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 崔璨：国民革命时期南方知识青年的阿Q“误读”

陈梦韶《阿Q剧本》华通书局1931版

摘  要：1926年，随着鲁迅的南下，《阿Q正传》在南方革命地区迎来了新一轮传播，甚至被改编成剧本上演。在南方革命青年的眼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环境压迫的结果，走向革命是底层民众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这种解读是青年对五四时期“国民性批判”视角的反叛，其背后实是国民革命语境对“五四”启蒙语境的置换。阿Q式“无产阶级和无智识阶级”的特质受到追捧，也预示着革命政策的改变与新文学队伍的分化。

关键词：阿Q；《阿Q剧本》；鲁迅；国民革命；知识青年

作  者：崔璨（1989-），女，安徽合肥人，合肥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原文刊于《学术界》2019年第12期 

1926年8月到1927年10月，鲁迅在南方度过了一段“漂流”的岁月。这一年多的经历使他体验了革命，并目睹了“血的事实”。这段革命“漂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1）不过，在鲁迅观察南方局势的同时，他也正被南方的青年所观察。青年对鲁迅的“观察”、“追捧”与“模仿”，与鲁迅的南方体验共同构成了知识分子切入革命的完整视角。怀着“造一条战线”的目的来到广州的鲁迅，却在言论上保持了沉默，其小说家的身份也陡然为“时代战士”所取代；当广州舆论欢迎着鲁迅“继续思想革命”时，阿Q的故事却在知识青年中拥有了新的阐释，这显示出国民革命时期的复杂语境。

据欧阳山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以后，学生们曾对他的创作发起争论。对于其与黑暗势力的斗争性，大家都是意见一致的，但他的革命文学是不是“只针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而能不能代表中国大革命的趋势和要求”［1］，却成为大家的争论重点。诞生于国民革命期间的《阿Q剧本》，似乎对此做出了隔空的解答。此间知识青年对鲁迅的观察与理解，对革命和自我的认知，显示出一股新的时代风向，也暗示着新文学将在这一历史语境中产生新的流变。

一、《阿Q正传》的改编与误读

1927年初，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学生陈梦韶在征得其同意后，将《阿Q正传》改编成了话剧，并于1928年4月在厦门双十中学演出，1931年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这是《阿Q正传》第一次被改编为剧本。从作者的回忆来看，该剧本酝酿于1927年初，正值国民革命的高潮期。剧本很忠实于原著，改编者表示因为原著已表达得很好，自己没有再进行加工的必要。尽管如此，除了体裁转换而进行的必要变动外，剧本在场景的选取和对话中仍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改动。总的来说，在大体保留小说的原有架构和重点场景外，改动主要出现在对改编者所认为的重要场景的扩充以及对次要情节的舍弃。这种改编包含着作者自己对于阿Q故事的理解，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重要场景的扩充主要是对人物对话的改写，最明显的一处出现在阿Q求爱失败丢了工作后，去尼姑庵偷萝卜那一幕。改编者设计了一场阿Q与“男汉”的对话。

