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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特大“套路贷”案中被逼债的还款人 | 深度报道

北青深一度 北青深一度 2021-05-29

采写/徐杨

编辑/石爱华


兰州特大套路贷案一受害人生前自拍视频遗言 | 纪录片《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

李玉明赶回家时,妻子已经喝下半瓶洁厕灵、吞了五六片安眠药。第二天,她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近两个月的身孕,最后不得不人工终止妊娠。
 
李玉明的妻子是甘肃兰州“2·12”特大套路贷案39万余名受害者之一,目前该案已进入执行阶段。
 
2019年3月,兰州警方出动600多名警力,打掉了以王焘等人为首的特大套路贷犯罪集团,抓获嫌疑人253人,查封非法放贷APP和网站1317个。随着案件侦破,警方发现在39万余名受害者中,有89人因逼债催收而自杀身亡,而套路贷背后的逼债催收手法,也一步步浮出了水面。

253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老公,再见了”
 
近四年的时间里,李玉明不断回想起2018年12月15日那个下着大雪的傍晚。大约八点钟,他收到妻子QQ上发来的消息:“老公,再见了。”
 
在QQ消息里,妻子向李玉明坦白了自己用他的身份证和手机号在网上借了“套路贷”的事实。李玉明妻子参与的借贷模式俗称“714高炮”。它还款周期很短,以七天或十四天为限。借款时,平台会收取本金30%的服务费,也称“砍头息”。为逃避监管,这些“套路贷”App都有“AB”面。A面一般是菜谱或天气预报,点击一下就能跳转到B面,也就是贷款页面。
 
首次借贷时,平台限定的额度通常是1000元。扣除服务费后,实际到账700元。借贷人在七天内及时还上1000元,借款额度会上升,高至8000元封顶。如果还不上贷款,有两种路可选:一是通过缴纳“逾期费”将还款期限延迟七天,“逾期费”同样是本金的30%。二是点击平台的“推荐”页面,从另一个借贷App贷款以偿还债务。
 
借贷者们落入“套路”的路径大致相似:支付宝、银行、各种“贷款超市”等平台借款的记录被“大数据”精准“捕捉”后,电话、短信、电脑网站里开始出现“套路贷”广告。只要下载“套路贷”App,将身份证正反面拍照上传、认证,系统自动拉取借贷人的通话记录和手机通讯录,一两分钟后即可通过第三方网站“易宝支付”放款。“门槛低”、“放款快”,对于像李玉明妻子这样的借贷者们来说,是最大的吸引力。
 
李玉明收到QQ消息赶回家时,妻子已经喝下半瓶洁厕灵、吞了五六片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安眠药。他立刻将妻子送到医院洗胃,虽然妻子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洁厕灵有腐蚀性,胃还是烧坏了。
 
在医院里,李玉明不断接到催收人的电话,对方上来就破口大骂,“问候祖宗十八代”。不堪催收人骚扰的亲戚、朋友们也纷纷来电质问。李玉明说,妻子借“套路贷”的起因非常小,只不过是信用卡上欠下几千块钱忘了还。妻子来自单亲家庭,“心里有负担”,习惯将困难憋在心里。她不敢告诉李玉明,于是趁晚上睡觉用他的手机在套路贷APP上借钱,又删除了相关的APP和信息。随后,妻子在软件“推荐”的同类借贷APP里继续借钱来填补,债务循环了一个多月,“滚”到十多万。
 
妻子自杀那天,是规定的还款日,在愧疚和恐惧中,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她感觉对不起我,害怕我骂她”,李玉明说。 
 
甘肃“2·12”特大套路贷案件曝光后,李玉明建了群聊,成为受害者聚集地的“群主”。妻子的经历不是孤例,群里好几名成员曾自杀未遂,也有借贷人的亲戚因不堪催收骚扰而自杀。经常有借贷人在群里求助:“能不能给个二三十块钱吃饭?”
 
