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障女孩“闯入”人大读研 | 深度报道

采写/王一凡 

编辑/刘汨

开学第一天，文晴和妈妈去学校报到 | 王一凡

视障女孩文晴的前23年都在盲人群体中度过，直到2021年，她选择了一条和其他盲生不同的道路——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应用心理专业，成了这所学校第一位视障研究生。

考上这所名校并不容易，光是向学校申请提供一份盲文试卷，文晴就争取了好几次，更不用说考研激烈的报录比。但短暂的喜悦之后，文晴形容，自己像是被“抛进了这里”。

她看不见老师的PPT，每节课都会留下大片的空白；学校的快递架是编号的，取件时她要一路打听摸索着；还有和明眼人同学的人际关系，一场对话中，她不知道对方的眼神、表情，甚至不确定对方是不是看着自己。她总是被当成“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同学、朋友。

文晴好像成了一个“正常世界”的闯入者，在此之前，她从没经历过这么多提醒她“视障者”身份的时刻。在人大读书的这段经历，也是她在人群中寻找自己身份坐标的过程。

文晴在自习时触摸阅读盲文书籍 | 王一凡

两个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文晴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开阔，与此同时，她的视域在一点点收缩。到现在，她还残留着一些管状视力，0.02，像是从针孔里看世界。

8岁起，她便辗转于南京、青岛等地的盲校，大学也就读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一直身处在相似的环境中，文晴几乎没经历过多少提醒她“视障者”身份的时刻。

南京盲校和一个足球场差不多大小，无障碍设施还算健全，楼梯装有上下盲道，教室门口也会挂上盲文门牌号；老师们虽然大多是明眼人，但接受过基础的残障教育，地理课有让盲生们触摸的3D地图，数学课程中的图形和符号也会用盲文改写。

最重要的是，文晴的朋友圈子也大多是视障者，在盲校时，同学们大多住校，一起学习、生活，一起参加社团活动。进入南京特师读本科后，文晴的同班同学中有两位是盲生，她们成为了舍友，会一起探索学校的食堂，一起在外出时找乘务员换残疾人票。

直到2021年，文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她成了这所学校第一位视障研究生，也成了“另一个世界”的闯入者。

在人大，几乎每节课都会用到投影仪，老师也习惯对着PPT授课，文晴每节课都会留下大片的“空白”；学校的快递区有十几个窗口，根据短信对应的号码取件，每次文晴都要一路打听，才能找到自己的快递；取外卖时架子上也有对应的号码，她还是要一路摸索着过去。

她“不好意思”用以前的方式解决现在的麻烦。比如在以前的学校打饭，她和其他视障舍友会大声询问“你们家是卖什么菜品的呀？”如今在人大的食堂，许多餐品是自助选择后统一结算，她索性选择了一家可以点餐的窗口，开学前几周，她连续吃了好多顿同样的面食，“吃得都想吐。”

食堂人流涌动，她很难分清哪里是空座，正犹疑时，发现已经有人坐下了。几次之后，她想，不要去白费力气找座位了，干脆蹲在地上吃算了。文晴形容，那是一种茫然无助的感觉，自己好像不属于这里，“就像是一个人在顺畅的生活里，突然‘咯噔’一下，被卡住停下来。”

以上的种种不便，还能找到切实的解决办法：陌生的路线她会尽可能多熟悉几遍；常去的餐厅里，她和学生会打印了残障人士优先的标识，贴在门口的座位上。但有些问题，更加微妙，也更加棘手。比如，在明眼人环境下的人际交往。

微信群里大家正讨论着班级事务，纷纷回复表情包斗图，明眼人舍友们发出笑声。但读屏软件没法描述表情包的动作神态，文晴只能听到一个机械的女声，一遍遍重复着“动画表情”。

某次迎新晚会的后台，演出人员一批批涌进来，彼此打过招呼，看到一个眼神、一个肢体动作，就热络地聊了起来。但文晴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自己认识的同学，一片喧闹中，她无法辨别熟悉的声音，只能呆坐在椅子上。

