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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流水线上、后厨里、代码世界中那个珍贵的普通人|深度人物

北青深一度 北青深一度 2021-05-30

记者/梁婷

编辑/计巍


实务学堂正在开班会,校长欧阳艳琴让大家在纸上画出“定与躁”,她发现最近学生们有点急


一群被应试教育“落下”的孩子,在失去了普通人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之后,重又踏上了父辈们的人生轨迹——早早辍学,离乡打工,流动在城市的各个餐馆、后厨、流水线、工地上。


与父辈不同的是,在端盘子、撒辣椒、组装零件的日复一日里,他们感到迷茫与不安——5年、10年后的自己还是这个样子吗?还是像个机器人一样重复地工作吗?他们想要逃离,想让那个既定的人生轨迹发生一些改变。


希望培养出“珍贵的普通人”的实务学堂的出现,似乎成为了改变发生的机会。在这里,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自由和“被看见”,第一次通过专业技能的学习做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身上那种微小却又重要的价值感。


尽管有人对未来依然困惑,也有人不得不再次挤进流水线,回到餐馆,但那些试图改变人生的挣扎和努力,在这些十几岁的普通人的身上留下了宝贵的痕迹。


罗家祥、罗明扬两兄弟与实务学堂的同学一起在楼顶阅读《内在生命:精神分析与人格发展》


“看见”


2018年,16岁的冬天,刚上高二一个月,罗明扬决定“起码要休学一下”。他跟不上学业,并被一种“恶心”的感觉扼住,虽然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但还是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决定。


实务学堂是在北京做装修工的爸爸从自己服务的业主那里听说的“出路”——一个“没有学历、偏社会实践、参加一些活动当志愿者,还能学点技术”的地方。对于当时的罗明扬来说,这几乎是跟着父亲做装修工外唯一的“希望”。


这个可能改变命运的“希望”创办于罗明扬从学校“逃”出来的那一年年初。在北京昌平的校园里,高校的硕士生导师、经验丰富的心理老师都以志愿者的身份来授课。作为一个面向15岁到18岁农民工子女的全日制、非学历职业教育公益项目,实务学堂的办学目的在于为这些在应试教育体系中不占优势、不适应,但依然追求学习成长和美好生活的农民工子女,提供学习和支持系统,探索他们职业发展的新路径,培养珍贵的普通人。


“太有意思了!”物理课不是教室里画不完的电路图,做不完的卷子,而是站在马路边,直接面对来往的公交车、小轿车、大货车,定点,测速度;什么书都可以读,不存在是否是课外书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罗明扬发现原来手不是只能写作业和做卷子,还可以用来做编程敲代码,这将他带入一个“很宽”又“自由”的世界。


“其实谁都可以做这些事,但是我居然现在才意识到我能做。”他越发遗憾被困在高中的那两年,“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出来”。


两年前,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紧挨着后门的角落里,他曾问过自己很多次:不上大学,我可以做什么?


“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什么都没接触过,只接触过考试。”几次转学导致学籍遗失后,想要参加普通高考,家人就要找人、送礼、花钱,罗明扬觉得这“不合理”。上课跟不上,他就临摹动漫人物,但这种对现实的“逃离”也只能是暂时的。遍布校园的横幅、口号随时都在提醒着他,“要迎着晨风和夕阳问自己,今天我要怎样努力?今天我收获了多少?”


