacques Lacan, Écrits,1966）；后结构主义批评——如福柯的《词与物》（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和德里达的《论文字学》（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1967）；最后，影响后世的建筑理论著述——阿尔多·罗西的《城市建筑学》（Aldo Rossi, L'architettura
della città, 1966）、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Robert Venturi,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1966）以及塔夫里的《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ManfredoTafuri, Teoria estoria dell'architettura, 1968）也都问世于这个时期。而在所有这些著作出版之前，埃森曼就已经完成了《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可以说，他的这部论文预见了一种新的建筑理论的到来。 【1】Jeffery
Kipnis,“By Other Means,” in By Other Means: Notes, Projects, and Ephemera Fromthe
Miscellany of Peter Eisenman, ed. Mathew Ford (Leiden: Global
ArtAffairs Publishing, 2016),19.【2】Peter Eisenman,“Introduction,”
in The Formal Basisof Modern Architecture (Baden:Lars
Müller Publishers, 2006), 19.【3】同上。【4】是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若干以学生和工人为主的群众运动，笼统来说，这是西方日益激化的社会阶层矛盾以及民众与体制权威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所引发的结果，也是冷战时期充斥着矛盾和非理性的政治现状的表征。当大多数人开始承认现代主义已经无法承载它所允诺的社会理想，文学和艺术便由外向的空想退转到了内在的反思。不过，具体的年代和事件终究是历史叙事中的一种记号，这一时期的特殊性的种种成因及其在各学术领域中的表现方式已远超出本文篇幅的限制，这里权将其视为一种自证的结果。【5】K.
Michael Hays,“Introduction,” in Architecture
| Theory | Since 1968, ed. K.
Michael Hay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x. 形式系统分析案例｜埃森曼瑞士学生会馆 | 法国巴黎 | 勒
· 柯布西耶就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而言，上世纪6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不只是顺理成章的时间推移，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危机”时刻。埃森曼的“原理”，也就是形式之间的一系列不可化约的逻辑关系，正是这一危机之下的产物。骤然兴起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是一整套试图认识人类知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思想模型。可以窥知，埃森曼的“现代”概念正是一个奠基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内向理论建构。他所倡导的建筑学，针对的是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某种结构性转变，他的建筑理论亦是对上述这一知识论断裂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埃森曼与其他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知识分子同时期的理论工作是异曲同工的。在整个论文的导言部分，埃森曼开宗明义：论文要处理的首要问题，是扑朔迷离的 “现代”概念在历史面前的复杂状况，即反思“现代”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全文以对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 1873-1945）《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一书的精要讨论开篇。就学术方法和风格而言贝克尔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历史学家，但他与欧洲同时期的思想先驱，如埃米尔·考夫曼（Emil Kaufmann）和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等人也多有共鸣。