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跨性别门诊里没有病人｜深度报道

记者/佟晓宇   实习记者/林意荃 罗鹏飞

编辑/计巍

潘柏林在诊室

很多陪着“跨儿”来看潘柏林门诊的家长，都希望面前的这个医生可以“治好”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变回去”。

“不对，你不理解我。”对于坐在父母身边的跨性别者来说，找到潘柏林并不是来治病，而是为了寻求一种稀缺的、专业的、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支持。

他们感受到了这种支持。在潘柏林设在北医三院的成形科门诊诊室里，跨性别者从不被认为是患者或是病人，而是被称作“来诊者”。在潘柏林看来，所有医疗手段的最终目标是让跨性别者能够接纳自己的身体，顺利回归自己的生活。

而经常被家长投诉“带坏孩子”的潘柏林也清楚地知道，这种支持只靠医疗上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他和那些将自己视作“救命稻草”的跨性别者一样，还有重重困难要去翻越。

“冷门”诊室

每周三早上8点，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形科医生潘柏林的“易性症”门诊开门的时间。潘柏林早早坐进诊室，他面前的办公桌上贴着激素治疗流程单，各种跨性别科普资料也堆在上面。

接下来的应诊时间里，他不仅需要跟陪同的家长科普跨性别的知识，也要倾听来诊者的倾诉，原本安排在上午的门诊常要拖到下午甚至更晚。

刘朦和母亲在诊室门口等候着，她身边的跨性别者有的也被家人陪着，但他们大多阴沉着脸，少有交谈，一言不发地握着手机。只有一次，她看见一对父母乐乐呵呵地陪着孩子来看诊，她觉得不可思议，心想“那个孩子挺幸运的”。

刘朦是一个男跨女跨性别者，现在正在北京一所高校读大一。去年暑假，18岁的刘朦第一次来到这个诊室——母亲和她并排坐在潘柏林对面，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母亲，拿出了刘朦的诊断材料，抬起头跟刘朦的母亲科普起跨性别相关知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医学领域已经不认为跨性别是一种疾病。

潘柏林一直在为跨性别去病化做努力，称呼是最直接的体现，他总是叫他们“来诊者”，以避免让他们感到被冒犯，或遭受不必要的歧视。

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易性症”从国际疾病分类中移除，但在中国，跨性别仍属于“精神疾病”，在使用激素或者性别置换手术前，跨性别者需要先要有“易性症精神疾病证明”。来见潘柏林的前一天，刘朦刚刚从一所精神专科医院里拿到了自己的“易性症”诊断书。

易性症诊疗意见书

在刘朦此前从网上搜集的关于潘柏林的信息中，他“温和”、“友好”。而第一次见到潘柏林时，她发现他很少笑，也有些严肃，但声音柔和，语速缓慢。刘朦看到母亲认真地听着，“相同的话，我说这可能不是一个疾病，和潘医生说出来（效果）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潘柏林告诉刘朦和母亲，治疗要分三步，先是心理上的辅助治疗——让刘朦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如果心理上的辅助治疗能让她接受自己，就可以不用往下走。如果不能，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治疗，第三步是进行手术治疗。

母亲全程表现得平静，刘朦能理解，“她估计还在试图接受和理解这些新知识吧。”

那时的刘朦还留着男孩子的短发，但她感到自己在这间小小的诊室里不需要去解释自己的着装、行为和想法。她知道潘柏林理解这些，这让她有一种从心里向全身散布开来的轻松感，“就像见到了救星，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

根据联合国开发署2012年做的一份调查报告，在亚太地区，对自己的性别不肯定的人群大约有千分之三。

2016年，潘柏林在医院创建起国内第一支跨性别序列医疗团队，整合了心理咨询科、内分泌科、生殖医学、耳鼻喉科、普通外科、整形外科等专业领域的医疗资源，2017年，开设“易性症综合门诊”。

