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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鲟三十年 | 深度报道

北青深一度 北青深一度 2022-10-15
记者/张涵 实习记者/廖馨怡
编辑/刘汨

危起伟在2003年抢救白鲟的现场 | 央视《抢救大白鲟》

危起伟一直在追着鲟鱼跑。
从他大学毕业进入长江水产研究所之后,这场和时间的赛跑就开始了。他尝试人工繁育,四处筹措经费,说服领导接受他的保护计划,但似乎总慢了一步。
他几次顺江而下,寻找久未出现的白鲟,最后在临近退休时得出结论,白鲟在2010年之前就已经灭绝了。这意味着,他最后十几年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除了追赶时间,鱼类学家们的工作不可避免与社会的发展交汇。当自然保护区遇上水电站,当养殖基地被纳入开发区,当保护计划因为缺少经费不能落地,他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水生生物保护究竟处在怎样的位置?
如今听到白鲟灭绝的消息,人们自然地感到惋惜。然而回溯历史,不难发现,那些珍稀水生生物并不总是理所当然的被保护对象,和它们打交道的研究者和管理者们,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懂得如何保护。
人的认知和时代背景交融在一起,在那个物资匮乏、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只谈保护不谈利用,是件“可笑的事情”。
危起伟团队收集的白鲟骨骸

被“截流”的命运

2003年宜昌江边的一个晚上,渔民和渔政站站长守着一条3米长的白鲟聊天。
“你说这条鱼要吃的话,哪里最好?”
“我要吃那个鼻子,肯定特别软,那是脆骨。”
中央电视台记者钟倩正给这条大鱼拍纪录片。有着一亿五千万年历史的濒危物种时隔多年再次出现,领导派给她这个大任务,“肯定能拿奖”。
拍摄对象还有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他的团队成功救治了这条白鲟,打算放流江中,追踪至产卵场,尝试人工繁殖,挽救白鲟濒危的命运。时值春节,镜头里洋溢着人们的笑容和对白鲟的乐观期待。危起伟在餐桌上开玩笑:“三年之后涮白鲟火锅”。
但追踪白鲟的信号意外中断了。临走,钟倩和危起伟说,“你们先找,等找到给我打电话,我随时回来把那集拍完。”她没有等到那通电话,近二十年后,传来了白鲟灭绝的消息。
人们本能地回想最后一只白鲟出现的场景,聚光灯再次对准了危起伟。他几乎接受了所有媒体的约访,一遍遍回答着“白鲟为什么会灭绝”这个问题。他想抓住每一次科普的机会,即便不喜欢一些媒体“急功近利的搞法”,写一些“短平快的、比较肤浅”的东西。
只有一次除外。当他介绍修建葛洲坝对鱼类的影响时,或许是觉得话题敏感,记者说“要不别说这个了。”危起伟生气地打断:“我说了,你写不写我管不了,我不说那是不行的。”
在大多数采访中,危起伟都会主动提起这段历史。在他看来,葛洲坝截流是许多鱼类命运的拐点,也是自己工作的起点,许多问题必须回到那个时空解答。
1970年代,葛洲坝工程建设开始。一旦大坝截流,洄游性鱼类去往上游产卵的通路被中断,繁殖将受到重大影响。秉承着“兴修水利要三救:救鱼、救船、救木”的指示,1972年农林部下达了“长江鲟鱼类专题调查”任务,长江水产研究所负责主持联系工作,多家单位针对洄游性鱼类展开调查。
水利专家黄真理、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等人在《葛洲坝工程救鱼问题的争论及启示》中对救鱼的论证过程进行了总结,“1981年2月,国家农委召开第一次论证会,除了‘要救鱼’达成一致外,救鱼对象和救鱼措施等存在严重分歧。1982年2月,召开第二次论证会,一致的意见是:只救中华鲟,救护方法包括人工繁殖放流、网捕过坝和禁捕。”而同样作为从白垩纪幸存下来的古老鱼类,白鲟没有被列入救鱼对象。
彼时的危起伟还在原江西大学读生物系。1984年他被分配到长江水产研究所工作时,对中华鲟的“救鱼”行动已经全面铺开。他负责中华鲟的野外监测,发现所里把近四分之一的力量都投入了相关课题,水利部还批准在宜昌成立了中华鲟研究所。
