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骑手联盟呼吁：让外卖小哥参与制定平台经济新规则 | 东亚社会创新
编者注：
今年10月，时隔一年再次访问首尔，会务方安排住在市政府厅旁一家年代久远的酒店。市政府广场依然热闹非凡，附近明洞商业街的夜晚灯火通明，窄小的街道被夜市摊位和说着各种语言的游客挤得水泄不通。
“在一个大数据和AI的世代，传统意义的生产和工作体制都正在被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和设计它们，我们甚至需要去重新定义和设计该怎么活。”
抱着这样的想法，记者出身、MIT毕业，在首尔一家知名智库任职多年的李文杰(Wonjae Lee)去年在首尔创办了LAB2050。文杰也是东亚社会创新倡议（EASII）在韩国的核心成员。SSIR中文版新媒体接下来会与LAB2050合作，推出系列文章。
系列文章的首篇作者是一位在首尔麦当劳送外卖的骑手。从网约车、外卖到物流，“零工”是平台经济下的主要劳动力。一部智能手机把他们和客户直接连接了起来。但由于“零工”和平台之间不是传统的雇佣关系，因此零工在韩国存在普遍的社保缺位问题，被当作是一份“不是工作的工作”。
而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2018年中国平台员工数为598万，比上年增长7.5%。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该如何为平台经济这个不断扩张的新业态制定规则？
釜山的麦当劳骑手，2017年5月。摄影:Shutterstock
特约编辑：李凡
出品：乐见工作室
一位老人一边喊，一边走进了我工作的麦当劳。他应该是来给店里送货的。地铁快递服务主要雇用老年人，因为在韩国，65岁以上的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但报酬不是很高。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首尔市内的送货费大约在5000到10000韩元之间（相当于30到60块人民币之间），而首尔市目前的最低时薪是8350韩元，这意味着如果你在一小时内送出一个包裹，你的收入可能低于最低工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些老年人会说他们送包裹是为了锻炼身体，而不是为了钱。但是捧着沉重的包裹爬楼梯对老年人来说并不一定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我有一个骑手朋友也在麦当劳找到了工作，因为他生意失败，需要保险。麦当劳是少数几家提供保险、保证最低工资和明确法定休息时间的企业。他靠在麦当劳的那份工作获得了保险，但早上还要去别家干活。
在我们店里做汉堡的阿姨送完孩子上学、老公上班后就来打工，孩子放学后就回家。她称自己的工作是一份“兼职”。店里还有一位大学生，为了挣生活费周末来店里上班，同时准备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但在我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打零工的人年龄跨度很大，他们选择打零工的原因也越来越多样化，也不像是传统职员那样朝九晚五地坐班。
对“零工”来说，像奖金或子女学费补贴等固定工作的好处是想也不敢想的。不单是韩国社会，雇主，甚至“零工”自己也不称他们的工作为工作，而是“无业人员的工作”，或者“不是工作的工作”。
这种矛盾的修辞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有劳动者，无论“零工”还是合同工，都是《劳动法》的适用对象，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但如果要保障这些权利，不仅需要雇主采取适当行动，被雇佣者也应提出要求。但“零工群体”很难发声去要求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工作。当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常常会遭到雇主的猛烈攻击。
“打零工的没有带薪假期。如果你像全职员工一样搞争取权益那一套，我就向警方举报你。”
这些言论显然是不合法的，这意味着雇主对法律一无所知。“零工”也可以而且应该获得带薪年假和遣散费。无论工龄长短，每个工人每个工作月至少有一天假期，工作一年以上的人每年至少有15天假期。所有工作一年以上且每周工作超过15小时工人即可领取遣散费。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零工”可以例外。
那么，为何雇主还会说这些违法的话呢？为什么仍有这么多个案漠视“零工”所享有的基本法律权利呢？这是因为有“权力”在起作用，使非法行为大行其道。
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尽量规避非法行为。但其特许经营商（连锁店）如果不遵从劳动法所规定的责任，例如出现拖欠工资或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等问题，大型企业集团就会退后一步，表示责任在于特许经营商。此外，大多数连锁店都很小，没有义务向雇员支付夜班和假日工作津贴——因为这项规定适用于至少有5名雇员的企业。
但事实上，大部分连锁店与总公司关系密切。连锁店的销售额囊括在总公司的销售总额里，工人们也同样穿着品牌的制服，这就是为什么顾客认为他们是整个集团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不是一份工作：“零工”的现在和未来》，2019年1月出版。它探讨了零工不被承认为一种工作的现实。
在经济学中，供求规律适用于劳动力市场。根据这一理论，如果工资即劳动力市场的价格较低，工人就应该很少。但是即使工资很低，韩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总是人满为患。那些不能通过劳动收入维持生计的人如果付不起房租、交通费或通讯费，就只得用时间去换取最低工资，甚至更低的工资。