在这本短论中，贝克尔将欧洲启蒙运动视为“现代性之种种幻觉的最初源头”。【6】 埃森曼在援引贝克尔的时候，把他的名字“Carl”误拼为了德语式的“Karl”，仿佛他的解读中已不自觉地揉合进了从柯林·罗那里继承而来的德语系形式主义思想。埃森曼写道：“在贝克尔的描述中，现代‘思想气候’（climate ofopinion）是基于经验（factual）而非理性（rational）的：整个环境充斥着现实的内容（the actual），以至于理论的内容（the theoretical）轻易地遭到忽视。对贝克尔来说，历史——即事实及其如何相互关联的问题——已经取代了推理与逻辑——即‘为什么’的问题。”【7】 “思想气候”是一个17世纪的术语，贝克尔将之类比于“世界观”（Weltanschauung）这个词，指的是加诸世界之上的“某种特定的运用智识的方式和某种特殊类型的逻辑”。【8】 该定义本身就已经内含了对所谓的“历史的科学客观性”的怀疑，这一点与“知识型”（episteme）这个概念颇为类似。假借着贝克尔的论述，埃森曼列出了关于“现代思想气候”的三组对立概念：“经验的”与“理性的”、 “现实的”与“理论的”、 “历史”（即“是什么”的问题）与“推理和逻辑”（即“为什么”的问题）。乍看上去，埃森曼的论辩框架刚好可以纳入海斯所描述的“‘理性主义者’和‘历史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之中。【9】 不过，如下文所述，这三组表述或许比它们看起来要更复杂一些。针对“现代”与历史的辩证关系问题，埃森曼不动声色地对贝克尔进行了恰到好处的改写，正好足以把他的个人看法夹带其中。通过对比埃森曼改写的段落和贝克尔的原话，本文有三点观察，并相应地从中得出了三条“原理”。 我们先看第一条。贝克尔指出，历史学中有两种倾向。其一是所谓的“新兰克主义”（neo-Rankean）史学，这种倾向由科学式的历史实证主义所操纵，崇尚冷峻的客观事实；其二恰恰相反，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倾向——贝克尔所秉持的正是这种史学观念。他认为，事实绝非不言而喻，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最好的概括就是他的这句名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埃森曼在他的改写中毫不犹豫地重述了这一组对立，用琼·奥克曼（Joan Ockman）的话来说，他区分了“作为真实的历史”与“作为观念（concept）的历史”。【10】 尽管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由一系列具备了某种客观性的历史事件所诱导的社会状况（如同现代历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Ranke] 所捍卫的那样），但是在另一方面，与现代性不同，现代主义乃是对特定观念下的某种现代性在艺术层面的回应——就现代主义而言，真实（the real）从来都是触不可及的。按照埃森曼的设想，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指向真理的某些方面，其唯一的途径是概念建构（conceptual framing）。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就此得出埃森曼的现代主义的第一条原理：现代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 第二，按贝克尔的原话，世界看起来“一直都在演进之中、一直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11】 相比之下，埃森曼对贝克尔的重述则是这样的：“他把世界看作一条恒变不息的时间序列……永无终结。”【12】 贝克尔的话暗含的，是一个有目的的历史，在他那里，历史的终极目标有待实现。而到了埃森曼这里，他偷换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历史，而消除了历史的目的论。多年以后，埃森曼在他1984年的文章《古典的终结：起点的终结，“终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The Endof the Beginning, the
End of the End）中又回到这个问题，明确批判了历史的目的论假设。他指出，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谬误，在于“现代人……在思想上陷入了一个错觉，那就是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时代就是永恒”。【13】 现代人有赖于这种似是而非的永恒感来为其建筑学赋予合法性。这样一来，为了破除这个幻觉，现代主义必须将其自身重新奠基于一个开放式的历史框架之上。因而，我们得出了第二条原理：现代主义历史是前瞻性的。 第三，贝克尔称，既可以用一种历史视角观察世界，也可以用一种科学视角观察世界。然而，在这两者中，埃森曼略去了其中一种，而仅仅保留了历史这一种解释世界的视角。按照贝克尔的表述，科学视角以一种功利主义的、或者叫功能主义的方式看待世界。