为什么只救中华鲟?危起伟推测,当时或许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做出这种选择。中华鲟是经济鱼类,肉质好,鱼子酱多,数量比白鲟和长江鲟更多,保护起来更有操作性。尽管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肯定是应该哪种鱼少先救哪个”。
黄真理认为这样的推测并不准确。他曾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司长,他根据葛洲坝工程的历史资料分析,当时的一些专家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就推测白鲟可以在葛洲坝下产卵。这种错误的判断,直接影响了救鱼的政策。
无论决策的过程如何,对鱼类重要性的排序延续到了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工作中。鲟鱼组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华鲟、白鲟和长江鲟,但课题几乎全部集中于中华鲟,每年所里会捕捞上百条中华鲟进行人工繁育。
对白鲟等其他珍稀鱼类的研究保护则是“被动”的。国家任务以课题的形式下达,没有课题意味着缺少经费,投入多少取决于个人。误捕白鲟的电话打来,“不去也没事”。那时所里只有一台电话,渔民的消息辗转几次,等危起伟搭乘大巴车赶到江边已经过了两三天,只剩下尸体。
掩埋尸体前,危起伟会取下白鲟鳃盖后汤匙形状的骨头。带回的骨片用来鉴定年龄,用水煮后会显出扇形的年轮,一轮就是一岁。这些白鲟都是十几岁的成鱼,幼鱼已经很少见到。
根据危起伟课题组的数据,1975年以前,长江全江段白鲟年捕捞量估计为25 吨。1981年葛洲坝截流后,坝下江段白鲟数量急剧下降。从1981年到1987年,每年只能发现10到32尾成体。
多年之后,当长江水产研究所从荆州迁到武汉时,危起伟带不走一手创立的中华鲟养殖基地,但带上和白鲟有关的一切不需要多少力气——一具标本,几册资料,和十几块白鲟的骨头。
国内对白鲟的研究止步于初级,相关的学术论文仅有几十篇。在1988年出版的《长江鲟鱼类生物学及人工繁殖研究》中,关于白鲟的信息只有17页,简单概括了构造和生态习性。介绍白鲟时,学者们有时会带上“可能”和“估计”这样推测性的词语。
回看白鲟的命运,危起伟认为,如果当时的“救鱼”对象包括白鲟,主动组织捕捞,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仿照“救”中华鲟的方法,在江边拴养、修大池子,或在水库放养,是有可能成功的,“条件都是人创造的。”
危起伟创立的中华鲟养殖中心
“实用主义”年代
三十多年前的危起伟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学生,第一次在宜昌见到死亡的白鲟时,他心里没什么触动,只觉得这鱼“真大”,发愁该怎么处理。
他是恢复高考后第四批大学生。改革开放初始,经济学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他报考的生物学被认为“没什么用”,是很多人分数不够时,托底的选择。
一切知识都是新鲜的。对危起伟来说,专业的选择没那么重要。受国家补贴上学,毕业又分配到好单位,未来的路已经铺好,他心怀感恩,“安排什么工作,做就是了”。
那时,鱼类的经济价值被看重,更多地被称为“水产”。农业部下设水产局,为了缓解副食品供应短缺,在1988年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相比救鱼,更重要的是解决“吃鱼的问题”。危起伟记得读初中时每周从家里带一罐咸菜去学校的滋味,“在80年代提长江大保护是可笑的事情,那肯定要长江大发展。”
发展任务驱动研究。除了救鱼,各研究所的重要任务是扩大养殖和鱼病防控。据长江水产研究所1985年所志,当年承担的35个课题紧密结合着“生产实际”,除了扩大杂交鱼的试验规模,还引进了繁殖周期短、更加“实用”的外来鱼种。
