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妈妈身上知道的事｜口述实录
记者/魏晓涵
编辑/计巍
《女人系列•节育环》
缠绕的、扭曲的、形态不一的三百个铜环，挂在一面蓝丝绒底的画框里，泛着金属光泽。
来来往往的人，大多不知道这些指节大小、首饰似的物件是什么，直到看到作品的名字——《女人系列·节育环》。
它们并非真实的节育环——一种鲜少被提及，被放置在女性子宫里用来避孕的常见物件——但每一种都真实存在过，艺术家周雯静搜集了几百个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同形态的节育环，按照1:1的比例将它们还原。
今年夏天，《女人系列·节育环》在北京重新展出。现居巴黎的周雯静陆续从朋友处和媒体采访的留言板中看到评论，更多关于节育环的故事正在浮现，有人取环之后大出血，有人生完孩子后强制上环，有人宁愿自己忍受长时间的身体不适，也不让丈夫去配合避孕。
翻着评论里的故事，周雯静有时候会看哭。这个作品和她的妈妈有关——2011年，妈妈取出二十多年前放置在身体里的绝育环，因为置入时间过长，节育环嵌入子宫，甚至因此切除了一小块肉。
在周雯静出生的八十年代，几千万和妈妈一样的女性，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往身体里置入节育环。她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节育环的时效通常在几年或十几年，往往是置入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到绝经或身体不适时才知道要取出。此时节育环可能已经嵌入身体，取环变得艰难，伴随着痛苦和创伤。
以此为开端，周雯静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身体、性别、身份、疾病和权力的创作，她提供了一种可能——用最直接的方式，重新审视自己这样的年轻一代和妈妈那一代女性之间，相同又不同的生命体验。
以下是她的自述。
《女人系列•节育环》展览现场
“你不要这样平行展示，
可以把它们拼成一个巨大的节育环形状”
如果不是因为取环引发的大出血，以及后续的并发症，我和妈妈可能永远都不会聊起节育环。
那是2011年，我刚刚升入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一年级，学的是舞台美术戏剧。大学城离市区很远，我常常需要坐三个小时的车去剧场做舞台布景设计。就在那个冬天，远在湖南株洲的妈妈去医院做了取环手术。
当时她已经停经，身体稍微有点不适，突然想到佩戴了二十多年的绝育环还在子宫里，可以拿掉。去医院检查发现，因为佩戴时间过长，铜环已经嵌到身体里了，和肉长在了一起，需要切掉一小块肉才能取出。
这些细节我后来才知道，做手术是爸爸陪着的，妈妈直到取环之后身体出现问题，才告诉我。
我没有见到那个放置在妈妈身体里二十多年的小铜环，甚至她自己也没有仔细看过。手术结束，医生把取出来的节育环给躺在病床上的她匆匆看了一眼，在医院就地销毁了。
取环手术结束后，将近一个月时间，妈妈经历了一次大出血。当时正值过年，医院没有门诊，病情耽误了一阵。从那时候开始，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太稳定，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或是进行一些小的治疗。
从那时候，我开始陪妈妈频繁地进出医院，有了想要表达的冲动。其实当时学设计，很难在这个领域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说。
给我很大冲击和启发的是德国舞蹈家皮娜·鲍什的舞蹈影像，她把生活中一个个稀松平常，不被注意到的动作在舞台上放大，不断重复，我感受到的力量特别强大。我在学校的小剧场看了两天，热泪盈眶。那时候我想，从自己最熟悉的，亲身经历的事情开始，表达我的感受。
2014年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我开始完成自己的第一个系列艺术作品——都和妈妈的生活有关，其中一个就是节育环。我想知道的是，它背后究竟是什么？
我开始查询它的原理、副作用、历史，知道节育环是使子宫内膜形成炎症反应，让精子难以着床来避孕，我意识到，它的功能基础是通过一种看似残忍的方式来实现的。
现代节育环的开发者认为，节育环一次干预即可产生持久效果，也似乎很容易大规模应用，能大幅降低国家的生育率。此后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奇形怪状的节育环，有些是过去欧美的私人诊所为了减少子宫排出节育环的几率发明的，有的设计缺陷甚至会导致使用者不孕。
在妈妈的那个年代，节育环是使用范围最广的避孕方法。
我找来三百种历史上有过的节育环形态，用它的早期材料铜，按照1:1的比例还原。当时想用一种比较刺激的、讽刺的方式来表达，就把它们挂在蓝丝绒布上，装在画框里，看上去像女性的首饰。
我当时的另一个毕业作品叫《取暖》。我们家有一个巨大的衣柜，存着妈妈所有的衣服。我把她从2004年到2014年买的所有衣服的商标剪下来，排列在一个1米2乘1米4的画框里。
