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影响力是一种解决庞杂社会问题的方法论。运用集合影响力的社会创新是探索与推动老城保护复兴的有效手段。
在复杂的系统中，集合影响力最有力量之处是根据不同项目、不同内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创新。
在尚未探索出一个明晰的老城保护复兴的发展路径时，老城往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此时，需要以集合影响力的方式集合各类利益主体，在共同目标的动态系统中不断寻求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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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作为城市中包含所接触到的一切复杂内涵的超级复杂系统，其保护复兴涉及多方面复杂目标，且涉及多方复杂利益主体。集合影响力则是一种解决庞杂社会问题的方法论。
约翰•卡尼亚和马克•克莱默在2011年出版的《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提出，针对解决适应性问题所诞生的一种大范围的跨部门协作的工作方法，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在骨干组织的协调、支持下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互动协作与持续性的沟通中成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并使用同一套评估体系衡量该方法论的实践效果。
运用集合影响力的社会创新是探索与推动老城保护复兴的有效手段。CitylinX 设计联城团队经过在大栅栏更新计划及其他街区近10 年的探索，形成了一条集合影响力在老城保护更新社会创新实践中的独特的适应中国老城保护发展的新路径。
集合影响力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联结各参与方，多向推动项目发展；
2、采用包容性的工作方式，助力“最优解”的诞生；
3、通过精妙元素的配合，建立跨部门合作，包括有共同的项目目标，建立并分享一致的评估体系，以互助型活动为纽带，以持续性沟通为桥梁，有骨干组织的支持。
在老城集合影响力的实践中，以上特点相互交织，都建立了跨界的合作与沟通机制，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目标规划，通过跨部门的精妙协调、互助型活动的纽带，形成不断持续的实践。
老城的复杂性在于多项老城更新难点与社会问题交织，而这样的复杂状况难以通过单一举措解决问题，必须打破边界——寻求一种创新跨界的方式进行探索和尝试，而大栅栏所属的西城区政府则为破题提出一种跨界开放的探索，试图尝试从老城模式与机制上进行突破。
2009年，老城保护一直以来遭受的两大社会问题面临拐点：一方面拆迁社会问题不断升级，国务院出台政策废除“拆迁条例”，改为“征收条例”；另一方面，文物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呼声从专家群体逐渐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老城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很好地平衡“保护”与“发展”，同时可以很好地处理各方利益主体关系的有机更新模式，其中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面临极大挑战与压力。北京市政府在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崇文区（2009年尚未进行两区合并）各选择一处历史街区作为试点探索老城保护新模式破题。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离天安门最近、保护最为完整且属于第一批25 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成为宣武区的试点。