相比之下,资源监测等生态类课题被弱化了,研究经费通常要少几万元,因为“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使中华鲟是“救鱼”对象,课题组也常常为钱发愁。
刚进所的两年,危起伟主要负责中华鲟的野外资源监测。在宜昌租一条木船,带着一帮码头工人捞鱼、称鱼,再用简陋的工具解剖,既辛苦又难以形成研究成果,“没有任何好处”。当时,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已经实现,但鱼苗的成活率极低,“今天死了500,明天死了5000,大后天就没了”。1986年,农业部对中华鲟相关课题的科研资助中断,成员们分散至其他鱼类课题组,中华鲟苗被迫放流长江。
研究所那时还有个针对长江、珠江鲥鱼的课题组,每年五六万元的经费,请渔民捕鱼的劳务费就占去大头。为了节省经费,成员们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驯养大的60多条鱼上。虽然实现了人工繁殖,但受实验室条件所限,育苗技术难以突破,野外也难再寻到鲥鱼,课题组最终解散了。
目睹了鲥鱼研究的终止,危起伟决心把中华鲟养下去。那时课题组的人员已经各奔东西,但危起伟有种不自觉的责任感,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觉得应该回报国家的培养,完成“救鱼”任务。
最紧要的是解决钱的问题。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原则上不允许用于科研之外。那时课题组每年会捕捞几百条中华鲟,但存活的时间有限,尸体在冷库里“堆得像山”。危起伟四处寻找出路,和广东的美食家开发各种中华鲟菜式,争取领导的支持。最终,湖北省水产局特许将一部分中华鲟流向市场。冷库里的中华鲟被锯子切成小段,卖掉一点,科研经费就积攒一点,如此维系数年。
1997年,危起伟团队解决了中华鲟培育成活率低的问题,在国内建立了多个繁育基地,农业部还批准了一些民营企业开展中华鲟人工繁育。熬过了最难的阶段,危起伟意识到,“在农业部门一定要搞利用,你纯保护别人不理你。”
随着中华鲟人工繁殖技术不断成熟,危起伟开始有精力顾及白鲟、长江鲟等其他珍稀鱼类,他试图“救更多的鱼”,但见到白鲟的机会越来越少。
他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活体白鲟时的情景。那是1993年宜昌的长江边,一条长达3米的白鲟被误捕后,在水里拱动着。危起伟拍照后立即运往10公里外的土塘,或许是白鲟不适应静水环境,最终没能救活。之后的很多年,他一直没能再见到活着的白鲟。
危起伟团队多年来整理的鲟鱼观测数据
夹缝中的保护区
1994年三峡大坝开工建设,不同的是,这次白鲟被考虑在了保护计划之内。1989年,它和中华鲟、大熊猫一同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三峡建设规划包括建立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保护区,保护对象为长江鲟、白鲟、胭脂鱼等。但此后,在保护区内的金沙江建设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的项目也被提上日程。
因一系列论文受到重视,危起伟作为专家参加了2000年的长江上游保护区调整论证会。他记得当时会上意见分为两派,发改委主张缩小保护区范围,这样水电站的选址就能避开保护区,鱼类专家则极力反对。
根据1994年颁布的《自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但危起伟不得不承认,当时确实很多年没有发现白鲟了,中华鲟又被挡在葛洲坝下,无法进入上游,保护对象十分有限。
会议连续开了几天。发改委提出把保护区的上段裁短约一百公里。在场的院士也大多学工程出身,危起伟感到有些“挡不住”,“你说一点都不退,那搞不下来。”
两方最后得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在裁短保护区上段的同时,将下段从合江延长一百多公里到重庆,把赤水河全部纳入保护区。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多数专家和环保部的支持。损失了一段保护区,留下了一条自由流淌的河流,危起伟认为“这个博弈还是很值得的”,否则赤水河现在应该早就被开发了。
