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从加拿大偷走冠状病毒到武汉？假的

辟谣

最近，一个声称中国科学家走私冠状病毒的阴谋论故事流行网络。CBC新闻昨天（1月27日）发表报道对此做了澄清，指出这是对CBC去年一篇报道的歪曲而形成的。   

这则毫无根据的故事声称两位科学家是中国间谍，他们去年把冠状病毒走私到了中国唯一的武汉P4实验室。阴谋论的主人公是去年夏天被护送出加拿大温尼伯（ Winnipeg）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大楼的两名科学家。加拿大公共卫生已否认这一事件与中国冠状病毒爆发之间的任何联系。这则阴谋论故事在所有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和阴谋论者的博客上流传。 
 
昨天，一个阴谋博客的文章在Facebook上分享了6000多次。而在抖音的美国版TikTok上，讲述这个故事的视频被观看了35万次以上。 
 
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媒体关系主管埃里克·莫里塞特（Eric Morrissette）回应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CBC News）的询问时说：“这是错误的信息，社交媒体上的这些言论所述没有事实依据。”  
 
这则阴谋论似乎是基于对去年夏天CBC发表的一则新闻报道的歪曲解读。 
 
上周六（1月25日），商人凯尔·巴斯（Kyle Bass）在Twitter上发推称：“一对中国间谍夫妻最近被从加拿大的4级传染病实验室中请出，因为他们要将病原体送到武汉实验室。”

他的这条推文链接了CBC新闻去年7月的一则报道，被分享了12,000次。CBC这则新闻报道了一位研究员和她的丈夫，以及一些研究生被护送出温尼伯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皇家骑警正在调查可能被描述为“违反政策”和“行政事项”的事件。 
 
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卫生部都强调，该事件对公共安全并无危险。 
 
CBC的报道也从未宣称这两名科学家是间谍，或者说他们将任何版本的冠状病毒带到了武汉的实验室。 
 
专家说，这种虚假信息正在网上引起“社会恐慌”。 
 
“我们已经在Twitter和Reddit等平台上看到，有人呼吁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进入北美或欧洲-据说有人打算逃离航班，或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停留。”约克大学全球数字公民实验室主任仓崎风幸（Fuyuki Kurasawa）说。 
 
“更广泛的损害是，对政府当局、公共卫生官员、媒体和权威媒介资源的不信任在不断增加。在当下的社交媒体环境，投机、谣言和阴谋论接管并取代了真实信息。这种现象与日俱增。”

仓泽已经看到它从在线世界传播到现实世界。 
 
“人们将自己承担责任，成为警惕者，在那里他们将试图发现某个人，他们据说持有关于冠状病毒某些隐藏事实的真相，或者可能是该病毒的携带者或假定携带者，因为他们的出现出现某些症状，然后他们将要求公众自行解决问题。”他说。 
 
邱祥国博士是中国天津的医学博士和病毒学家，于1996年来到加拿大求学。邱氏仍然与那里的大学有联系，多年来吸引了许多学生来帮助她的工作。她帮助开发了ZMapp，这是一种用于治疗致命埃博拉病毒的药物，该病毒在2014-2016年间导致西非11,000多人死亡。 
 
她的丈夫郑克定在温尼伯实验室工作，是一名生物学家。他发表了有关HIV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大肠杆菌感染和Creutzfeldt-Jakob病的研究论文。 
 
一个月后，加拿大广播公司发现NML的科学家于3月31日通过加拿大航空的航班向北京发送了埃博拉病毒和Henipah活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已遵守所有联邦政策。PHAC不会确认3月31日的货运是否属于RCMP调查。   

与Twitter和中国的微博上的帖子相反，航空运输的货物中并没有冠状病毒，而且，也并不能证实邱或郑是这批货物背后的科学家。 
 
CBC在另一个后续报道里使用了通过获取信息请求得到的邱香果旅行证件的情况，报道中说，邱香果在2017-18年度至少有五次前往中国旅行，其中包括一次在中国新认证的4级实验室培训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旅行。 
 
她应邀每年两次访问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为期两年，每次两个星期。该实验室对最致命的病原体进行研究。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已经否认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调查、邱对武汉的访问以及任何加拿大的研究与冠状病毒的爆发之间有任何联系。 
 
但是，出于隐私方面的考虑，加拿大公共卫生局亦未对邱与郑的现状发表评论。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历史学助理教授海蒂·特沃雷克（Heidi Tworek）表示，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必须更加有效地与公众沟通，因为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快于事实。各国政府和公共卫生当局需要在这样的时候更好地交流事实，包括使用受影响社区的语言。 
“在任何疾病的快速爆发中，既要保证公众安全，又要防止大规模流行病，还要尽可能提供真实或足够的信息避免出现信息真空--这正是虚假信息泛滥的地方，要在这些中间平衡是极具挑战性的。” 特沃雷克说。 
 
“在以前的暴发中，我们已经看到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实际上正是我们未来需要思考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应该如何就所有类型的健康恐慌与公众进行良好而迅速的沟通？这并不是我们最后一次面对传染病中的虚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