它展出时，我突然发现它也是一张（妈妈的）肖像——她的身材可以穿下S码的衣服；结婚的时候她穿的是印有“双喜”标签的旗袍；她平时在铁路集团工作，具体的集团名称在标签上还清晰可见；从某一年开始小城株洲开始引进国际快销品牌了……
这些衣服标签和节育环背后，是她所经历的时代政策和经济增长。
当时很少有人公开谈论节育环这个话题，展出的时候，在小范围内还是有点震撼人的。那次展览妈妈没有看到，直到2018年我在广州开办自己的第一个个展的时候，邀请父母到场，他们才第一次看到。
开幕那天，我拿着话筒一个个作品介绍，他们就在旁边。我心里猜测，他们会觉得羞于启齿吗？妈妈好像并没有表现出这一面，甚至还有批评建议——“你不应该平行地展示在框里，可以把它们拼成一个大型的节育环形状”。
《红色系列N°6》，节育环在身体上留下的是什么？
展厅的一个清洁阿姨等了我三天，
就是为了聊聊自己的故事
在看我的个展之前，妈妈可能不太知道我在做什么，在她生活的语境里，做艺术可能就等于“画画的”。我的家乡株洲，曾经最出名的是火车，这里是京广线和浙赣线的交汇点，集中了很多工业资源。妈妈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铁路集团工作，调换过一些岗位，财务呀，人力资源呀，都和艺术没有太大关联。
我没有太多解释自己做的事情，即使完成作品需要剪掉她的衣服标签，她好像也不问，然后会不时打消我的积极性——“哎呀，够了够了”。
这过程中我还发现了妈妈小小的虚荣心，她现在会把一两件比较贵的衣服偷偷藏起来，并告诉我，“我买的就是这个标签”，千万不能剪。
更深入的话题在家人之间反而很难进行。在初高中时代，妈妈一直扮演着一个传统的母亲形象，我们之间的沟通很少，更不会谈到性和生育相关的话题。直到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读大学，才慢慢开始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工作。我尝试谈及她佩戴节育环的情况，这些问题她拒绝回答，我只是大概知道对她那一代的人来说，上环属于强制手段，至于具体父母之间是怎么商量的，她没有提过。
我想了解更多，开始寻找同样佩戴过节育环的女性做访谈。这其中，有妈妈的同事、年轻网友，还有楼下开店的阿姨。
妈妈那一代的中年女性，表达欲之强烈你可能很难想象。几乎没有人对这个话题感到扭捏，她们都很坦诚，我甚至不用提问，倾听就够了。听了很多故事，我的感受是——生活的苦难各有千秋。妈妈的状况不是个例，楼下打印店的阿姨就和我讲到，她因为佩戴节育环脊椎疼痛，反复摘取过好几次；有的阿姨当年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才去佩戴的节育环。
《节育环》第一次在学校展出的时候，很多人联系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展厅的一个清洁阿姨，她等了我三天，就是为了聊聊自己的故事。她当时三十多岁，已经戴环六七年了。过程比较辛苦，换了三四个，都滑落了，引发了盆腔炎，还因此衍生出一些家庭矛盾，希望从我这里听到一些建议来减缓问题。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医生。和我聊过的人，包括一些很年轻的女性，几乎很少有人了解节育环，包括它的使用时间、副作用等等，即使这些信息在网上很容易查到。和清洁阿姨接触的经历，推动我把关于节育环的女性访谈继续下去，整个过程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包含50位佩戴过节育环的女性。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真带着一定的成见——大概会听到很多控诉吧？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也遇到过完全站在对立面的女性，她的职业和医学相关，觉得节育环是一种很好的节育手段，为女性争取了一定的权利，不用总是怀孕。逐渐这样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有的女性对女性的要求反而比男性更严，这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那时候我结束了在川美的研究生学习，到了离家更远的法国，在南特美术学院学习艺术。查阅过英语和法语的资料之后发现，中西方在节育环的使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西方选择上环的女性，一定提前咨询过医生，查过资料，了解自己是否适合，才自主选择是否佩戴节育环。我意识到，节育环本身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我重新创作了一版《节育环》，选择一种最接近皮肤材质的陶瓷材料，把三百个绝育环的形状嵌在里面，留下印记后烧制，变成永恒的痕迹，再注入红色墨水。原本作品中讽刺的感觉减弱了，但它更接近我的初衷，展现节育环嵌入取出之后在身体上留下的是什么。
这是我的“红色系列”作品之一。红色让人联想到血液，代表女性在生物性层面上最频繁的经历——经期、生育、疾病等等。除了重新创作“节育环”这个主题，我还用红色墨水绘制了1:1大小的手术刀，浸染只有女性特征的石膏躯体，透过红色亚克力看避孕药，它们可能和妈妈的个人经历无关，是女性共有的生命体验。
