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 | 巩晓悦：从“寻根”角度重读《马桥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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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韩少功）

从“寻根”角度重读《马桥词典》

    摘  要：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率先发出“寻根”之声。《爸爸爸》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1996年发表的《马桥词典》则是深入“寻根”的作品。本文对《马桥词典》中“醒”这一词目进行了全新的文本细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创作中一直回应着“寻根”。《马桥词典》是极度张扬对“语言”的探索志向且底气十足的作品，不过遗憾的是，《马桥词典》在“词典”与“语言”的双重包裹之下，没有完全创造出新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寻根书写不断发展变化，乡土精神是其中值得关注与挖掘的重要内容。对“寻根”的反思在当下仍旧很有必要，“寻根”的要义早已不是框定“寻根”的概念和如何去“寻”，而在于更深层地探寻本民族文化中的“根”到底是什么及如何从容表达的问题。

    关键词：韩少功；“寻根”；《爸爸爸》；《马桥词典》；乡土精神

作者简介：巩晓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原文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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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桥词典》）

一、何谓“寻根”？

如果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一部词典，将寻根文学列为词目应是毋庸置疑的。1985年《作家》第4期发表了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他说“他们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根’。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谦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都在寻‘根’”和“开始找到了‘根’”既体现了坚持探寻的过程又肯定了由此取得的初步成果，“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是韩少功对于“寻根”开宗明义的追求。同年，《爸爸爸》在《人民文学》第6期上发表，这篇小说被视为韩少功“寻根”以及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熊修雨追溯了“寻根”一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最初印记，认为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83年底李陀与乌热尔图的创作通信中，这篇通信发表于1984年《人民文学》的第3期。李陀在信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小说是对处于一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鄂温克民族的特定文化心态的研究和记录——当然是以审美的、艺术的方式。……我近来常常思念故乡，你的小说尤其增加了我这种思念。我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我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验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或许将来我也要写一些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怀着热忱回到故乡去体验本民族的文化，并用“审美的、艺术的方式”进行创作是李陀当时想要的“寻根”，这与韩少功在1985年发出的“寻根”呐喊有些许重合。

（程光炜教授）

若寻根文学作为词目被编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词典中，那对它的解释里一定少不了韩少功的《爸爸爸》。程光炜在《如何“现代”？怎样“寻根”》中强调“《爸爸爸》最触目的功能，是它认为‘寻根’是解决中国文化和文学危机的一个理想方案。这部小说有一个很大的企图，要以文学的方式来感染和影响读者，让读者认识到‘中国文化’将面临全面危机。怎样才能缓解这一危机，把中国人、中国文学带上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作者韩少功找到‘丙崽’这个喜剧性的人物。……这篇小说写作的依据是‘现代’，重振中国人的精神则是‘寻根’的理由。”《爸爸爸》写作企图的确是雄壮高远的，小说发表之后引发的轰动很强烈，可它真地达到了“重振中国人精神”的效果了吗？《马桥词典》与《爸爸爸》在“寻根”这一命题上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关于寻根文学、《爸爸爸》和《马桥词典》的评论文章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数量很多，当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需要新角度、新形式的解读。本文力图通过全新的文本细读更清晰地窥见作家创作的脉络枝杈，亦想探索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同生共进”的关系；“重读”在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很有必要，“如何重读”则是当下文学批评需要直面的难题。

将韩少功与寻根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似乎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件公认的事情。然而韩少功在2007年与李建立的对谈时却说出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寻根’也不是当时所有文学问题的全部，只是当时作家们讨论的诸多问题之一。……我一般来说不愿意提什么‘寻根派’和‘寻根文学’，因为被插上标签的这些作家其实千差万别，不是一个什么队列方阵。”很显然，此时的韩少功并不想将自己长期附着在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这一约定俗成的文学形式之下，甚至显出了反感被这样归类的情绪。韩少功在2009年发表的《寻根群体的条件》一文里发出疑问：“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二十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正是考虑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关于什么是“寻根”和怎样去“寻”的问题，《爸爸爸》和《马桥词典》都已给出了方案，在笔者看来，“寻根”的终极要义早已不是框定“寻根”的含义和如何去“寻”，而在于寻什么“根”、“根”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许通过当下不断探索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的合力推演之下还能产生“新寻根”，从而丰富已有的乡土小说谱系。至于要寻什么“根”，每个人的理解肯定会有差别；寻什么“根”的问题直接影响了作家选取哪些材料、用何种情绪、采用什么形式去创作，关系到创作初衷能否与所呈现的文本交相辉映，还必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体验等等。

