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中的“社会”不被重视？量化或成关键

导读

ESG是一种关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市场对于更多、更优质的ESG数据的需求，在未来几年将继续增长。

而本文的作者认为，在大多数的投资分析中，基金经理往往把“E”（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作为决策的主导标准，而缺乏对“S”（社会）的重视。究其原因是，社会影响力难以量化，有投资者认为在ESG中，S是最难分析和嵌入投资策略的。

文章介绍了ESG投资者、评级机构和企业可以改变的观念和行为，来改善“社会”数据，从而提高“社会”对市场的重要性。虽然“社会”因素是否能够量化、如何量化是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我们仍希望开启更多关于此的讨论

作者：杰森·索尔（Jason Saul）
译校：郭雨辰、张宁

地球真的比人更重要吗？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大多数在投资分析中使用ESG（环境、社会与治理）因素的基金经理都把E，即气候变化，作为他们决策的主导标准。那S，即企业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呢？正如一位基金经理在最近一次谈话中对我说的那样，“地球不一定比人更重要，它只是更容易衡量。投资者喜欢可以放入他们模型中衡量的东西，而碳是很容易量化的”。

毫无疑问，对社会影响力进行量化是一个挑战。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2021年的一项全球ESG调查显示，51%的受访投资者（涵盖356家机构）认为“S”（社会）是最难分析和嵌入投资策略的。该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数据更难获得，围绕社会指标的标准化严重不足……投资者一直在接受那些对他们所投资的公司的社会表现没有什么实际评估的数据”。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社会”仅仅是在走形式罢了。

那么，如何才能改善“社会”数据？

01

定义“社会”

首先，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该领域目前对“社会”的定义。评论员和投资者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描述“社会”：如社会问题、劳工标准、权利、社会对话、薪酬平等、工作场所多样性、医疗保健的普及、种族公正、客户或产品质量问题、数据安全、产业关系或供应链问题。世界领先的ESG评级机构之一美国标准普尔评级公司（S&P）将“社会”描述为对公司财务业绩构成风险的社会因素。

在一篇题为《ESG中的‘S’是什么？》的博客文章中，标准普尔概述了三种类型的“社会”问题：

• 一家公司的劳动力需求和构成如何在未来给该组织带来问题？劳动者罢工或消费者抗议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盈利能力，因为它造成了技术员工的稀缺或有损公司声誉的争议。

• 一种产品的安全问题或一家公司供应链的斗争问题会带来什么风险？确保其产品和服务不构成安全风险的公司，和/或将其供应链中的地缘政治冲突风险降至最低的公司，往往在其业务中面临较少的波动性。

• 未来哪些人口或消费者的变化会使公司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缩小？从网络舆论的激增到不同群体的实际罢工和公司抵制行为，复杂的社会动态都会影响消费者偏好的长期转变。决策者可以将它们视为公司潜力的重要指标。

这一切都有点像一个大杂烩。如果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旨，那么用标准普尔的话说，是“公司与它之外的人或机构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可以涵盖很多东西的相当模糊的定义。可以说，在明确定义“社会”的过程中精确性的缺失，是“社会”的测量工作做得如此之差的一项主要原因。

但这里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存在性问题。像穆迪（Moody’s）和标准普尔这样的评级机构几乎完全通过重大性（materiality，即对公司财务业绩有影响的信息）的视角来看待ESG。这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机构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对公司和市政债务进行评级，而任何投资者对债务的首要关注点当然是偿还能力。风险分析的重点是还款的可能性。问题是，大部分对ESG感兴趣的并不是评估信贷风险的贷款人，而是评估股权风险的投资者。而股权投资者寻求的是收益最大化，而不仅仅是降低风险。事实上，简单地降低ESG风险不太可能帮助投资者对哪些公司会跑赢市场做出肯定的判断。正如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所指出的，“ESG信息往往能最有效地识别出在ESG方面做得较差且更有可能在未来表现不佳的公司，而不是预测会在未来表现出色的公司”。

