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中的江秋莲：我只是一个自私的妈妈 | 深度人物

记者/韩谦  

编辑/石爱华

江歌走后，江秋莲的生活一直围着“打官司”转  摄影/韩谦

江歌出生后，在江秋莲的生活里，排在第一位的就变成了江歌，然后是父母，最后才是自己。

2016年11月3日凌晨，江歌在日本东京中野区的公寓被害，凶手是江歌室友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出事后，江秋莲将新注册的社交账号都取名为“江歌妈妈”，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标签。

为女儿讨公道，成了江秋莲生活里唯一要紧的事。陈世峰在日本获刑20年后，江秋莲仍不断打着官司，起诉刘鑫，起诉网络上侮辱、诽谤母女俩的人。

江秋莲成了备受争议的“受害者”。她曾发文公开曝光刘鑫和她父母的姓名、手机号码等私人信息；面对一些网友粗俗的辱骂，她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击。有人觉得她撒泼、偏执、不讲理，在江秋莲自己看来，她不过是个较真的人，她会持续地和这些人“犟”下去，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江歌，“要是有人这么做了，那就得将责任追究到底”。

11月20日，是江秋莲诉刘鑫生命权纠纷一案第二次庭前会议的日子。前一天夜里，她整晚没睡着觉，因担心在现场身体无法支撑，她最终没有出席这次庭前会议。有人问她，案子都过去后，会不会开始自己的人生。江秋莲说，她不想为自己活着，“我只是一个自私的妈妈”。

一次，有网友在评论里劝她放下心结，开始新的生活，她知道网友也是好心，但还是没控制住情绪，语气强硬地怼了回去，“要我放下就是让我去死，你还劝吗？”

起诉网友立案未果，江秋莲连夜从南平建瓯回青岛

“歌儿在，我这辈子都不会认识这里”

11月10日，青岛天刚破晓，江秋莲启程，第二次前往福建南平市建瓯区法院。

她约了5点45分的顺风车，赶早上8点10分起飞的航班，这是最便宜的一趟，单程274元。飞行两个多小时后，她将抵达距老家青岛即墨市1300公里外的福州，然后再转车前往南平。

对江秋莲来说，这是一个“歌儿在，这辈子都不会认识”的城市。

今年8月，江秋莲第一次来到南平建瓯法院，提交了关于一位建瓯籍林姓网民侮辱、诽谤自己和江歌的刑事自诉状和证据材料。从2018年开始，这位网民两年间陆续发布上百条微博，发表对江歌带有侮辱性词汇的言论，说江秋莲是“网络黑社会头目”，借江歌之死敛财。

一个多月后，江秋莲接到负责此事的立案庭严姓法官电话，口头答复说因为之前她在即墨法院提交材料后没有立案，所以建瓯法院也不会立案。江秋莲要求建瓯法院出具一份不予立案的裁定书，严法官的语气总是含糊的。她向建瓯法院监察室反映此事，得到的回复则是“（立案）这事据说向上级请示了，比较麻烦”。至于“麻烦”指的是什么，她没有得到解释。

江秋莲不甘心，决定再到建瓯要个说法，她搜集了刑事自诉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条一条罗列出来。其中，一份《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问题的规定》中指出，对于自诉案件不予立案的，应当出具书面裁定，并说明理由。江秋莲想不明白，“既然法律条文规定不立案要出具书面裁定，那建瓯法院为什么就不能照着规定办呢？”

江歌离开后的这四年，江秋莲似乎没有一刻松下来，始终围着“打官司”转。

2016年11月3日凌晨，江歌在日本东京中野区的公寓被害，凶手是室友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次年11月，一家视频媒体发布了江秋莲和刘鑫在案发294天后初次见面的对话。从这时开始，关于江秋莲的舆论便没有平息过。

视频报道发布时，江秋莲正在东京准备对陈世峰的死刑请愿，“那时整个人都是懵的，只知道不断有人加我微信，微博粉丝数几十万地往上涨”。对于江秋莲的争议也开始发酵：有人觉得她过于偏激，有人说江歌和刘鑫是“情人”关系，在她的遗照P上侮辱性词汇，也有人不断辱骂江秋莲，说她吃女儿的“人血馒头”。看着这些评论，她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这就相当于伤口已经裂开了，他们还要再拿刀剜一块”。