黄真理当时主管三峡工程生态保护工作,建设自然保护区的经费也包含在三峡工程的生态补偿之内,“那些钱过去是我负责拨给他们的”。回过头看,黄真理认为为白鲟建保护区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在葛洲坝修建后,珍稀鱼类资源开始指数级下降,为时已晚,补救措施意义不大。没有保护对象的保护区就像“修了个房子没有人住”,反而限制了地方的发展。
多年后,危起伟成为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一员,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评估和论证会议,能不能建保护区、保护区能不能建码头、能不能调整范围,危起伟有了重要的一票。委员会由专家评委和各部委领导共30人组成,一个项目想要通过,必须拿到80%的同意票,“有6票反对就完了。”
危起伟因此看见了越来越多利益驱动下的保护区调整。最初,为了拿到国家投资,很多地方申请建保护区,建得越大,拿到的投资越多。后来环保的压力逐渐增大,各地又想把保护区的范围缩小,用于搞开发、修公路。还有市长、省长专门找专家做工作,“大家都有投票权啊”。
有时评委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据南方周末报道,2008年,为了建设猇亭临江工业园区,宜昌中华鲟保护区由原来的80公里调整为50公里,虽然后来时任宜昌市委书记的郭有明被立案调查,但造成的危害已无法挽回。危起伟形容这是一场“生态灾难”,专家咨询会变成了“专家同意会”。 
危起伟正在检查中华鲟发育状况
最后的白鲟
关于保护区的“博弈”过去两年后,2002年底,白鲟的踪影突然出现在江苏南京。被渔民误捕上岸时,这尾白鲟受伤严重,胸鳍已经卷曲了。危起伟和团队忙了29天,仔细记录气温、白鲟的活动水层和伤口变化。一切都在好转时,意外发生了。白鲟撞到了池壁和水管间的缝隙,长长的吻被卡住,退出来后就翻了肚皮。在场的人都哭了。
就在一个月后,渔民再次在宜宾误捕了一尾白鲟,他认得保护宣传册上的大鱼。那时白鲟被称作“水中大熊猫”,层层上报后引发了全国关注。
央视记者钟倩和摄影师从北京飞到重庆,为了赶上白鲟放流的场景,她让出租车司机直接开到宜宾。得知是去拍白鲟,她感觉司机瞬间紧张起来,“有种英雄主义情结”,一口气开了 7 个多小时。
原宜宾水利局水产渔政站站长穆天荣负责组织渔民,把白鲟转运到水流更缓的江边。进入网箱船后,白鲟一度翻着肚皮。钟倩记得,正在赶来的危起伟在电话里大骂穆天荣,“我告诉你,这个鱼要是被你转死了,你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钟倩一度感觉危起伟不太好相处,他不在意镜头,甚至反感记者干扰了自己的科研。由于当时不具备养殖条件,治疗好白鲟后,危起伟在它的背上缝了一个跟踪器,决定放流。放流当天,穆天荣让危起伟等等央视的记者,危起伟黑着脸,“什么记者还没到,为什么要等他们?”摄影师想上船跟拍,也被危起伟拒绝了,最后只能用脚勾住船强行上去。
白鲟入江后,危起伟让人赶快架起追踪仪开船追踪,耳机里很快传来了“嘟嘟”的信号声。一路上大家轮流换班,饿了就在江边快速吃份盒饭。
危起伟计划一路跟踪白鲟至产卵场,但没过几天,追踪船在夜里触礁,螺旋桨坏了。正值春节,等找人把螺旋桨修好后,危起伟马上返回江上,耳机里却再没信号声传来。
为了避免白鲟再次被误捕,宜宾市提前4天开始季节性禁捕。危起伟和团队沿着长江来回捋了几遍,依然没有收获。钟倩只能先离开,打算等找到白鲟后,再回来补拍纪录片的结尾。
后来,与那条白鲟有关的许多人,境遇都因此发生了改变。误捕白鲟的渔民被开会表扬,奖励了2000元。穆天荣后来当了局长,钟倩的纪录片也一路拿奖,她觉得或许是危起伟运气不好,“如果那天不触礁,白鲟没准就在了。”
对白鲟的关注渐渐淡去,但危起伟的寻找没有停止。他一边找鱼,一边建立应急救护网络。三峡大坝建成后,三峡公司提供了一笔生态补偿经费。危起伟按照白鲟体长的六倍设计了两个直径 30 多米的水池,还投入几百万研发了一艘19米长的白鲟科考船,帆布水箱、担架等急救设施一应俱全,时速可达60 公里。“长江上游,基本上 6 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任何现场。”他还要求课题组成员,手机一直保持开机状态。