社会影响力的本质不仅仅是风险，它也和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有关。换句话说，一家公司的行动、政策和投资能够也应该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当然，如侵犯人权、劳资关系和供应链风险这样的社会影响力会对公司的经营许可和财务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是很重要的面向。但是，通过竞争优势、业务增长、市场相关性、品牌使命和确保经营许可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可以积极地影响公司的财务业绩。当下的ESG数据并没有将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计算在内。然而，正如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其2019年致首席执行官的信中指出的，利润和社会影响力“密不可分”。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乔治·塞拉菲姆（George Serafeim）和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在2019年的一篇题为《ESG失败之处》的文章中指出，“那些‘想要击败市场’的投资者，以及那些真正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显然已经错过了时机，因为他们忽视了社会影响力的力量所驱动的经济价值，而这些社会影响力可以提高股东回报”。 

02

解决“社会”

为了保持适用性，ESG领域必须以现代的方式衡量“社会”因素。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克服几个关键的概念上的挑战，即标准化、量化和报告。

标准化（Standardization）。衡量社会影响力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缺乏可靠的、量化的衡量标准。其结果是，每家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对每项社会影响力的定义、测量和报告都不同。对于投资者来说，这导致了不可靠、无法比较和低价值的数据，它无法被用在财务模型当中。虽然在建立社会影响力报告的框架上已经有了一些尝试，但大多数都没有成功。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这些提出的框架中最突出的一个。然而，毕马威（KPMG）在2018年的一项题为《如何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好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及为什么这很重要》（“How to report on the SDGs: What good looks like and why it matters”）的研究中发现，只有10%的受访公司制定了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具体和可衡量的（译者注：即符合SMART原则，S=Specific、M=Measurable、A=Attainable、R=Relevant、T=Time-bound，它是为了利于员工更加明确高效地工作，更是为了管理者将来对员工实施绩效考核提供了考核目标和考核标准，使考核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更能保证考核的公正、公开与公平）业务绩效目标，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公司（8%）报告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的商业案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持续发展目标主要是为了跟踪国家、人口层面的统计数据，如“意外中毒导致的死亡率”或“将全球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每10万名活产婴儿中70人以下”。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设计上并不是任何独立的社会项目或干预所能达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为了推进联合国的全球发展议程而有意设计的，它将注意力集中在过度捕捞、减贫、可持续旅游、清洁水和卫生设施、减少非法武器流动等高优先级议题上。虽然这些可能是联合国确立的重要政治目标，但它们并不普遍适用于所有公司和所有群体。

ESG领域需要一个报告社会性成果（social outcomes）的客观标准。基于成果的标准旨在测量一个项目、战略或干预措施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程度。一个基于成果的“社会”标准可以由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自愿使用，以自主选择想要报告的成果。投资者也可以利用成果数据来进行更有力的社会影响力分析。例如，投资者可以分析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否局限于公司总部所在的社区？或者，这些影响是否对招聘、业务增长、竞争优势、多样性、创新、市场发展或员工健康有利？股东投资的资金在公司手中产生了怎样的“效益”或投资回报率？这个回报与其他公司或行业的平均水平相比如何？哪些人群或社区受到的影响最大？标准化的、可比较的社会影响力数据的力量将“社会”分析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它更加精准、精确和适用。

量化（Quantification）。一旦社会影响力被标准化和分类，它们就必须被正确地量化。在“环境”的领域里，像国际自愿碳减排标准组织Verra【译者注：国际非营利组织，成立于2007年，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抵消项目同时管理气候，社区&生物多样性标准（CCB）和可持续发展认证影响力标准（SD VISta），以及减少塑料垃圾计划（塑料信用），主要以开发和管理核证碳标准（VCS）而闻名】这样的独立机构定义了用于测量环境影响力（如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单位”。Verra将这些标准单位称为验证碳单位（Verified Carbon Units），或简称VCUs。严格的规则和方法被建立起来以确保不同项目的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例如，印度的1.6兆瓦捆绑式稻壳热电联产厂（Rice Husk Based Cogeneration Plant）与美国阿拉斯加阿福格纳克森林碳抵消项目（Afognak Forest Carbon Offset Project）是按照相同的VCU成果来测量的。

社会性成果可以用类似的方式进行量化。其标准应该为用于测量影响力（例如在饥饿、教育和就业等问题上取得的成果）的“单位”设定阈值。类似于碳信用的模式，一位“影响力开发者”（即公司、非政府组织或社会企业）能够报告数据，并根据该标准对其结果进行验证。例如，一家公司可以声称它已经帮助1000个家庭实现了“食品安全”，并提供证据证明每个家庭都达到了这类成果的标准阈值（即在离家较近的地方，以免费或可负担的方式持续获得健康营养的食物）。