男汉：（苦笑）咳，看到这世情，我们穷人生下来真无用的！

阿Q：（吸旱烟）……

男汉：他们有钱的人，有了大太太，还要买小的。咱们穷人，连一个女用人也不配和她谈恋爱。这种不平的事，真是莫名其妙！

阿Q：那小孤孀也不见得比我阔气，比我不穷，亏她也会闹出这有趣的玩意儿来。［2］59

在改编者看来，阿Q进城的缘由在原著里过于简略，其内涵很有展开的必要，于是安排了“男汉”上场，这个角色的出现一是为了“使阿Q稍吐胸中不平之气”，一则为阿Q的进城做出说明。这场对话的重点落在富人与穷人的对比，正是在这种对比带来的“不平”之中，阿Q想要讨生活找回自己的尊严，于是才有了“上城”的打算。同样的处理手法也出现在“恋爱的悲剧”这一幕上。在原著中，阿Q和吴妈的对话并不在同一频道，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别有心思的阿Q与不明就里的吴妈恰巧处于同一空间，真正的“对话”开始于阿Q的那句“我和你困觉”，并立刻结束。在剧本中，这场对话则变成了真正的、有内容和指向的交流，原著里赵太爷娶小老婆的话题只作为引导阿Q想要“困觉”的导火索出现，在剧本中，却成为阿Q和吴妈交流的重点，同样指向了“有钱人可以娶小老婆，穷人连一个也娶不起”这个话题。这种安排的一再出现，显示出改编者的有意为之。对次要场景的舍弃则主要体现在改编者对“不准革命”这一情节的省略。拿着“哭丧棒”、挂着“银桃子”的“假洋鬼子”被删去了，同时被删去的，还有把“革命”理解为“想要什么就是什么”的阿Q。删除了这一章节以后，阿Q的死则是因为“我想造反”的说辞，他的确是为革命而殉道了。这一系列改编如果据陈梦韶自陈，是为了“含蓄”起见，那么可以认为，阿Q走向革命的过程被改编者进行了重新的诠释。

《阿Q剧本》的卷首文《写在剧本之前》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仅从作者的立场对自己的改编作了解释说明，同时也站在读者的角度对《阿Q正传》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在关于阿Q这个人物的定性时，作者这样写道：“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忠诚的劳动者；不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偷窃的无赖。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具有‘人类性’的孤独者；不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猥亵的东西。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人间冤屈的无告者；不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该死的乱臣贼子。”［2］9对阿Q的这些描述——“忠诚的劳动者”、“具有‘人类性’的孤独者”、“无告者”——在在指向改编者心目中的阿Q形象，一个 “无产阶级和无智识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剧本的主旨，即在表现这样一个人物如何“为这形成他的社会环境而牺牲了自己”。环境的险恶冷酷与主人公的冤屈无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农民单纯的复仇想法则被具化为“贫富对立”带来的不平。因此，在作者看来，阿Q的悲剧实是阶级压迫的结果，阿Q的走向革命，是正当的、有觉悟的自主行为。这种理解，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倾向。

二、阿Q误读背后的历史语境

1921年，《阿Q正传》刚在《晨报副刊》连载时就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中赞誉之声几乎都来自于报纸编辑和文学评论家。从当时报载的一位读者来信看，这篇小说在普通读者眼中未必那么优秀，甚至因笔触“太锋芒”而“稍伤真实”，对此，时任编辑的沈雁冰在回应中予以反驳，认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3］。小说连载完结不久，周作人发表了对《阿Q正传》的评论，这篇评论与沈雁冰的回应比起来，更像专业人士在对普通读者介绍应该如何品评新文学作品。以周作人在新文学领域的影响力，这样的评价显然有助于提升《阿Q正传》在一般读者中的接受度。此后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阿Q正传》的称赞进一步确立了鲁迅在新文学创作领域的地位。［4］正是在这些精英读者的“导读”下，《阿Q正传》逐渐拥有了定性的评价：这是一部刻画中国国民性的杰作。

在陈梦韶的《写在剧本之前》中，该剧本需“处处要表现阿Q是个真诚的劳动者，而他的环境又处处是讥讽，处处是压迫，处处是冒险，处处是像非驱逐这个忠诚的劳动者陷入于‘穷极则变’之途不可”［2］8。这个角度无疑是被以往的论者所忽略的。当沈雁冰和周作人说阿Q体现了“中国人身上一切的‘谱’”时，他们在谴责阿Q身上所体现出的国民劣根性，而当陈梦韶将矛头转向“社会环境”时，这一谴责已在无形中被消解了。那么，出现这样的改编是否只是一个学生的偶然为之？据王烨考察，1927年鲁迅到达广州后，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出现了一系列小说创作，其写作手法上能看出模仿《阿Q正传》的痕迹。［5］如在小说《玉堂》中，作者对主人公“玉堂”身世的调侃颇近于鲁迅对阿Q的介绍。鉴于《现代青年》是新近改版的，以前的副刊上多是政论型文章，这些“戏拟”小说的出现很可能与鲁迅的南来广州有一定的关联。从《阿Q正传》的传播来看，自1923年《呐喊》结集出版后，一再加印，至1926年达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6］小说的法、俄、日译本在近几年中相继出现，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称赞也为这部作品的知名度添了一把火。（2）随着鲁迅的南下，其读者群进一步扩大，不仅报纸上屡屡提及这部大作，市面上也出现了油印版。［7］鲁迅在初到广州时，也确实在几场讲演中号召青年们“喊出来”，这些习作的出现正像是对这种传播与号召的一种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玉堂》的结尾，受侮辱受损害的“玉堂”突然去街上喊起了革命口号，与阿Q的“我想造反”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这种“走向革命之路”的写法并不是来自某一位青年的写作冲动，创作热潮的背后可能有着更深的历史联动性。此间广州针对鲁迅的舆论宣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语境。