“每个人的想法不可能都是一样的,不应该把所有人都限制在那里。”罗明扬说。但那时,他只能待在那里,跟着集体的步调,随时准备冲下去——中午下课,去食堂抢饭,下夜自习,要和1000多个人争夺宿舍楼下的30个水龙头。


学校的大铁门几乎永远关着,挤满了人的教学楼走廊总让他觉得“恶心”。罗明扬从上幼儿园大班就开始寄宿,一直到高中。被允许回家的时间一开始是两个星期一次,后来变成了一个月一次。


罗明扬当时还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想逃离学校。他以前不看书,在学校,教材之外的课外书不被提倡。来实务学堂以后,他在B站上听完了一套32节的《文学理论课》,“我不敢相信我能看完,完全不是我的领域。”那本后来让他找到遥远共鸣感的《复活》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读到。


“面对这样一种可怕的场景……大家全都心平气静,似乎认为本该如此。”罗明扬发现,原来托尔斯泰也有过那种“恶心”——那是一种被困在步调一致的世界里,任人支配的无能为力的痛苦。


他也开始意识到,父亲长年在外打工、父母离婚,以及自己5岁就开始寄宿的经历到底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得知父母离婚那天,奶奶哭得伤心,但初中生罗明扬没觉得难过,这也使得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没感情了?是不是也要表现得伤心一点?但他始终哭不出来。5岁开始寄宿,和家人的相处并不多。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他不太确定了,“他们离婚这事到底对我有没有影响?我妈妈在家的话,给我一些心理上的支持,是不是高中那段时间会好一些?”


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学堂那种像家人一样——和老师生活在一起,晚上一起吃饭聊天——的氛围吸引。18岁的罗明扬似乎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书里“看到”了曾经和现在的自己,“你童年缺失的就是你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阅读课上,老师张鑫正在和大家分享康德的“你不能只以别人为手段,而不同时以他为目的"


“被看见”


在实务学堂,阅读是重要的,无论怎样调课表,阅读课几乎每天都有。小教室里,六七个学生正跟着线上的老师做主题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书引起了最热烈的讨论。书中女主人公的妈妈把围裙作礼物的情节让罗家祥感到气愤,“特别刁钻。干啥呢?让你干活用的!”


同学们也有很多批判,“她妈也很封建,觉得女的就应该在厨房。”“还有她爸,买的蛋糕也只是弟弟喜欢的口味儿。”上课的老师甚至有点接不上话,但她并没有打断学生们的发言,每一个人说完之后,她都给予肯定:你看到的这点也非常好。


实务学堂租借了广州一所学校的两间教室,大的那间可以容纳所有的20名学生,在没课的时候上自习。教室中间挂着一个窗帘,拉起来又可以隔出一个上课的空间。一圈走下来,你立马会被墙上贴着的同学们的目标和周计划吸引。罗家祥的目标之一是“不说粗口”。


来学堂之前,他在河南的武校上学。武校里,总有一些被使唤的人——一个人要拎七八个开水壶,一次拎不完,两次。他还见过一个人,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生活老师过来时,他反而躲了起来。那个地方,习惯用“干一架”解决问题,有时候走在路上碰了一下,也会引发一次斗殴。


尽管如此,武校仍是当时的他唯一的选择。


小学没人和他玩,有一次,他逃课跑到教学楼一楼转弯处的“最里面”蹲了一下午。但没有人来找他,等到傍晚,自己出来了。罗家祥说,当时的自己是为了找存在感——总希望被看到。初中,因为带手机被发现,他被退学,后来听说班主任用这个方法劝退了三四个同学,他们几个成绩都不好。


“你是个废物,这辈子完了”,躺在家里的那两个月,爷爷的话如魔咒般一遍遍出现。父母离婚,爸爸在北京打工,他和哥哥罗明扬跟着爷爷奶奶生活。那段时间,他每天能睡20个小时,“睡着了这些事情就不存在了”。


最治愈的还是每晚拨通爸爸的电话,也不说话,“我没事就喊两句,爸爸,你在吗?”


表弟在武校,那里可以一年都不用回家,罗家祥逃也似地去了。后来,因为哥哥罗明扬在实务学堂“学得挺好”,他也跟着来学编程。


这里的一切都让他觉得新奇。“课还能这样上?”历史老师在讲到杨贵妃的时候说,唐玄宗特别喜欢她,最后却把她害了。这跟他记忆里的历史好像不太吻合,杨贵妃不是那个祸国殃民的人吗?