大栅栏于2009年提出，要改变以往“推倒重来”的模式，寻求一种尊重风貌和建筑空间与当地文化的节点生长、有机更新的模式，此模式的关键是尊重产权，并让各方群体参与进来。这一次的创新探索被称为“大栅栏更新计划”。老城的发展目标是多元的：民生改善、历史文化传承发展、风貌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目标都在考量范围之内。这样复杂的问题很难靠传统地产开发的方式完成改造，也很难按传统文物保护的方式进行。“传统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已无法满足老城多元的问题与诉求，我们可以打开思路，邀请更多跨界群体参与”，“我们不在乎产权在谁手里，只要可以按照街区统一规划与运营即可”。西城区政府意识到，仅凭一个单一机构是无法解决复杂老城问题的，需要更多跨界资源的汇入，需要更多跨部门的沟通与协作，这成了后续可以按照跨界方式集合影响力的重要前提。而这一点，往往是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无法成功解决的关键——最重要主导方/ 发起方的理念与开放性。大栅栏在所有行动展开之前，重新梳理并明确了保护与发展不同层面的目标，与此同时，政府与实施主体深刻认识到其中会涉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因此必须集合从政府到市场、国有企业实施主体、社会主体、在地居民与商家等各级主体共同参与的模式。然而，这个仅仅第一圈层的紧密相关利益方，在这一层级的合作中往往直面最直接紧要的利益，可能产生冲突或陷入困境。当时，西城区政府进行了机制、理念两方面的创新以着手破题。一是机制创新：在西城区政府下成立比各委办局级别高一级的“大栅栏琉璃厂建设指挥部”代区政府统筹各相关政府部门，形成跨部门的合力。
二是理念与试点创新：以杨梅竹斜街保护修缮项目（下称杨梅竹项目）作为试点进行跨界有机更新的探索与尝试。之前政府提出的产权开放态度直接打开了杨梅竹项目作为北京首个不再强制居民外迁而是采用完全尊重居民意愿的“自愿腾退”方式的通路，而这种方式也成为近十年来北京探索老城、尊重本地参与的有机微循环的重要开端。同时，这也成为后期可以打开各方群体开放参与的关键。
大栅栏更新计划作为一项新模式的破题尝试被提出，杨梅竹项目作为试点项目按照政府相关流程被正式立项，而大栅栏更新计划则作为更为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创新模式进行探索与尝试。与此同时，大栅栏更新计划在启动初期同时搭建了一个开放的工作平台—由区域实施主体国有企业大栅栏投资公司发起成立更开放的连接各类社会群体的开放平台网络——大栅栏跨界中心（Dashilar Platform）。在这样的机制下，市区政府及两级协同与跨界机制各司其职，并进行开放协作：由指挥部协调市区两级政府进行保护及发展模式与立项审批、政策的制定与审批、政策支持与统筹、规划的监督与管理等相关职责；而跨界中心则进行其他软性层面的规划、策划与实施方案的协同，衔接支持每年行动计划的协同与探索尝试以及各社会群体的参与、协调与支持等。两层机构双向集合社会影响力，从而形成一定的协同与参与。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由长期大拆大建所造成的拆迁及社会问题所导致的政府以及部分国有企业公信力的下降，这不利于在新的模式中建立直接的、与在地资源及社会主体的合作关系。跨界中心同时也作为政府与市场的对接平台，通过与城市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以及商业家合作，同时融合更广泛的社区居民以及社会各方资源参与，形成开放、跨界的社会参与网络。大栅栏跨界中心的建立，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与骨干机构，它在整合过程中保持持续有效的沟通，协同、规划、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目标，并进行了落地转化。这不仅将不同的利益主体联结在一起，让他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角色进入，承担不同的职责，同时也为社会上不同的资源群体打开了一个开放的平台渠道，改变了历史文化街区单一规划、单一产业策划、单一文化保护、单一建筑设计与改造的模式，形成了一种共同参与的模式—通过集合影响力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下老城保护复兴的共同愿景。