《马桥词典》发表于1996年《小说界》第2期，问世之后存在过不少争论。其中较为严厉的声音认为《马桥词典》是对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哈扎尔辞典》的“拟作或仿作”，《哈扎尔辞典》的中译本刊于1994年《外国文艺》的第2期，而韩少功并未在《马桥词典》的 “编撰者说明”及“后记”中提及由《哈扎尔辞典》所受到的启发。陈思和认为“唯一可以讨论的是两部小说在叙事的展开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即两者都使用了词条的形式来展开小说内容。……这部小说在其它方面都一如作家以往的创作风格,换句话说,在韩少功的创作谱系里,这部小说并没有太突出的探索意义,如果从艺术创新的角度看,它没有1985年的《爸爸爸》、《女女女》来得尖锐。唯有在小说的叙事形式上,韩少功是花了大气力,处心积虑地要开创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文体——使用词典的语言文体来写小说。”《马桥词典》发表之后，另一种声音比较普遍，认为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形式创新；诚然在叙事上采取“词典的语言文体”比较罕见，韩少功在“编撰者说明”及“后记”中亦对“词典”形式之下的“语言”颇为看重，不难看出“语言”二字是这两部分内容的核心词汇，是他着意引发关注及思考的话题；换句话说，韩少功想借助“词典”形式，表达“语言”要义。但只要仔细地通读小说，就能够发现叙事形式上的改变并不能引发小说内容“我”之于“I（我）”这样表意与表音的显著不同，不过相比于《爸爸爸》的“尖锐”来说，《马桥词典》的确“平和”了不少。

普通词典里的检字表为翻阅者提供了查询的便利，而《马桥词典》的条目首字笔画索引并不具备这个功能；《马桥词典》的条目首字笔画索引不是具备科学规范性的普通索引，是特具文学性的索引，是小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不看十四画以上、第46页的“醒”这一词目，就不能完全明了出现在索引前面只有九画、第49页的“觉”；从出现在词目之后的（续）和（以及其他）等也能看出端倪。若在普通的词典中，既然已将“马疤子”、“不和气”、“龙”列为词目，那么再列出“马疤子（续）”、“不和气（续）”、“龙（续）”就违背了现代词典的编写规则；显然这些都是“编撰者”刻意为之。虽然“马疤子”和“马疤子（续）”在笔画索引中的位置紧挨着，但在《马桥词典》里对于它们的解释前者出现在第112页，后者在第124页，中间夹杂了“打醮”和“打起发”两个词目，这些着意设计不是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而是为了文本叙事的连贯性。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和阿来的《尘埃落定》（1998年）都有似《马桥词典》的条目设计，前者共58节，后者共49节；虽没采用词典索引形式，但这些“节”同样可说是词目。《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盼望”“文采同志”“果树园”“解放”“中秋节”等，《尘埃落定》里的“白色的梦”“舌头”“女土司”“世仇”“银子”“卓玛”“尘埃落定”等；这些根据故事情节总结突出的词目或起提示情节走向的作用、或起点明主题的作用，仅看以上两部小说的小节目录，就能大体串联出作品的基本轮廓面貌。此类编写与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回目”异曲同工，它们具有相似的叙事意义，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古往今来小说创作的发展而产生质的改变。

不可否认，“寻根”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极具本土自觉意识的文化思潮且没有昙花一现，韩少功是具有明确反思意识的作家代表。《爸爸爸》的写作意图生猛鲜明，气凌九霄的创作姿态不免使得作品在内容上流露出些许冲动的瑕疵和模糊不清的表达，而《马桥词典》却是他经过了深思熟虑、包装臻于完善、极度张扬对于“语言”的探索志向且底气十足的作品。只是很遗憾，《马桥词典》在“词典”与“语言”的包裹之下没有创造出全新的世界，无论是马桥人还是马桥人的语言从本质上讲并未彻底脱离《爸爸爸》中鸡头寨村民的精神内核。《马桥词典》是依然在“寻根”路上，表现出尽力尝试意愿的作品。