埃森曼将科学归入历史之下，言下之意是科学和历史的对立（进而也就是“理性主义者”和“历史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也许其实并没有那么“尖锐”。这一隐晦的假设在贝克尔处也能找到验证：“历史学和科学这两者的兴起不过是同一动因之下的两种结果；现代思想存在这样一种趋向，即避免对于事实进行过分的理性化处理而趋向于以某种更为缜密和中立的方式考察事实本身，而历史学和科学正是这种趋向的一体两面。”【14】 这样一来，按照贝克尔的论述，现代科学和现代历史学这两者是同一种实证主义倾向的产物。后来，埃森曼曾在《古典的终结》一文中将功能主义批判为“立足于某种科学与技术实用主义之上”。【15】 与那种目的论式的历史主义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貌似不证自明的实证功能主义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即二者都仍然受限于一种人文主义式的理想化倾向的桎梏，这两种建筑学无外乎显现为一套“伦理层面上的赋形之法”。【16】于是我们就得出了第三条原理：现代主义是对理想化倾向的拒绝。 【6】Johnson
Kent Wright,“The Pre-Postmodernism of Carl Becker,” Historical
Reflections /Réflexions Historiques 25, no. 2(Summer 1999):
323.【7】Eisenman,The
Formal Basis, 11.【8】Carl
L. Becker,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1932), 5.【9】Hays, Architecture
Theory, x.【10】See Lucia
Allais, “The Real and the Theoretical, 1968,” Perspecta 42
(2010):32. See also Allais’s references to Joan Ockman, ed., Architecture
Culture 1943–1968 (New York: Rizzoli, 1993) and Joan Ockman,
“Talking with Bernard Tschumi,” Log 13/14Aftershocks: Generation(s)
since 1968 (Fall 2008):159–170. 【11】Becker,The Heavenly City,
27. 【12】Eisenman,The Formal Basis,11.【13】Peter
Eisenman, “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End of the
End,” Perspecta 21(1984): 163. 【14】Becker,The Heavenly City,
20.【15】Eisenman, 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157. 【16】Peter
Eisenman,“Post-Functionalism,” in Architecture | Theory | Since 1968,
ed. K. Michael Hay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237. 形式系统分析案例｜埃森曼马丁住宅 | 美国纽约州水牛城 | 弗兰克 · 劳埃德 · 赖特现在，我们把埃森曼的三条原理整合起来——现代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现代主义历史是前瞻性的以及现代主义是对理想化倾向的拒绝——就能得出：现代主义是一种拒绝理想化倾向的前瞻性历史理论。由此，对于上文中罗的质问——“既然‘普适’，为何‘现代’？”——埃森曼把问题本身颠倒过来，以反问做出回答：“既然‘现代’，为何‘普适’？”必须对那种普适的、人本的理想化倾向加以拒绝，而这么做就必然会导致对客体自身内在逻辑的皈投——简言之，就是建筑学的形式逻辑。不过，尽管埃森曼拒绝普适性，但他也并没有完全把他导师的看法弃之不顾，终究还是坚称，应该认同《形式基础》中所提出的形式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埃森曼还是认可了普适性的必要性，尽管普适性这个概念因其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存在诸般问题，但为了幻想一个新的理论基础，普适性却又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的，出于“为形式的有效识别提供根据”的目的，【17】埃森曼也不得不暂时接受格式塔心理学中感知法则的普适性，即使他把“先在的几何形体或者柏拉图形体”认定为“人文主义理论的残留”。【18】 上述有关普适性的内在悖论体现了马里奥·盖德桑纳斯（Mario Gandelsonas）曾指出的“目前建筑学意识形态的内部矛盾”，以及建筑学自身学科构成的高度虚构性。【19】 建筑学既是建筑物的构造之学，也是概念的建构之学——这一点并不是社会层面、美学层面、技术层面或者伦理层面上的理之当然，而唯有通过理论层面的重新架构或重新奠基，建筑学才得以如此这般地彰显其自身。