2、跨界联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弹性目标规划复杂影响力在跨界机制协同的同时，还可以很好地弹性解决不同群体及不同目标之间的“适应性”问题，而这一点非常适合老城有机更新系统弹性目标的软性规划。老城作为超级城市复杂系统，其复杂性往往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社会民生、历史文化保护复兴、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等多元发展目标的交织与动态平衡，不同利益主体构成关系与相互机制的复杂性，历史文化要素与城市记忆跨越时空的不可逆性，老城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以及人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复杂关系且动态影响的复杂性，内外部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次环境多维度、多方向的影响与不确定性，老城因此具有多目标、多主体、多层次、多维度、多样性、多规律交织的特性。以上复杂性不仅构成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往往还存在着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冲突。一方面，老城很难短期见到大成效，需要精耕细作，微循环有机更新，但另一方面，迟迟不见实效不仅无法与当前政府的考核机制挂钩，更重要的是，也很难给居民或更广大社会群体阶段性的期待与信心。因此，构建老城复杂性保护更新系统、探索老城保护更新实践路径，需要深入了解与认知老城，并分析不同方面的目标体系，构建不同主体协同的机制与利益关系网络，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目标相结合的路径，维护好系统目标与不同阶段的动态平衡，这些都要基于社会创新与小微实践的不断迭代——这是分解与形成包容性目标实施体系的有效方式，也是集合影响力得以实施的前提。大栅栏更新计划在实施启动时即摒弃了“三年、五年完成改造”的刚性量化目标，提出了具有时间弹性及各方参与包容性的目标规划：在一个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分成不同阶段进行实施，通过每个阶段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结合，界定不同内容利益相关方如何参与，同时每个阶段也都具有灵活的时间弹性，以及内容与不同主体参与的开放性。大栅栏更新计划分三个阶段，是双向目标的软性规划与动态更新。在自上而下系统规划的基础上，明确这个阶段的共同目标：确认规划、启动试点、疏解部分自愿的居民、改造和利用一部分示范院落。这个阶段由政府主导并进行投入，给在地居民、商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体以信心，自下而上进行局部的试点实践；先解决改善民生的需求，按照自愿腾退、引导提升的方式，解决部分有需求居民的外迁补偿安置，在改善居民居住需求的同时释放部分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启动基础设施等公共环境改善，做好硬件基础的提升。通过社会专业力量的介入展开建筑如何设计改造、何种业态可以进入、如何进入的探索，形成试点实践和示范引领；同时，构建开放的跨界中心软件平台，为后期各类社会资源的进入打好基础。在这一阶段的目标协同中，政府明确更新目标，指挥部与跨界中心两级机制选好试点杨梅竹斜街项目，并公示自愿腾退的实施方案与保护规划—让在地居民明确知道如何根据自身意愿选择是否腾退搬迁，或是在统一的目标之下参与改造。在这里，作为实施主体的大栅栏投资公司针对所有项目范围内的居民进行了一对一的入户调查以及改造范围内一对一的方案沟通与改造确认，以确保他们的“自愿”与“意见参与”，而大栅栏跨界中心则协同多个跨界设计机构给出弹性的可供选择的改造设计方案—杨梅竹斜街创新地给出屋顶、立面、门窗、台步等多个分类协同的设计体系—既使得居民可以简单明了地参与改造设计的选择，又能保证风貌协调，同时，还协调各创新机构，做出改造及创新利用节点的示范供居民参考，利于居民找到满足目标协同的最佳个人选择。