回忆起入学时和实务学堂校长欧阳艳琴的一次谈话,罗家祥双手怀抱,上下搓了搓,像打了个冷颤一样,“哇,太不舒服了。”他实在不习惯和老师面对面一起坐着。和之前的老师谈话时,他永远站着,老师有时会靠在椅子上,抖着二郎腿。突然让他坐下来,浑身不舒服。


学堂教务长金玉说,对于这些学生而言,最需要的是“被看见”。


因为参加学堂承接的一个儿童交通安全项目,19岁的崔永祥短暂地当了几天老师。他无法想象,上学时那个举手回答问题都困难的自己,也没有上大学,今天居然有机会站在讲台上给30多个小朋友讲课。


采访中的一天上午,有个同学找了金玉四次,“老师”、“老师”喊不停,却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他需要一个靠谱、稳定的大人响应他的需求。”


金玉说,学堂里绝大部分学生的家里都不是一个孩子,他们没有得到过好的培养、指导甚至爱。很多孩子被父母放到寄宿学校,还有一些被直接扔给长辈,隔代养育。金玉也无奈,“这又不是个体的原因,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就要去打工,打工就没有办法抚养孩子,只能是这样子。”


19岁的林楚虹是个明显要成熟一些的学生,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座位上,说话细声细气,扫地也比别人更利索。


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一个人顾着四个孩子,她作为最小的那个“好像没什么需要管的”。她唯一的“珍宝”芭比娃娃是“捡来的”——又一次搬家之后,她在别人搬走的房子里发现了它,没有头发,还缺了一只胳膊。在家里,一旦说错话,妈妈的棍子就会打下来,她就尽量不说话。长大后的林楚虹并不埋怨,妈妈一人带着四个孩子,那是不得已却又必须要选择的方法。


来学堂后的一天,林楚虹看到个视频,一个男生胸前挂了张牌子,写着一行字: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她把视频分享给了当时的宿舍老师,老师说,“那我们抱一下?”


那是她从来没感受过的暖,“我能跟别人拥抱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跟我拥抱。”


正在做作业的林楚虹


迷茫不会消失


课堂并不总是那么有生机,直到下课前五六分钟,英语课依然昏昏沉沉,线上教学,教室里哈欠不断。you are my sunshine 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学生们好像“活”了,坐在凳子上左右摇晃。播放了一小段之后,歌突然又从头开始,有人说快进啊,林楚虹试图阻止,“别,挺好听的,放着吧。”她少见地在课堂上大声说话,还一直跟着唱完了歌。


她总会梦到以前的事,说到这时,她的手下意识地提起领口,叠一层,按住,再叠一层,死死地攥着——领口好像快要把她瘦弱的脖子勒出一道印,“当时,我不懂自己遇到的危险是什么,只是觉得不对劲。”


那是林楚虹的第二份工作,在一家韩国餐厅做服务员。一个男同事邀请她和其他同事去宿舍玩,她想,一起聚会也没什么,但到了以后才发现,其他人都是男的。吃过饭,男同事问她要不要去休息,她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拉进了房间。男同事很快关上房门出去了,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像被定住了一样,“他可能就是让我在里面休息?”


门突然又开了,灯灭了,她被扑倒在床上,一双手探进来,她使出最大的力气挣脱,跑出房间。同事们像看戏一样打趣,她哭着拎起鞋子,逃下楼,直到确定没有人跟着,才停下来穿上鞋。广东春天的湿冷从她的脚底渗进身体里。


林楚虹的手松开了衣领,双臂叠放在腿上,弓着身子坐着,好像一个饱经风霜的大人。


更早以前,她曾有过梦想。捡到那个破旧芭比娃娃的时候,她想过当个服装设计师,给爸爸妈妈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衣服。后来,妈妈告诉她,“考不上高中就得出来打工”。15岁,查到自己中考成绩300多分时,她知道没得选了,只有打工一条路。