鲁迅初到广州时，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但在这种欢迎的浪潮中，也有人对鲁迅的创作提出了隐晦的批评。刘一声即认为，鲁迅在小说和论文中所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前者是“失望的、冷的”，有如医生的“解剖刀”，后者是“希望的、热的”，如同泼皮的“短棒”，而要说对于革命的文化运动上的贡献，则论文实在比小说“来得大”。在作者眼中，鲁迅对于革命的积极贡献在于他对复古文化“彻底攻击”的态度，也就是所谓“思想革命”，这一点完全体现在他的论文中。但他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是“短棒”而不是“机关枪”，是“独战”而非“群众”的，因此，鲁迅的革命是不够彻底的，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鲁迅虽然在小说中写出了农村的破产与农民的可怜，但“并没有叫农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命运，也没有叫青年回到农村去改造农村”［8］，这已经与时代精神不相容了，所以成为他创作中的致命缺陷。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剧本的写作者并非身处广州，但《阿Q剧本》对于阿Q的同情立场，对阶级属性和社会罪恶的强调，其创作所遵循的逻辑，正与国民革命的语境相契合。

与这样的创作与批评倾向相一致的，是广州舆论对于鲁迅的宣传重点。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在1927年1月27日刊发了三篇欢迎鲁迅的文章，直呼鲁迅为“思想界的权威者、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偶像”，其中，“权威”与“偶像”是鲁迅南来之前就有的美誉，“战士”的称号因此格外引人注意。报纸副刊主编余鸣鸾欣喜地在文章中表示，《热风》和《华盖集》中的鲁迅是“以战士身而显现了”，而这样敢于“敢于向牛鬼蛇神正视的”“敢于在礼教淫威的重围的所谓首都里‘论他妈的’”，“就我们所见到的只有两个人，吴稚晖和鲁迅”。［9］将鲁迅与革命元老吴稚晖比肩，既是对鲁迅“革命性”的官方认证，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此后，在广州的舆论中，鲁迅 “战士”的一面就被作为了宣传的重头戏。这其实也是基于鲁迅近几年的活动而提出的进一步展望。几年前，当鲁迅做出继续“思想革命”的打算时，他确实从幕后的文学创作走到了社会活动的台前。尤其在女师大事件中，鲁迅直接介入风潮为学生发声，其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极为突出。而政府官员身份的失去亦使他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民众”立场，这也让“鲁迅”这个名字逐渐从一个作家转向了某种代言人的身份。在这种高阈值的期望下，鲁迅的创作方向和身份都被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但在消极方面反对旧时代，同时在积极方面希望着一个新时代”，“（鲁迅）他之所以值得我们的佩服，与其说在文艺上，毋宁说在激进的思想和不屈的态度上”。［10］鲁迅被期待着成为“俄国的郭戈尔、托尔斯泰、陀斯妥以夫斯基、安德列夫、高尔基”那样富有“革命性”的作家［11］，在青年们看来，这一类作家对于社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的实践者、领导者是一样伟大的。因此，鲁迅被要求继续并发扬“思想革命”。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鲁迅的理解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三、阿Q与革命：从“国民性”到“阶级论”