郝从志也是甘肃“2·12”特大套路贷案件的39万余名受害者之一。他认为自己“特别能扛事”,但寻死的念头仍不止一次冒出来,甚至准备好了遗书。坐在一张床、一个柜子的出租屋中,他提前安排好了“2·12”案部分追回款最后该如何分配,“留给我爸、我妈和我姐一部分,剩下的留给我爱人……” 

另一名受害人写的遗书 | 纪录片《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

通讯录及“社死”
 
借贷者们决定寻死,大多由于难以忍受“催收”带来的创伤。在“套路贷”中,催收是一个关键环节。
 
判决书显示,甘肃“2·12”特大套路贷案件主犯王焘组织建立的杭州网贷公司(包括杭州土豆用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20余家空壳公司)为规避风险、提升还款率,将催收业务外包给了安徽、广东、陕西、河南的24家催收公司,并设立相应的业绩考核进行激励。
 
兰州市公安局一名经办此案的刑警透露,杭州网贷公司为催收人员设立的业绩考核标准是阶梯式的,分为m1、m2、m3三个等级。成功催收欠债一个月者,获得m1,奖励还款的20%。三个月获得m2,奖励30%,六个月为m3,奖励40%。以此类推。“结果导向”的激励体系成为“软暴力”生长的土壤。
 
从事套路贷行多年的陈广丰透露,套路贷公司的催收员经过统一培训,有一套循序渐进的话术。一开始是沟通,单纯催问借贷者什么时候还钱。也有打“感情牌”的催收人会对借款人好言相劝:“帮你跟上面申请延迟,跟领导反馈”等等。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催收人员会用一款名叫“呼死你”的软件对借贷者进行信息轰炸,让对方电话一直响,并涌入大量催收短信。
 
“爆通讯录”是催债的最后一步。催收人会将借款人的身份证照片PS成裸照、遗照,配上侮辱性文字群发给对方通讯录好友。有的催收人会冒充律师、伪造律师函,声称要起诉借贷人。有的会编造一些侮辱性的谣言,如“性病”“癌症”,使借贷人在熟人们的猜测和议论中不得安生。有的甚至威胁借款人:“8点前把你女儿卖掉”。
 
通讯录是“套路贷”催收中的核心,它代表了一个人的熟人社交圈,让借贷人“社会性死亡”。“这是很多人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广丰说。
 
作为“2·12”特大套路贷案件受害人之一,谢光谷饱受“信息轰炸”之害。曾有一次,他在套路贷平台的借款逾期,仅过了两三天,他开始每天接到几百个电话,“手机根本没法用”。为了避免家人看到,他整天都在删短信,不停地删,又不停地涌入新的。
 
“感觉不到活下去的希望,只有死才能解脱。”谢光谷这样形容身心受到的摧残,他如今已经到了“借无可借”的地步,通讯录、微信列表里的所有好友都联系过了,但是,“窟窿还在那里,问题还没解决掉。”
 
从2018年到2019年,为了“保住”自己的通讯录,郝从志每天只想着一件事:今天该找谁去借钱?
 
最初,为了自己在家庭、社交圈、生意场上的形象,郝从志宁可选择“套路贷”也不愿跟身边人借钱。如今,为了避免通讯录好友被挨个骚扰、自己借“套路贷”的事情败露,他又不得不回过头跟身边人借钱。
 
2019年,他终于向家里人坦白了自己的债务,卖掉了价值两百多万的两套房,去还朋友借给他还“套路贷”的债。当时,每个月要还近10万元的债务,其中7万都是利息。
 
郝从志曾向一位“最好的朋友”借款30万来还套路贷。以前每年,他都会和这位朋友聚在一起过年,亲如手足。为了躲债,他两年没有回家过年。最终因为无力偿还30万欠款,朋友跟他撕破了脸,上门要钱并对他父母扬言,“不还钱,你们不让我活,我不会让你们活”。
 