让医生在本职工作之外加入跨性别医疗团队，并不是一件易事。有人接受了潘柏林的邀请，也有人拒绝。他能够理解，在本职工作之上，这是另外的负担。

对于潘柏林而言，做这件事是偶然也是必然。2010年，作为整形外科医生的潘柏林，前往日本东京昭和大学医院访学。那期间，他读到一本名为《性同-性障碍的基础和临床》的书，里面对“易性症”的诊断和医疗支持有细致、全面的讲述。

书里的内容也让他回想起自己初遇的跨性别者。那时他在医院外科刚刚工作两年，一位跨性别者在医院接受变性手术，潘柏林负责为她换药。那时他对跨性别者的看法跟大部分人一样，无法理解，带着猎奇的心态。面对她时，总是带着点忐忑和别扭。

可是几次接触下来，他发现对方坦诚、温和，会包容自己换药时因为不熟练给她带来的疼痛，“不要紧的，继续，加油！”她对潘柏林说。这种温和、坚定的特质在之后接触的很多跨性别者身上他都能感受到。她出院时问潘柏林，哪里可以提供激素治疗？潘柏林被问住了。他问了一些熟悉的内科医生，没人接触过这个领域。

看到那本书里的内容时，潘柏林“感到眼前一亮”。回国后，他将书上的内容翻译后发到网上——当时在国内的网站上很难搜索到与跨性别医疗相关的医学资料。那之后，一些跨性别者开始给潘柏林留言咨询关于激素使用和手术的问题。潘柏林回答不上来时，就再回到书中查。

组建团队开始接诊跨性别者后，很多时候潘柏林仍需要依靠国际上的一些相关诊疗指南去一步步实践。他说自己愿意做这个“冷门”的领域，跨性别者的医疗照护对他来说是个有价值的事。

从冒险自救到获得支持

对跨性别者来说，获得专业的医疗支持并非一件易事。

当年高考后，刘朦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样的话语和方式来告诉父母，自己的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一致——她希望自己是个女孩，而不是父母眼中的“儿子”。

对父亲来说，那次对谈来得突然。刘朦将父亲叫进卧室，然后坐下，跟他坦白了自己的性别认同。父亲的反应有些复杂，像是生气，但又带着茫然无措，她能感到父亲在尽力压抑着，“他觉得我是被别人带坏了”。 

和父亲呆在房间的那几分钟格外漫长，在这之前刘朦已经想过很多种可能，包括被送到特殊教育学校，进行矫正治疗，变回父母眼中的“正常人”。在跟父亲沟通时，她直言自己想去看医生，得到正规的医疗帮助，这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为了更像个女孩，刘朦曾有近一个月的时间，自己悄悄使用激素药物。没有专业指导，她慎之又慎，“因为它会导致，比如钙质流失和肝脏损伤，肾脏损伤，如果长期没有医生帮助，可能这些伤害一开始是感觉不到的，在隐秘地发生着。”

李青也曾给自己用过激素。现在24岁的李青，在18岁读大学那年开始接触到跨性别的概念，“感觉这个概念好像和我有点关系”。她花了4年的时间，做外观上的改变，探索自己的感受。在得到潘柏林的医疗支持前，她曾偷偷吃了3个多月的激素，使用方法都是在网上搜来的其他人的经验，但那并非人人适用。今年2月底，李青开始去潘柏林门诊就诊。

在33岁女跨男跨性别者程昱看来，许多跨性别者只能在网上买来路不明的性激素，甚至是动物激素。“他们调配那些用在动物身上的成分，没有（贴）生产厂家，又没有合格的品牌，然后说这就是激素，你爱打不打，还特别贵。”程昱说。

这无疑会带来身体上的伤害，但跟自己无法认同的生理性别所带来的痛苦相比，这种风险甚至算不上什么。

在潘柏林的调查中，跨性别群体接近80%的人有激素的需求。根据《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33%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会采取非正规途径获得相关激素类药物。

来北京之前，程昱去过贵州的一家地方医院开激素药物，因为对方不理解跨性别，“他们会问，你怎么身份证上是女性？为什么你要开雄性激素，为什么你会有胡子？”这样的经历让他开始抵触就医。