即在第一阶段试点示范并已经形成一定的市场发展的基础上，与社区在地居民及商家合作共建，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充分融合，采用两权分离、多元合作的多种创新模式，根据不同居民及商家的特点及目标需求，弹性灵活地展开社区建设。这一阶段在集合影响力可以长期持续并形成内生力量的过程中十分重要——因为它集合了本地最重要的主体力量，并为后续主动参与与持续更新打好基础。在这个阶段，大栅栏跨界中心开始尝试更多更深入的目标协同探索，开始深入实施层面，聚焦不同内容的利益群体：在一个杂院内如何解决已搬迁房屋利用以及遗留居民共存共生，在地商家如何提升，本地文化如何更好地在社会群体的帮扶下复兴，以及不同群体间的社区建设问题。这些都是通过领航员试点项目的创新尝试进行的小微探索，不断自上而下种种子，并让其自下而上生发开花。有了在地参与和社区的初步构建，区域产生了内生、持续的自我生长的力量，此时转为以自下而上为主，政府将退回到监督、服务、管理的角色，制定好城市规划、产业业态等方面的规则，做好管理和平台，促进街区开放、可持续的生长。这三阶段的划分，打开了老城保护有机更新微循环的软性生长路径，使得集合影响力在不同阶段集合不同的群体，在实现阶段性共同目标的协同下联合行动，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设计不同的利益主体介入方式与主导机制，从而达成整体共同目标的一致。在具体的过程中，大栅栏始终坚持模式与目标方向不变，根据每年的具体内外部环境制定年度主题和任务，同时结合每年的不同内容，集结最适合的群体共同参与并完成挑战；同时，在多元群体的包容介入与开放的探索中，不断形成创新内容软性生长。3、领航员项目的包容性探索—寻求“最优解”的迭代方案在每年分解的各项工作中，往往存在极其难啃的复杂难题。大栅栏跨界中心意识到这样的复杂难题需要一种社会创新的跨界设计去推进尝试。同时，因为老城“不可逆”的特点，需要一系列微小且具有包容性的、试对又试错的社会创新，以寻求能够破解老城难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大栅栏更新计划的领航员计划即为这样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探索尝试，通过动态微更新寻求“最优解”的创新实践。自2013年起，我们发起了大栅栏领航员计划，作为微更新项目创新实践的试点，向社会创新与文化群体发问，公开征集针对旧城中的疑难杂症的解决方案。在第一年，我们收到了来自国内外设计师、艺术家、建筑师等很多漂亮且有创意的跨界设计方案。但我们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在早期的领航员项目的尝试中，出现了同样的设计师介入，但过程与结果完全不同的情况。例如，在设计师与本地商家合作提升的两个项目中，其中一组来自北京新锐设计工作室，他们在杨梅竹兔爷手工艺商店的合作提升中出现了与兔爷师傅的种种分歧：店铺室内设计究竟应该是更为年轻的当代设计，还是维持原汁原味的传统设计；设计师坚持使用青砖，而老师傅认为青砖太贵，使用便宜的红砖即可，等等。我们多次出面协调分歧，最终店铺的改造呈现的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一侧传统而另一侧现代的融合方式。而在另一组“一个人的剧场”的改造中，来自台湾的跨界建筑与设计机构则采取了全过程让老师傅参与的方式，他们将其中一半的时间用于跟师傅做朋友，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仅用1/4 的时间进行设计，而另外1/4的时间用来跟老师傅一起完成设计，最终形成双方都满意且共同创造的结果（图3），之后，他们也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大栅栏跨界中心在这项案例之后，即完善了设计征询与实施机制：一是针对每年大栅栏更新计划所处阶段遇到的难题，进行选题与征集；二是所有征集项目均为真实项目，且落实到具体房屋或文化项目中；三是所有项目必须要有实操的可能性；四是必须获得项目相关群体的意见征询，且个别深度合作中需要本地参与；五是项目可根据每年年度实施情况不断更新迭代，提升完善；六是保持发布－征集－深化方案－遴选－展览－实施的节奏，确保有益且无害的微更新探索实践。与此同时，在每一个社会创新的领航项目中，大栅栏跨界中心也根据情况参与并为每个设计参与者“赋能”，来补齐设计机构策划短缺的“前置1公里”以及落地实践的“最后1公里”。在此过程中，大栅栏成功推动并孵化了诸多荣获国际奖项的项目与设计机构。