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世界》作者大卫·伯恩斯坦：新闻业应报道新的可能性 | 社会创新峰会

新闻业的工作不仅是揭露问题，它也应报道那些揭示新的可能性的活动。换言之，“点燃蜡烛比诅咒黑暗更好”。

世界上最流行的故事题材可能是侦探故事，它以一个问题开始，然后通过好奇心驱动叙事，直到人们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解困式报道也是如此，它由好奇心驱动，带着人们走过一个试图克服困难的旅程。

解困式报道向读者展示了更多的选择；解困的故事比传统的新闻报道更不易引起两极分化；解困式报道也被用来在社会群体中带来并增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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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8日至20日，“2020年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在云端举行。20日的一场分论坛以“建设性叙事的力量”为主题，解困式报道网络（solution journalism network）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新闻记者，《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和新思想的力量》书作者David Bornstein作主题分享，下文据其演讲整理而成。

▲大卫·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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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困式报道的起源/

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一百年前写下一段话：“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决定了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人们会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直接经验来想象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媒介媒体担任现实的媒介，它告诉我们外面发生了什么。

但是，媒体传播信息的同时会伴随着一个特定的偏见。例如，地球上任何地方发生的最糟糕、最血腥、最有威胁的事情，都会传送给任何一个随身带着手机的人。你无法想象，这在世界上引起了多大的情绪波动恐惧和焦虑。

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着眼于新闻为人们带来了什么。尤其是当人们每天24小时不断被让人恐惧的信息流冲击，产生一种“低效能”感，并感觉自己不能做些什么的时候，这些信息会使大家充满防备，恐惧，感到无助，想要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

根据牛津大学路透社研究所在全球范围内的研究，在他们追踪的大多数国家，新闻回避率都在持续上升。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非常明显的，新闻让人感到抑郁、无力，人们不知道能不能信任它。（新闻）是一种对民主和公民参与至关重要的产品。但它也被认为是一种“带有原罪”的产品。

如果能选择的话，他们不会想要消费这样的产品。新闻业深谙此道，所以它时不时地创造一些其他选择，诸如年度人物评选等栏目，让人们在每年的某些特定的时候感觉好一些。

但这并不是新闻真正应有的态度。新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感觉好些，它应该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你需要知道什么来应对这个世界，从而创造想要的世界。

这就是解困式报道网络的起源，它探索将人们应对社会问题的行动的严谨报道融入新闻报道中。

目前，解困式报道是一种在新闻界被广为接受的合理实践，但它还远远没有达到传统新闻业的实践水平，而这正是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看到的实践变革。

我们相信肯定会发生的，解困式报道已经是大学研究的课题之一，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机构被实践着。我们有一个解困式报道网络，大约40名员工。我们还有被译为十几种语言的课程，我们的全球网络有10000多名记者。因此，有相当多的人在使用这些工具，并将解困式报道工作融入到他们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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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困式报道是什么/

当我们走进新闻机构，谈论解困式报道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阻力。比如，人们有一些刻板印象，他们认为解困式报道是关于英雄崇拜的，只会报道心灵鸡汤式的好人好事。

但是，解困式报道绝对不是英雄崇拜，它不是去告诉人们应该投票给谁，或者应参与到某个特定的问题中。

解困式报道也不是吹捧类的文章，它不是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就简单化地夸奖一家公司或一家非营利组织。如果要夸奖，解困式报道先要弄清楚它是否起作用以及是如何起作用的。

我们试着总结解困式报道究竟是什么，它与其他新闻有哪些区别：

1、解困式报道首先是重点关注是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并且解释这个回应是如何产生和如何进行的；

2、它尽可能多地提供能证明其效果的证据，尤其关注客观有效性，而非主观意图；

3、力图提供其他人可以借鉴的洞察力、教训和框架，而不仅仅是灵感；

4、审视解决方案的局限性，避免读起来像一篇吹捧文章。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关于解困式报道的误解——人们认为它应该是让人对这个世界感觉更好的新闻。然而，我们的业务不是改变人们的情绪。我们是在点亮人们的视野，而不是治愈人，它的最终目的是提供知识。

分享几个故事。

一篇来自《卫报》的报道是关于印度某些地区的乡村医疗工作者如何将婴儿死亡率降低90%以上的。这个故事的关键问题是，这是如何发生的？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马拉维如何在该国大范围内重新造林的。它有哪些政策？是什么改变了人们使用能源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做饭的方式，使得重新造林得以实现。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上有一个故事，关注的是在新冠肺炎出现之后，中国在直播技术方面有一些创新，帮助农民相互学习，在疫情大流行中挺过来。