二、“寻根”的深入

《文学的“根”》开头便是“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我曾经在汨罗江边插队落户，住地离屈子祠仅二十来公里。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还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钩。”1985年的韩少功使用了“绚丽”这样耀眼夺目、灿烂激扬的词汇形容楚文化，然而在1996年发表的《马桥词典》中，楚文化和屈子在“醒”这一词目里却有了一段并不“绚丽”，甚至充斥着武器与血腥、且完全被忽视的荒诞历史。中国历代对于屈原的主流评价一概是忠贞爱国的高洁志士且文学成就璀璨夺目、对后世影响深远；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序》就有“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来赞美屈子的卓绝品性；苏轼更是对其才华盛赞不已，写下“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中对屈原的文学成就评价颇高，说他所作的《离骚》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对其文多有效仿，甚至认为楚辞相较于《诗经》来说，“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马桥词典》的编撰者却对屈子的评价发出了不同于主流的声音。这一声音的发出在叙事上很有层次、夹叙夹议，“醒”这一词目“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值得细细梳理：

[1]首先介绍了“醒”这一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普遍意思，有清醒、理智、聪慧等积极的含义。

[2]指出《渔父》“举世皆醉而我独醒”里“醒”字之意与汉语辞书中的解释类似。

[3]再介绍马桥人语言中的“醒”为何意，有趣的是马桥人发出“醒”字的声音时，会带着缩鼻子、歪嘴巴的鄙夷表情，这个字适用于马桥人生活中的一切蠢行。配合上发声时的动作及神态的细节描绘，使得“醒”这一词汇不只有静态的字面意，还拥有了极强的在地性，成为了道地的动态语言。

[4]接下来是对一段没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的讲述，编撰者认为屈原被放逐到了一个楚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居住的罗江下游。罗人被比自己强大的楚人杀戮而流落到此地，楚人又被更为强大的秦人驱杀，屈原循着相似的路线被放逐到了罗地。罗人清楚屈原是楚人，屈原也必然明白罗人在此地生活的缘由，面对来自仇敌国度的朝臣时，罗地百姓奉上的竟不是刀斧而是粮食。屈原在罗地吟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是他极度清“醒”的悲伤怒吼，或许那时他对罗人已怀了些愧疚及无奈吧。他忘却生死的纵身一跃在罗人口中却是要缩着鼻子、歪着嘴巴，鄙夷地发出一个“醒”字了，被驱逐的罗人还好好活着，驱杀他们的楚国忠臣却选择了轻生；在马桥人的词典里，这就是蠢的。

[5]罗地百姓无法理解屈原的忠贞，但对于一个曾经的敌人肉身，他们给予了莫大的怜悯，每年五月五将粽子丢入罗江中，希望江中的生灵不要食了这位诗人的尸骨，于是就有了吃粽子、划龙船的习俗。

[6]端午节的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划龙船是在此前南方早已有的祭祀仪式，与屈原并无确凿的密切关系。也许是后世文人希冀用这样隆重的仪式来寄托自己的高远志向及高洁品性，屈子成了他们需要民间力量一起追祭的特殊亡灵。

[7]最后回到《马桥词典》中“醒”这一词目，撰者得此非主流结论：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昭示了不同历史定位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不禁要问，清醒、理智、聪慧的究竟是屈子呢，还是罗人？

将“醒”这一词目单独完整取出、进行如此细致的解读，正是源于此文本的复杂性——由对“醒”字本身的释义出发，配合马桥人语言中的“醒”字，自然过渡到回顾起被忽略的历史，继续深入地挖掘出“醒”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醒”是对屈原这一形象及其产生的文化意义的“重新认识”，这段被疏漏的另类记忆就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编撰者对屈原及马桥人对于“醒”这一词的不同认知所作的评判正是试图“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这篇词目直接呼应了《文学的“根”》开头的问题，“绚丽的楚文化”要去哪里找呢，答案是可以在《马桥词典》“醒”这一词目里找到。马桥人方言中的“醒”的确与屈子和楚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马桥词典》中的“醒”一定是韩少功的高明独创了。