例如，“杂院里一间房如何改造与创新利用”这一课题，在发出征集后获得很多设计机构的响应，例如提出“内盒院”方案的众建筑工作室以及“微胡同”标准营造事务所。在初步沟通意向后，针对设计概念大栅栏跨界中心与众建筑一起选择了杨梅竹72 号作为内盒院的标的院落，并提出改造的原则，以及利用的策划方向，而后由众建筑完成了初步设计方案，设计方案通过小组讨论、领航员分享会讨论并征集意见，而后在当年的北京国际设计周大栅栏更新计划主展中公示，并在已腾退但尚未改造利用的空间内展出，以开放的方式进一步征询在地居民、实施主体、政府等相关机构的意见，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的方案沟通方式，在杂院的场景中开放展览与交流，公示后收到了良好的反馈并得到了政府领导的认可。设计周结束后，内盒院进入第二阶段的深化设计和利益相关者意见征询与居民参与式设计，由此内盒院1.0 方案诞生，这个“插入预制的不同功能模块盒子”的方案，不仅巧妙地解决了杂院中不打扰居民、不改变勾连搭结构中的一间房独立改造的难题，也通过新材料与多样化的功能模块解决了传统四合院保温、返潮、隔音等多项问题，新工艺的改变也使得传统复杂的工程转变为普通人都可以参与且一天就可以搭建完成的简单工程，且盒子也可以再循环利用，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建造成本，良好的保温等效果也降低了后期房屋的使用成本。在1.0 版本实施完成后，未搬迁的邻居东大妈看到改造后的房屋后，也提出希望进行改造的要求，并且贡献了很多民间智慧：例如双向打开的门围和小厨房空间等给了众建筑探索伸缩空间等良好的启发。内盒院1.0 建成并投入使用后，成为大栅栏跨界中心的办公室—这个与在地居民东大妈以及另一位外来租户废品回收者共用使用的胡同四合院，成为大栅栏更新计划典型的混杂院落，这样的尝试很快得到1.0 版本使用者的反馈—例如插入板材太厚所占用的室内空间在户均仅20 平米的屋子里并不合适，这催生了内盒院2.0 的实践（图4）——包括不同功能在三个院落中的尝试，以及工艺材料设计的改进，同时尝试天窗、夹层等做法。此外，还实践了一个苕帚胡同中的整院改造，该院落由众建筑工作室、大栅栏共享工作坊空间和一家私房户拥有，这一户仅十几平方米的私房户住着父女两人，二十多年来父女晚上睡觉都是由一布相隔的帘子遮挡，而内盒院夹层的设置第一次让二十多岁的女儿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成就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属于自己的个人世界。在大栅栏跨界中心链接媒体以及设计周Compaign 的曝光下，内盒院受到各界关注，并因此获得了2015Architizer A+Awards“低成本造价”评委奖及“小型住宅” 最受欢迎奖、2015红点奖、2015世界建筑节WAF“New & Old”（翻新整旧）类建筑奖等多项国际大奖，众建筑也因此成为亚洲第一个获得共益企业认证的建筑设计室。大栅栏领航员所推动的项目远不止一个，还包括诸如获得了阿卡汗建筑奖的微杂院、1.0 微系列项目微胡同等项目，建筑师张轲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得阿尔瓦•阿尔托建筑奖的设计师。此外，还推动了老字号骇客马拉松、虚拟增强现实杨梅竹文化探访与历史漫步之旅、扑克牌上的文艺复兴－木版年画再设计、小蚂蚁袖珍人皮影再生、一个人的剧场在地提升、Wireworks －铁艺宫灯手艺再改造等优秀项目。“领航员”实践的5年来共确认90多个来自国内外跨界群体的小微实际案例项目，并完成20多个项目的实施尝试，各类群体的参与形成了一个个代表一类难题突破的“最优解”，通过“试点激活”，形成“跨界融合”的多元参与与“实施示范样板”：这不仅包括传统建筑如何保护、公共空间如何构建，还有本地商业如何提升、在地文化如何再生。更为重要的是，大栅栏领航员项目实现了与跨界设计资源合作从单次展览延伸到与长期项目关联的转变，也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建设提供了多元参与引领的重要支撑——大栅栏领航员计划是大栅栏更新计划节点簇模式的核心：历史街区的文化重构与本地再生，老城更新与文化创意产业培育与集聚相融共生，形成独特、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领航员项目持续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由于老城的复杂性，一直缺乏一套行之有效且能够从不同角度针对整体老城保护复兴的综合评价系统。