一切准备就绪,在2006冬季至2007春季的白鲟专项野外调查中,危起伟团队搭乘着白鲟科考船下钩开捕。上来一条,记录一条,有草鱼、瓦氏黄顙鱼、大口鲶,唯独没有白鲟。
危起伟的学生李君轶参与了2013年的白鲟专项调查。他们租了六七艘渔船从长江上游一路往下捕捞,渔船在南北两岸拉开一张巨大的流刺网,带着滚钩的网顺流而下,每走1公里他们就起网查看,记录鱼的种类再放回水里。
李君轶在船上待了两个月,负责用鱼探仪监测白鲟的信号,不同个头的鱼类对声波的反射程度不同,如果分析出有体长2至3米的大鱼,危起伟就要求在附近水域着重捕捞,李君轶感觉老师似乎“一直还抱有希望”。
8年中,鱼探仪监测到6次疑似白鲟的信号。然而就算加大捕捞频次和范围,依然没有找到白鲟。白鲟的平均寿命为三四十年,2003年被误捕时,那条白鲟大概20岁,如今一个生命周期已经过去,“可能是老死了,也可能被捕杀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研究所使用的船只
领导“科普”
寻找白鲟的这些年,危起伟一直在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包括领导。一年中,他有200天在路上。要么在长江上调研,要么在去外地开会的路上,参加项目评审、行业研讨和自然保护区论证。
他是直肠子性格,抽烟喝酒都很爽快,“和上面关系都蛮好的,搞顺了。”但在行政体系面前,这种良好的私交能提供给他的帮助并不多。
长江内水生动物的保护工作归属农业部门,具体由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长江办”)和渔业渔政局分别设的资源环境保护处负责。曾在这两个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李彦亮坦言,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只是资源环境保护处众多职责的一项,“几十万渔船要退出,上百万渔民要上岸。不论长江办还是渔业渔政局,重点工作都是渔政执法,资源环保处排不上位置,也缺少专门的经费。”
在行政体系内,水生动物保护的境遇,随着机构设置的变迁起起落落。2005年,专职负责保护的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处成立,此后数年是危起伟眼里的“黄金时期”。在李彦亮的支持下,长江上游自然保护区得以落实,还拿到了三峡公司的3.82亿元生态补偿经费。
2013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部级单位开始自上而下精简人员,在这次调整中,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处被撤销,长江办成立,保护工作被归到资源环保处。
相比之下,陆生野生动物由林草局负责,设有动植物保护司、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和湿地管理司,还有大熊猫保护中心等针对具体物种的局级单位。“水生动物的保护连一个处级主管部门都没有,专职人员只有两三个,不及陆生动物保护力量的十分之一”。李彦亮说。
这样的弱势也体现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交涉中。2017到2018年,荆州文旅区项目施工造成了当地恒升公司养殖场内36尾成年子一代、近6000尾子二代中华鲟非正常死亡。这是经农业部批准的、国内最早开展中华鲟人工繁育的企业之一。
长江办致函湖北省农业厅,表示这些中华鲟“极其珍贵”,其中有繁殖能力的成年中华鲟,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湖北省农业厅赴现场调查、约谈,施工依然没有停止。危起伟当时参与了调查,他表示这项工程没有经过环评,属于非法施工,但文旅区管委会是荆州市政府的行政机构,“你说人家是听长江办还是荆州市的?”