坐在从汕头开往广州的大巴车上,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离开熟悉的家乡,不过可能会赚到的人生第一桶金也许是个安慰。


找了20多份工,林楚虹没有过挖到第一桶金的感觉,她的薪水从没超过3000元。杭州餐厅的服务员、韩国餐厅的服务员、服装店的导购、咖啡馆的服务员,没有一份工作能做得久一点。她想不通,为什么怎么做工资都是那样,也不知道该怎么提升自己。5年、10年之后自己还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没有上升的空间、没有新的知识,像个机器人一样重复工作吗?


她所能想到的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像那个打工时遇到的乌克兰小姐姐,会做咖啡、弹吉他,英文说得自如,长得漂亮,还有一个帅气的男朋友。理想的工作应该是“至少不能是我不喜欢的。它要让我有动力把它做好。”


2019年,在读大学的姐姐的推荐下,林楚虹来到了实务学堂。


去年年底,参加完实务学堂组织的云南乡村儿童交通安全项目后,林楚虹得到了一些舒展——她克服了上台紧张、哆嗦、脸红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再迷茫,入学时觉得编程太难,林楚虹选择了设计方向,可来学堂一年半了,她还没能完全熟悉软件,设计师似乎难以成为她未来的职业,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2020年疫情之后,实务学堂从北京搬到了广州,受制于场地费用,他们越搬越远。学生、老师们调侃,“每一个学期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开学。”


王艺璇跟着来了。2018年暑假,她高中休学来到实务学堂,后来回去参加了2019年的高考,裸考200多分,她决定不复读了,又回到了学堂。身边的同学说,“你真行啊,怎么着也能考一个二本,怎么能不要学历呢?”


2019年10月,通过实务学堂,她成功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实习机会,本以为自己可以真的“毕业”了。


她确实来到了一个很好的公司,CEO微软出身,自己出来创业。实习的时候,她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访谈录音、微信排版,一切都还好。开始接触全职工作以后,她有点跟不上了。公司很自由,早上11点才上班,但晚上2、3点都还在开会,她不知道时间该怎么调配;被安排做用户体验地图、用户画像,她要一个一个去查这些词的意思之后,才能开始工作。2020年4月,王艺璇离职了,老板安慰她: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与岗位不太匹配。


那段时间“哪儿都是黑的”。打开招聘网站,学历和工作经验把她卡住了,投出去的简历从来没有收到过回复。她暴瘦了二十斤,“要不要回去高考”的念头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10月,实务学堂校长欧阳艳琴给她打来了电话。听到电话那头说学堂缺人,王艺璇重新感觉自己被需要了。但她一度抗拒回来,担心学堂“太像家了”——她害怕自己一辈子都在这里。她还担心,“如果我没什么成长的话,学堂也很难让我一直待着。” 


罗明扬找工作的经历看起来一切顺利,2020年5月,在学堂推荐的一家创业公司实习两个月以后,18岁的他正式签约入职北京一家公司,并发了一条朋友圈:“?第一份?”


找到工作的喜悦很快被通勤时间冲淡了。5号线转13号线,他每天要花3个小时在地铁上。大概三个月后,学不到新东西了,也没有时间学。创业公司人手有限,开发、测试、修bug他样样都要做。熟悉项目以后,每天的例行工作还有发邮件、写总结。


他又被困在一个地方,陷入重复——就像他好不容易逃出来的高中课堂,所有人都整齐划一地做着同样的事情。“快逃”,11月22日,他发了这条朋友圈,离职,南下广州。


来到新的公司,他进入了新的学习领域,研究Golang语言。轻松的团队氛围让他有空重新感受互联网世界的自由,看电影、学习新东西。关于周末单休还是双休,领导还在群里发起投票。毫无疑问,只有领导一个人投了单休。这种轻松甚至使他怀疑,公司是怎么活下来的?