将国民普遍存在的心理缺陷视为民族进步之阻碍的想法，在五四时期极为普遍。对于高高在上的知识精英来说，改变国民性只能依靠他们的思想启蒙完成。但这种施与型的教化，并不能够使民众突然“觉悟”，这也使知识分子感到迷茫与绝望。而随着俄国革命经验的传入与苏联式政党的创立，民众运动的高涨提示了一条新的路径，那就是将其动员起来，主动地投身实际运动中去，推翻产生罪恶的制度，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命运。而在动员民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对“阶级矛盾”的利用。国民革命正是以这种迅速而有效的动员方式，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顺利推进北伐。在这种共识的主导下，工农群众的地位变了。“五四”时的“劳工神圣”也许只是一句口号，到了国民革命时代，工农则成为革命必须依靠的力量，这是革命青年所深谙的，但对于鲁迅来说，却还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思想革命”的错位理解

在写给徐旭生的两封信中，鲁迅这样说道：“还要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同时他也提到为何不愿联合知识界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因各自办刊“虽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反可以会心一笑”。［12］从这种思虑可以看出，鲁迅还是盼望着能有战友同行，但他对于“智识阶级”有些失望——正是他们在前几年所制造的“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这些“学者”为“尊号”所累，日益陷入其名声的陷阱而不自知，致使空气中弥漫着“复古”的气息。因此，在鲁迅看来，希望在于未被“尊号”所累的青年，他尤其希望青年能有些“泼皮”精神，与旧的势力“相骂相打”，“撕去旧社会的假面”［13］。因此，鲁迅扶植了一批边缘青年创办《莽原》，以“流氓”态度专做针对社会的文明批评。不过这场“思想革命”在“狂飙”青年与鲁迅的恩怨公开化后趋于停滞。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鲁迅对国民党北伐战况的熟悉，显示出他对于国民革命的关注。在许的介绍下，广州民气昂扬，万象一新，是个能够安心“做事”的地方。从厦门前往广州的鲁迅，既是想突破目下的困境，其实也在试图寻求新的盟友。

到达广州以后，舆论希望鲁迅将“思想革命”继续下去，这正与鲁迅的意图不谋而合。从鲁迅的几场讲演来看，他对于广州的“无声”很是诧异，呼吁青年们“喊出来”，不要把革命“策源地”变成革命的“后方”。青年的回应也十分热情，奉鲁迅为“导师”，请他继续针砭时弊。但其实鲁迅言及“思想革命”时，他的重点落在“思想”，希望青年“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不要“抱着古文而死掉”，而对于南方青年来说，他们的关注点则在于“革命”，他们对鲁迅的期待甚至落在文艺之外。从“战士”这一称呼即可看出，无论官方还是青年，他们都倾向于将鲁迅定位为一个革命者。他们无一例外地在文章里希望鲁迅能对社会进行批评和改革，甚至希望鲁迅“做一个同他们一起走上街头，大声地议论革命与文学、革命与恋爱，有时又和群众一起摇晃红旗的实际运动的领导者”［8］。 时下正值北伐高潮，战线已跨过长江流域，所到之处工农运动热情高涨。个性的解放已被集体诉求所取代，个体的完全发展虽然被认为是最后的目标，但到达彼岸需要经历严酷的社会革命，这个过程诉诸统一领导与集体行动，不再有单打独斗式的呐喊。指向个体和思想领域的“革命”隐没了。当鲁迅与青年在同一时空共同使用“思想革命”这个名词时，其含义已经发生了分裂。“战士”形象的建构自然有鲁迅自塑的成分在内，广州的舆论则在更大程度上试图将一个多面的复杂的“思想者”规训为“听将令”的确凿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误读也在所难免了。鲁迅所寄望于政治革命之外的思想革新的目标，被青年们的实际运动所打破。当精英读者们批判阿Q“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14］时，青年们看到的是他终于不再忍耐而走向革命的觉悟。拥有这种“革命意识”的阿Q，正是在简化了鲁迅对阿Q既爱且恨的复杂心理而采用革命逻辑的基础上诞生的。于是，阿Q“走向革命”的故事如何讲述，成为“思想革命”在不同群体所投射出迥异内涵的最好表征。

（二）革命的重点与阿Q式革命者的出路

多年后，陈梦韶回忆当时与鲁迅讨论《阿Q正传》改编之事，有如下语：

一九二七年一月，蒙鲁迅师为《绛洞花主》剧本作《小引》，因问曰：“《阿Q正传》亦可编剧本乎？”对曰：“何不可之有？”又曰：“阿Q懦弱，焉能斗争？”对曰：“困兽犹斗，况阿Q乎？”［15］