郝从志粗略估计,这些年,他用过的借贷APP有上百个,几乎用遍了市面上所有的产品。兰州“2·12”特大套路贷案件曝光后,他去打印借贷款的银行流水,用了一天一夜。

“套路贷”App设置了隐蔽性更强的“AB”面

“动物系”网贷平台

许多借贷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所使用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网贷APP,对于“套路贷”公司而言,只是“广撒网”之下批量复制、贴牌上架的产品。套路贷公司“复制”多个网贷APP上架的情况在行业内十分普遍。
 
兰州“2·12”特大套路贷案件中,以王焘为首的土豆用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就有21个套路贷APP,它们大多以动物名字命名,如甜兔、网牛,因此被称为“动物系”网贷平台。一名借贷人回忆,在2018年左右,除“动物系”之外,市面上还涌现了大批套路贷APP,如战神系、大圣系、草帽系、抱金砖系等。
 
“套路贷”公司往往结构严密,与正规金融公司无异,下设技术部、商务部、客服部、人事部(财务和行政于一体)。
 
王小志是王焘旗下土豆用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技术部的一名工作人员。2019年6月初被捕时,他刚刚毕业满一年。从杭州一家家具公司跳槽去王焘的网贷公司工作,工资涨了一千块。
 
在兰州警方3月对杭州网贷公司实施的抓捕行动中,王小志并没有被波及。于是他仍旧待在杭州,准备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没想到,3个月后的一天,王小志和女友傍晚从健身房回家,几个警察已经在家门口等待,并将他带走。女友后来对王小志的母亲陈燕回忆,王小志走的时候还对她说“没事儿,估计是问一下情况,很快就回来的。”
 
王小志没有再回来。他从杭州被带到甘肃,历经审讯、开庭、上诉、判决,之后辗转到了定西的监狱服刑。
 
从那以后,王小志一家人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在母亲陈燕的微信里,多出了一个名叫“待你早日归”的群聊,是同被关押在定西监狱的涉案人家属们建立的。他们在里面分享案情,也交换彼此的生活。
 
陈燕远在河南农村,她从来看不懂儿子电脑屏幕上满屏的英文,对于他的工作也知之甚少。儿子决定换工作时,她只听说新公司“有五险一金,是正规的”,便不再过问。在她看来,王小志从小听话、懂事,在学校从不惹麻烦。工作后,他也和普通上班族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他怎么可能违法犯罪?
 
陈燕说,儿子软件相关的专业是特意选的,一度“让别人眼热”。为了增加就业优势,王小志大学毕业后,她又花了五万元送儿子去培训机构学了“ios系统”,他同时还自学了“JAVA”。“老师说他有天赋,一点就透。”陈燕完全无法接受,仅仅一两年,儿子的人生关键词就被替换成“套路贷”、“监狱”、“诈骗罪”和“四年刑期”。
 
王小志曾从看守所给陈燕写过一封信。他告诉母亲,自己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没有一点儿要干违法的事的想法。他不知道这个工作涉嫌诈骗罪。陈燕相信儿子,“他只是一个打工的,被蒙在鼓里,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套路贷公司的催收话术

2000%的年化利率
 
据兰州市公安局一名经案刑警透露,警方是在2018年12月接到受害人报案后开始注意到这起“套路贷”案的。报案人称,他在网贷平台上贷款80万,还了将近120万。兰州警方调取了杭州网贷公司服务器的后台数据,发现年化利率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36%,已经高达1500%至2000%。
 
“平台的坏账比例最高能达到20%,但利润仍能大幅覆盖过坏账。”陈广丰在这种被俗称为“714高炮”的行业里混迹多年,自认曾是个“投机者”。当时,他的生活几乎可以用“纸醉金迷”来形容。
 
2016年,“支付宝”推出了“借条”功能,这是 “714高炮”借贷模式最早的雏形。尽管该功能几天后即被关停,但大企业的背书让陈广丰看到了赚钱的门路。陈广丰跟风支付宝的模式,也开设了一个“714高炮”的借贷平台。
 