利用这样的标准，ESG分析师可以轻松地将一家公司对社会的所有影响力汇总起来。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切实地评估一家企业对关键社会问题的贡献程度。他们可以按行业分类或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对公司进行比较。量化也可以用来为社会影响力定价和制定基准。想象一下，人们能够对社会影响力的单位进行估值，并最终像交易碳一样交易社会影响力信用。正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的首席执行官史考特·科比（Scott Kirby）最近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指出的那样，“如果你给碳定价，公共市场会知道如何应对”。现在是时候为“社会”（影响力）设定一个价格，并让公共市场也想出应对的办法了。

报告（Reporting）。在传统ESG模式中，报告都是关于“重大”风险的披露。但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重大性”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有些活动会带来重大风险，这种风险可能对企业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值得被披露。与此同时，有些公司经营活动也会创造重大利益，给公司业绩带来正面影响。事实上，“重大性只意味着重大风险”这一观点与主流金融市场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并不一致。追溯历史判决先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其《选择性披露和内幕交易规则》【译者注：Selective Disclosure and Insider Trading Rules，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2000年8月出台的对证券市场中选择性信息披露进行监管的规则，旨在保障信息披露的公平性，也被称为《公平披露规则》（Regulation FD）】中，将“一位理性的股东在做出投资决定时大概率认为其很重要”的信息定义为“重大”信息，并不存在有风险或负面因素才有资格被披露的说法。事实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起的多起内幕交易诉讼案件都是基于有利于获得巨额财务收益的重大利好信息。

为了改善“社会”的报告，ESG领域必须拓宽其对“重大性”的认知。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SASB）在2014年最初创建了“重大性地图”（“Materiality Map”），以帮助投资者识别可能对公司的财务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的ESG问题。如今，ESG市场也需要一个“影响力重大性地图”（“Impact Materiality Map”），以帮助投资者识别对公司财务业绩起到积极作用的ESG影响。“影响力重大性地图”可以按行业分类来帮助投资者确定哪些社会影响对公司最具战略意义和好处。例如，改善STEM教育管道可以对技术公司的创新和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对于零售杂货商来说，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农业可以对营收产生重大影响。对于金融服务公司来说，普惠金融可以实质性地扩大其客户群和市场渗透率。对于医疗保健公司来说，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可以实质性地影响其成本结构和病人福祉，以此类推。这些社会影响力与危险的社会问题一样，会对企业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积极的社会影响力也可以缓解危险的社会问题的风险。以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 Inclusion，DE&I）影响力为例，一家公司对DE&I成果（而不仅仅是流于形式的员工人数）的扶持性投资可以对减少人才流失和保护公司声誉产生重大影响。对金融服务公司来说，这些影响可能比缓解气候变化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公司在黑人群体中已经面临巨大的声誉风险。

时下，某些社会影响力正不断显现，并且对所有公司都同等重要。基于社会和政治动态，它们能够也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些“宏观层面的社会影响因素”包括：

1、公众健康及其社会性决定因素。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教会我们什么，那就是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可以影响到每个公司、每个行业和每个地区。各个公司响应和应对公共卫生需求的手段可以对其企业生存与成功产生巨大影响。健康公平，或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health equity, or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也是一个相关问题。许多因素（诸如住房、财务健康和社会资本等）对慢性病、员工生产力和消费者健康产生的影响与所有公司都直接息息相关。

2、种族平等。这不仅仅是风险和声誉的问题。为了竞争和发展，公司必须关注其员工队伍的包容性，对整个社会的种族主义作出回应，并公平地为所有群体提供其产品和服务。它影响到销售、商业合作、政府监管、员工表现和竞争定位。

3、收入不平等与普惠金融。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的数据，美国家庭中大约有44%的人口或5000万人属于低收入群体。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细分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数字甚至更加显著：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71%的世界人口仍属于低收入或贫困人口，每天靠10美元或更少的钱生活。为了增长与繁荣，企业必须想办法将这些边缘化的人口纳入经济体系，并扩大其产品和服务的范围。