但新鲜感会过去,新的很快也会变成旧的。他仍会担心,一旦熟练了,生活又开始陷入那种“重复”。


学生们打开科学实验手工材料包,准备组装实验


如果没有励志故事呢?


学堂里的很多人都想快一点出来工作。崔永祥的家人总问他你还要学多久才能出来?希望能得到一个准确的时间。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本来以为今年能出去,但这段时间,学的东西有点难,笔记又落下了很多,自己对作业的难度没有认知,玩着游戏时间就过去了,最后发现写作业的时间也没了。


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对于他来说并不容易。初中毕业,他就走进了厨房,为师傅配调料,给做好的菜撒个辣椒、呲个油。听到其他人说南方工厂的工资比较高,他决定南下东莞,进厂。


2018年,在工厂流水线上,17岁的他一件件检查汽车电路的线芯有没有损坏。凌晨3点,夜班最困的时候,汽车线束厂灯火通明,他一分一分地倒计时,“时间咋过得这么慢啊?”面前的两台机器按秒作业,每小时有近4000条线需要检查。


穿梭于车间、宿舍、出租屋的很多个闷热的夜晚,他常常翻看那本《平凡的世界》。他也想成为像孙少安、孙少平那样的人,“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被时代的洪流淹没了”。孙少平钻煤窑都没忘了学习,崔永祥希望自己也这样,“不学习迟早会被时代抛弃的”。


对他而言,进工厂最大的收获可能是填过的那张表,上面要求写特长,英语有级别的还会加钱。“原来进工厂都要看英语”,他想,既然这么重要,回到课堂会好一些吧。他跟姐姐提起想去职校,姐姐在北京的幼儿园工作,听同事提起过实务学堂,课程多样,还教编程。崔永祥那时总能在网上看到关于Java的广告,“这个东西还比较火”,他想,如果真的能学会编程,未来应该不会太差吧。


2019年,他来到实务学堂。


可教育从来不是一件速成的事情,改变命运的努力有时候看起来似乎也是“徒劳”。张鑫是金玉之前的教务长,2019年他辞掉了这份全职工作,只在学堂做志愿者老师,代阅读课。不做全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付出跟回报不成正比,“我比他们还要努力为了他们的事儿工作,他们却不努力。”


有人想上英语课,张鑫去搜集国外的双语课程,研究最新的教学方法,但听课的人迟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个期末,校长欧阳艳琴出去参会,学堂只有他一个全职老师,教室里吵吵嚷嚷,他说话大家都不听。那时候学堂搬到了昌平的郊外,下了地铁还要坐公交,很荒凉。他失去了基本的社交生活,去趟书店都奢侈。周一到周六待在学堂,休息回家的那一天,已经哪都不想去了。


他们想实现的目标和学生的基础差距很大。金玉在学堂开了一门Office操作课,但有的学生不会拼音,很多人还不会电脑打字。课堂上,她常常被问到软件要怎么装在电脑上。


很多时候,阅读课要从词汇和拼音教起,“垂涎三尺,你们要记下来啊,动笔写。”欧阳艳琴几次叫停线上老师,等着学生们去拿笔和本子。


2018年春天,欧阳艳琴和“新公民计划”总干事、“日日新学堂”创始人、西西弗书店创始人、以及大学教授,神经生物学家等一群人在北京昌平创办了“实务学堂”。她自己就是农民工的孩子,希望这个学堂能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着手,解决一些问题。欧阳艳琴记得2018年的一篇新闻:200多所中学、7.2万人看名校直播课程,16年中,有88人考上北大、清华,“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但她觉得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那些一块屏幕改变不了的命运怎么办呢?