鲁迅的鼓励给了陈梦韶改编作品的勇气。但对于阿Q的走向革命，鲁迅自己则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写道：

“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16］

该文的写作与上文对话的发生在时间上相去不过一个多月，鲁迅对于阿Q革命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并不反对阿Q革命，也认为阿Q走向革命是一种必然（困兽犹斗）。但对于“阿Q式的革命者”，他是心怀疑虑，有所保留的。

中国所固有的精神文明，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无论换了什么国号，百姓始终是“压在大石底下的草”［17］，与所谓革命毫不相干。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十几年了，鲁迅却深感其与五代、宋末、明季，没有什么区别，民国的来源早已失传。对于阿Q来说，革命不过是“造反”，是元宝、女人和宁式床。在看到小D居然也用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以后，阿Q怒不可遏，因为“他是什么东西呢”，也敢来做革命党？未庄的权力等级已深深地印在阿Q的心里，正是代代相传的所谓精神文明，维系着这个稳固的权力系统。如果阿Q革命成功，也不过是赵太爷之流的翻版，政治革命的荒诞之处也正在此。在人人隔绝的空气中，国民性的改变如不着手进行，那中国将永无有希望的一天。这也是鲁迅想要继续“思想革命”的原因。

但这种忧虑，在陈梦韶的剧本中被删除了。如果说这一删除与改编者对戏剧的“含蓄”追求有关，那么阿Q在前后言行的统一上则缺乏了逻辑上的重要一环。原著中，阿Q的“造反”冲动集结了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正是在被假洋鬼子斥退了以后，阿Q对于小D“革命行径”的愤怒才更具有讽刺的意味。这一切，被陈梦韶的改编打了折扣。这也显示出改编者的意图：表现出阿Q“欺负更弱者”的这一面并不能有助于他主旨的传达。相反地，陈氏认为，阿Q在日常生活中的举动和想法更需要得到关注，他的缺陷是因为平日里遭受的侮辱太多，而他之所以从“抢前便打”到“怒视众人”，再到“强做自慰”，最后到“我是虫豸”，更体现出环境的险恶与摧残，使他 “由向外挑战的反抗精神，退而为向内的无抵制意志”［2］9。鲁迅和他的精英读者关注着国人麻木的精神病态，认为“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时，青年们却已经将关注点转向了产生这种精神病态的物质环境，正如陈梦韶所说，《阿Q正传》是“呐喊出来的呼声”，《阿Q剧本》则“负有把这种呼声传布出去的使命” ［2］3，文学中的阿Q为“造反”而死，现实中他们则会帮助无数个阿Q起来反抗他们的命运。这种关注焦点的转移，反映出从“五四”到国民革命时代诉求的变化。

作为一场联合了多阶级力量的革命运动，国民革命理论储备的苏联化与国共两党的组织与合作形式，使阶级论几乎成为国民革命参与者的普遍共识。随着北伐的深入，后方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阿Q所埋怨的“他们没有来叫我”的情况不会再出现了，革命青年真诚地相信，农民是革命需要依靠的最大力量，“打倒土豪劣绅”会让他们走向最直接最根本的解放。同时，身负“将这种使命传布出去”的青年仿佛也有了一种错觉，在帮助农民走向解放的过程中，他们自己是否也由此获得了解放的路径呢？ 

四、“假洋鬼子”的结局与革命队伍中的“我们”和“他们”

从《阿Q剧本》改编的背后，我们多少可以描画出一类为革命理论所鼓舞着的青年形象。他们往往从乡村进入都市，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但生活水准却与他们的理想抱负实不相称。从内地辗转赴粤的革命青年，大多是这样的知识青年。他们被瞿秋白称为“薄海民”［18］，对于这群与乡村的联系日益薄弱，却无法在都市中生根的青年来说，“投靠革命”固然是理想的召唤，也是他们谋生的出路。《阿Q剧本》的作者陈梦韶并不是南下革命的一员，但他的写作无疑展示了时代的一个侧影：那是无数个迷茫的青年被革命理想击中的瞬间。陈梦韶的改编思路，可以说是日后左翼批评家以阶级论阐释《阿Q正传》的滥觞。［5］而他与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偏差，则可以看出两代知识分子对时代的不同观感与自我角色的不同安置。

