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彦 魏 颖：迈向共同富裕时代的价值观挑战
迈向共同富裕时代的价值观挑战
张 彦 魏 颖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摘 要］共同富裕，这是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境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如何从全面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时代，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澄清和应对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一系列价值观挑战，如“经济合理性与伦理合理性如何统一”的财富观挑战、“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如何实现”的需要观挑战、“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如何治理”的风险观挑战等。唯有切近审视和直面回应这些价值观挑战，才能从前提处证成作为价值承诺和发展目标的共同富裕具有何种意义上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共同富裕 财富观 需要观 风险观
共同富裕，这是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境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富裕指人类个体占有的与自身相关的各种资料，如生存资料、空间资料、发展资料、精神资料等，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符合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并且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达到较高丰裕度；而共同则是共同体与个体的联结，强调个体不断完善所形成的群体性，指个体在获得以上几种资料在质量和数量上与他人无实质差别或差别不悬殊。共同富裕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关联个体和共同体的全方面多维度的丰裕时代。进入新时代，我们走上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在迈向这个新征程中，我们必然会面临一系列新的理论难题与实践困境。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些难题与困境展开分析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但它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生产与分配的轻重、先富与共富的排序等诸多复杂性问题时就会遭遇话语和学科的限制与边界，特别是缺乏对共同富裕这一宏阔性问题的价值支撑和伦理关照。因此，如何从全面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时代，如何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澄清和应对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所面临的财富观、需要观、风险观等一系列价值观挑战，这是研究共同富裕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一、财富观挑战：经济合理性与伦理合理性如何统一？
作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富观是人们在对“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财富”、“如何配置财富”、“如何使用财富”等问题的追问中所形成的对于财富本质和价值的认识与看法。财富观的形塑是探讨共同富裕的基本问题，因为它不仅揭示了个体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与行动逻辑，更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的价值确认与政策选择。更确切地说，财富观会影响我们对富裕的内涵、层次、特征以及实现方式的理解，从而影响我们迈向共同富裕时代的阶段性目标、节奏、策略和评价。
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看，财富观对社会形态的变革具有相当的敏感度，往往能映现特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本质。“小国寡民与安贫乐道只能源自农业生产方式，经济人假设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有自己的新财富观。” [2]回溯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发展长卷，从将劳动视为财富的衡量尺度，追求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充分占有，到将人的发展作为财富的参照系，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主体价值与客体价值的双重嵌入中拓展财富的内涵；从把集体财富的积累定义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财富关系的本质呈照，到明确“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3]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共富逻辑，财富观演变的谜底就蕴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中。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78.7亿元，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为共同富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以经济合理性为表征的财富观在推动数量型发展的同时，不少人也在财富观上出现了自反性问题，即缺乏伦理合理性支撑的财富观正以损害自身的方式畸形发展，并不断侵蚀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
