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博士生走上中学讲台，不只是为了复制下一代学霸 | 深度报道

采写/姜博文

编辑/刘汨

他们是一群离开学术前沿的学霸，放弃了那些在旁人看来高大深奥的职业路径：设计核电站机组、为互联网大厂搭建系统框架、研究全球大气环流......

他们回到了中学校园，走上讲台教授三角形内角和180°定理，督促学生遵守纪律、完成作业，同时也被寄希望培养出下一代学霸。

从知识体系的塔尖进入基础教育的地基，预想中的“降维打击”并没有出现。

当博士告别科研

去内蒙古测过铜矿，到邯郸挖过铁矿，中国地质大学矿物学博士蒋俊毅终于走到了地质科研领域的大门口，但他停下了脚步。

蒋俊毅的选择与一位师弟的经历有关，师弟参与了一项在印度洋的地质资源勘探项目，在船上一呆就是8个月，海上基本没有信号，连和家人联络都要限定时间。

蒋俊毅科研之心未泯，但最终没能拗过妻子。争执中，妻子给他撂下话：把她和两个孩子就这样丢在国内，实在是不负责任。最终，在读博的最后一年，蒋俊毅没给任何科研院所或高校投去简历。

根据一项针对201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抽样的1670名博士生中，留在科研单位、高校的比例为33.8%。放弃科研的博士生里，受现实羁绊者大有人在。

离开科研后，蒋俊毅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一家游戏公司做策划。转正后，公司给他开出了每月一万元的工资。但蒋俊毅心里始终不安，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在北京，一个月一万元，日子只能过得紧巴巴的，孩子也迟早会进入学龄，没有北京户口，教育会是个大问题。

除非成为教育本身的一部分。蒋俊毅想到了出路：成为高中、初中乃至小学的教师。2020年，蒋俊毅回到家乡成都，入职一所私立中学任教，孩子的户籍问题、上学问题也随之解决。

寇淮告别科研学术也是因为现实原因，2016年，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拿到计算机博士学位，先是去一所二本院校担任代课讲师，讲“人工智能”、“概率论”、“软件工程”等课程，但因为没有编制，两年内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一千多块钱。他不得不兼职给中学生做家教，收入反而比在高校任教高一些。

“扛不住了，钱太少了。”最让寇淮愤懑的是，他所在高校薪资制度的不平等，有的老教授业务水平明显不如自己，却拿着最高的工资。而他即使有了正式编制，每月工资也不过4000元，行政岗位都比他挣的多一半。

通过转正考核没多久，寇淮就离开了那所二本院校，转去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寇淮清楚，自己回归应试体系的好处在于，从小到大他都是这个体系里最成功的那批人之一，中科大计算机的本硕博足以说明一切。

在培训机构，寇淮先是负责编写教材，一个月能有6000元收入，后来开始带学生，收入涨到1万元。正好这时，一个已经在私立中学任教的博士同学给了他建议，“要不来中学试试？”这令寇淮动了心。

作为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吕亦柔选择回中学教书的理由更加复杂。她不喜欢大厂的紧迫，也觉得科研环境不佳，还一直藏着个教师梦。吕亦柔高中就读于衡水中学，她一直记得高三时的语文老师，一个帅气又文艺的男人。那一年他25岁，妻子正怀孕，学生5点半起床，他就要5点起床；学生晚上9点下课，他批作业要到10点，回家还得照顾妻子。可在吕亦柔看来，那个老师的幸福感依然很高，因为在河北这样的高考大省，他依然能够带出许多清北的学生。

另一段催生教师梦的经历来自异国他乡，吕亦柔博士期间曾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过两年，在那遇到的很多同学，本科就有了国际实习的经历，吕亦柔相信，这样的视野必然是在高中时就打下的基础。如果自己回到中学教书，也许她能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视野。

无论各自出于何种原因，越来越多的“学霸老师”出现在了基础教育的讲台上。数据显示，2019年，进入中小学教育的博士生比例已经升至1.3%。2020年底深圳中学公布的新入职教师名单中，博士生比例占到四成。到了2021年，广州市白云区公开招聘50名博士生进入中小学担任教师。

2020年底深圳中学公布的新入职教师名单中，博士生比例占到四成

新的竞技场

从科研圈跳出的博士生们由此进入另一个战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讳言，求职意向集中在一线或是头部二线城市。在这些地方，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学校，教师岗位的竞争已越来越白热化。