通过理解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知识论危机之下的“现代”概念，埃森曼达成了一种属于建筑学的解决方案，它尝试脱离人文主义理想性的束缚，进而豁免于沦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负担。埃森曼构想出了一种自足于现代的形式理论，并找到了具体确切的方式来揭示其自身的“建构性”（constructedness）。这就是他给罗的答案。他的形式基础就是这样转译成了建筑学。 那么，这其中又有哪些值得转译成中国的建筑学话语？了解埃森曼作品的人知道，要想理解他的形式理论而不沦为肤浅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就必须熟稔纵跨整个西方建筑史的形式脉络及其内在逻辑，这条形式脉络跨越了从维特鲁威到阿尔伯蒂、从克劳德·佩罗到皮拉内西、从勒杜到勒·柯布西耶的整个历史。既如此，对于栖身“世界的另一端”（如福柯所说）【20】的我们而言，埃森曼的这样一个全然奠基于西方经典之上的理论项目又如何为我们自己的建筑学带来助益呢？ 或许埃森曼的博士论文并不能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但它足以做到的，是吁请我们把注意力从理论作为一个工具的用处转移到理论本身上来。如果我们仅仅把理论看作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那么多半情况下，理论都难免沦为由外在因素所裁夺、所操纵的傀儡，为某个受控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服务。例如盖德桑纳斯所论述的，“普适性”这个概念就是用来遮蔽一个明显而重要的事实，即建筑学知识向来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由主流文化中的特权阶级所拥有、生产和逐级分类的。如果回避了这一事实，那么就很可能会简单地移植和复刻埃森曼的这类形式概念，进而仅仅流于“形式”，而没有意识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建筑学本身早已在某种话语中身陷低人一等的位置。正如盖德桑纳斯在提及中国哲学家张东荪的《中国式逻辑》（La logique chinoise）一文时所指出的，这种“低人一等”的状态“所揭示的唯一事实，就是概念体系的匮乏”。【21】 埃森曼的博士论文所示范的，正是克服这种匮乏状态的一种可能。通过从内部向普适性理念提出质疑，埃森曼的论文揭露了现代建筑的根本性困局（aporia），进而迫使读者不汲汲于浅显易得的内容，而开始把关注点从图像化的建筑外观向下深入，深读建筑。像阅读文本一样阅读建筑，哪怕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龃龉与支吾、繁复与缺漏、理屈和词穷，这无疑是在概念上和智识上批判性地破旧立新的第一步。埃森曼和罗的隐微对话贯穿于他的博士论文全篇，来往之间，他逐渐找到了一个远离核心的位置。就此而论，我们虽然在传统上被认为是西方建筑学的局外人，但也正因如此，反而受惠于旁观者的身份而有望施展同等水准的批判力量——不仅仅从西方建筑学的外部，更是在中国建筑学的内部。埃森曼在知识论断裂的破晓写就此文，而此时此刻的我们也身负同等紧迫的任务。有鉴于此，今天的我们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必应背负着一种责任感。 【17】Eisenman, The Formal Basis,17.【18】Eisenman, Post-Functionalism,239.【19】Mario Gandelsonas,“Linguistics
in Architecture,” in Architecture | Theory | Since 1968, ed. K.
Michael Hay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121.【20】Michel
Foucault, “Preface,” in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xix.【21】Mario Gandelsonas, Linguistics in
Architecture, 121.形式系统分析案例｜埃森曼法西斯宫 | 意大利科莫 | 朱塞佩 · 特拉尼圣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文章来源｜《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以及“小形式”公号。