实务学堂建立起来了,但它能改变多少人的命运,欧阳艳琴也并不确信。


2019年5月,Java 编程作业布置了三周,还有很多学生没完成。她试图和学生们找出作业没有完成的原因,“五一”假期,动员同学们在一起学习讨论,解决难题。除了一个已经学懂了的学生,没人响应她。作为实务学堂的校长,她感受到了某种“至暗时刻”。回到家,她对着天花板哀嚎,半夜,一个人在小区跑了 5 公里。她曾问自己,“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学生?值不值得我付出这么多?”


她偶尔会想起,自己也曾朝“谷底”滑下去过。读三年级的时候,她还没有搞清楚“米”和“厘米”的区别,在农村生活,没人用“厘米”这个单位。初中,数学考3分,化学也考3分,好在她从没想过自己不行,做了其它事情,出板报、给广播站写稿、办刊物。写作让她获得了很多慰藉,在高考这个独木桥上,她过来了,考上了不错的大学,做了记者。


“所有人都想看到励志故事啊,就像好几个人曾给我转过这个故事:用了10年,从深圳流水线厂妹做到纽约高薪程序员。”她在一篇自述文章中提到,曾经的焦虑、生气是因为害怕辜负别人的期待。“别人给你捐赠钱,他觉得你好啊,大家之所以来做志愿者老师,也是觉得你好啊。”那段时间,她也反思过,焦虑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自个儿好面子?她特别想跟别人证明这些学生是很棒的。


但可参考的现实情况是,2010年至2015年,就北京50所打工子弟校将近2000个初中生的人生走向来看,他们中,只有6%考上大学,考上一本的不到1%。当这些人走向社会,1/3无业或自雇佣,2/3在传统服务业——又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成为北京的装修工、广州餐馆里的洗碗工。欧阳艳琴想,“如果我们的学生,还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做装修、超市促销、外卖、保姆,没有实现阶层跃迁,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吗?”她问过自己很多次,“我能接受我的学生以后只是做流水线打工仔、餐厅服务员吗?”


她的答案是:接受。但她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成为幸福的、有尊严的打工仔、服务员”。


学生们在写作课上画画


琐碎日常中的“暖”



欧阳艳琴把写作课放到了操场上,她给出了当天的主题“暖”,希望同学们能用画笔画出来,然后讲一讲。她希望学生们不要局限在去琢磨写作技法,而是先打开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对于自己的感受有捕捉。


9月入学的一位新同学最爱操场的秋千,散开后,她小跑着冲了过去,秋千荡起来,她仰起头,咯咯地笑声隔着十几米都听得到。在实务学堂,她年纪最小,今年15岁,自小跟着父母从卢旺达来到中国河北。因为家里经济拮据,小学六年级后,她一直在家学习。从家出发去实务学堂那天,妈妈给了她20块钱。


写作课上,摇晃的秋千出现在了她交给欧阳艳琴的画里。画是欧阳艳琴与学生们交流的一种方式,她总能从中发现一些微小但又出乎意料的变化。


就像另一个孩子画的那一个点——四周都是暗的,光从那里透过来,就很暖。“他怎么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欧阳艳琴感到惊喜,她想起摄影老师此前也跟她提到过,这个孩子开始在摄影中尝试打破宏观的构图,去捕捉一些细节。


她从学生们这些细微、日常的反馈中构建着自己的“幸福感”。严格来说,迄今为止,罗明扬是学堂培养出来的,唯一找到正式工作的学生。“这难道不会很挫败吗?”“我们并不会完全满足于明扬那样的孩子的反馈,或者说他那样的反馈,并不一定比其他孩子给我们的反馈来的成就感更大。”


有一次,学堂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坏了,修电脑的人说可能是用力挤压造成的,但没人知道是谁做的,欧阳艳琴原本打算自己垫钱修了。“我在上面趴着睡过觉”,一个学生突然说。欧阳艳琴感动于他的诚实,她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学堂希望他们拥有的“诚实、勇敢、爱”。修那块屏幕要2000多元,最终,学生的父亲花了这笔钱。