而领航员试点的实践则在缺乏整体评价体系的情况下，针对阶段性清晰的目标，明确了参与者的挑战方向与软性评价—这样的评价也体现了集合影响力的特点，不仅满足了项目要求的技术性指标，也获得了软性的居民参与的评价、政府的认可、解决社会问题的媒体与社会的反馈、创新挑战的专业层面的肯定等。4、城市策展与设计周合作—互助性活动的介入与大事件的影响力虽然老城的复杂机制得以搭建，但如何选择一个重要入口、集结跨界力量的介入，仍是一大难题。我们发现，在探索创新老城保护复兴创新模式的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的跨界复兴和社区建设，往往被认为是复兴和活化老城更新的两种有效途径——而这两类群体恰恰是社会创新集合影响力中最重要、最容易被感知的社会力量。大栅栏尝试通过精妙的城市策展与跨界设计部门的联动，以及设计周连续合作的互助性活动的介入，不断凝结创新设计的力量，并形成大事件的影响力。自2009 年大栅栏研究并试图寻求一种节点软性生长的有机更新模式后，灵活地与各种跨界群体的融合成为可能。2011年，借助北京申报设计之都的机会，大栅栏意识到在这样的跨界设计平台上可能找到能够参与并活化老城的重要力量，因此选择与北京国际设计周合作，每年举行大型的跨界设计周的文化活动与大事件，成为国内首个通过设计跨界复兴老城有机更新的案例，通过将城市策展的顶层设计与老城有机更新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相结合，并通过社区建设的方式将跨界设计与艺术介入的活力转化为历史街区内生的、可持续发展的、自我生长的力量，最终形成有效的影响力集合。通过与大栅栏更新计划的品牌和价值观匹配的一系列策展，大栅栏每年邀请中外优秀的设计和艺术创意项目进驻老街区，通过设计的力量推动社会创新。这激发了众多跨界群体的进入。大栅栏在国际设计周的带动下，自2012 年开始，每年通过临时店、工作坊、展览等多种方式吸引参展方和临时店，这些参展方和临时店最终留下来变成了长期入驻商家，包括书店、艺廊、工作室、设计商店、手工艺、特色餐饮、精品咖啡等文化业态。它们最终形成了具有文化内涵和品质的新业态，成为区域最新鲜的文化活跃群体。同时，这样安静且有文化品位的业态不仅很好地融入当前胡同生活，也很好地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实现文化的繁荣互动与业态共生。通过价值观认同吸引跨界设计与艺术群体，这是之前传统的老城更新的社会网络中不常见的做法，形成了跨界的创新与共生力量。而后，大栅栏跨界设计更新老城的模式不仅在区域内部从大栅栏西侧胡同区域推广并带动了东侧北京坊的跨界介入与品牌影响力，同时在北京引领了老城跨界介入的新模式——白塔寺、天桥、什刹海、史家胡同、法源寺等街区纷纷效仿，试图通过集结跨界力量活化街区——这形成了复杂老城集合影响力的组织推动社区运动的新路径，并不断从北京开始向苏州、天津、青岛等各大城市扩散。同时，大栅栏跨界中心在推进社区营造的过程中，一方面按跨界开放的路径进行组织，另一方面则选择引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团队，进行社区在地培育，包括民间自发、非政府组织帮扶，让社区进行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等，培育社区小苗、小种子的自组织项目二十多个，这些项目涵盖了社区志愿服务、青少年服务、历史文化传承、社区安全等多个方面；同时，组织大栅栏街道与社区里的梧桐社区大学举办微公益创投大赛，涵盖传统文化、民生服务和环境治理等内容。这也使得影响力集成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内进行网络叠加，更好地带动本地营造。如何在复杂老城系统中实践一项有影响力与集结效应、有广泛参与的入口及广泛的社会意义，且能够真正产生跨界创新生产力，并不断构建自身独特基因的社区运动？我们对其综合影响力扩散和集结的路径进行了总结：首先，在顶层的目标规划下集结有影响力的社会创新实践者，他们因为创新敏感以及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而形成了最早的联合；与此同时，由于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创新价值生产者与社会网络的重要影响力节点，因此可以产生媒体传播力——大栅栏和法源寺历史街区在此过程中都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创新内容带动传播力及影响力而集结更多资源的案例。