2017年程昱来到北京工作后，第一次踏进潘医生的诊室。服用雄激素的副作用让程昱血压、血糖升高，他需要住院进一步检查糖尿病，还要观察是否有其他内分泌疾病。当时程昱已经做了平胸手术，但没做性别转换手术，尽管仍是女身，但外表看起来已经完全的男性化。因此住哪类病房一下子成了难题。“如果说要按照我的身份证上的性别，去和病友住一间的话，其实还蛮尴尬的，”程昱说，“但让我去和我认同的性别的朋友住一间的话，对方也可能会不接受。”

当天晚上潘柏林团队中的医生刘烨询问他：“今天忘记问你了，你想住男病房还是女病房？”

至今回忆起来，程昱仍觉得非常感动，“她首先征求了我的意见”。为了不麻烦医生去过多地解释什么，他最后还是选择按身份证上的性别入住了女病房。刘烨医生与其他病友们事先打好招呼，病友们也友善地接纳了他，叮嘱他饭要多吃一点。每个星期，刘烨医生也会来到他病房探望一次，尽管那时她因为医院工作安排已经被调到别的院区。

服用激素有可能导致身体出现变化，需要做一系列检查，但程昱不能接受插入式的妇科检查。医生们便替换成了憋尿再照B超的形式。

对于一些可能会遭遇尴尬的检查场所，也会有医护人员带着程昱去。“因为要检查妇科的话，肯定门口排队的都是女生，在很远的一个牌子就会写着男士止步。你看到牌子的时候就会很尴尬——是去查还是不去查，该不该进去那个地方？”程昱说，“如果我自己去的话，会产生很多笑话。” 

2020年11月，潘柏林参加跨性别医疗照护论坛

跨越障碍

跨性别这条路对医生来说，也并非没有阻碍。

潘柏林介绍，一直以来，愿意从事跨性别诊疗的医生并不多，由于跨性别群体处在社会边缘，尚未被大众所接受，至今仍有一部分医生会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群体甚至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医生。也曾有人质疑他做这件事是不是“为了博眼球”？在潘柏林看来，在行业内和他相熟、有过交流的跨性别领域医生，“十个手指头就数过来了。” 

这不是潘柏林和他的团队在跨性别医疗领域面临的唯一障碍，跨性别者和家长间的矛盾是潘柏林面临的又一个普遍问题。双方互不理解，不能有效沟通，往往会影响跨性别者诊疗效果和之后的规划。

有时跨性别者与家长的冲突就发生在诊室里。有的跨性别者不愿意在家长面前开口讲自己的情况，而家长的转述又常常带来误解，“不对，你不理解我”，往往几句话后，之前累积起的矛盾一触即发。

潘柏林的跨性别门诊有面向跨性别者和其父母的相应心理支持服务。潘柏林的助理韩萌是应用心理学在读博士，他介绍，有不少跨性别者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诊所，而父母来这里并非是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更多是要求医生“治好”孩子。有的家长认为孩子是看了一些网上骗人的资料，才产生了跨性别的想法。家长希望医生能帮助他们把孩子“变回去”。

韩萌的观察中，许多孩子在诊室表现得非常消沉，“坐在那儿一句话不说，全是父母在说，没有任何的活力。”面对难以“让步”的家长，韩萌会让父母做一道选择题——权衡到底是让孩子去转变性别，服用激素或是进行手术造成的伤害大；还是一直不让其转变，让他们一直痛苦地生活，最终导致焦虑、抑郁，甚至自伤、自杀所造成的危害更大？

当父母可以慢慢接纳后，跨性别者自己的状态也会有很大地改善。韩萌告诉记者，“很多家长来这边会哭的，他们对孩子的想法不理解，感到十分痛苦和无助，我们算是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的渠道。”也有的家长在诊室哭过之后，继续问潘柏林，“大夫，我孩子能变回来吗？”