当陈梦韶将阿Q定义为一个“无产阶级和无智识阶级的人物”时，这两个形容词无疑是正面的，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以自食其力为荣，以劳工神圣为自豪”，是个有“无限希望的乐天派的劳动者”。而“无智识阶级”的身份，则使阿Q做事从不“讳莫如深”，对自己曾偷窃的事十分坦然诚实；恋爱不是用手段诱惑，而是“挺然长跪”以示真心；连最后到了法庭也没有试图通过“强辩”而逃脱罪名，只是做待宰的羔羊。［2］2陈氏认为，这就是“有产阶级有智识阶级”与“无产阶级无智识阶级”的差别所在。这里隐含着对“有产阶级有智识阶级”的不满。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在国民革命工农运动的语境中不难理解。那么，对于“智识阶级”的不满又从何而来呢？ 

考察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流行的阶级分析，可知“智识阶级”这个命名，本身就带有某种政治立场。国民革命后期，“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起源，主要与中共的阶级判断有关。1925年毛泽东在考察中国社会各阶级成分时，就以“革命程度”为依据划定了五个阶级属性，“智识阶级”因没有经济基础而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它分布在“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可以说大半都是“反革命”，只有“小资产阶级”中的“小知识阶级”是能够协助革命的。［19］早年间陈独秀提出的“思想界联合”策略，在“五卅”以后逐渐被中共舍弃了。［20］随着中共对农民力量的日益重视，对知识界的态度也愈加严苛起来，知识分子不再是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两大口号，正是以占到国民中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提出的。从这个层面上看，《阿Q剧本》中的“阶级对立”十分清晰，阿Q自然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以赵太爷为代表的地主乡绅是军阀也即大资产阶级在农村的代言人，那么“假洋鬼子”呢？在鲁迅笔下，“假洋鬼子”指向留过洋的读书人，在晚清他们是与“革命”距离最近的人物，事实上也正是他们直接造就了辛亥革命。然而他却因剪发后又装上的假辫子，在阿Q的眼中跌了身份。从鲁迅的描写看来，他对这个人物有着极为复杂的情感，时代交替之际社会情形的复杂，使他们不得不装上假辫子以求得亲友和舆论的谅解，这在鲁迅自己的回忆中是充满痛苦的经历，对此他在讽刺之余充满了理解和自嘲。但对于更新的世代来说，他们并没有过“无辫之灾”的痛苦经历，也没有“历史中间物”的痛苦和彷徨，他们不认同赵老太爷，也不认可“假洋鬼子”，他们身上的“革命性”更彻底，如果说“假洋鬼子”身上多少有着鲁迅和他同代知识分子的影子，那么对于活跃在国民革命中的知识青年来说，他们恐怕觉得与自己更接近的是一无所有的阿Q。其实，从剧本中将“假洋鬼子”的称谓还原为“钱大少爷”也可看出，这个角色是被作者归到赵太爷那一类人物里去了，这与当时所流行的阶级划分是大致相符的。这个横亘于传统社会中的半新人物，如果说在几十年前还是社会上的“先锋”，到了国民革命时代，已隐隐散发出“落伍”的气息了。