尤其是大栅栏在最初两年，因社会创新媒体传播的形成，从专业媒体到大众媒体的传播路径的不断渗透，更多的社会创新参与者介入了，而传播路径则是通过部分国内顶尖的设计创新媒体，与《纽约时报》《国际先驱导报》等国际媒体的报道，吸引更多顶尖设计师的参与。但直到2014 年大栅栏受邀参与威尼斯双年展并获得Domus、Wallpaper等多项国际奖评时，才逐渐获得更多国内政府、业内以及更广泛社会资源的带动与认知。当社会创新产生具体的社会问题及更大圈层的影响力的时候，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在地利益主体等开始被认知、参与过程并分享收获。如此一来，形成了下一轮持续深入的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跨界介入的力量，看到了在共同愿景下不同主体目标的协同。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传统意义上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群体的结构洞被穿透，连接上跨界设计艺术以及社区建设与社会学群体，这些结构洞网络叠加的力量不可忽视。同时，在文化大事件的策略下信息的扩散，以及在顶层设计之下通过试点的创新迭代所形成的最佳创新实践案例的落地——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城市策展形成了有针对性的实践与创新内容转化，这样的大事件不止于传播影响力本身，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带有强大的本地适应性内容转化的生产力。5、适应性创新—不同项目与不同内外部环境的灵活应变在复杂的系统中，集合影响力最有力量之处是根据不同项目、不同内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创新。从杨梅竹斜街到纵深区域，到北京坊的拓展与联动，再到2017年大栅栏模式的再升级，各项目在过程中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过程中都有共同的认知和内容与进程的接纳。在大栅栏西侧，以杨梅竹斜街为代表的胡同，采取小规模渐进、微循环的模式，而这与同处一个区域的北京坊片区系统更新的集群设计项目模式有很大不同。北京坊项目在全面进入招商与亮相之前，同样以设计跨界与品牌策展的方式进行了延展和介入，实现了初期影响力资源的软性介入。项目自2015年起就进行了一些点状的展览尝试，2016 年开始以大栅栏整个片区为体系展开策划，大栅栏设计社区将以“共建、共享、共生—开放式街区的自信与未来”为主题，来探讨不同模式路径下一个开放街区的保护与发展方式。专注“城市与设计融合”“设计与生活融合”，聚焦“以北京坊为核心的共建模式”“以设计周为平台的共享街区”“以杨梅竹为核心的共生街区”。这是集合影响力在一个街区内不同模式的扩散，也是不同发展阶段的适应性调整。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一个城市街区发展自信的路径探讨的重要历程。2017 年，因老城保护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大栅栏也面对新的挑战。同时，大栅栏更新计划在初期由部分专业群体主导的阶段逐渐进入由更广泛的主体与社区共建的阶段。大栅栏胡同区杨梅竹主展空间作为大栅栏社区公共中心，以“杨梅安筑”集中呈现“安住、安驻、安筑”这三个板块的主题。这三个不同安“zhu”，代表了街区内外利益主体的参与力量，以及他们之间应该如何共同融合构筑一个共同愿景和目标的方式路径。其中，“安住”的核心是大栅栏的原有居民，在胡同环境改善的同时，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是胡同更新的基础；“安驻”则是把重心放在关注共建、共享、共生的外部力量如何在老街区安心驻留上；“安筑”解决的是如何构筑老城软硬件环境、胡同不同利益主体如何构建跨界共生的网络生态等问题——这样的尝试将集合影响力尤其是社区运动事件的创新尝试，转化为街区长期发展的关系生态模型，或者说，转化为街区真正的社会主体开放连接的内生力量。这一轮的创新探讨，改变了以往单一试点的方式，将大栅栏更新计划升级作为整体模式的再领航，在此过程中同样有几点尤为关键：一是直面各类内外部环境，在试图满足政府及在地居民、企业等多元目标的前提下寻求解决路径；