结束东京庭审，回国的第三天，江秋莲便开始找律师，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起诉辱骂者，维护自己和女儿的尊严。

陆续提交的材料在今年有了回应。10月，江秋莲在上海起诉的谭斌侮辱、诽谤案有了结果。根据判决，谭斌从2018年开始通过微博账号“Posh-Bin”发布与江歌案有关的文章及漫画，捏造江歌是陈世峰情敌而遭陈杀害等不实信息，在江歌遗照上添加“婊子、臭货”等文字，并连续辱骂江秋莲，称她为社会毒瘤、人渣等。上海普陀法院对谭斌以侮辱、诽谤罪，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上海第二中级法院在二审中维持原判。

除此之外，北京互联网法院已经对4起侵犯江秋莲和江歌名誉权的民事案件立案。10月，安徽一家法院也完成了对江秋莲提交的刑事起诉状审查，决定立案审理。

11月4日，谭斌被普陀看守所收押，开始了他的刑期。江秋莲在微博上形容自己心情“五味杂陈”，她还是不明白，作为一位和母女俩素不相识的网友，谭斌为什么要欺负无法做出还击的江歌。

谭斌案中，江秋莲的代理律师曾鸣表示，这一案件是上海二中院近年来处理的第一例关于侮辱、诽谤罪的自诉案件。刑事自诉案件中控告人的举证工作难度大，相当于承担了公安和检察院的调查取证工作，如果证据显示的侵害程度不够，很可能只是构成民法中的名誉侵权。曾鸣指出，侮辱、诽谤罪的最高刑罚都是3年刑期，对谭斌的判决算是已有判例中较高的刑罚。

对于江秋莲来说，打这种官司好比爬上通往悬崖村的90度垂梯，“虽然路不好走，但只要有路可走，那就还有希望”。

江秋莲整理一份诉讼材料需要几个月时间

取证的过程对江秋莲来说也是一种二次伤害

“我为什么不能‘闹腾’ ”

过了立冬，南平仍然是20多度的天气，人们大多穿着T恤和薄外套。江秋莲穿着一件宝蓝色毛衣和格纹呢大衣走下飞机时，才意识到福建和山东的温差。“出门前根本没想到要查天气预报”，江秋莲自嘲，这或许是“老年痴呆”的前兆，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装不下这么多东西，“你们能注意到的很多东西我都看不到，我眼前全是江歌”。

为女儿维权、讨公道，是她唯一关心的事。除了出门去各地法院提交材料外，在家的大多数时间，她也在整理起诉的证据材料。

整理一份网民侮辱、诽谤自己和女儿的起诉材料，江秋莲需要把上百份的微博截图传到“公证云”电子数据保管平台，再将截图一一复制到word文档，标上每张图的公证编号。之后，她要把每张截图中的重点内容打字记录，形成数万字的证据目录，最后再根据所有材料写成一份自诉状。一整份材料整理下来，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以前，江秋莲使用电脑就是玩斗地主、浏览新闻网页，连PDF和Word是什么意思，她都不清楚。由于很少使用键盘，一开始写材料时，她都是用一根手指笨拙地戳着键盘打字，现在，她可以大概记清26个字母的位置了。

更大的困难是情感上的，翻看那些辱骂自己和女儿的微博截图存证，无异于一种二次伤害。江秋莲常会在整理材料时情绪崩溃，没法做任何事情，“饭也不愿意做，卫生更不会去打扫，一个人就坐在那儿慢慢平复情绪”。

情绪的调节，有时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则需要一两天。因无法面对写材料的痛苦而停滞进度时，“她又会产生更强烈的内疚感，一天又荒废了，什么都没有干”，拍摄江秋莲两年多的摄影师刘松描述道。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她反复把《琅琊榜》这部母女俩共同喜欢的剧看了不下百遍。剧中，为“复仇”而长久隐忍的梅长苏给了她力量，“无论多么痛不欲生，我必须活着，必须忍”。有时晚上失眠，她也会播放这部剧，“闭上眼听着声音就睡着了”。