恰恰是视障群体才能更敏锐意识到，那些语言之外的要素，在沟通中的重要。课后同学们聚在一起讨论知识点，文晴看不到他们的座位朝向哪边，看不到对方的眼神，不知道插话时对方有没有在看自己，她一直在想：我该怎么把握说话的时机？但还没等她想明白，讨论就结束了。

这就是文晴进入人大读研后第一个月的生活，各种各样的时刻都在提醒她视障者的身份。“我想加入大家，但我又觉得自己加入的姿态很尴尬。是不是这两种学校之间的差距很大，我真的很难融入？”她被强烈的自我否定和怀疑包围了。

学校宿舍专门为文晴安装的盲道贴 | 王一凡

“不速之客”

开学第三天，文晴和明眼人的第一次“摩擦”来得措手不及。校园里，一个女生骑着共享单车迎面过来，刹车迟了，压过了盲杖最底端的那节。

对方显得很紧张，话说得有些断断续续：“同学，你……没事吧，要不，你加个我微信，我赔偿给你？”

文晴摸了一下盲杖的情况，一道明显的折痕。

她们停在路中央，文晴有些犹疑：处在明眼人的世界里，应该让自己去适应、遵循已有的规则，如果发生了冲突会比较麻烦，还是小事化了。她的脸被九月秋老虎的太阳晒得发红，“你走吧，没事的。”

两人分开后，文晴没走两步，盲杖的最后一节就断掉了。回到宿舍，她突然感觉到后悔和委屈，叹了口气：“我是不是有点儿太怂了？盲杖也两百块钱呢。”

由于宿舍是随机分配的，开学第一天大家见面时，文晴的三名室友才知道她是视障者。除了一位参加过残障机构志愿活动的室友，其他两人是第一次和视障者相处。最初一周里，宿舍一直是四个人一起上课、吃饭、出行。

几天之后，室友们告诉文晴，她们感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压力，一方面觉得作为室友应该照顾文晴，另一方面，四个人在一起行动节奏很慢，新学期各类事情很多，她们希望可以有自己的时间。

文晴不知道如何回复，同行的过程中，她已经尽量走快些跟上室友们，也努力寻找着聊天话题，带一些零食分享给大家。她想，自己已经努力好好相处，但为什么没能成为对方的朋友，却成了一份压力呢？后来，文晴向老师申请，整个班轮流带着自己熟悉校园。

那种“闯入者”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大家对待她礼貌、客气，还有些疏离。文晴没想到自己竟然感受到了孤独——在本科学校里，她代表学校参加各类省级、国家级竞赛，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考研时，她给自己安排了周密的复习计划，朋友找来多说几句话，她都觉得吵闹。

现在，为了跟上学习节奏，她几乎一整天都待在自习室里用读屏软件学习，有时从早到晚都不说一句话，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学习。她开始很想念那些同是视障者的朋友们，给他们打去长时间的倾诉电话。

在这所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中，有着齐全的学科、丰富的社团活动、资历显赫的教师队伍，以及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精英学子。这里看上去已经足够多元化，但还是少了些和视障群体相处的经验。

开学之前，学校做了文晴的专访，评论大都说“身残志坚”“励志”，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适得其反的“帮助”。她走在校园里，有时会被不知从哪伸出的手拉住，有好心的同学还会拉着盲杖的底端带路。实际上，视障者要依靠盲杖来触碰附近的路况，底端悬空反而不安全。还有游泳馆的管理员阿姨，担心文晴跌倒就全程照看，连她换泳衣的时候也紧跟着。

这种善意让文晴感到不适，“我很感谢别人的好心，可是我并不是无行为能力的小孩，触碰我的身体之前最好询问一下，换衣服的时候也不想被注视。”

还有些偏见和刻板印象，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文晴跟朋友一起去游泳，游泳馆的一位阿姨对文晴说：“你这个朋友人好好哦，还带你来游泳。”文晴愣住了：“我成了一个在别人看来是被照顾的人，可是，其他人不也和他们的朋友一起来吗？我们是平等的朋友，一起做事，相互提供情绪价值……”