一位就读于某211师范院校的教育专业学生提到，她高中时就读的广州某区的普通公立学校，仅仅是管理实验室试剂的教师岗位，都有近300人应聘。在其它区，带编教师岗位最基本的招录比已达1：50。

另一位来自北师大学教育学的研究生透露，从她参加过的北京地区教育类岗位双选会来看，不少中小学已经划出了”只要博士生”的门槛。在珠三角地区的学校，同样有类似的标准。

广东实验中学高中部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在七八年前，他们就拥有了第一批零星几位博士生老师。近年来，他们遴选博士生进入教师队伍的力度越来越大。参与过教师招聘的教学处副主任伍毅东说，广东省人社厅甚至专门下批了给博士生老师的编制岗位。

广东实验中学高中部的校长甚至亲自来到北京，在知名高校物色教师人选，不局限于师范专业，但要求必须是博士学历，甚至希望本科是毕业于名校的博士。最终，那次北京之行，各学科带回了四十多份博士生简历。

即便没有特意设置博士招聘需求，门槛也在水涨船高。2016年，西南某省会一所还在筹备期的私立中学，数学教师卢明子参与了部分教师招聘工作，他们那时的预期“上限”是招到六大师范院校毕业的本科生。让卢明子没想到的是，各大师范院校的研究生简历很快涌入，紧接着是复旦、北大的博士生简历。正式建校四年后，该校已经聘用了八位博士生老师。

然而，对于众多渴望进入基础教育的博士生而言，博士学位只是一张入场券，他们仍然需要应对数轮笔面试的筛选。

毕业于某985大学的生物学博士李士燮依然记得，2015年应聘一所中部省会城市重点高中的情景。第一轮简历筛选后，参加生物教师笔试的人有三四十个，笔试并不困难，都是高考生物的内容，但在害虫防治领域研究五年后，李士燮已经忘记了一些很基础的知识，他至今记得那道没答出来的题目：ATP里面的五碳糖，到底是核糖还是脱氧核糖？

笔试后，是一轮乃至数轮更残酷的淘汰。寇淮记得，他参加成都某私立中学物理教师招聘笔试时，限时一个半小时完成，他在一个小时内“秒杀”了题目，校长当场批卷，寇淮得了90多分，同场第二名得了70多分。学校当年只招两个物理老师，余下三四十人全都淘汰。

在优质公立学校，优中选优的情况更为普遍。省会重点高中一轮笔试结束，与李士燮一同进入课程试讲环节的老师还有六七名。试讲后，又有一半被筛走。余下的三名应聘者，除去李士燮，还有一位中科大的博士，一位来自全国知名高中的优秀教师，他们要竞争一个生物老师的名额。

尽管竞争压力巨大，但选择也是双向的，博士生们也在观察，学校能够给予他们什么？他们到底能在基础教育体系中做些什么？

李士燮是那场“三人之战”的最终胜利者，与此同时他还收到了一所省内一本大学的教职offer。李士燮最终还是选择了那所省会重点中学，他知道进入那里意味着什么：那里几乎集中了全省最优秀的学生。

一场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的双选会，约3.5万人进场找工作

“降维打击”没出现

学霸老师们一次次被问起那个问题，为什么要到基础教育系统里来？

寇淮入职成都一所私立学校后，在大学工作的母亲一度无法理解他的选择。在她的认知中，博士生读书是为了写文章、做项目，给科研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每到说起这个话题，寇淮就摊开手，做要钱状。寇淮觉得，这是“社会的无奈”。博士生扩招以后，高等教育机构与科研单位根本提供不了足够多岗位，像他这样的博士生即便留在高校，到了45岁，也未必能评得上教授。

不仅是父母，在办公室里，本硕博都就读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穆如诲也被同事问到：“你到这来干啥？”

穆如诲在进入中学前，在一家核能相关的研究院工作过五年，专门设计核电站机组。对于同事的疑问，他回答得很认真，是因为喜欢。比起师范院校科班出身的老师，他还需要克服科研向教学的巨大转变，习惯不再与顶尖的大脑合作共事，每天围绕他的是一群天真的孩子。

作为希伯来大学的数学博士后，走上中学讲台前，贺轸不断告诉自己，不要抱有任何期待：“不要期待学生会很聪明，不要期待学生会很守纪律，不要期待学生会很有礼貌”。

做博士后的时候，他每周都能听到最新的东西，在班上讨论，围在身边的也都是世界上顶尖的数学学者。以贺轸习惯的节奏，一本中学教材，他大概一天就教完了，但进入中学后，即使是教授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度这样的简单知识，也需要手把手教。