一些家长会寄希望于对孩子进行“扭转治疗”，“不过很遗憾，历史上海量的案例和教训都已经证实，扭转治疗是无效、甚至适得其反的。原因很简单，性少数状态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特征，并不是精神疾病，也不是后天环境熏陶的习惯，不是通过某些行为的强化就可以轻易改变的……一些跨性别孩子被家长强行拉去扭转机构以后，遭受到电击、注射、羞辱、限制人身自由等残酷的方式，有些治疗甚至导致孩子逃跑、抑郁加重，甚至自杀的后果。”在一次演讲中，潘柏林说。

跨性别孩子的父母往往会经历这样的心理过程：否定-怀疑-审视-扭转-绝望-放弃。

在韩萌看来，一些家长从一开始抗拒，不让医生帮助孩子，到对孩子的选择不同意也不反对，这本身就是一种转变。“虽然家长没有因为我们的门诊立刻很支持孩子，但是他从一种对抗、阻拦，变成了让孩子自己去负责自己的人生。家长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孩子提供了一些生存的空间。”

刚开始李青的母亲拒绝接受她跨性别的事实，也无法信任潘柏林。她问李青为什么“易性症门诊”的医生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他既是整形外科也是易性症专科医生，就目前国内这方面的医疗资源来看，根本不可能有只做易性症专科的医生。”李青回答。

后来母亲收到很多潘柏林给的资料，态度开始慢慢转变，不支持也不反对，但这对李青来说已经足够。

因为家长的不理解，潘柏林收到过不少家长给医院的投诉。有的投诉潘柏林为了赚钱和精神科医生勾结，给孩子开药。曾有家长斥责他，孩子成为跨性别者是因为潘柏林的门诊给了孩子不好的引导，“把孩子带坏了”。

他能理解这些投诉甚至是威胁，“在对跨性别群体不了解的情况下，这都是自然的反应，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科普宣教。”

诊室里也经常会有棘手的情况发生。较早之前的一次门诊，一位母亲冲进诊室，非常焦虑地对潘柏林说，她的孩子挂了他的号，想要咨询激素治疗，她恳求他告诉孩子吃激素危害很大，以此把孩子劝回去。正当潘柏林要给她做科普和解释时，她哭了出来，说家里已经因为这件事支离破碎，孩子变性的话她也不想活了。潘柏林试图安抚，说视情况尽量劝一劝。母亲深鞠一躬匆忙走了，不想让孩子知道自己提前来过。

接诊时，潘柏林发现这个孩子很坚定地要用激素，但他又怕开了处方后会使这个家庭的矛盾继续加剧，想找个理由先让情况缓一缓。他看见化验单里的两个指标有轻微异常，虽然这并不影响激素的使用，他还是对这个孩子说：这可能会给用药带来一些风险，你看能不能先去找找内科医生，把这些情况明确一下再继续？

他看到孩子的神情一下子变得非常失望，默默转身离开了诊室。过了几天，潘柏林收到了一条来自线上医疗平台的留言：“谢谢潘大夫上次的照顾，我已经买好去厦门的车票，打算自杀，谢谢大夫。”潘柏林懵了，马上联系各方寻找，所幸及时找到了他。“不然的话，这也够我内疚一辈子。”潘柏林说。从那以后，他决定要坚定地遵守原则，再次面对家长的无奈恳求时，他们只能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获取他们的理解，而不能牺牲孩子的权利去妥协。

7月24日，潘柏林参加一席演讲

严肃和重要的事

现在，每周都会有10到20位跨性别者走进潘柏林的诊室，算上线上的综合诊疗，五年的时间里，潘柏林的团队已经为超过两千位跨性别者提供医疗帮助，来访者年龄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

走进诊室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但每一段都跟顺利搭不上边，总是各有各的曲折。

曾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跨性别者来潘柏林的诊室咨询，希望接受性别置换手术。在她的病历书上，潘柏林发现早在二十多年前她就来到过医院。她告诉潘柏林，当年准备手术的前一晚，她无法入睡，她想到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在事业单位工作，她反复问自己，这样瞒着家里做了手术后，“家里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父母怎么办？”