目录｜译者序：困局与揭示 APORIA AND ITS DISCLOSURE前言 PREFACE导言 INTRODUCTION1／形式之于建筑CHAPTER ONE／FORM IN RELATION TO ARCHITECTURE2／一般性建筑形式的属性 CHAPTER TWO／THE PROPERTIES OF GENERIC ARCHITECTURAL FORM3／形式系统的发展方式 CHAPTER THREE／DEVELOPMENT OF FORMAL SYSTEMS4／形式系统的分析 CHAPTER FOUR／ANALYSES OF FORMAL SYSTEMS瑞士学生会馆 | 法国巴黎 | 勒 · 柯布西耶巴黎救世军庇护所 | 法国巴黎 | 勒 · 柯布西耶马丁住宅 | 美国纽约州水牛城 | 弗兰克 · 劳埃德 · 赖特库恩利住宅|美国伊利诺伊州河滨镇|弗兰克 · 劳埃德 · 赖特市政中心 | 芬兰珊纳特赛罗 | 阿尔瓦 · 阿尔托塔林美术馆 | 爱沙尼亚塔林 | 阿尔瓦 · 阿尔托法西斯宫 | 意大利科莫 | 朱塞佩 · 特拉尼圣伊利亚幼儿园 | 意大利科莫 | 朱塞佩 · 特拉尼5／封闭式与开放式理论 CHAPTER FIVE／CLOSED-ENDED AND OPEN-ENDED THEORY后记 彼得 · 埃森曼 AFTERWORD BY PETER EISENMAN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索引 INDEX相关推送｜ 只有历史没有批评在“没有批评，只有历史”这个非常标题党的口号下，塔夫里所要否定的并不是批判的存在。所谓没有批评这回事儿，其实是塔夫里在《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中早已明确的批判对象，那就是特供给建筑师而写的建筑批评，这种批评的倾向将当下的标准强加于过去。而在他所认定的历史研究中，讨论的焦点已经从建筑师主角和单体纪念碑式的建筑上转移开去，并将建筑视为一种体制。由此，如果再要从中区分出所谓的批评与历史，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在之后的《建筑与乌托邦》一书中，塔夫里发展了这一立场，并提出了建筑的意识形态分析。对于那些还想提出所谓进步建筑说法的人，塔夫里是泼冷水的。在他看来不可能有能够彻底改变社会的阶级建筑，而只能是对建筑的阶级分析。在《球与迷宫》中，塔夫里将这种方法概括成“历史计划”，得益于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卡洛·金兹堡的“微观史学”，这种方法试图研究一件作品的“全貌”，从图像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乃至民间传说等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重组，通过非语言的手段渗透入建筑语言，并在其核心处重新审视“意识形态的历史作用”。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不是因果，而是各种各样的关联，取代线性的历史，我们得到的是中间被掏空了的历史。对我们来说，要与我们自己的时代保持距离，因此也是与我们的视角保持距离的方法，就是直面当下与过去的不同。后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些现代主义实践描绘了物化在这种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主体实际经验中的影响，将决定了美学再现的社会和技术转变的影响纳入了工作结构……这项研究计划中的梅耶和希贝尔塞默更像是一个引线，用以架构起作者有关“后人文主义”这一理论批判命题与框架的素材源。正如我们可以从这篇全书的导论中看到的那样，其实所谓的“后人文主义”之意并不完全在“建筑”，更在于借助着梳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筑实践的变迁，如何将相继而起的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后结构主义的分析展开一种充分而有复杂的融合。尽管这两者各自的批判方式初看起来差异非常之大，但是他们共有着同样的批判对象，人文主义的主体观，以及理念论、形而上学、逻辑中心主义等等。为此作者在导论中的开篇返回到了人文主义之发端，并区分了现代主义文化姿态中的两面性，其一是某种延续与扩展，其二是某种对主流的叛离。作者进一步地指出这种叛离不仅在其他的艺术甚或是思想领域非常明显，而且在建筑中同样也可以考察到类似的知觉转向。由此，这项研究计划更像是为了突破现有解释概念的某种理论操练，试图去勾画出可能超越人文主义传统视野的新的结构与新的主体性的版图。导言上｜后人文主义，不管伴随着欢呼还是哀叹，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回应，针对科技现代化带来的心理自主和个体主义的消散……在下半篇中，作者更是明确的提出了后人文主义主体这一假设，就是用来质疑既将功能主义的又将有目的的形式主义的这两种阐释概念看作是建筑中的现代主义的决定性因素。通过把吉迪翁从主体知觉范畴的角度构造了问题式，以及相应的阐释体系，当作现代主义现有观点的范例，并将其历史化，试图以现代建筑的内在结构揭示出主体意识形态的矛盾之所在。从介入再现和符号建构机制可以成为美学生产的动力这一立场出发，作者分析了几种不同的主体建构，既包含吉迪翁所推崇的时空综合和机械化的形式，更对这一主体之于客体的人文主义特权进行了批判性地逆转。以此再反观此前被归结到“客观主义”的名下梅耶和希贝尔塞默的作品，在这样的解释计划中成为了更具潜力的对象。批判性的美学实践的工具化，以及辨认出蕴含在新近被物化的物质中的转化潜能（梅耶），或是在美学实践中, 不情不愿地对后人文主义的失范和错乱的首肯（希贝尔塞默），主体构想建筑的再现，终将反噬自身。导言下｜提出后人文主义主体这一假设，就是要质疑既将功能主义的又将有目的的形式主义的这两种阐释概念看作是建筑中的现代主义的决定性因素。