去年入学的一个男同学,一开始开口说话都不容易,几节阅读课之后,他告诉欧阳艳琴,自己认识了更多字,能理解一段文字了。今年,他申请做了很多课的课代表。搬到广州以后,有一天他突然想去看看商场,“我每天都在山里,想去看看外面有什么没见过的东西”。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什么事。”每个学期都有人来,也有人离开,把他们又带回原本轨迹的大多是父母。他们不理解孩子疫情期间不去学堂时怎么整天对着电脑上课,“不给大人做饭,还不如弟弟,他弟弟还知道去给他爸爸送饭。”但欧阳艳琴相信,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从这里拿走了一些东西。教育就是这样一件事,很难,需要很多年、很多人。“那你的成就感呢?”“这些孩子不负责来成全我们(的成就感)。”


教育的未来在哪里?实务学堂的远景“珍贵的普通人”似乎是个答案。林楚虹现在觉得自己算是那样的人。在感受到拥抱的温暖后,每一个老师下课,她都会送他们到校门口。“如果我是老师,直接走了,也没有人来送,心里会有点寒。”2020年1月14日,在妈妈出门上班时,她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把拥抱带回了家。和妈妈抱在一起的那一刻,谁都没有说话,但她觉得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心。


让这些从原本的命运轨迹中逃离出来的学生、年轻的打工者,掌握生活生存所需的常识、技能、品格,实务学堂原本的计划是三年。尝试过程中,老师们发现,这个时间因人而异,有的需要更久。


连续三天阴天降温之后,太阳终于出来了。学堂的教室在顶楼,阳光穿过两扇大窗户洒进来,崔永祥脱下了厚外套,穿着短袖,正准备给一家做乡村教育创新的公司投简历,争取实习的机会。


从云南当老师回来以后,他对未来有了规划,“或许以后真的会做教育公益”,他享受站在讲台上的感觉,“比坐在办公室里为老板卖命值。”不过,他还是认为眼下的自己至少要先有一个工作。他并不后悔没有走完升学路,“每件事都有两面性,并不是说那样就有多好”。崔永祥的这些思考都发生在来学堂以后,试图改变命运的努力终究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罗明扬的人生原本有很大概率是跟着爸爸干装修的,但18岁成为一名程序员的他似乎写出了一个励志故事,成为学堂很多学生羡慕的那个人。而事实上,如同他一直在对抗着“整齐划一地做着同样的事情”,对抗“重复”一样,他也不想被“家里的长子”、“学堂的好学生”这些身份标签圈住。在北京最郁闷的时候,他也想过自己的学历问题:去考成人本科吧。不过,每到这种时候,另一个自己就会出来提醒,你不需要的,学习新的东西不是一定要有个学历。


做程序员以后,他听说35岁的坎儿——被降薪,被调岗,被明升暗降,直至被“优化”。他计划30岁就“逃离”职场,“退休”回老家,做一些可以远程工作的事情,也许是画师、也许创业,再不行就是老本行,继续敲代码。他对理想生活有了一些想象。那时候,爸爸也不再打工,在老家包了一块地,他们住在一起,屋子里放着一架钢琴——他最近才发现音乐“好像可以表达你的思想”。


“不过,现在的状态好像并不支持自己的这种想法。”他叹气。


那种“恶心”的感觉很久没有出现了,上一次还是在弟弟的武校。那是一群穿着相同衣服的人,他们身体灵活,但表情僵硬,眼神木讷,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他和弟弟都“逃”出来了,尽管前路未知。


他永远记得来到实务学堂后那一刻的惊喜——原来眼睛不止能看黑板,还能看书、看电影,耳朵也能听钢琴曲,“原来我还可以做这种事”。在如“坐过山车”一般退学、进学堂、工作的一年半里,他好像终于明白了一些生而为人的意义:“人应该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要为自己生活。”他不想结婚生子,而是想为生活尽可能做减法。“我做一个人就可以了”,尽管“这很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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