危起伟听一位研究江豚的学者说,每次到各地县里搞调研,当地接待的人首先问“诶,这个江豚好不好吃啊?”他深有同感,自己接触过的一些领导也不懂生物学,要想让“外行”推进一项工作,很多精力都要花在解释和科普上。
按照危起伟的经验,和领导熟悉起来大概需要一两年时间。打好了基础,一有机会他就和领导汇报工作,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饭局,大会小会也说。为什么保护物种需要纲领?什么叫行动计划?计划有什么内容?“只有懂你这个工作在做什么,他才有可能支持你。”危起伟积极邀请领导参加学术研讨会,但领导要处理的工作太多, “一年能够列上一个日程,那都是烧高香了。”
领导的变动也加大了他工作的难度。十几年前,危起伟就和渔业局提议将一部分中华鲟用于开发,以商业化机制保证增殖放流的资金。研讨多次,准备实施的时候,领导却被调走了,危起伟又得开始新一轮的“科普”。
行政力量不只决定着危起伟的救鱼计划,还关系着人、财、物、规章制度的方方面面。
危起伟在荆州创立的中华鲟增殖放流中心全靠农业部的经费维持。1999年,技术员熊伟中专毕业后进入养殖场工作到现在,是资历最老的员工之一。他感觉,以前大家干什么都很有劲头,现在来实习的学生不一样了,“你不喊不叫他,他觉得什么事都与他没关系。”
在危起伟的办公室采访时,我碰到一个女生来向他提离职。危起伟有些无奈,长江水产研究所归农业部门主管,相比中科院和三峡公司这些更大的平台,研究所在人事和待遇方面都要更弱。科研项目不多,人才难引进,几个优秀的学生都是“看我的面子压在这里留着”。
这些年,危起伟的养殖场走了不下五六十人,每年都要走四五个,“本科生和硕士生试用完就跑了。”危起伟担心现在场里的人也不安心,毕竟地处偏僻,“拿的比别人少,做的比别人辛苦,还需要值夜班。”
怕设备出故障,怕鱼跳到岸上没人管,场里24小时都要有人盯着。熊伟每天观察中华鲟的情况、喂食,早晚轮班,每月工资4000元左右,硕士生能再多2000元。
李君轶从2012年起开始跟随危起伟学习,2017年博士毕业后留在长江水产研究所工作。开学第一课,危起伟就和他强调“做事要想好是为了什么,千万不要做不想做的事情。”
李君轶常去各地做资源监测,这是所有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最苦的一环,在野外一待就是一天。为了获得准确结果,需要在不同季节、不同流速的水域,尽量捕获更丰富的鱼类样本,每次调查都会持续10天以上。
危起伟希望能带出些纯粹的学生。他觉得有人文章写得很漂亮,完成创新冷门的课题指标总是“perfect”,但这对物种保护作用不大。一些基础调查很重要,反而只能发表在影响因子低的期刊上,“我研究的东西和nature、science(国际权威期刊)不沾边,为什么非要去发在那上面呢?”
但对科研人员来说,论文依然是评职称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危起伟知道,生态监测类的基础研究既辛苦,周期也长,可能做几年都难发表文章。后来进组的年轻学生们大多不愿再做这类研究,而是选择在实验室就可以完成的课题。
成年白鲟和幼鱼的标本
白鲟灭绝了,然后呢?