第二天，她放弃了手术。多年后孩子长大成人，父母相继离世，她终于跟妻子坦诚自己想要手术的意愿，离婚后她第二次走进医院。现在，她的第一步手术已经顺利完成，正在等待第二次手术。 

大概在四年前，曾有位跨性别者来潘柏林的诊室就诊，进行激素治疗。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承担了比其他人更大的压力，常表现出无助。潘柏林总能看到他一个人在角落默默祷告，可他们都清楚，真正的问题仍旧摆在面前。潘柏林会花很多时间听他倾诉，主动跟他聊起生活，有时他一说就是一个小时，潘柏林就安静地听着，推后下班的时间。

那之后的每个节日，潘柏林都会收到他寄来的贺卡，一直持续到现在。有时上面写着他的日常生活、自己的想法，有时是使用激素的效果，有时是几句简单的祝福。

“在管理规范的范畴内，我都尽可能的给予他们帮助。”有跨性别者第一次来，他会跟对方聊聊日常，提一些建议，比如在学校里怎么去跟周围人沟通，怎么去寻求帮助，或者怎么跟父母相处。

在这间小小的诊室里，共情显得尤为重要。“家长如果愁眉苦脸，你需要从心底里体恤他们，去跟他们沟通，对他们来说，这是严肃和重要的事情。”

在潘柏林看来，所有医疗手段的最终目标是跨性别者能够接纳自己和自己的身体，顺利地回归自己的日常生活。

刘朦对自己的规划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以前她急切地想要完成性别置换手术，但随着激素治疗的进行，和自己的不断成长，她对这件事的思考变得更加深刻和谨慎，“如果没有认清自己想要什么就忙于做手术的话，最后结果也说不好，可能会反悔。”她希望能在保证健康的情况下，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跟自己相处。

现在，刘朦需要每3个月复查一次，做完检查后让潘柏林看一下结果，再开接下来的药物。

除了治疗上的保障，在潘柏林的诊室，她同样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持，“在这个地方我不需要面对别人不解的目光，他能理解，不会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

李青等候排号的过程中，一位中年男子一直在门诊附近观察。他说自己的孩子和“他们”一样，他也曾经陪同孩子一起来过潘医生的门诊。来这里观望，是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看到孩子的“同类”是什么样的状态。

孩子第一次袒露对自己性别的不认同时，他完全无法接受，“从没想过自己的孩子会是这样的”。但随着他接触和阅读了不少与跨性别有关的资料，得到潘柏林的科普，他渐渐开始理解。可他仍对孩子的未来感到担忧，“年轻群体对跨性别的包容度比较高，但是再往上就很难说”。孩子未来上学、就业是否会面临歧视，这一切都未知。

潘柏林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对跨性别群体的支持只靠医疗上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不可能一下子让整个社会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跨性别群体，并且愿意花精力去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但是至少我们正在做。我们会建立行业协会，编写行业标准或者诊疗指南，会做更多的讲座、培训，希望有更多的医生关注和投身这个专业。也希望能有自上而下的支持，让跨性别者享受正当的医疗权益。”潘柏林说。

因为工作在外地，未来李青很难再来北京就诊，潘医生给了她一份自己制定的《激素治疗流程》，上面详细描述了远程治疗的注意事项和流程，并在背面为李青记下了未来检查的时间和用药的名称。

门诊人来人往，李青没能跟潘柏林正式告别。这间诊室她来过三次，刚刚记清了诊室的大致模样。回去工作后，李青需要定期检查身体的相关指标，以调整用药剂量，有了潘柏林开的处方，她可以在药店购买正规的药物。

不过，李青还是有点担心，她怕其他医生“懂得还没我多”，潘柏林是她最信任的医生。

（除潘柏林、刘烨、韩萌外，文中受访对象名字为化名，人称使用系征求采访对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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