陈广丰入行之初,这种“714高炮”借贷模式还不成熟。据《财经》报道,如今的“套路贷”平台有自己的“风控系统”,“会设定‘运营商通话记录’‘脱敏数据查询黑名单’等多个维度的加权评分”,用于对借贷风险进行评估。但对于陈广丰这批最早的从业者来说,他们往往利用 QQ同步助手,或直接登录通讯公司的手机营业厅,去下载借贷人的通话记录。而即使到了现在,风控系统的评分也并非唯一的审核标准,许多公司仍然主要通过人工审核。
 
陈广丰回忆,2018年左右是“714高炮”借贷发展的巅峰期。以借贷业务为核心,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套路贷公司不仅自己放贷,也和“有钱的大老板”合作放贷。陈广丰当时建了一个微信群,里面有几百位“大老板”。在周边,还形成了专门收集个人信息的公司、倒卖个人信息的中介等等。“在警方打击之前,这个产业实际上是非常完备的。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你出钱就有东西。” 
 
也是在这一年,陈广丰开始涉水“流量生意”,充当中间商,将从上游推广人员那里买来的“潜在客户”数据卖给套路贷公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数据”如此洞悉借贷者们的心思。这一行比放贷“省事儿”,且由于陈广丰认识很多放款人,在行业内有一定资源优势。2018年还没过,陈广丰因“非法泄露他人信息”被抓入狱。那时候,“套路贷”仍未有官方定性。
 
“金钱会迷惑大多数人,”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过往,“每天那么多钱进账,谁不迷糊?”如今,他已不愿再多提及狱中那段过往,只是说,当时怀着孕还在到处为他奔波的妻子“拯救”了他,让他认识到“没有人能逾越规则,每个人都在规则之下”。

主犯王焘家中发现的现金有2800万元

众多的受害人
 
目前,兰州“2·12”案已进入执行阶段,但对于许多人来说,生活已很难恢复如初。 
 
2020年,郝从志的电商公司在无尽的债务中彻底破产。他把两套房卖了两百多万,奥迪车也抵押了,来到郑州一家公司上班。三十来平米的出租屋被分隔出两个六七平米的小房间,郝从志住一间、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另一间。
 
母亲每天凌晨4点起床,去早餐店帮忙。下午去工厂里做衣服。姐姐打三份工,奔波于饭店、鞋店和街道,帮别人洗盘子、擦鞋、发传单。姐夫之前也有自己的生意,开着一辆奥迪,后来卖了将近20万,帮他还债。
 
除了“2·12”案中的借贷之外,郝从志还使用过一种“线上借条线下放款”的网贷平台,如今他还在维权。去年12月,他将放贷者告上法庭,对方是一位被儿子偷偷使用身份放贷的母亲,而儿子因套路贷已入狱三年,最终郝从志胜诉,退款一万多元。4月19日,郝从志在周口市还有另一个官司开庭,金额大概为4.9万多元。
 
对于陈燕和像她一样的家属们来说,等待仍然漫长。家属群不止一个,大大小小,里面成员的备注,通常为“第x看守所/监狱+释放日期”,有的还在后面加上一个小小的粉色爱心。
 
今年3月,王小志开始正式“下监”。反复请律师、来回路费、帮儿子还车贷,近两年时间里,陈燕几乎耗空了所有的积蓄。她只见过儿子一次,那是过春节的时候,家属们被分成两批,排队面见。早晨7点,陈燕就带着小女儿从宾馆出发,排了三个小时队,等待隔着小小玻璃窗通话的二十分钟。
 
妻子从自杀的生死线上挣扎回来后,李玉明才知道,她已经怀孕近两个月。但很快,胎儿被查出了畸形,不得不人工终止妊娠。去年,他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女儿。只有女儿歪在李玉明肩膀上,甜甜地喊着“爸爸”的时候,生活似乎才短暂地恢复了平静。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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