调整心态成了种必然，贺轸不得不慢下来，尝试去探究，学生到底在哪些地方无法理解？即便如此，入职半年后，在贺轸的班上，个体成绩有所提升，但整体依然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不仅仅是学习。贺轸的学生们总是精力旺盛，分不清课堂内外，没有太多纪律意识，像小孩子一样吵闹。最初，贺轸并不能理解：为什么像纪律这样简单的事情，说几遍都没法做到？后来他才发现，那些十三四岁的孩子才刚离开小学，许多时候，他们根本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心理水平没发展到那个水平”，他们“情不自禁”地说话，忽视纪律，而非有意去破坏课堂。

蒋俊毅遇到的问题更加棘手，比如早恋。初一的学生已经学会了趴在桌子上、窗户前看心仪的对象。蒋俊毅记得，在他上中学的年代，“老师肯定是能摁死一对就摁死一对”，但到了现在，直接打压已经不再合适。不仅如此，哪怕直接告诉学生，“你们现在都还不成熟”，也会被视作“不负责任的打击”。引导情感是复杂而又耗时长久的工作，蒋俊毅发现，中间会有反复的拉扯，问题解决或许需要一个学期，甚至是一年。

某种程度上，从知识体系的塔尖进入基础教育地基的“降维打击”并未实现。相反，博士生们有时成为了被“教育”的人群。如同许多新入校的年轻教师一样，穆如诲也时常去听老教师的课，他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老教师们从一个知识点到另一个知识点的衔接是顺滑的，“听起来比较流畅”。而他上起课来，一个知识点后练习一两道例题，下一个知识点又来了。相较之下，穆如诲总觉得“差那么点东西”。

李士燮刚走上讲台时，讲课朝着非考点的方向“拓展”几乎是不由自主的。例如，上课时碰到一张彩色的电子显微镜图，他会不自觉地做出说明：现实中扫描电子显微镜图一般都是黑白的，为成像会加入固定剂和喷涂上一层重金属微粒，才能反射电子……后来，他发现，这些内容高考并不会考，很多教师自然而然也就点到为止了，而他总会多讲。

学霸的反击

“学霸”们的反击很快就开始了。

作为师范专业出身的老师，卢明子曾经与学霸教师们一起命题。最开始，博士生很难找得准考点。事实上，这是教育领域新人们的共同特点。普通大学生，或许需要七八次尝试，才能出一套令人满意的试卷，但卢明子发现，博士出身的学霸教师们，也许三次尝试，半学期内就能达到要求。没有教育学与心理学的铺垫，她吃惊于博士生们的快速学习与总结能力。

寇淮在进入学校后，也去听老教师的课。大多数年轻老师要听课一年，他听了一个星期就走了。他只学几样东西：哪些地方是重点，重点与重点之间怎么衔接，以及如何组织管理学生。领导批评他不给老教师面子，他不在乎：学校里成绩说话。竞赛班他在带，他想着把更多时间花在竞赛上。

李士燮觉得，尽管博士生在教育上是“后起之秀”，年资或许不足，但他们有时反而更能吃透教材与考试。经过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学霸老师能快速追溯教材知识的参考文献，对教材中的知识点理解更深入。除此之外，高考命题的专家是大学教授，他们的实验思维是更接近的。李士燮在2017年做的一份授课ppt中采用了新思路讲解光合作用过程。他在那时就觉得，老教材的说法过于浅显，与实际科学史并不相符，三年后，新教材果然在这个版块进行了调整。

就像是鲶鱼，学霸教师们搅动了学校的一池水。某种焦虑也随之扩散开来，教研室里10个老师分管不同班级，但在课后兴趣班，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老师，许多非本班的学生都已经开始投奔寇淮。除此之外，因为有博士学历，能“给学校当招牌”，又在教竞赛，寇淮在常规课程上稍稍“放水”，包括迟到早退也被默许。他知道，自己被许多人以复杂的目光审视着。

提着“白菜”研究“保密科技”，这也成为了学霸教师们的迷人之处。一些学生已经开始探究应试体系以外，更为深入的学科世界。而那样的世界，并非人人得见，寻常课室里的博士生们，最终成为了通向那里的一个豁口。