交朋友都很难，更不用说其他的亲密关系。她畅想过那种“偶然相识，逐渐相恋”的校园恋爱，但又觉得不太现实，“在人大找到男朋友，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大家看到视障群体的第一反应，是把我们当做帮助对象。”

文晴回想起自己认识的视障群体里，只听说过少有的几对情侣是明眼人和视障人的结合，基本上大家都是在视障的小圈子里恋爱，她打趣道：“经常会出现前任和现任相互认识的情况。”

文晴也提起了上学期的一次职业生涯规划咨询，她先强调了那名咨询师的友好和经验丰富，然后话锋一转：“他说自己搜寻了视障学生比较适合做的职业——一个是推拿，另一个是读屏软件的产品经理。我告诉老师，不用考虑视障学生做什么，只看我的能力、性格，适合什么行业。但他每次都要提醒我，视力障碍会限制很多……”

图书馆最初为文晴安排的专座并不合适 | 王一凡

融合的尝试

当一座高等学府迎来第一位视障学生后，一些改变和适应，需要双方一起努力。

在文晴入学之前，学校为她提前准备的东西，有些是必要的，有些则是多余的。比如宿舍的盲道贴，这是一种明眼人对视障者的刻板印象。文晴解释，宿舍空间很窄，扶着墙走就行。而且楼道已经铺设了光滑的地板砖，盲道贴很容易被打湿掉落。

图书馆还为她在一楼大厅设了一个座位，单人单桌，临近插座。可是，盲人更多地不是依靠无声的“摸”，而是倍速的“听”，印刷成盲文的书少之又少，书籍、论文，亦或是手机上收到的消息，文晴都靠听来接收。读屏声音是比日常交流高出5-8倍速的机械声音，如果文晴一直带着耳机，就会使得听力受损，如果在图书馆公放，又会打扰到其他同学。

图书馆老师向文晴解释：“我们是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有些先入为主了。”她很快联系了另一所藏书馆的老师，邀请文晴和老师们一起讨论相关的需求，这场协商持续了近三个小时，要给文晴找到一个适合学习的空间。

藏书馆有一间讨论室，没有窗户，通风系统也被废弃，文晴表示，“自己只要有个不打扰其他同学的空间就可以，没有什么舒适度的要求”。文晴的班主任也参加了这次协商会，他立马否定了这个选项：“太闷了，冬天冷夏天热，我们再找另一间。”

最后，老师们找出了一间使用率不高的讨论室，在顶楼走廊的尽头，文晴觉得不好意思，随即说：“我可以在门口贴上纸条，如果有同学不怕被读屏软件的声音打扰，欢迎一起学习！”这间不到10平米的房间，成了之后她在学校最常去的地方。

讨论结束已经临近黄昏，到了楼下，班主任喊住文晴，前年他刚从香港大学博士毕业，是第一年做班主任，他告诉文晴：“不要怕自己是在给别人添麻烦，学校有义务满足学生合理的诉求。在香港的学校，无障碍设施以及配套制度比内地完善多了，我们学校也应该努力进步。”

在那之后，文晴开始更多站出来争取权益。校园网站每次登录都有一个图片验证码，文晴看不到，连续反映了好多次，但网站设置一直没有变化。又或者是课堂展示要求每个学生做PPT，“每次都托人情帮忙，我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

她查到国外的某所大学专门有一个残障办公室，负责处理融合教育的事务，学校会帮残障学生雇一名学业助理。类比到现在的学校，学生入评优需要做志愿活动，文晴想了一个办法：她联系了学院，把自己需要帮助的事情列出来，几位乐于助人、需要积累活动时长的同学，主动申请成为了志愿者。