这项研究中的梅耶和希贝尔塞默更像是一个引线，用以架构起作者有关“后人文主义”这一理论批判命题与框架的素材源。在这篇全书的结论中提到的“实践的政治”，也与通常人们对梅耶的左翼政治立场的理解不尽相同，作者结合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与后结构主义的诸多思想家的成果，并且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反人文主义反历史主体观乃至多元决定论超决定论等等以及此后的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的序言中为历史研究区分出的客体与主体两条路线的影响，这在作者1990年提交的论文摘要中可以得到佐证。有所不同的是作者在论文中将建筑看作是存在于两个面向中的一个变动的体系，由此，异时代的不同的理论来源构成了针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互为垂直正交的”切线，而标题中的后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也并非某种并列或包含的关系，作者非常谨慎地处理着两者之间的界线，否定辩证地认同了从现代主义案例中发现的潜能与历史踪迹，并警惕就此得出一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先驱”的草率判定，以及人云亦云地展开对人文主义的征讨。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将通常的包豪斯历史中的暗面引向当下的学科政治议题的第一篇重要的论文。 结论章｜对主体的后结构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分析，就好像是两条不同的却又互为垂直正交的切线，针对着……完全被物化的、后个体世界中的建筑。大部分当代的实践所承诺的去稳定化、去中心化、异质性和差异化的空间，由于既不具备特殊性，也不是历史的，所以仍是非政治性的。塔夫里《计划与乌托邦》前言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操作性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本篇是《计划与乌托邦》的前言，塔夫里针对一系列的反对声一并给予彻底的回答，并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译者应院外之约特地结合意大利文做了校译。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一旦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要决定什么样的知识工具对于政治斗争有最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必要从意识形态批判过渡到对程序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实际上对重要的生产关系施加影响的方式的分析……那些具备必要的精确性和连贯性的分析。讲读塔夫里《计划与乌托邦》不是结论，难题多多我们可以不从英译本去翻译，但不能因为目前的译本不行，成为不读塔夫里的理由。尤其是国内正在经历着塔夫里描绘过的社会矛盾向更高层级转化的时期，可以说阅读塔夫里并不只是理论上的需要，而且更有现实的紧迫感。由于导读论坛上的时间和篇幅有限，所以导读者特地选取了本书的第八章，紧贴着文本本身的顺序，以边读、边译、边讲的方式，提供了这份介于精读与导读之间的讲读散记。认清楚当前的局势，建筑学所处的社会政治地形……建筑师应当怎么办？必须清除已有的“设计”神话。如果还想让建筑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维度，那么除了对建筑自身已然实现的意识形态展开批判并超越于此，别无他法。［括出］历史 在艾森曼看来，维德勒的重点并不限于一段学科史的叙述，而是更为主动地与来自学科外部的挑战展开对话并作出回应。它采取的方式既非顺时而动，也非守成保业，而是所谓的矛伤还要矛来治，一一破局。针对德里达挑战学科自律的边界而提出的“括出”历史，艾森曼指出如果“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已经被括出的术语，那么括出这一动作本身，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进路，去抵达历史和建筑的学科边界。这里的历史绝不是线性的某一部历史，而是直接到场的诸历史。为了简略地表明这一点，艾森曼在前言中拆解了形式自律一词，分别就这两个组成部分做了历史化的检讨与区分，在形式与形式主义之间，在自律之于形式与自律之于学科之间。他提醒我们，正是形式的内在价值，让它在面向社会计划的可操作性层面时仍存有不可化约的自律。不仅是形而上层面的，这种自律更是在具体的历史化条件中形成的，对社会与形式之间关系的展现。 不可判定正是“括出”的本质……如果“历史”可以括出……那么“直接到场”的也可以被看作是历史上已发生过的。自律是“内在的开拓”，促使学科“特定的语言”变形的方式……既不依赖于社会或市场的力量，同时仍能对这些力量展开批判。在建筑学所有的词条中，形式主义无疑最容易遭到来自社会和政治的攻击。