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没有死者的谋杀
想把我看到的写给你看，讲给你听。
我常常想，一个人要拥有多大的能量，才能撑得起像妮基这样浓度如此之高的一生。
文 | 祝羽捷
▲主播/夏忆 配乐/曹方 - 遇见我 シュウのテーマ
1966年，36岁的女艺术家妮基·德·圣法勒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当代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却让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被她“戏弄”了。
与其说是展览，其实只有一座巨型雕塑。这个躺卧的女巨人，长28米，高6米。在展出当天就吸引观众大排长龙，人们渴望走进，走进这个造型似女性私处的入口，进入“她”的体内。因为“她”不仅是用来观赏的，在圆鼓鼓的“腹部”里装的是天文馆、电影放映室、咖啡座和一些艺术品。
▲ Niki de Saint Phalle，Jean Tinguely和
Per Olov Ultvedt，Hon（She），1966年，斯德哥尔摩
这成了当年被全世界媒体关注的新闻之一，这位法国女艺术家和丈夫尚·丁格利及培奥夫·乌尔特维德共同完成的颇具争议的《她(Hon)》，期待观众像回到母体子宫一样，走进神秘的女性肉体，在她的体内感受被孕育的一切。
母体，传递着安全感、温暖和信赖。我们从出生后离开母体，再也没有任何地方能像母体那样提供如此完美的庇护空间，也是我们每个人潜意识里的向往。
心理学家荣格在精神极度痛苦的时候，在家里修建了一种类似圆形塔的空间，并在《回忆录》写道：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它是个孕育生命的地方——一个子宫或者是一个可以造就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母体。它给我一种感觉，我好像在石头中获得了重生。”
人们的观念里，女性的创作往往离不开身体的主题。女作家“用身体”写作，女艺术家无论是描绘花卉还是峡谷，都被人联想到性器官。
她们中的很多不愿承认，比如乔治亚·奥基弗，一生都否认弗洛伊德分析学派解析其作品的性象征说法；妮基却勇于奔向性，也让那些穿着体面的人通过狭窄的通道奔向性。
▲ 妮基·圣法勒在创作
男性的生殖器自人类蒙昧时就被膜拜，女性器官也不应该受到鄙视和诋毁。 “子宫”这个词带有被动的接收容器的意味，妮基让观众进入女人的“内部空间”，似乎也是在接纳着这些入侵者。
“于是我们都成了异教徒，甚至有的人带孩子来观看，她（Hon）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妓女，三个月的时间内，接受了十万观众从洞口进入，她回归了自然、母亲的神性，满足了所有人，给每个看展的人带来了极佳体验”。
妮基的艺术创作还深受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尼·高迪（Antonio Gaudi，1852-1926）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她的《塔罗花园》（Jardin des Tarots）。
“1955年我去了巴塞罗那。在美丽的高迪公园中，我遇见了自己的精神之主和宿命。在那里我浑身战栗……我知道，我注定有一天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欢乐花园，天堂的一角，人与自然的交汇处。二十四年之后，我启程了人生中最大的冒险—— 塔罗花园。”
▲ 妮基（黄色衣服）在塔罗花园
妮基从1974年开始在意大利托斯科纳雕塑公园里，建造自己的“塔罗公园”。
她将塔罗牌中的22牌加以设计并制作成大雕像，以上彩的聚酯纤维、陶瓷、玻璃、镜子及马赛克的水泥制成，仿佛组成了母系社会建筑群。
这不仅是作品《Hon》的延续，也是对她艺术人生的完美总结。她的这座花园散发着神秘主义的气息，仿佛在暗示着我们无法掌握的命运。她说，
“这座花园交织着困苦、狂爱、热情、痴迷和最重要的——信念。就像所有童话故事里描述的一样，在寻找最终宝藏的路途中，我遇到了龙、巫师、魔术师和节制天使”。
“为了避免成为恐怖分子，我成为了艺术家。”
▲ 妮基·圣法勒正在创作绘画，1961年，泰特现代美术馆
其实最早让艺术界认识妮基的并非是这些富有女性光辉的雕像，而是她的射击作品。
1961至1963年间，妮基在不同场景下组织了12次“射击”创作，她称其为“没有死者的谋杀”。
我在纪录片里观看了她射击的全过程：首先将裹有聚乙烯涂料的袋子外敷石膏钉于木板，妮基像冷血动物一样端起22口径的步枪，对准木板，扣压扳机。整个开枪过程就是艺术的一部分，此时的她与之后的女艺术家形象很难联系在一起。
妮基抹去了性别，一头似萨冈那般的蓬松凌乱短发，如叛逆少年那样愤怒、嘶吼、愤怒，随着一声巨大枪声来宣泄不满，既有的颜料被击中后喷涌、在木板上流淌，成为这场表演的最终的结果。
这场谋杀中她没有杀死其他人，杀死的是自己体内那个丑陋痛苦的自我。
射击作品让没有任何绘画经验的妮基，跻身法国成为“新现实主义”艺术家核心，且唯一一位女性。“射击作品”超越了性别，先锋又前卫，具有很强的爆发力，对现代艺术的观念化转向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
▲ Nanas
1965年是妮基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通过射击她似乎已将体内压抑的愤怒发泄出来。