经过以上细读，可能会产生疑问：如此夹叙夹议的文本能否算作小说的一部分？若将其单独从文本里拿出来，会对《马桥词典》产生什么影响，能否将其直接视为一篇文化散文呢？如果“醒”可算作小说的一部分，那么此叙述的合理性在哪里？妙就妙在它叫《马桥词典》，开篇的“编撰者说明”写得非常清楚，“这样一种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语言总结，对于公共化语言成典，也许是必要的一种补充”，一切不成为小说内容的背后，都有“词典”形式和“语言”意义的联合支撑。对“醒”这一词目的讲述，无疑是《马桥词典》中特别精彩的一节，叙述情绪浑厚、语言表达扎实干练，《马桥词典》的编撰者在这一词目下自觉而明确的反思比《爸爸爸》更彻底，足见韩少功深厚的文学功底及对文学创作葆有的不懈追求。

若将《爸爸爸》作为中国当代小说大词典中的词目，必定会在解释里提及只会说“爸爸爸”和“X妈妈”的丙崽这一形象。论及丙崽形象的文章已有很多，有些分析得出的结论存在一致性，认为丙崽是民族劣根性的代表、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以及封建原始愚昧生活方式的象征；还有些更为开放性的结论，如是一种人生的象征、人类命运的某种畸形状态和似乎是一个生活之谜等。程光炜认为丙崽这一形象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入世”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寻根”“避世”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韩少功想要搭建的文学叙述框架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爸爸爸》这篇小说，目的恐怕不是文学创作，而是要建立一种小说理论。它是对鲁迅和沈从文的重读，通过重读来推动这种实验色彩极浓的作品文本，并重建80年代寻根文学写作的新的可能性”。但笔者不认为丙崽是喜剧性的人物，相反的，他长期生活在漠视下、被亲生父亲抛弃，命运悲惨，是令人同情的悲剧性角色；韩少功介绍丙崽的人物原型时提到对他既厌恶又同情。丙崽只是鸡头寨娃崽们中的一个，因为寨子里的村民都需要有个名字上红帖或墓碑，所以他就叫丙崽了，不是甲崽也不是乙崽，这个名字与他仅学会说的两句话一样都是符号，这些符号是具有实验色彩的叙事符号，故事情节靠它们一齐推动，所以丙崽兼具形象与叙事的双重属性。

《爸爸爸》中的丙崽本是个痴呆儿，因在祭谷神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怪事，他只会说的“爸爸爸”和“X妈妈”被村民们怀疑是阴阳二卦，人们于祠堂中将他供为丙仙，根据他说的话来判断吉凶。无独有偶，《马桥词典》的“梦婆”词目之下专门讲述了精神病人水水的故事，人们对她百般讨好以期从她的举动里得到中奖号码的启示，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对丙崽这一形象的评述没有在《爸爸爸》中被直白地讲出，而《马桥词典》借编撰者之口说了出来：“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小孩、女人、精神病人等），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马桥词典》与《爸爸爸》在“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的塑造上实现了关联对接，丙崽与水水在文本中的存在感都源自于其他人对他们极度迷信，人们一边在理性上明白这些弱者身体上的缺陷，一边在感性上甘心崇拜和追随他们的疯癫行为。马桥人称呼疯女人的用词“梦婆”与弗洛依德关于梦的发现如出一辙：梦是正常人深藏的疯癫，而精神病是白日里清醒的梦。马桥人口中的“梦婆”与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能在词典语言文体之下，出现于同一文本之中，反思话语被顺理成章地和盘托出，这可算作将《马桥词典》视为深入“寻根”的证据之一。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投入了许多对“语言”的探寻热情，并抱着十足的决心去创造一部必要的、能够补充公共化语言的非公共化词典，力图印证“语言”的兴衰与乡土生活的起承转合息息相关，扭缠在一起。小说的后记里写着：“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叶维廉在《中国诗学》里提到“语言依循可触可感的实境来发展比较可以达到直接和存真”，“碰到一个放牛的老人，他说莫看这条江子小，以前的水很腻，烧得，可以拿来点油灯”，“水很腻”是马桥人通过“直接”尝鲜得来的，“烧得，可以拿来点油灯”就是“存真”的生活经验。马桥人将这些日常经验同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字词结合起来，构成能够充分调动感官系统、便于日常交流的乡间俗语，这些不规范的口语能够随历史发展和时间沉淀入典，它们在变为文学性语言的过程中，同样具有了“密密繁殖”的生命力。

