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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
作者丨秦晖来源丨澎湃新闻图片丨源自网络

01

最异常的两件大事

从2016年开始，大家就开始感到，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第一件事，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

第二件事，美国选出一个既不是传统左派、也不是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非常令人吃惊。不管是传统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以前我们经常讲，左派上台右派会骂，右派上台左派会骂。可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左右派来称之。

于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词用来描述这一类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这个词在最近这几年用得特别广泛，就是“民粹”，populism。

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

但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胜选的全过程，我们真的很难说，他的胜选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

事实是，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

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

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

说穿了，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对他当选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是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或困惑的反映。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结果。

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的主张失去了信心，对右派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

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其实正是以往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弹。

02

全球化走到困境

为什么会有无以解释现状的困惑呢？

我们的话题就从特朗普当选到底是不是民粹主义，转向为什么全球化走向了当下这种令人困惑的境地。

其实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现象。

1918年，一战刚结束，包括中国人比如陈独秀在内，当时的人们也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后来变悲观了。一战后，几大帝国纷纷解体，整个欧洲地区出现了大片宪政民主国家，但到三十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民主失败”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样变为左派极权国家，就是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样变成右派极权国家。

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

比如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来大家认为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的大潮，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

比如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这些现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管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使得西方原来的主流理念——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遇到挑战。

长期以来，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

最简单地讲，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这是最主要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带来经济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会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给大家提供社会保障。

像这样一些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一个基本线索。大体上就是，左派当政一段时间，选民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然后就选右派上台。右派上台后，搞自由放任太厉害了，大家又会把左派选上来。

可是，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特朗普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的划分中，你是找不到这种人的。

不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仇恨福利国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03

贫富差距重新强化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西方从八十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原来已经基本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又再重新强化。

皮凯蒂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真的问题，反对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右派，他们认为皮凯蒂书中讲到的西方贫富分化的现状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事实。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回避了。

因为特朗普当选本身就和这些事情有关。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

但是，皮凯蒂本身是怎么解释他指出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呢？皮凯蒂等于没有解释。他的那一大本厚书，主要是要证明，西方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这种贫富分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出论证。

他的论证依据的是一个很武断的公式，就是说，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

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呢，那是因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处在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也就是所谓奇迹状态。如果增长率异乎寻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暂时不成立。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一般来讲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

但是皮凯蒂认为，这只是个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奇迹一过去，社会就回归正常，而这个正常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都是不变的。

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依据大量统计数据，我觉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证明两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要找到两千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以说就是一个假定。

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04

全球不平等加剧

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

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

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

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

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

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

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

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

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

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

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

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

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

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

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了高失业率。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

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

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

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

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这里碰到两个例外。

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

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某些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

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

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

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

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

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05

讨好老百姓与赤字财政

上面说的是国际经济平等层面的问题。

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

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

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

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

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

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

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

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

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得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

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右派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

右派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

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右派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

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

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

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

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

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

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

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

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

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

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

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

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06

财政全球无限制透支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

右派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

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

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

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

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

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

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

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

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

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

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

07

全球化的另一极

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

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

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08

中国改革决定世界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

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

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的问题。

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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