二是与实际项目相结合，尤其是与政府既定计划中的发展项目相结合；
三是城市设计的顶层规划与不同层面试点的统筹协调；
四是形成创新探索与试点实践的迭代循环路径；
五是将社区建设、居民获得感作为主线贯穿至每一项环节中。这样的路径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建设提供了系统性的运作方式与可能。在大栅栏经验的基础上，CitylinX 设计联城尝试将这样集合影响力更新老城的方式在其他街区复制与升级。2018年，我们与北京法源寺历史街区合作，从源头梳理和探讨一个中国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创新实践新路径，从最初的设计中即搭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方式，探索贯穿参与式调研与组织——参与式规划与设计——参与式更新与共建——参与式共享与共治，创新基于城市策展与社区建设双重驱动的参与式，营造历史街区可持续更新实践。这意味着不同的影响力群体从最初即开始参与，与此同时，从顶层设计到小微实践的跨界共生将不断营造活力，形成持续的街区更新。2018 年法源寺历史街区的初次实践非常成功，CitylinX 用十年的经验将一项集合老城保护复兴、集合影响力的跨界创新实践、城市策展大事件逐渐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创新模式。6、 结语——“老城复杂系统集合影响力”的特征与路径综合来看，老城因跨越时间与空间，而且包含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历史、建筑等多元的复杂性，而成为城市中接触到一切复杂内涵的超复杂系统，所以老城有机更新的创新实践需要在不断顺应不同时代中动态探索实施路径的过程。从CitylinX 团队的实践经验来看，在尚未探索出一个明晰的老城保护复兴的发展路径时，老城往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此时，需要以集合影响力的方式集合各类利益主体，在共同目标的动态系统中不断寻求最优解。结合复杂理论中针对复杂适应系统的表述，用集合影响力的社会创新来推进老城的保护更新，我们需要把握以下五点。第一，构建一个跨界协调的网络协作机制。建立针对政府、市场及社会群体的多层跨界机制，形成能够跟不同利益群体对话与连接的机制，确保各方参与、连接与有效的协调。而其中骨干跨界团队的支持则作为贯穿整个行动计划并且连接各类群体的核心团队，负责牵头规划、组织协调、连接赋能，确保各方利益协同并在共同目标愿景下参与行动。
第二，建构一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创新实践相互交织的规划目标。既有阶段性的目标规划，又有每个阶段的目标弹性，虽然未来系统的最终目标与形态不可预知，但每一步都有共同的目标可以被人们认知、理解，因而可在过程中做出有利于改善的决策。
第三，包容开放的快速迭代与创新实践。构建一个包容性的试对也试错的小微迭代的创新实践方式，通过巧妙创新群体参与协作及互补相生的方式，不断调整、适应、创新、应用，通过小过程的尝试可能突破大转变的发生，助力“最优解”的诞生，同时也避免和降低老城中敏感的“试错”成本。
第四，精妙的城市策展，持续互助性活动的影响力。设计周的跨界合作巧妙地通过有针对性的城市策展，与项目实施需求相结合，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凝结力量，在外部建立有效的连接与反馈，既生成集合媒体声音与社会传播的影响力，也生成与本地相适应的可持续生产力。
第五，内外部环境的具有灵活应变性的适应性创新。在不同的项目和内外部环境把握好系统的平衡，既要有稳定的力量，又要有变化的力量；既有理性解决问题的实践，也有软性的不断生发的新内容的可能性；还有一群既愿意合作又有所不同的群体。构建一个动态平衡、开放共生、持续生长的网络，将所有节点与链接、动态的变化与突破、相互的反馈与成长、行为与结构不断共同演化，推动复杂系统的自我进化与持续平衡发展。
本文刊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08期）
作者：贾蓉，设计联城（CitylinX）创始人，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