对于一般的知识青年来说，他们不见得对阶级理论有着深刻的了解与领悟，但这种成分上的划分已足以让他们产生一种近乎敌友间的距离感。作为“智识阶级”中地位低下的一群，他们对于知识精英也有着复杂的感情。想要像农民那样求得解放，不也是要进行阶级斗争夺取话语权吗？如果作为“导师”的精英已经在被时代审核，那么以“革命性”来衡量他们是否值得再做“我们”中的一员，则是十分必要的了。鲁迅已勉强通过这个审核，胡适则没有这么幸运。在革命青年看来，他已经失掉“首创文学革命的精神”。1927年1月24日，《现代青年》上一篇名为《胡适之的高明谦让》的文章，开头便称其为“落伍的胡适之”，认为其“不肯把罪状全推到帝国主义身上”的说辞是在“替洋鬼子长威风”。［21］同年武汉的《中央副刊》上登了一篇《“何物胡适之”》，对胡适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所说的“力求不popular”［22］大加讽刺，认为这种自嘲不外乎是“落伍”而不好意思承认。胡适在青年中招致的抨击，与鲁迅受到的追捧，真有天壤之别。不过广州的“热度”也只是暂时的，在最初的欢迎沉静下来后，很快有文章“刺”沉默的鲁迅“往哪里躲”，不要“做社会的旁观者”。广州“清党”之后，鲁迅怒而辞去中大所有职务，他的地位也有了微妙的变化，革命“桂冠”似乎于无形中消失了。几个月后，钱杏邨写了那篇震惊文坛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为革命青年们关于鲁迅的创作是否符合大革命要求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句号，却又将这一争论引向了更广阔的战场。

结 语

晚清时期的国民性话语的建构，是基于“国民”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这个逻辑起点，以建造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国民性的批判者则是拥有阐释权的现代知识分子。当进入国民革命时代，革命的主体发生改变，国民性话语亦随之动摇。此时的革命已不是一班“假洋鬼子”可以运作得了的，为革命理想所吸引的知识青年，正在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甚至左右着宣传和舆论的话语权。而国共两党对农民和工人的广泛动员则显示出它们需要依靠的力量，已远远超出知识分子所能调动的范围。诞生于此时的《阿Q剧本》，呼应着时代的要求，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对于民众力量的认知，和对自身使命的思考。

当他们将鲁迅推为“战士”时，他们对自己的期许正与之不相上下。而他们对于鲁迅的某些不满，也隐隐显示出时代主人翁的责任感。《阿Q剧本》中的阿Q，已经不是辛亥年间的那个稀里糊涂送死的农民，如钱杏邨所说，他们已经“有了很严密的组织，也对政治有了相当的认识”［23］，知道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这是国民革命时代的新农民，也是国民革命时代新型小知识分子，他们正坚定地站到工农大众的身边，希望获得新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身份。

《阿Q剧本》与其说是对《阿Q正传》的改编，不如说是对时代景况的速记。诚然，这是一个幼稚的习作，但它透露出一部分知识青年对时代、革命与文学的思考。然而，怎样真正走进农民的内心，而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为之代言，这不仅是这一代知识青年的困惑，也将是下一个阶段的左翼文学需要克服的“习气”，更是所有心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以后的岁月中需要重点学习的课题。从这个层面上说，《阿Q剧本》跨出了稚嫩而真诚的一步。

注 释：

（1）这一类研究主要集中于鲁迅的南下缘由及此段经历给其带来的思想变动。李伟江、朱崇科、邱焕星等诸位学者针对鲁迅在广州的社会活动与思想变动进行了深入而精到的研究，李伟江论著《鲁迅港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详细考订了鲁迅在广东的活动，并考察了鲁迅的人际交往；朱崇科论著如《广州鲁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对于鲁迅在广东的缘由和转变进行了考察；邱焕星的论文如《广州与“在朝革命”》（《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自我历史的遮蔽与重叙——鲁迅为何否定<鲁迅在广东>》（《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7期）则从国民革命的视角考察了鲁迅此间的思想轨迹。也有学者由此引申出知识分子面对革命时的心理探求，如程凯对鲁迅与国民革命的互动有着精彩的论述，见《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相关章节。王烨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的革命文艺活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对《阿Q剧本》的发现与介绍是本文的研究基础，他对于该剧本意义的探究亦对本文有很大启发。不过王著对于《阿Q剧本》的文本分析较为简略，这也为本文的进一步阐述留下了很大空间。

（2）罗曼·罗兰称赞《阿Q正传》事，见《京报副刊》1926年3月2日第4、5版，柏生《罗曼罗兰评鲁迅》，译者敬隐渔的回应见《洪水》1926年第17期《读了“罗曼罗兰评鲁迅”以后》。1926年《阿Q正传》在北新书局印了三次，而南方报纸宣传《阿Q正传》亦多提到其被罗曼·罗兰称赞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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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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