有法官曾私下劝江秋莲不要再“闹腾”了，“告这些人是告不完的”。江秋莲有些生气，“他们侵犯我的权益，我为什么不能‘闹腾’？法院不就是要管人民‘闹腾’的地方吗？”

到11月18日这天，江秋莲的“公证云”系统里，取证的微博截图有1997张。除了目前已经提交诉讼的，她还收集了另外十多位网民发表侮辱性微博的证据，至于接下来会不会起诉，“要看他们的表现，如果之后仍持续侮辱我，我会把他们一个个都告上法庭”。

打官司不仅是江秋莲释放情绪的出口，也是她和江歌产生连接的一条通道，“我终于能为江歌做点事情了”。要是不在家整理材料，江秋莲想不到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打官司就是自己必须要走的路。

从建瓯法院出来，立案无果，江秋莲一下子瘫坐在台阶上

“我不是个老实人”

11月11日上午，建瓯法院的严法官同江秋莲见面，并告诉她，由于这个案件也在即墨法院提交了材料，除非有即墨法院出具受理情况的说明，否则建瓯法院不会对这一案件进行处理。

事实上，在今年8月5日，即墨法院已经以“为了诉讼顺利进行，建议到被告人住地所在法院提起诉讼”为由要求江秋莲撤回诉讼材料。江秋莲的刑事自诉，在建瓯、即墨两边法院转来转去。

“浑身无力，四肢都是疲软的”，从建瓯法院出来，江秋莲一下子瘫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低下头，小声啜泣着。第二趟建瓯之行，似乎也无法得到关于能否立案的明确答复。

下一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她决定在第二天向南平市中级法院和建瓯检察院提交关于立案监督的申请，“不管怎么样，我得去把材料交上去，这是我对江歌的交代”。江秋莲想不通，一个案件的立案过程为何就不能按照流程办理。她变得敏感、多疑，遇到一位和被举报人同姓“林”的工作人员，她有些担心，小声嘀咕着，“怎么这里那么多姓林的？”

江秋莲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甚至一些网友认为，她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2017年5月，江秋莲发布文章《泣血的呐喊：刘鑫，江歌的冤魂喊你出来作证！》，认为是刘鑫在案发时先进屋反锁了门，阻断了江歌的逃生之路，并且在案发后一直避而不见，直到后来完全联系不上。同时，她在文章里曝光了刘鑫及其父母的姓名、手机号码等私人信息。

在东京庭审期间，面对部分网友对她粗俗的辱骂，她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反击。这些回应在如今被一些网友收集后做成长截图，成为支撑江秋莲是“暴民”的证据。

江秋莲说，在当时发布刘鑫家的个人信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联系不上刘鑫，她期待通过这则微博，能让刘鑫出来，“想让她当面来告诉我这一切”。在庭审后的记者发布会上，她对自己过激的言行进行了公开道歉，但她还是无法理解网民对她的恶意攻击，“在我情绪那么崩溃的情况下，他们还来刺激我，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哪还能注意什么素质？”

如今，江秋莲尽量克制自己不去看网络上的负面评价，但好事的网友把截图私信发来时，她还是会生气，乃至落泪。公布诉刘鑫案第二次庭前会议时间后，这条消息没有上热搜，有网友在留言中反讽“不应该啊”，江秋莲苦笑着直摇头，“要是上了热搜，又会改口说我买热度了”。

江秋莲认为，自己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她不是个“老实人”，而是一个较真的人，“认定一个理就要走到底”。

初三那年，她和体育老师发生口角，老师对着她前胸打了一拳，她还了手，和老师打了一架。她坚持自己做得没错，始终不愿意去学校向老师道歉，因此辍学。江歌1岁多时，她决定和有家暴倾向的前夫离婚，上世纪90年代，对于一位没有稳定收入的农村妇女来说，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我既然能独自把江歌拉扯大，就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

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应对这一切。“不喜欢我很正常。我不渴求大家都能理解我，但攻击我不行，伤害我江歌不可以”，江秋莲说，既然他们伤害了自己，那就得追究责任。

江歌在的时候，江秋莲觉得自己碰见不喜欢的人，可以躲着走，遇到不省心的事儿也能放下。但是现在不行，“歌子是我的一切，没有江歌我就是天崩地陷。面对网友们的侮辱，我现在躲不掉了”。