4、劳动力发展。培养多样化的人才输送管道对每个行业和每个公司都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影响力，也是业务增长过程中需要克服的一项关键障碍。康明斯（Cummins）是世界最大的柴油发动机制造商之一，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它就无法在非洲为其客户提供服务。如果没有公立学校的STEM毕业生，波音公司（Boeing）就无法制造更多飞机。而根据“T世代”【Generation T，劳氏公司（Lowe's Companies）的一项倡议】所指出的，到2028年将有超过300万个贸易技能岗位空缺，这将大大影响其业务的增长。壮大国家的劳动力（特别是通过将未得到充分服务的人口纳入其中）几乎直接与每一家公司的发展都息息相关。

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例如员工、客户、供应商或社区成员）来说，社会影响的“重大性”不同。当投资分析师群体可以轻松地获得这些数据时，更多关于社会影响力重大性的分析将会出现。

03

“社会”的未来

市场已经被ESG牢牢抓住了，对更多、更优质的ESG数据的需求在未来几年将继续增长。“环境”数据的成功为碳市场（尤其是自愿碳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它也证明了无形的商品是可以被标准化、定价和交易的。与单纯的倡议或慈善工作相比，它可以也必将对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市场每天交易的资金比世界各国政府每年花费的资金还要多。市场必须依靠简单、一致、可靠的数据来高效地运作。然而，这些数据必须承载信息，因为毫无意义的统计数据没有任何影响力。是时候让市场像重视“E”和“G”一样重视“S”了。更优质数据的不足是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的唯一阻碍。

ESG投资者、评级机构和企业可以采取三个实用的步骤来提高“社会”对市场的重要性：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司应该开始持续报告“社会”影响力数据，其标准必须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它们没有必要等待和迁就评级机构或标准制定者。在不考虑这些参与者的情况下，公司都有自己独立的信托责任来衡量重大的“社会”信息，并将其披露给股东。公司应该开始主动测量和报告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并独立地验证它。之后，这些数据可以被纳入公司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和10-K【译者注：10-k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每年提交的有关其财务表现与公司运营的综合性报告，具体来说包括公司历史，组织架构，财务状况，每股收益，分支机构，高管薪酬等信息】报告中，它们也可以被主动报告给明晟（MSCI）、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Sustainalytics和美国穆迪评级公司等评级机构。如果企业相关层面从现在就开始生产基础数据，而不是等到全球市场达成共识后再着手去做，那么它们对标准的制定将产生更大影响力。

其次，ESG投资者应该开始索要“社会”影响力数据，并将其作为一项要求。多伦多的Forthlane Partners、爱丁堡的Baillie Gifford和伦敦的Planet First Partners等影响力投资者已经在索要这些数据了。但这一过程仍然是手动进行的，所要求的数据也不一致，而且“社会”分析与企业绩效的联系也不像它应当能够达到的那样直接。随着“社会”标准被整合，数据将更容易流通，也有助于减轻投资组合公司的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领导者的带领下，其他投资者将加入并索取相同标准的“社会”数据。早期开始使用这一数据的基金将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的优势。它们也可能比普通的ESG基金更快地吸引到新的资金，因为这些普通基金很难回答如今许多投资者的根本性问题：“我的资金有着怎样的影响力？”

最后，ESG评级机构、标准制定机构和数据提供商应与专门的“社会”数据提供商相协调，以提升其数据的价值。“社会”影响力数据是复杂的，它不能简单地从一个单一维度且流于形式的调查中获得。可靠的、高质量的“社会”数据依赖专业的分类标准、调查问卷和独立验证，这也会把ESG的“社会”分析带向一个全新高度——这是共享价值倡导者和学术研究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利用这些“社会”影响力数据，评级机构和其他机构现在可以开始评估一家公司的竞争优势、增长潜力、员工韧性、进入新市场的机会、更强的价值链生产力和更好的运营环境。

截至目前，全球最大的2000家上市公司中，约有五分之一（21%）的公司已承诺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减少碳排放和为投资者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是一项重大成就，但要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还必须为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改善生活质量。我们无法管理我们无法测量的东西。是时候提高测量社会影响力的标准，创造更优质的“社会”数据，提供给市场用于定价模型的所需，亦是时候从净零排放走向净影响力了。

本文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官网，首发于 2022年2月22日原标题：Fixing the S in ESG作者：杰森·索尔（Jason Saul）杰森·索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影响力科学中心”（Center for Impact Sciences）的执行主任以及“影响力基因组项目”（The Impact Genome Project）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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