在词的“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中，编撰者特别展示的是词的颠覆与反转，是悖论的两极。前面细读了“醒”这一词目，马桥人口语中的“醒”对应着现实里的“蠢”，这是对现代汉语词典中“醒”字的颠覆；同样的，“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觉醒之意，在马桥人看来，睡觉作为“觉”在词典中的衍生意思代表着聪明，而觉醒却是愚蠢的，这是现代汉语中的“觉”在马桥人语言中的反转。马桥人口中的“不和气”并不是和气的对立面，而是“漂亮”、“优秀”之意；可当它被用来形容女子的时候，又隐约暗含了和气的反面如邪恶、危险之意。马桥人对于“科学”的理解不是来源于精密的仪器或某种高超的技术等，而是由对其中一个马桥人——马鸣的行为进行评价之后，产出的实际体会；他们对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科学”不以为意，嗤之以鼻甚至诋毁，“科学”就约等于他们眼中的“懒惰”。找到“语言”作为核心叙事成分是很聪明的，“语言反映共同体的凝聚意识，并且是建构或重构共同体的手段；语言越是独特，它的凝聚力可能越强”，编入《马桥词典》中的词目正是马桥人凝聚意识的集中体现，马桥人的语言对于现代汉语的“颠覆与反转”强化这片土地的凝聚力。从此“颠覆与反转”的角度出发，是否可以说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寻到了语言的某些“根”呢？由于这个问题思考还不够充分，暂且打住以待进一步专门研究。

（许子东教授）

许子东认为“韩少功骨子里是个‘知青作家’。不仅因为他有两篇作品直接影响知青文学发展，还由于他几乎全部的重要作品里，都有一个知青人物作为‘视角’存在”，《马桥词典》的编撰者“我”就是这样的存在。被编入《马桥词典》中的人和事，有许多是由作为知青的“我”从复查那里听到、记下来；编撰者特意交代“他拗不过我，只好说，他也是听来的——他每次说及重大的事情，都先交代说法的来源，把自己开脱”。一部普通的词典对词目解释的准确性有着严苛要求，而在一部被写成“词典”的文学作品里，道听途说而来的材料有了十分广阔、能够入典的想象空间；这些听来、看来的人和事由撰写者“我”搭建起来，重组为可以成典的“马桥”。可以说《马桥词典》的编撰过程，就是“我”继续“寻根”的过程。

三、在今天谈论“寻根”

（马尔克斯）

“寻根运动”最初和最基本的触发点是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作家们面对琳琅满目的西方文学世界，再对比刚刚走出单一和狭隘、处于艰难恢复期的中国文学，自然滋生强烈的落后感和危机意识。追赶西方文学、得到西方文学的承认，不只是个别作家的梦想，更是整个文学界的集体意愿”。《经典的构筑和变动》中提到了“80年代文学心态”，被概括为“一代人经历了‘文革’社会的暴虐之后，通过对极左路线的沉痛批判和反思，希望在文化废墟上重新建立所谓五四式的文学的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正由于如此，他们标榜‘探索’，鼓励‘创新’，抱着怀疑的精神重审当代文学传统中那些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试图让文学摆脱非文学因素的干预、干扰，从而实现‘文学’自主性的目标。……但是，这种心态过于急切，说是反思，其实反思的只是历史、别人、他者”。《爸爸爸》正是韩少功产生了“强烈的落后感和危机意识”之后，在“过于急切”的心态下催生出的作品，读来常觉局促、气闷、含混、不畅快，表面上讲述的是鸡头寨的兴衰，内里实是将一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粘连起来，以现实之名行后现代之实。即便作者想要通过小说表达对中国传统生存方式的反思、对每一个最平凡个体生命的悲悯之情、探寻真正的中国人精神是什么，“过于急切”的创作心态使得作家虽抛出了些很有价值的问题，却没将其力破纸背地说透，或者说作家在当时的思考还不够清晰和彻底，文本的表达因此受到限制。相比之下，《马桥词典》就明显顺气、缓慢、清晰、收敛了许多，是一部比《爸爸爸》晚到的、真正成熟的“寻根”力作。