最后一次对白鲟的寻找始于2017年,农业部开展“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专项工作,20余家单位在长江全流域布置了65个调查站位,以20公里为一个网格,实时捕捞,几乎将长江滤了个遍。在这次调查中,包括白鲟在内,有135种鱼类没有被发现,其中60%是濒危物种。
近几年不断有国外的专家找到危起伟,认为应当对白鲟的生存状况做一次更新。危起伟团队开始搜集所有与白鲟相关的论文与目击记录,2019年12月,他们在国际期刊《整体环境科学》发表论文,经统计和模型估测,得出白鲟在2005至2010年间已经灭绝的结论。
危起伟把历史长度比喻为时钟表盘:“白鲟所属的匙吻鲟科鱼类出现在一亿多年前的白垩纪,而现代工业化进程不过几十年。你说它们那么长时间都活的好好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灭绝了,连一秒钟都没走到,不应该呀。”
白鲟灭绝了,但那些存在已久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其他物种的保护工作。危起伟的两名学生毕业后进入2019年成立的宜昌中华鲟保护区管理处工作,管理处核定编制10名,承担中华鲟监测、救治救护、科普宣传、资源调查、增殖放流、科学研究等工作,“光是监测这一项,10个人都不够用,这么点人怎么做得了这么多事?”
危起伟鼓励他们把问题一级级往上反映,负责人很无奈,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但基层单位向上争取政策并不容易,“危老师说的话市长都要听,我们去说的话,市长会觉得,事不好好搞,牢骚一大堆。”
对中华鲟未来的生存状况,危起伟并不乐观。“救鱼”四十年后,虽然保有几批人工养殖群体,但2008年后,对中华鲟的特许利用被禁止,不能卖、不能吃、只能养着,越来越多民营企业退出。
而且,中华鲟的野外繁殖已中断五年,这并不是“救鱼”的初衷。由于没有经历海水环境,生活空间狭小、营养不足,人工养殖的中华鲟不断退化,个体已经不如野外群体的三分之一大。“精子活力下降,卵子的颗粒也在变小,以后就不是中华鲟了”。
放流是恢复中华鲟野外种群的重要一步。危起伟希望能对每年的放流数量下达指标,“国家没有定任务,各单位想放多少放多少,实际上在任性地自娱自乐。量不够,很难起到作用”。
2015年,危起伟提议的《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终于由农业部发布,但经费迟迟没有到位。剩下的救鱼时间越来越少,目前国内大多有繁殖能力的中华鲟都已经超过20岁,再往后十年,老化和无法繁殖的会越来越多。十几年里要做的事很多,建立海洋保护区、修复中华鲟产卵场,危起伟不知道还能不能实现。
在接受采访时,危起伟和黄真理一再提起几十年前的那次“葛洲坝救鱼”。对于其中一些做法和理念,二人存在着分歧。但他们都提到,希望公众不要忘记这段历史。黄真理说,这不是专家一时一地出现的误判,“是因为我们缺乏直面误判的学术争鸣氛围,带来了长期的影响。”
2021年,新版野生动物保护名录颁布。这是1989年发布后的首次更新,白鲟依然位列其中,鲥鱼被新增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危起伟哭笑不得,“鲥鱼都几十年没见了,现在把它列上有什么用?”
李彦亮推测,认定一个物种的灭绝需要组织一系列调查和论证,但缺乏经费,也没人牵头来做,“这也是行政力量薄弱的一种体现。”
那么白鲟的名字要不要从保护名录摘掉?以后对白鲟的研究投入会不会停止?危起伟说相关部门至今没有表态,很多事情依然没有答案。
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开始,这是危起伟的老师曹文宣从2006年开始呼吁的事,十几年后终于落地。危起伟知道,一些事情从无到有并不容易。他所在实验室的名称在二十多年间多次变更,最初是淡水鱼类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实验室,2008年扩大为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那时只搞保护,是死路一条。”直到2018年,“利用”终于被拿掉了。他希望有一天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名称也可以更新,“鱼类不仅是‘水产’,而是‘水生生物’”。
被宣布灭绝之后,白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被那些悼念文章淹没的,是知网上仅有的三十多篇与白鲟有关的论文,而且大多集中在上个世纪。一家3D打印公司联系危起伟,想做一场关于白鲟的展览,存放在档案袋几十年的白鲟骨骸,终于有机会被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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