他们建了个群，文晴会把各种需求发到里面。相比于靠人情帮忙，她觉得这种互利的志愿者模式更能让人接受。

文晴也要学着处理与明眼人同学的关系 | 王一凡

明眼人朋友

在人大，文晴交到的第一位明眼人朋友，是一位叫吴琦的法籍华裔留学生。初次相遇时，文晴正在食堂小心地端着餐盘，一个清亮的女声问她：你好，请问你是否需要帮助？我从对面看到你好像遇到了一些困难，不确定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文晴的第一感觉，这是一位让视障者非常舒适的同学——吴琦会把文晴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先礼貌地征询同意后再帮助。

吴琦有着良好的残障观念，她不会对残障人士过度关注或者觉得稀奇。她在法国长大，公共空间中的残障设施比较完备，残障人士出现在公共场合中的频率较高。她家门口的超市还有一位听障收银员，他和其他的收银员做着一样的工作，唯一的区别是，在他的收银台前会贴一张纸：“我是聋哑人，请您当着我的面说话，谢谢。”

一起吃饭的时候，吴琦会照顾到文晴的视力帮她夹菜，也会跟她谈论自己的情感故事；出门游玩时会选择逛公园这类不太需要视力的活动；她们一起去上自习，保安叔叔夸奖吴琦“善良”，吴琦就会立马纠正道：“是因为文晴有意思我才跟她成为朋友的，不是我善良，是她很好。”

文晴跟吴琦谈论起中国多元化教育的缺失，文晴认为人们的刻板印象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恶意，只是来自于不了解，“大家没有在学校里学到过如何去尊重、理解、接纳少数者，我其实很乐意跟别人谈论我的视障身份、困惑和迷茫，只要这种交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这和吴琦的想法类似，她也觉得，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交往，是学会尊重残障人群的主要途径。

那些过往缺失的残障观念，最后要靠后天的学习和磨合来弥补。这学期，文晴和曾经“跟她相处起来有压力”的室友成了好朋友。室友看了那部叫《触不可及》的电影，里面有个场景：护工带着残障朋友出来买热狗，店员面向护工询问需要点什么，护工则看着轮椅上的朋友说，你可以直接问他。

室友觉得自己脑子里的“某根线”联通了：一个人有着正常的精神思想，那就是一个正常人，不必因为身体上的某些缺陷而区别对待。

文晴也开始不厌其烦地跟明眼人谈论自己，“把自身作为工具和例子”，来教明眼人如何跟视障群体相处。她在交流中纠正偏见，当朋友提到“盲人和正常人”的时候，她提醒说：“是明眼人，我们一般不用正常人这个说法，它意味着一种正当性，意味着相反的情况就是不正常，可是生病是正常的，残缺也是正常的。”

她希望在学校得到帮助、交到朋友，但也不会再一味迎合。在导师的项目中，外出时她还是需要其他组员的引导，但进入访谈环节，文晴完全不受视力障碍的影响，总能流畅完成。有一次开会，会议室的投影一直无法连接ppt，大家在那里摆弄了很久，她突然觉得自己反而成为了在场唯一的非残障人士，“不看PPT就没办法开会啦？”

视力上的障碍对她来说是可以开玩笑的。走到店铺门口的时候，商家提醒顾客戴好口罩，她侧身对朋友说：“乘地铁我找不到工作人员的时候，把口罩一摘掉，工作人员立马就会注意到我！”然后大笑起来：“这简直可以变成一个去讲脱口秀的梗！”

当她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己身上时，生活也顺畅起来。从自习室到宿舍这条路走了上千遍后，她已经知道哪个拐角有凸起的砖块，哪条路中间长了一棵小树，她不用再时时依靠盲杖探路，有时，她幻想自己是武侠小说里的女侠，会把盲杖抬起来，一节节伸开，摆出个舞剑的造型。

她还选定了两个常去的食堂，志愿者帮忙朗读菜品后，她制作了电子菜单，点餐时就打开读屏软件。这个学期，做好路线规划后，她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校门，去了天坛公园。向旁人寻求帮助时，她不再那么紧张，取快递时大方地朝路人询问，这是不是xx快递窗口啊，得到否定的答案时还会小声嘟囔“好远，怎么还不到”。