就算换作绘画与雕塑，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不少人认为建筑是某种社会计划，富含着修辞的象征主义，所以现在还想要做个形式主义者，注定会被这些人当作讨骂的靶子。然而最近我去一所著名的东海岸建筑学院当评审时，却被震到了，一种新出现的形式主义大行其道，或许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更要命的变种。为什么要命？因为它拉着所谓新先锋派的大旗作虎皮，却只不过是技术决定论的形式主义。它脱胎于更高端的计算机建模技术，这种技术是由一种综合算法生成的，而这种算法可以创制出一系列巨复杂又相容的参数化过程，其结果充斥着变化多端、曲里拐弯的造型。讲道理，这类作品所涉的范围、花样、能量，原本应该是相当令人振奋的，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那一直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大本营，居然出现了这类“尖端”作品，还不止于此，整个过程中作者的匿名性，从某种程度上也与自律的理念很近了。但是恰恰相反，我寻思有些事儿压根就错了，对于今天的建筑学而言，从底子里就已经出了问题。我看到的只是某种想要摆脱任何或狂热或坚定的意识形态担当的自律。为了接下去的论证，我们不妨先下个判定，无须担当的自律只可能把人们带向空洞的形式主义，它的产物该怎样解读，该怎样阐释，完全由它自己来决定。即使无须意识形态担当以及内在决定的意义，可以让有些人把这种新的形式主义归结到自律的理念，那也不过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更成问题的学科自律，避而不谈。正相反，在“直接到场的诸历史”，这个倒置了时序的书名里，作者已为此埋下了伏笔。形式主义，它批判性的以及意识形态的力量，今天已经被掏空了。这个曾经用来抵抗战后现代主义的阵地，极简主义雕塑也好、理性主义建筑也好，或者指示的、句法的、语言学的类比也好，能够不断重演或者说递进更迭，是因为有各自的形式基础，而这种形式基础都是从那个不依赖于社会或功能的内在生成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把形式与形式主义区分开来。前者，形式有内在的价值，而后者，形式主义只是时下这些形体制作的空洞托辞而已。内在生成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也只有成为整个批判体系中的一部分，才可以称得上是自律，它既不依赖于社会或市场的力量，同时仍能对这些力量展开批判。正是对自律的讨论，尤其透过安东尼·维德勒的文字，写活了历史学家，或许也可以说，作者本人已跃然纸上。尽管人们通常认为自律就是形式的，但是区分开两种自律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今天，在学科自律与形式自律之间。只有明确了其中的差别，才有可能让维德勒直面德里达对学科自律的可能性提出的质疑，并在这本书中给出回应。如果对自律的判断标准正如沃尔夫林和考夫曼那样各有不同，如果学科边界正如德里达指出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设的，那么很显然，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后六八以及今天关于自律的概念。这就是维德勒想以本书激发的问题，他首先引入了考夫曼以及自律的理念，又在结论中提出了后历史（post history）的概念。并且借助这个概念，维德勒与德里达对学科自律极具挑战性的批判展开了对话。后历史的理念，按照维德勒自己确立的说辞，意味着任何学科都是有自身界限的，那么它同样也适用于德里达对学科自律的解构。……维德勒引用了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1960年的一段话，开启了考夫曼的章节。在克莱门特看来，现代主义既可以有自我批判的能力，也可以有学科的形式主义：也就是所谓的“去批评用以批评的手段本身”，好像这样就具备了某种建立内在边界的能力，让批评家可以考察自己的批评，但是这个目标在随后的年头里看起来已经行不通了。维德勒在第一段里就在内在的批判与自律的理念之间创建了某种关联，他把自律描述成某种“内在的开拓”，可以促使学科“特定的语言”发生变形的方式。对考夫曼而言，建筑的自律包含了在或大或小的尺度之间展开的形式位移。例如在表述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建筑的区别时，他就强调了体量与风格这两方面的形式。巴洛克建筑由部分到整体的层级秩序解体之后，便指向了实体与实体之间的自由组合，就象勒杜的绍村盐场方案，尽管没有按照部分到整体方式来组织，但仍然体现了某种形式自律。在考夫曼看来，这个方案中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脱离，是对巴洛克建筑的体量层级化与向心性的修正，而这种修正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勒·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在人们还普遍认为现代主义是一项社会计划的时候，考夫曼所定义的自律就不是要与社会脱离，而是为了展现社会与形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