如果说经济合理性主导下的财富观关注的是如何以更有效率的经济手段促进物质财富增长，那么以伦理合理性为要义的财富观所吁求的则是人与财富关系的应然展开。只有实现合于效率与合于德性的统一，财富观才能证成自身的合理性，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才能完整呈现。而经济人属性的过度彰显，会使财富伦理被人的欲望本能所遮蔽，从而导向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美德”与“财富”不可兼得的结论。[4]面对财富与美德的价值排序，经济个体往往缺乏一种充满决断的取舍精神，在财富生产的资本化和分配正义的偏狭化等价值幻象中进退维谷。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承认资本、引入资本和利用资本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增量累积，但资本对价值增值的追求也内隐或外显于财富生产的各个环节。如果听任资本逻辑的宰制，财富生产的价值关切就会发生偏移，伪装成财富生成源泉的资本就会大行其道，劳动在货币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就会成为边缘化的客体，也不再构成对人的本质的自觉呈现。“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5]这种危机不仅表现为经济活动对质量、创新和道德的脱敏现象，更呈现为经济个体对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怀疑与信仰危机。劳动价值如果发生偏移，一方面生产劳动就会滑入资本增殖的轨道，在“资富劳穷”、“资本寻租”、“劳动回报跑不过资本收益”的语境下，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会被严重挫伤；另一方面，以资本为根本驱动力的忽视劳动的“造富运动”就会野蛮生长，从而也会使青年一代对“前途”与“钱途”的认知和抉择也随之沉浮。2017年，新华网的报道《95后的谜之就业观，你看懂了吗？》显示，主播、网红是“95后”群体最向往的新兴职业；2021年，智联招聘发布的《Z世代职场现状与趋势调研报告》表明，约65%的“Z世代”认为电商主播等新兴职业“收入更高、福利待遇更好”。社会发展允诺和包容致富渠道的多元样态，但当资本致富效应无限膨胀，诱使主体沉湎于寻找某种“财富密码”时，如何使“劳动致富”重回国家与个人发展的本原位置，创造“劳动成为收入分配主角”的社会环境与整体性机制，是迈向共同富裕时代必须关注的价值观问题。
在财富生产资本化的促动下，人们会从对“生产性努力”的坚信转向对“分配性努力”的渴求，并最终导向偏狭化的分配正义。这种分配正义被狭隘地理解为关于“分钱”的道德想象。对此，诺齐克批判性地指出：“改变种种社会制度以实现物质条件的更大平等，这样做的正当性虽然常常被人们视为当然，但却鲜有论证。”[6]事实上，无论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政策回应，还是关怀弱势群体的情绪反应，都无法证成再分配制度的正义性。所谓正义是每个人“得所应得”，而基于德性、贡献、能力、需要等实现的应得分配必然不是平均的分配。财富分配的应然伦理要求跳出单个人“所得”悬殊的不公平假象，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考量财富身份、财富量和财产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从而在法治和权利保护的意义上扩展分配正义之维。阿马蒂亚·森认为，作为主体的个人是“福利”与“主观能动”、“成就”与“自由”的统一，其中“自由”和“主观能动”占据更为基础的地位。“我们应该用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来代表他的利益，而不应该用（至少不能完全用）一个人从这些自由中所得到的东西（福利的或主观能动的）来代表他的利益。”[7]基于此，在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在于“改变资本逻辑至上、道德逻辑式微的现状，使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社会改革和进步带来的红利，实现‘真实的成长’”，同时关注公平与效率、利益与责任、市场与政府这三对范畴在推进社会公正中的作用，激发绝大多数人的潜能，使他们能够按照各自的贡献得到有所差别的回报，[8]从而避免“劫富济贫”的恐慌与“等着别人送财富”的空想。
二、需要观挑战：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如何实现？
为何自古以来人们都在追求一种共同富裕的理想状态，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内在需要，内在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积极向往。缺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将是不完整的。然而，无论是需要，还是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象化的体现。不同的需要观即关于需要的具体理解从根本上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与呈现样态。
关于如何理解人的需要，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探讨模式。例如，马斯洛的需要等级模式主张将人的需要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与类型，只有低等级的需要满足了，高等级的需要才会产生，同时低等级的需要不再成为主体采取行动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需要置于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内，提出人的有意识行为实际上受到包括不同需要结构和层次在内的整个需要体系的支配，而且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论述了异化需要表现为需要的粗陋化、需要的物化和需要的工具化这三个层次。马尔库塞则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批判性地区分了“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他认为：“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9]
同时，学者们对人的需要的系统性建构和具体性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社会的发展现实。中国从物尽其用的节俭社会，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更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境内个人奢侈品市场规模预计达到3460亿元，较上年同比大幅增长47.9%，占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比重超过七成，而2019年这一比重仅为32%。[10]这一消费景观的缔造者并非仅限于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中发展起来的富裕阶层甚至是相对贫困阶层都被裹挟其中。这一现象所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是，不少人的需要观发生了从“够了就行”到“越多越好”、“越贵越好”的转变，一些个体也由此陷入人为物役的“需求陷阱”，导致需要的异化，从而使迈向共同富裕时代的道路面临着消费观的挑战。对于该问题的深入剖析，必须建基于对需要与想要、需要与满足、需要与福利三对关系的厘清。