作品《以疾病之名》
我看着妈妈，
她脸上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严肃神情
妈妈取环之后，每年会去医院，做检查或是有小的手术。我曾经在重庆一家很老的医院帮妈妈排长队的时候，眼前一边是妇科，一边是堕胎的人，每个人可能讲述下病史，医生说个几十秒就结束了看病的过程。
我看着妈妈，她脸上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严肃神情，也不和任何人说话。穿过医院的大厅，等候室里不锈钢的座位上，横着男性家属在睡觉。有时看到丈夫带着妻子来检查的时候，妻子已经是恶性肿瘤晚期了，医生问为什么不早点来？他说我们生意很忙，没有时间。
在医院里你常常能看到一个人的社会性和生物性冲突的时刻。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穿着华丽的女性，画着浓妆，吹了一个很蓬的头发来做检查，拍了片子之后，医生告诉她，子宫里的血管都粘在一起，很难治疗，让她回去了。出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她坐在树荫下，神情落寞地发呆。
我会发现这背后有家庭的矛盾、性别的歧视，或是女性对自己的身体的认知不够，它是复杂的机制最终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像一块石头一样，“咣”地砸到了我脑袋上。我很庆幸妈妈没有遭遇那样的事情，也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疾病，但还是会强烈地感同身受。
这些陪妈妈去医院看病的经历，让我看到人身上很残酷的、生物性的一面。我看了很多医学资料，完成了一系列关于疾病和身体的作品，比如主题包含血液、经期、生育和手术刀的“红色系列”。
其中我最喜欢的之一，是被红色墨水浸染的石膏女性躯体。四五十斤重的石膏在红色的颜料里放置了一个月，从记录的影像中，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开始石膏表面是粉红色的，像温柔的云；干了以后红色从毛细孔里渗透出来，越来越强烈；最后，石膏表面长出的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像疾病纹理。
这些作品展出的时候，观众的反馈大多数是特别直接的感受——“哇，这个好看”，或者“怎么这么刺激，这么暴力”，有人觉得“很血腥，不想看”，甚至觉得不堪入目。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人们有时不愿去谈这个话题？如果有一小部分观众能往更深处走一步，思考“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对我而言就是某种意义的成功。
妈妈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不会觉得羞于启齿，可以很直白地聊这些话题。虽然我们很难突破代际的差异，在生育婚姻之类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或者做更深入的艺术性的探讨，但对她这个年代的人来说，愿意接受这些作品的出现，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前一段时间，我陪妈妈去做了乳腺增生的手术，想到又要做手术她很紧张。我陪她排队的时候，前面有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孩，21岁。医生直接告诉她，你的肿瘤是恶性的，有好几块，有的和神经长在一起了，必须做手术切开取出来，在乳房上会留下一道很大的伤疤。那一刻的感觉是很残酷的。
妈妈切除的增生组织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透明袋里，我拿着袋子穿过走廊去另一栋楼化验。路上我看着透明袋里的东西，甚至能看到里面钙化的点，当书上的“增生囊肿”出现在眼前时，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近，我搜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乳腺增生的X光图片，准备对照片子的图像，创作一百幅绘画，从艺术的视角来看这些病变。它是《以疾病为名》系列的一部分，讲述的是，病人来医院寻求治疗，却变成一种景观。
从节育环、服装标签、城市影像，到身体、手术刀、增生，有些和妈妈有关，更多的和她无关，和更广阔的人发生关联。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缓慢地和上一代人的生活靠近了一些。
一些关于妈妈的记录还在继续。2014年的《取暖》只有一个框，现在被我剪到已经快有两个框的体量了。每拿出一件衣服，我都要问妈妈，这是哪一年买的？当时是什么情况？说着说着，两个人就会想起聊起一些共同的生活经历，过程会变得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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