仍要特别指出的是，《马桥词典》的撰写者写到死亡时异常冷静，令人感到难受。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提到小说的“情调”问题，“在小说中，情感是作家描写人物叙述故事的基本背景和最终归宿，由于这个缘故，情调并不仅仅是一种叙述之功能模式，而且也是所有成功的小说佳作所共同拥有的属性”，可以说《马桥词典》中关于死亡的描述没多少有人情味的“情调”。万玉死了，连下葬的棺木都没有；雄狮被一颗埋了三十年的炮弹炸死；九袋爷戴世清身体硬了才被发现，死前还成了四五只蚊子的晚餐；马疤子打完最后一次醮，吞烟土自杀了；洪老板死在了滚烫的泥水里，再没爬起来；兆矮子的死是个谜，他的整个脑袋被砍下并泡在水流里、叮满了蚂蟥等等。这些人的死亡像被冰冷的机器批量生产出来，读来丝毫感受不到悲伤、同情与惋惜。从《爸爸爸》到《马桥词典》历经十一载，这两部作品背靠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说创作越来越强烈的个人化、欲望化倾向；或许时代风云变幻不及生活琐碎对个体的侵蚀那么显而易见，私人的孱弱与悲哀是创作的潜在气息，现实的崇高理想在现代语境中那么易碎破裂，频频面临失败的结局。令笔者疑惑的是“我”到底想从一个接一个死者的故事里寻到些什么呢？这样对死亡书写的批量生产是否可以说是因当时的创作心态过于固执、坚硬与悲情，不够柔软、坚强和光明呢？

“根”作为词目之一编入《马桥词典》，首先被赋予了语言本身的含义，是马桥人日常交流的口语。其次引入叙事层面意义，该词目中的主角叫铁香，一个经常被马桥妇人们因为男女关系混乱而猛戳脊梁骨的女子，她们最无法忍受的是铁香竟然最终跟了极其不体面的男人三耳朵，认为她下贱不堪却百思不得其解。于是马桥人管这叫“根”，同“命”之意，由“根”延伸出的词是“归根”，相当于“宿命”，这是“根”在世俗认知层面中的投影。当“根”被归于“宿命”，它的实际内涵就看不见摸不着，虚无缥缈、说不清楚，无法脚踏实地了。从这个角度出发，试着总结出韩少功虽在建构《马桥词典》“语言”及“词典”的意义时下了大气力，却没有创新出与《爸爸爸》极其不同的典型作品的几点原因：一是对“根”的内涵诠释依旧不清晰，没有从更为宏观、更有气度的文化主体意识等方面去探寻；二是对本土文化的立场有所偏颇，这直接影响了选取什么样的素材来诠释“根”；三是“寻根”呐喊者虽然在当时持续倡导重视与开掘传统文化观念，但在实际呈现的文本中却显现出如先锋小说技法内化的问题，事实上演变为一种善用写作技能而不自知的行为。

“根”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共同心态之一，一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被不断解读，“根”本是民族的根性所在，既有精英文人的脉络，也拥有民间线索。但知识分子对“根”的诠释心态非常复杂：既有主体意识的高度自觉与自信，《文化偏执论》中就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又有向西方文化思潮及文学创作手法学习的必要、不甘、强迫等心理。这些心绪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一种后果，就是使得“根”在中国传统文化书写中的内在性与独特性被遮蔽，文化糟粕被不假思索且不加节制地展示。我们仍要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以及“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的文心；即便要表现“根”里的自卑与软弱，也别完全遗忘生动明媚与朴野稚气，悲剧同样有自己的生长脉络与澎湃活力。世界文学在当下仍然保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冲击力，对“根”的重视与重新认识意味着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和从容，也预示着将有更多的作品从更纵深的视野去思考世界文明与本土文化。