江秋莲也渴望过陪伴，但是她现在很难分清谁是真心的

“以前孤独是美的，现在很凄凉”

在建瓯期间，江秋莲会把每天的经历完整记录下来，发布在微博上，“怕网友担心，我得跟他们汇报一下呀”。对她而言，善意的网友是一种陪伴。现实生活中，她几乎没有人可以诉说，要是不关注她的微博，身边人对她的了解不会多于网友。

现实世界里，江秋莲一直都是孤独的。江歌出事，她前往日本都没跟家里人做商量，一家人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哥哥姐姐甚至都不会说普通话，“他们比我还不如，我怎么跟他们商量？”

离婚后，江秋莲从摆小商品摊，到卖布料、开超市，都是一个人操持。一位同村卖布料的人曾经形容她是“男人性格”，村里丧偶或离婚的女人也有那么几户，“别的女人吧，都是在家烧饭带孩子，她不是这种人”。

在摄影师刘松看来，虽然江秋莲一直强调她是个农村妇女，但她有着和周围人不一样的眼界。“有了江歌之后，她一直希望跳出环境的束缚，为女儿追求一个更远大的未来。家里又不富有，还把孩子送出国念大学，这在她周围人看起来是个完全理解不了的决定。”刘松觉得，在江秋莲身边，可能一直都没有能够理解她的朋友，“但那时候她不在乎这些，她有江歌”。

江歌出事前，江秋莲曾经发过一则微博，里面提到“享受孤独的美”，这是她从网络上摘来的一句话。原本，江秋莲生活的一头是母亲，另一头是女儿，一切朝着她期望的样子发展。即便孤独，她也不孤单，一个人在家，她满足于里里外外地收拾家，把柜子里的东西一遍又一遍地倒腾。每天，雷打不动的是跟母亲和女儿的电话，有什么心事，她都会吐露给女儿。那时候，孤独也是“美”的。

而现在，“孤独很凄凉”。失去江歌后，江秋莲也无法处理好与母亲的关系了。在原本的计划里，她会负责照顾母亲的晚年。而江歌出事后，母亲对她小心翼翼的照顾让她无法承受。有一次，江秋莲在卤味店买了些鹌鹑蛋回家，母亲自己不吃，把鹌鹑蛋全都剥好放在碗里留给她，“当时没控制好情绪，把鹌鹑蛋全部倒进了垃圾桶。母女俩人抱头痛哭，我心疼她，她心疼我，这种情感只能让互相都更痛苦。” 

江秋莲几乎脱离了所有社会关系，只是有时候邻居和家人会来家里送菜，但也是“送完就走，很少交流”。物业的工作人员甚至不确定她是否还住在小区，“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

她也曾渴望有人陪伴。一位自称是作家的青岛人王娜在2018年初以要记录她的故事为由接近江秋莲。那时候，王娜陪着没有任何门路的江秋莲去北京、上海找律师。江秋莲晚上经常失眠，王娜会陪她聊天，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认识不到半年后，王娜就开始以银行贷款到期，需要借钱周转为由多次向江秋莲借钱，当时江秋莲身上还有网友的捐款。

先是借走了几十万，然后又是三五万、一两万地借，“我把身上所有钱都借给她了，一开始甚至都没写借条”。现在，江秋莲已经有1年多时间靠向朋友们借钱过日子了。回想起来，江秋莲不断责怪自己“太傻了”，“她当时的陪伴对我来说的确很重要，可那都是有目的来接近我的啊。”

如今，她不敢再同网友聊天，只是会一条条地浏览不断弹出的消息，”我已经分辨不清到底谁是真心的，谁是虚情假意地想从我身上骗些什么了”。

心里有话说的时候，她还是选择和江歌倾诉。起初是给江歌发微信，后来，她怕江歌手机内存不足，放不下这么多信息，改把心里话发朋友圈，设置成仅自己和江歌的微信号可见。

江秋莲和江歌在日本的合影

江歌的房间还保持原来的样子

“我不想为自己活着”

11月11日晚上，在从建瓯城区回宾馆的路上，律师发来消息说，江秋莲诉刘鑫侵犯生命权的案子将在20日开第二次庭前会议。一同坐在车后座上，江秋莲把手用力地按住我的膝盖，久违地露出笑容，“真想下车蹦一蹦“。