首先，需要和想要是两个常被混淆却又完全不同的概念。需要是主体生存的客观状态与客观要求，而想要是主体的一种主观偏好。作为一对反映主观与客观相区别的范畴，需要与想要也不必然采取相互抵牾的形式，人类正是拥有把本能的“需要”上升为“想要”并付诸实践的能力，才将其自身与动物相区别。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想要可能会走偏，异化为“欲求”。欲求是一种超过“需要”的“想要”，或者说是一种不合理的“想要”。英国学者乔纳森·休斯认为：“欲求和需要是具有不同真值条件的不同概念。即使这里所谈的欲求和需要是指向同样的目的，也有可能是需要的东西并不想要，或者是想要的东西并不需要。”[11]当不合理的“想要”或“欲望”超过了人们的正常需要，在这种被异化的需要观指引下，就会成为迈向共同富裕的认知障碍和实践困境。其次，需要的终点是需要的被满足，而满足需要必须借助一定的条件。人们对于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的指摘往往是因为误解了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对此，休斯认为，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其实是一种“为了Y需要X的”三元结构，这就意味着“所需要的一个事物（满足因素，X）始终需要作为获得某种目的或物品的条件”。[12]在休斯看来，对马克思需要概念的坚持是对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的超越，满足的是人的使用价值和自我实现的真正追求。因此，当社会生产条件、制度条件和人们对需要的理解达不到规定标准时，按需分配是无法实现的，共同富裕也是无法实现的。最后，对于需要与福利的关系分析关乎社会发展的走向。人的需要既是福利制度的设计起点，也是社会资本分配的价值判读依据。有学者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以需要为目标导向，其本质是用一种社会认可的制度安排去满足社会成员的社会需要。[13]作为福利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维度，福利需要内蕴着生存需要和改善民生需要两个基本面向，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对于福利需要的诉求也更为多元化和丰富化。共同富裕是人们所期盼的社会福祉，它必然建立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但这种社会福祉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与价值认同才能真正实现。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14]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被不断充实与实现的同时，又因为可供人存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各异，对存在意义的定位有别，而陷入多重选择悖论。[15]具体来说，在社会等级的编码系统中，个体将想要等同于需要，将满足欲求的炫富仪式作为社会地位的彰显与确证，沉沦于需要、消费、商品所形构的过剩经济之中。与此同时，近来对共同富裕的强调，使得一些人再次陷入福利主义陷阱的迷思，甚至鼓吹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由此引发的价值观挑战在于，在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过程中，到底是满足需要还是改变（不合理的）需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速的调整与人们持续增长的欲求相交织，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积极倡导人的高阶性需要、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是根本之道。同时，在共同富裕的价值愿景引领下，推动人的需要模式的转化需要持续追问以下问题：如何避免落入低欲望社会高龄化、少子化、消费信心下降、生活斗志丧失的陷阱？如何在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中满足后富者的物质文化需要？如何降低物质财富的价值性，从而实现对先富者个性化和精神化满足的引导？政府和大众传媒在引导人们的消费趋向的过程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三、风险观挑战：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如何治理？
人们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是一项历史性和时代性的伟业，在迈向共同富裕时代的新征程中必须将其放在新时代的现实情境之中加以分析。其中，风险社会是人们对现代社会作出的一种颇具启发意义的诊断结果。它提醒人们，共同富裕不代表着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相反，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将面对诸多风险，人们必须对社会中的诸多风险作出前瞻性预判和积极应对。可以说，我们如何看待风险、如何应对风险，既关联以财富分配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也关联越发强调风险分配的现代社会的治理问题。不同的风险观深刻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
什么是风险？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风险？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风险观的基本内涵。在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理论框架中，风险陈述既非纯粹的事实主张，也不是完全的价值主张。作为一种虚拟的现实和真实的虚拟，风险不同于毁灭，它扭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是一系列不确定性事件和要素的集合。而当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与客观的风险将社会笼罩，风险社会就指向了一种基于经验知识的风险评估和在不确定性下进行风险决策的合题。[16]据此观照处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我们自然会生发出自己是否处于风险社会的疑问。