有许多因素驱使劳动者从事低薪工作：稳定的就业岗位变少了；年轻人找到一份工作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们要花时间和金钱在简历上；年长的工人被解雇了；非正规工人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老年人没有为他们的晚年储蓄足够的钱……等等。
经济学家会说，这是因为“最低工资高于供求平衡的价格”，然而，在劳动者涌向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作岗位的背后，是工作岗位数量不断减少、技术变革在不断加快的社会结构。这就是调动无业者的“平台型经济”诞生的原因。
最近，在英国，零时间合同（zero-hour contracts）引起了争议。在零时间合同中，企业主按小时向工人支付工资，而不规定固定的工作时间。在英国，麦当劳是利用这类合同最多的公司。
大多数韩国连锁经销商与工人签订同样类型的合同。韩国企业主甚至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如果他们的商店不那么忙，他们就让工人回家，也不给他们付薪水。很明显，这是违法的。
然而，技术和资本催生了所谓的“平台型劳动”，并将其推向了法律领域。随着智能手机变得无处不在，手机应用程序开始组织劳动力，将劳动力与客户直接联在了一起。打个比方，平台型企业让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在一个叫做“平台”的车站排队，当一列叫做“工作”的火车到达时，“乘客们”就被送走了。通过应用程序，每秒钟能向100名送货人员推送送货订单，其中就有一人得到了这份工作。
如果过去的传统资本方式雇佣合同制劳动者两个年头，打零工的三到六个月，然后放弃他们的话，那么今天的平台经济是在以秒为单位使用劳动力。平台行业利用了每个可以工作的人的时间，并且比连锁经营行业规模大得多。
平台上每秒都有工人等着接单，并利用每个可以工作的人的时间。
总部将招聘职责转移到了店主身上，但平台业务采用了一种根本不雇佣劳动力的策略。正因为如此，店主而不是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才享有工人的地位。劳动法规定的各种义务和限制不适用于这类工作。
平台型劳动也改变了我的工作场所。在过去，麦当劳常常通过每周的时间表来管理员工，但如今许多企业通过APP分配工作。登录应用程序的员工越多，竞争就越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求职市场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创新。求职者可以通过登录应用程序找到工作。平台创造了一种“登录即可工作”的场景，并聚集了许多企业主。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是打零工的。
资本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变化，但政府和社会制度却没有跟上。这一点在失业人员的福利政策上表现的特别明显。政府以能找到正式工作为前提，告诉失业者要“更加努力地找工作，学习新技能”，并向符合条件的人发放失业救济金。而领取救济金的人将简历发送到几乎求职无望的公司，只为了证明他们正在找工作。
当从封建领主手中解放出来的奴隶以“工人”的名义成为资本主义的奴隶时，获得“企业主”头衔的“零工”的未来看起来就不那么美好了。“企业主“必须自己承担一切责任。如果他们想送快递，他们需要自己准备一辆摩托车，即生产工具。
企业对工伤事故负有责任，但“企业主”必须自行承担维修费用和医疗费用。就像爱彼迎，它没有任何土地的所有权，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住宿业务商一样，送货平台可以在不拥有一辆摩托车或承担事故责任的情况下维持该业务。
骑手联盟成立于今年5月1日，旨在改善自平台经济出现以来不断恶化的送货员的工作条件。照片来源Rider Union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当今的平台型经济视为“创新”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从员工权益的角度来看，这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
平台型经济需要数据才能具有竞争优势。创建数据的是客户，但员工也是客户，因为员工也生产数据。他们为登录平台的通信付费，平台企业也因此可以为他们分配工作。在令人兴奋的数据经济的另一面，为了完成订单的骑手们分秒必争、冒着生命危险驾驶。
2018年炎炎夏日，韩国骑手联盟负责人朴正勋举行了一场单人抗议活动，要求骑手在热浪中获得特别津贴。
从每个人的数据中获利的平台型经济正在规避为劳动者负责。建立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制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就如何针对平台企业应肩负的责任展开社会讨论。
过去的世界无法防止少数国家和石油巨头垄断石油。但在21世纪，数据就是石油。我们是否应该允许让少数垄断的事情再次发生？平台经济垄断了数据带来的利润，而那些生产数据的相关方则根本没有获利。
随着大数据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将影响很多工作，更不用说平台型工作了。我们应该与之斗争吗？我们应该为那些对危及人类的工作而抗争吗？我们要这把这些工作交给机器人呢？我们需要在为时已晚之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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