“兴奋、激动、紧张、期待、焦虑”，提起诉讼一年多后，案子终于要开庭了，江秋莲不知道该怎么恰当地描述自己的心情。

江秋莲的情绪是随着官司进展起伏的，今年9、10月份是最难熬的时候——起诉刘鑫的案子一直没通知开庭时间、北京互联网法院的一个民事侵权案在一审开庭10个多月后还没有判决结果、谭斌的案子没有宣判、安徽的诉讼仍在立案审查阶段、在建瓯刑事自诉林某也一直没有回应，这都压得她透不过气。10月末，案子陆续有了回应后，江秋莲的世界慢慢透出了些光亮。

从建瓯反映完情况后返回青岛，她寸步不离手机，生怕错过来自福建的电话。11月18日，她接到建瓯法院通知，要求她写一份在即墨法院撤回对林姓网民刑事自诉立案的情况说明，然后法院再做进一步考虑。寄出材料后，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

和江秋莲聊天时，不论是什么话题，最后的终点都汇向江歌。我跟她提起，青岛比北京暖和不少，她马上想到了4年前的冬天，“歌子遇害那年，青岛的冬天比今年冷，我11月4日去日本时就穿棉袄了。那会儿的日本还不算冷，歌子穿的还是风衣和衬衫”。摄影师刘松在出门旅行时也会给江秋莲发来旅途的风景，希望能打开她的世界，而最后，话题总会转到江歌，“歌子喜欢旅行，她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时间在这个家里停滞了。房子里的布置几乎没有变化，只是江秋莲买来20多个相框，把所有跟江歌有关的照片一张张放进去，挂满了自己和江歌的卧室。在江秋莲床头，还贴着白底黑字的“昭雪”二字，那是东京庭审时网友送的。她说，直到为女儿讨回公道那天，她才会摘下这副字。江秋莲所谓的“公道”，是让那些应当为女儿之死负责的人都受到相应的惩罚。

自从有江歌开始，她在世界上最重要的身份就变成了“江歌妈妈”，作为“江秋莲”本身，她变得模糊起来。

房子里的大多数家具都是从母女俩以前居住的平房搬过来的，客厅的沙发、电视机，厨房里的瓷砖、房间里的灯具都是旧的，“一切都是为了省钱”。而为了送江歌去日本留学，她把卖房得来的几十万一下子掏出来，没有一点儿犹豫。在江歌出国后，她选择步入短暂的第二段婚姻，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江歌考虑，能有个伴互相照顾，“歌子在国外就不用挂念我了”。

有人建议江秋莲领养一个孩子，缓解对女儿的思念，在她看来，别说领养孩子了，自己甚至都不会养宠物，“那是对江歌的背叛”。江歌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家人把江秋莲叫去一块儿吃饭，她到现在都为这事责备自己，“我恨我自己抛弃了她，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从此以后，江秋莲不过任何节日，也拒绝参加任何聚会。

有人问她，等起诉刘鑫的案子有结果了，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活吗？

“不行，我还要等陈世峰”。江秋莲打算，等陈世峰结束日本的20年刑期回国后，她要通过国内司法机关继续对他进行追责。

那如果起诉陈世峰的案子也结束了呢？她几乎没有犹豫，“那就可以去陪江歌了。我不想为自己活着，我只是一个自私的妈妈”。

坐在饭桌上吃饭，江秋莲又回忆起有次江歌回国，她开车大老远地去买一家用花生油现炸的油条。“歌儿半开玩笑地跟我犟嘴，说不爱吃这个，就爱吃地沟油炸的油条，我说，你滚。歌儿说 ，‘我都滚到日本去了，你还要我滚多远？’”

说着，江秋莲放下筷子，泪水又涌上来。她陷入自责，“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说她的，不应该，不应该。”

江秋莲期盼的生活再也回不来了，“大家永远也不知道江歌是谁，江秋莲是谁，我们娘俩在家吃着热乎的白菜炖豆腐，你逗我一句，我逗你一句，在这个世界上过着平凡的，谁都不会多看我们一眼的日子”。

（文中刘松、王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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