客观地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人间正道上实现了综合国力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巨变、人民生活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们的风险抵御能力大大提高。随着人们风险意识提高和抗风险能力的增强，社会整体的风险焦虑却也愈演愈烈。这是因为，风险社会还有别的含义，即“在一个社会里，人们用‘风险’这个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远比前人更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里”。[1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18]从经济领域来看，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同向发力中，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活力显著增强，但资本现代性所带来的普遍矛盾性也使贫富差距、城乡矛盾、就业压力、劳资矛盾等成为阻滞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源。从政治领域来看，社会发展面临政府公信力下降风险，民粹主义影响下的阶层对立与反民主风险。同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时空压缩效应，以儒家道德伦理为价值要义的传统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自我更新为表征的现代价值观、以追求个性化高峰体验为核心的后现代价值观相互纠缠与激荡。当多元价值观的边际性扰乱了社会主流价值的基本盘，整个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也会因共同价值与行为规范的缺失而遭遇离析的风险。文化领域的市场化、大众化与意识形态的惯性相互纠缠，主流意识形态淡化、文化殖民主义、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等风险挑战着我国的文化安全防线。而资源的有限性、需要的无限性与资本的逐利性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资源约束与生态压力，同时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转移资源消耗型和污染密集型产业，这使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环境社会性群体事件等多种形式的生态环境风险增量累积，威胁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见，风险的本质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会”发生，这种可能性不是逻辑演绎的或然性，也不只是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产生，而且在赋予意义的过程中产生，同时还是人们对其潜在危害、危险和威胁的技术敏感而被生产出来的。[19]
在迈向共同富裕时代的重要历史关口，中国社会在与风险挑战共生中呈现出特殊的复杂景观。如果说以财富占有来显明和巩固社会地位是内生于阶级社会的主体惯习，那么风险社会则强调将风险作为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起点。在财富逻辑向风险逻辑过渡的思维跃迁和行动变革中，人们所关心的不再是如何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水平，而是心系如何避免自身身陷更坏的生存和发展处境；人们的价值标尺不再单纯指向经济发展指标，而是开始重视风险指标和风险评估。在风险文明的时代，人们出于恐惧、不安和自我保护的心理而不断走向联合，“焦虑的共同性替代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成标示着一个新的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转化而来的联合”。[20]但这种为安全焦虑所形塑的联合是脆弱的，极易为不平等的风险分配所瓦解。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对此展开了深刻的分析。塔勒布认为，世界上实存着可以容忍和难以容忍的两种不平等，前者表明的是个体间能力的现实差距，后者则指向通过寻租、政治庇护或监管套利等不道德的方式而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此种情形下，财富分配异化为一种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实际上，人们所憎恶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那些身居高位却不承担风险的富人。如果只提高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能创造动态的平等，让社会更平等的方式是迫使处于顶层的富人（参与“风险共担”）始终承受着退出富豪榜前1%位置的风险。[21]
在此意义上，共同富裕所遭遇的价值难题是如何以一种风险共担的集体美德超越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中和转移，从而在增强社会流动性与韧性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愿景中的动态平等与全结构福祉。当前，人们的风险认知和风险预期仍受制于极化思维，并采取恐惧或漠视的风险应对方式。在不安全状态存在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时代语境中，风险与责任内在相关，风险意识也是一种责任意识。只有将风险共担的责任伦理自觉纳入人的生存和发展之中，突出责任的前瞻性和实质性，强调积极的风险预测和行为约束，要求每个社会主体承担社会责任和代际责任，才能在共同应对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中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一场深刻社会变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在迈向共同富裕过程中，分析主体关于财富认知的变迁、需要改变的选择、社会发展中“风险分配”的安全性、现代化治理中主流价值叙事与自由多元化挑战的冲突性等价值观方面的挑战，是我们梳理财富与自由、统筹安全与发展、探讨风险与治理，更好地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的基本前提所在。特别要强调的是，研析共同富裕的应然状态，构建更合理更全面的社会价值体系和结构形态，确立财富观、需要观、风险观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有效互动和实践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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