（贺仲明教授）

贺仲明在《重启中国文学的“寻根”旗帜》一文中专门论述了“为什么‘寻根’与什么是‘根’”，他指出“文学创作应该反映本民族生活，展示其日常生活状貌，再现其生活流程和人物事件，揭示其社会伦理情态。同时，更应该反映生活自身的呼吁和要求，提出针对本土现实的问题”，因此“寻根”是文学创作不可缺失的一个过程。但《马桥词典》里仅展现了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揭示了一些“社会伦理形态”，并未对他们的宿命进行带有不同态度和情绪的描摹，他们的死亡是残酷的现实，作者却没有给出应有的、有建设性意义、富有“情调”的回应。另一篇文章《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的未来灵魂》认为乡土精神的基础是对乡土的热爱和关注、是对乡村和乡村人的关爱,是对乡土文明、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观的向往与认同，这种认同或许它不是那么现代的，但却是与乡土内在关联的，同时还需要对一些美好乡土文化价值观进行揭示和展示。“乡土文化中包含有多元因素,文学应该张扬其中的美善一面，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如：对自然的热爱和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人类质朴人性的认同，张扬人自身的力量和价值；强调人情、人伦，对人类精神价值表示尊重。”笔者认为这里的“乡土精神”和“乡土文化”都是“根”的一部分。中国文学有独特的审美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很多精髓，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否定一直以来滋养我们成长的土地和文明，若我们能不吝给予更多的包容与辨证的审视，它将会是更加蓬勃的热土，甚至能够用自生的生命力去消融、弥合、治愈黑暗及伤痕。作家们不必过分妄自菲薄，“扬精华以炫耀兮，芳郁渥而纯美”，从审美上来说，不光要在作品里展现愚昧、野蛮和丑陋，还要多寻那些刚毅、灿烂、执着的个体生命及群体的故事，探寻社会的发展及文明进步所需要的养分。

“寻根”在当下还有必要吗？笔者的态度是很有必要且不会过时。今天重论“寻根”，或许会被嘲笑想“炒热”文学史上的残羹冷炙，“但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来说，它也许是无可回避的选择，至少，它以更自主的方式验证一条道路，探索一种文学与民族、与本土关系的深层可能性”。“在‘历史终结’的90年代及其延长线上，‘革命’和‘理想’才能回到历史的场域里去，以其内部的歧义性重新介入当下。这一过程既意味着对于理性框架的敲击，同时也预示着建构另一重主体与历史想象的可能性——等待‘我’重新醒来，等待‘我’重新诞生”；《马桥词典》中的编撰者就是这样的“我”，“我”在重述的历史中努力寻找着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马桥”，尽管“我”已在《马桥词典》里用一个个词目串联起来、清晰地绘制出了“马桥”的完整模样，书的结尾写下的却是“我心里一沉，一步步走进陌生”，“马桥”对“我”来说依旧是陌生的存在。《文学的“根”》已发表了35年，从“寻根”角度重读《马桥词典》，会伴随着诸多文学记忆重新醒来；如同《马桥词典》中“醒”这一词目里的内容，审视与反思终将重新诞生；这是《马桥词典》的文学价值所在，正是韩少功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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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向上滑动）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之后关于《文学的“根”》的引文均出自此处，文中不再一一标注。

熊修雨：《被文化劫持的寻根——从韩少功对待寻根文学的矛盾态度说起》，《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年第2期。

李陀、乌热尔图：《创作通信》，《人民文学》1984年第3期。

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

韩少功、李建立：《文学史中的“寻根”》，《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韩少功：《寻根群体的条件》，《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陈思和：《<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2期。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0页。

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6—48页。

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编撰者说明”第2页。

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9页。

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页。

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设1992年版， 第230页。

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英］彼得·伯克著，李霄翔等译:《语言的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 10页。

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

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 

贺仲明：《重启中国文学的“寻根”旗帜》，《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4期。

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63页。

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239页。 

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3页。

贺仲明：《重启中国文学的“寻根”旗帜》，《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4期。

贺仲明：《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的未来灵魂》，《时代文学》2011年第9期。

贺仲明：《重启中国文学的“寻根”旗帜》，《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4期。

陈若谷：《归去来兮韩少功：从<日夜书>到<西望茅草地>》，《小说评论》2017年第3期。

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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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陈云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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