贺轸察觉到，过去大学数学的内容正在逐渐下沉。清华大学的领军计划，考题都是大学数学题，自然，那是给最优秀的学生准备的。可贺轸觉得，这逐渐会成为一种趋势，他开始尝试给自己的学生植入一些更为高级的数学思想。他曾问学生，一条一厘米的线段，一条两厘米的线段，哪一条线段上的点数更多？学生们最初的回答是，长线段的更多。他则要扭转这样的概念——两者事实上一样多，数量与长度并不是一个概念。而在证明方法上，他已经开始使用大学里函数的双射理念讲解。

有的学生甚至开始窥探到博士们亦不能及的深度。蒋俊毅曾被学生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加拉帕戈斯群岛会产生这么多不同的多样性？一般来说，生物多样性需要一个比较宽泛的地理隔离才能形成。这个问题，蒋俊毅一时难以回答。后来，他去请教了生物部的老师，也依旧无解：这个问题，放在当今学界，仍是待解答的问题。

在知识领域，学霸老师的出现打开了更大的视野 

学霸培养学霸

许多学霸教师进入基础教育，注定会被赋予一些特殊的使命，比如培养下一代学霸。

寇淮很熟悉自己班上那些尖子生的感觉。在做学生时，他就不爱听老师讲课，在他初中时，觉得一些资历平平的老师“连题也做不起”。上了高中以后，他也不听物理课，“我比他做得又快又好，我为什么要听他上课？”他喜欢“钻牛角尖儿”，琢磨一些老师所讲以外的方法，“就是什么东西都把它想清楚”，从条件到结论，哪条路最好走，哪条路容易犯错。

回到中学教书，寇淮一面带着竞赛课，一面带着普通班，有时相同的题目，他也教给两批学生不同的方法。一道初中物理浮力问题，在漂浮的木块上放置金属块，计算重力浮力的改变。普通学生大都列两个式子求解，耗时长而繁琐。寇淮直接告诉竞赛课学生们，重力变化值即等于浮力变化值，题可解，“一句话就说完了”。

回到普通班上再问同样的问题，上过竞赛课的学生一眼就能看出高级解法，想要举手回答，却被寇淮一个眼神压下去。他觉得，对于天赋普通的学生，就不该用简洁、考验思维深度的方法去打搅他们的正常思路。

进入中学后，穆如诲的一个直观感受是，学霸还需学霸“磨”。

他曾经带过高中数学竞赛训练，发觉来参加训练的学生们平时几乎不怎么听常规的课程，参加常规数学考试，一考就是140分以上，有时反应速度比老师还快，“常规老师教不下去”，穆如诲说，“因为他（学生）觉得讲这些，他可能没有太多兴趣，或者（老师）也不能教更多的东西了”。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竞赛中的不等式版块，相比高考中的不等式，难度几何倍数的增长。讲授这样的知识，甚至不能只是博士生，最好是清北本科出身的老师。这样的题目让穆如诲想起了在清华读本科的日子，作业和考试题目非常难，一个寝室的人讨论很久都解不出，还要抄答案。

回到中学任教，穆如诲自信有过参加数学竞赛的经历，主动请缨教数竞。然而，离开高中十多年，数学竞赛已然换了天地，“难度真的比我们那时候大多了”。穆如诲自己也觉得吃力。开始了疯狂刷题，“至少二三十本都已经刷完了”。即便如此，在某些部分，他也不得不考虑再聘请专家教授，来为可能的金牌选手讲课。

即使有了足够的师资支持，学霸的道路绝非一条坦途。竞赛出身的穆如诲深知其难，如今他所带的竞赛队里也有学生抱怨，自己无论怎么努力，似乎取得的突破都非常小。

那是穆如诲走过的血泪之路。难以突破的瓶颈一环扣一环——最开始，高考常规数学得心应手，在转向竞赛数学后，体系转换，陷入对照答案也未必看懂题目的境地。即便竞赛初赛获得突破，复赛，决赛，难度层层加码，瓶颈永远存在。

人们期待天才的智慧，能够在某一瞬间解开难题，但穆如诲从不相信天才的存在。他对学生的回答是：承受这种痛苦，花上一两个月去把一个问题彻底想明白，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也是无形的敌人。吕亦柔也是数竞出身，她知道，竞赛是属于少数人的体系，“你越往上走，其实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你的同学会越来越少。”

在吕亦柔的初中信息竞赛课上，二十余台电脑前只坐了十多个学生，他们复盘着上一次竞赛的题目。吕亦柔很少对所有人讲话，只是不断走动着，与单个选手交谈。等到了高一，这间屋子里为数不多的选手，又会有人永久退出竞赛。