入学一年之后，文晴自在了很多，“我确实是看不见，但也不是我想给别人添麻烦，这些都是我合理的、基础的一些需求。而大家作为有思考力的人，应该了解和尊重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文晴与明眼人朋友一起出游 | 王一凡

“回”不去了

现在文晴回想起进入人大前的求学经历，特殊教育与普通高校之间的割裂感，越来越明显。

盲校的教育体系独立于普通教育体系，竞争压力比较小，大部分参加高考的盲生，都能考取这几所特殊院校。因为没什么学业压力，除了一些基础的文化课程，泥塑、美工、器乐等兴趣小组占据了盲生的大部分在校时间。

业余时间，拳皇是全校最喜欢的游戏，看不到对方招式，但盲生们可以记住招式组合，比的是按键的速度，文晴那时靠着手速，总在校园排行榜前面。受制于盲文印刷流程的繁杂，盲校图书馆的书并不齐全，同学们阅读最多的，是那些自己下载的言情和武侠网络小说。

但在人大读书，文晴的第一感觉是严肃，走路时她很少听到欢声笑语，更多的是匆匆的脚步声。周围同学都在各忙各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兴趣点，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心理学并不是文晴最热爱的专业，但盲生单招时的选择很少。她羡慕那些有着明晰人生规划的同学，甚至埋怨自己：“我明明考到一个这么好的学校，但不知道这一生究竟要奉献在哪一个领域？如果在之前能接受一些通识教育，或许就不会在研究生阶段才开始慢慢了解这些。”

但在盲生群体里，文晴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她争取到了读研的机会，并且有着学习的天赋。更多盲生为了生计，会先去读个盲校中专，之后做按摩、中医和客服类的工作。文晴的一位本科同学，在2021年报考了另一所大学的心理学专业硕士，但学校以“不具备条件提供便利”的理由，拒绝为她制做盲文试卷。

对于视障群体，文晴的成功是一份珍贵的激励，她身上也因此有了群体“标签”，开始担心自己“做不好”，盲文版考研试卷是她努力争取来的，对于学校来讲，这是一次“破例”。得到这个宝贵的名校入学机会后，一言一行都需要谨慎，“如果我不行，或者犯了什么错误，就会被指代成视障者们就是这样。”

读研之后，文晴更加关注残障事业，她参加了各种学术活动，进行演讲，最近还完成了一篇关于视障偏见的论文。少数读到研究生甚至博士的视障群体前辈，给文晴提出了未来规划的建议，他们大多做着残障群体有关领域的研究。

但文晴还有更感兴趣的领域，她喜欢文学、哲学、传统文化。在学校里，她去旁听各种老师的课程，哲学、文学、社会学……她想搞清楚，自己这一代该如何继承宝贵的文化，这是她喜欢的东西。　

这意味着一个更广阔，也更现实的世界。研究生二年级，文晴申请了一家大厂的研究生岗位，面试前她说明了自己的视力情况，HR那里就再没了音信。那之后，她改变了面试策略，接受offer确认入职时间后，再认真跟HR写一封邮件，介绍自己的视力情况，能力特长，以及在工作中可以达到的目标。

今年10月底，文晴回到了南京盲校，开始了语文老师的实习。从10岁到16岁，她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也是文晴母亲乐于看到的选择，她一直希望女儿回到盲校工作，那里更安稳，而且不会有歧视。但文晴的研究生舍友认为，她不该一直局限在视障群体里，该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努力，比如在文学领域深造。

她一度担心舍友会对她回盲校实习失望，这次回去，她是想给学弟学妹们带去些鼓励和经验。在视障身份和自我发展之间，她暂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会去支持一些视障活动，但不必奉献全部的生活。”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像一位穿越者，从古代被抛入了一个机器时代，“我主动选择了读普通院校，人大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有些东西已经回不去了，这种感觉很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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