当好友Clarice怀孕时，妮基在她身上重新认识到女性特有的美：这种美跟男性对立，没有锋利、粗野，但是却有足够孕育生命的力量。
由此她创造了经典的“Les Nanas”系列，“Nana”是法国俚语里女孩的昵称，妮基的Nana们有着硕大的臀部，圆鼓鼓的身材与当时时尚界崇尚的骨感消瘦不同，她们快乐奔放，穿着色彩斑斓的连衣裙，丰腴的身材如风筝般轻盈。
▲ 1952年，妮基登上《Vogue》杂志封面
妮基本人却和她创造出来的形象相反。她苗条时髦，满足了时尚界对法国女郎的所有想象，是IT Girl的鼻祖。美到可以登上顶级时装杂志《VOGUE》的封面的地步。20岁就把《LIFE》、《ELLE》和《Harper’s BAZAAR》等杂志拍了一个遍。
18年后，这个曾经凭借身材美貌登上杂志的女孩，以艺术家的人身份带着自己Nana们再次登上《VOGUE》，这次她不再用扮演别人设计出来的时髦女郎，而是真实坦荡地分享自己的作品和审美。
Nana们在杂志上手舞足蹈、热情洋溢，传递着妮基的理念：女性不应该被定义，每个女人都可以不在意外界的目光，自信快乐，散发出生命的芬芳。
一个女孩远远超出美的基准线，人生的选择可以非常多，她为何偏偏非要选择成为艺术家呢？
1930年，妮基出生于巴黎塞纳河畔，母亲是女演员，父亲是银行家。
本是富足家庭但因为经济大萧条，父亲破产，刚出生的她被送到法国中部的祖父母家寄养，直到3岁才被接到纽约和父母同住；11岁时妮基被喝醉酒的父亲性侵，但在家庭中一向软弱的母亲却叫她“别说出去”。
因为畸形的原生家庭环境，弟弟妹妹因为抑郁相继自杀，而她成为唯一幸存的那一个。这种苦难她选择了埋葬在心里，直到几十年后她才对外公开。
为了摆脱家庭，面容姣好的妮基17岁就为各个杂志当起了模特，18岁就与青梅竹马的男友——诗人、音乐家哈里·马修斯（Harry Mathews）私奔结婚，并搬到波士顿。
但是，在中产阶级婚姻模板里她明显像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家庭妇女的生活比童年的经历更面目可憎，把她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接受神经疾病治疗时，医生鼓励她尝试以绘画的方式进行排解，从此妮基的后半生都与艺术深深缠绕在了一起。
“成为艺术家并不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曾在精神病院度过短暂的时光，并接受了数十次的电击疗法。在我张开双臂拥抱艺术的时候，我是真的需要它来救我，艺术对我来说是必需品。”
之后妮基和丈夫回到巴黎，遇到了“动态雕塑”艺术家杰·丁格利。那时虽然她们各自都有着家庭，无法抑制的情感连接着两个人，最终结为夫妻。
▲ 妮基与丁格利，1964年
太多的艺术家情侣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相互成就。只是在不同的关系里，有着不一样的制衡和强弱之分。
妮基与丁格利也是，他们共用一间工作室进行艺术上的合作，虽然作品的风格两极化却相互影响。
尽管婚后两年他们就离婚了，丁格利仍愿意帮她完成了塔罗公园。这最后的艺术梦想却导致了妮基的肺衰竭，2002年她因为肺气肿在美国去世。
我常常想，一个人要拥有多大的能量，才能撑得起像妮基这样浓度如此之高的一生。
童年的颠沛让她早熟，20岁已经把一个女人该有的、不该有的生活都体验过了，40岁还在恋爱，却已经当上了祖母，世俗世界的一切她都没有错过。
作为艺术家又是电光火石的一生，在不断超越本我，得到了救赎，又得到了升华，在她不断改变的艺术风格里可以看到她意识形态变化的线索。
法国女性主义导演卡特琳娜•布雷娅的一句话： “男人一直是男人。女人要求权力时变成男人，之后再变回女人。
”这句话也吻合了妮基的创作轨迹，从的恐惧不安的黑色画作到令人快乐的鲜艳色彩，从充满暴力的射击绘画到胖乎乎的Nana作品，才让人看到了一个女人对天真快乐的向往，似乎弥补了童年缺失的东西。
在艺术中得到了救赎，最终她放下尖锐的武器，回归到女性之爱，回到本该有的样子。她的女性之爱得之不易，是从在挣扎中的获得的自我救赎，从苦难中得到的回复，是用碎片重新拼出的圆满。
妮基生前有许多好看的照片，我最喜欢她脸上涂着蛇站在自己蛇型雕塑前的那张，蛇身主色调是克莱因蓝，她的脸上有淡紫色的闪粉。她不局限在已有的美丽中，她与自己创造出来的蛇交织在一起，变成了勾魂摄魄的美。
现实生活中让我最恐惧的动物是蛇，光滑的鳞片、锋利的牙齿、吐露的鲜红蛇芯，都是致命的危险。
《圣经》里认为蛇是引导人犯罪偷吃果子的恶魔。
妮基喜欢蛇，大概是契合了自己心中的女性特质，蛇之形左右摇摆如女性柔软的腰身。更何况它还象征着诱惑和打破禁忌，是可以与动物和男性世界建立沟通的精灵，正如妮基一生都在挑衅桎梏、抗争命运。
每个时代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困境和精神压力，“女性自由”如今仍是很多女性艺术家的重要命题。妮基的Nana们如今散落在全球各地，在苏黎世的火车站里的“守护天使”、在巴黎转角的街头、在各大美术馆……
不知道妮基的故事，也许会以为这些憨态可掬的雕像一定出自一个有着童话般生活的艺术家，然而懂得了妮基，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力。
无论何时何地，见到妮基的作品，都要提醒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伤心欲绝，要肆无忌惮地快乐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