吕亦柔常带着学生与竞赛老牌强校打比赛，这意味着选手常要脱离他所熟悉的朋友、家长、环境，赛场上与陌生人对抗，回住处与机器为伴。那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孤独，一个学生尝试冲击信息竞赛省队失败，文化课也落下不少，而他又喜欢群体生活。几重重压下，吕亦柔干脆把学生留在身边，不再让他外出比赛，减少孤独感，逐渐调整到最佳状态。

无论知识还是心理上的支持，当学霸老师遇到下一代学霸，擦出火花更多在竞赛的层面，这会是一个单纯复制优秀“做题家”的过程吗？

穆如诲的回答是否定的，“现在的高考太简单了，选不出最顶尖的人来”。为了高考提分，他见多了学生一遍遍刷题；字也要写得像方块一样，作文要按照模板套路写……“这才是真正在培养做题家。”

数竞枯燥，没有毅力与足够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做不来，在穆如诲看来，这更是科研的潜质。

在教育体系内，学霸老师们被视作近乎灯塔一样的存在，一位与博士生共事过的教师说，这些学霸教师，哪怕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告诉了学生们，自己通过努力也可以变成那样的人。

矛盾之处在于，他们一度达到了科研领域的前沿，最后又回到了讲台上。常有学生问李士燮，自己决定要学生物学，将来该如何规划？这让李士燮觉得是最难面对学生的时刻。

读研读博时，李士燮曾在夏季广东的田地里观察害虫，皮肉被剑麻扎伤，也在学校种棉花养昆虫，每天数1000个只有硬币百分之一大小的虫卵，累出了颈椎病。走上中学讲台后，他依旧乐于转发昔日同门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也会把其中的故事和知识讲给学生们听。

对于有志于生物专业的学生，“我会都把他们劝到走学术研究上面去”。粗粗算来，班上五六十人，李士燮大约帮五、六个学生坚定了学习生物的理想。李士燮想，多年后回看，哪怕他能影响那么两三个人，就已经足够了。

广东实验中学多年前就开始招聘博士学历教师

北上广之外

大潮之下，博士生学霸教师进入基础教育的势头仍在持续。2020年11月，广州市另一所名校执信中学公布新入职教师名单，当中六名博士均出自清北。而拥有全国仅两所博士工作室之一的广东实验中学，至今已经拥有近30名博士生教师。

甚至不只是名校。在深圳，一所普通公办高中的校领导透露，近几年，区教委都能统一招到数十名博士，学校进而也能与这些博士生沟通具体岗位。尽管他的学校目前还只有一位博士教师，但今年也会继续尝试招聘更多博士。

割裂已经产生。几百公里外的广东某非珠三角地区，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一所当地优质高中的青年教师透露，该校校园招聘要求教师为211、985院校毕业生，但收到的简历大多来自师范类二本院校，最终入职的则大多是没有经验的社招人员。高水平教育人才流向发达地区，已是大势所趋。

在广东实验中学高中部的教学处副主任伍毅东看来，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学校的差距客观来说始终存在，但难言越拉越大。毕竟二十年前，当许多学校还在招收师专院校毕业生时，广东实验中学就已经在北师大招聘了。

他认为，研究生、博士的扩招带来了各行业人才学历的升级，有高学历人才愿意下沉至基础教育是正常现象。当然伍毅东也承认，吸引博士这样的人才进入基础教育，需要相当优厚的待遇条件——算上公积金等福利，广东实验学校高中部的教师平均年收入达到了30万元，各地的财政支出并非都能承受。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教授张万朋也观察到，如今博士生流向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潮流，仿佛是上世纪90年代广深地区大范围招入内地名师运动的翻版。他认为，博士生们在市场的干预下自主择业，而不仅仅停留在科研领域，具有其合理性。

但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上，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也是当下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张万朋看来，这不是学校个体所能左右的，发达地区的财力、资源、政策，再到思路，都具备着更大的吸引力。

珠三角、江浙沪、京津冀......如果只考量市场导向，学霸老师似乎更倾向于走上这些发达地区的讲台。张万朋说，上述地区应当避免各自为战，恶性竞争。“你上海出台政策，安徽怎么办？”只有通过一些协调发展政策的出台，才能避免这种不平衡被越拉越大。

（文中除伍毅东、张万朋、蒋俊毅外，其余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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