我们的解决方案故事追踪系统中有1000多个故事，讲述了世界各地的社群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它们被分为几类：容纳、照顾与共情、应对与适应，以及康复。

可以说，捕捉世界各地如何应对疫情的方法是帮助世界改善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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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困式报道的效用/

我们所发现的问题影响着世界，像气候变化、不平等、疫情等，你还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在应对不同维度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弹性和适应性，你可以收集这些知识并交换蓝图。

当然，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你和大多数记者交谈的话，新闻工作里的头号工作是权力监督，以确保公共信任不会被背叛。

所以解困式报道是新闻业责任使命的核心部分。再次强调，这不是“暖心新闻”，这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感觉更好，而是为了让世界更好。

但它的起效方式是非常具体的，大多数新闻监督媒体，像舆论监督、调查性报道等，它们告诉人们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而解困式报道要做的，则是向读者展示他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它使你明白，有些你可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其实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你本来有机会做得更好但你却不采取行动，这使问题变得不能接受。例如，当公众知道公职人员可以做得更好，却看到问题没有改变时，他们会变得非常不安。这防止人们陷入宿命论。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数字新闻Tow中心研究发现，当新闻组织将解困式报道与其他形式的新闻相结合时，能做许多事情，比如进行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对话。

事实上，解困的故事比传统的新闻报道更不易引起两极分化。因为争论通常不是关于一个是或否的两极化问题。

它通常是一种探索，探索如果一种方法起作用的话，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解困式报道可以被看作更像是一个工程学上的讨论而不是法律上的讨论。

解困式报道也被用来在社会群体中带来并增强信任。特别是在历史上受排挤的社群，他们觉得只有当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犯罪或暴力发生时，新闻业才来报道他们。

而解困式报道则创造了一个更大的调色板，为这个世界着色。当人们进入这个世界时，可以找寻新的色彩，而不仅仅是报道社群中的缺陷和挑战。比如这个社群如何展现能动性？他们如何应对自己的问题？

众所周知，新闻工作不仅面临经济挑战，还面临着如何存在的挑战。

总而言之，将可信的解决方案作为焦点纳入新闻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加强问责制，加强社群的理解和他们的自我效能，这让人们感觉到“有选择，有可以做的事”。

我们可以使公共话语不那么两极化，新闻不再是一个指责的游戏，而是更具建设性。

我们可以学习并了解对各个社群起作用的措施去“异花授粉”。想象一下，记者就像蜜蜂一样，在世界各地分享知识和想法。

解困式报道还能促进合作。多个新闻机构可以一起拿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有效地互相学习，因此他们可以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带来更多有趣和复杂的解决方案。

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最简单的入门问题是：“因为哪些公共理解的缺失，以致不能解决某个问题，使我们的社会不能变得更好？”

第一个问题是，公众是否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

如果这是一个不为人所知、或者是一个报道不足的问题，人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它的严重性，这时传统新闻业就能派上用场——使问题暴露，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解释它造成的伤害。

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知道问题的存在，例如全球变暖这种被广泛报道的大问题，但却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对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方法没有了解。公众对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所知之少令人震惊。

这说明对解困式报道之需，它向人们展示可选项，并帮助人们扩充知识以及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果人们知道问题的存在，并且在得到充分信息的情况下知道如何解决问题，那么传统记者的工作就是要施压。因为你必须“把人们的脚放在火上”，也就是说，记者要持续向人们施加问责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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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解困式报道/

其实，传统新闻报道和解困式报道是互补的。具体而言，解困式报道的关键是关注如下问题：

谁的解决方案更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谁能用相同或更少的资源把问题解决得更好？谁对一种特定的方法做出了可观的改进？谁使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如何取得这些结果？

多数情况下，如果这些问题有答案，就会成为很适合报道的故事。当你真正了解这些故事时，尽管报道的写法很多，最有趣的一点是：它让新的叙事方式真正成为可能。

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是谁使一种困难的模式在政治上更可行，从而实际上成为政策的一部分。此外，让解决方案对更广泛的群体开放也是一个关键部分。当记者真正了解这些故事时，写法是很多的，这令记者感到兴奋，我认为这种方法最有趣的一点是让新的叙事方法真正成为可能。

我们调查发现了世界上最流行的故事体裁，可能就是侦探故事。

似乎世界上每个文化都喜欢侦探小说。你想一想，为什么是侦探故事？它基本是以一个问题开始，然后通过好奇心驱动叙事，直到你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实际上，这就是解困式报道，是一个由好奇心驱动的故事，带着读者走过一个试图克服困难的旅程。

由冲突、争论驱动的新闻叙事已经被记者报道了多年。而以好奇心为导向的叙事潜力很大，公众喜欢阅读这些故事，因为他们喜欢顺着好奇心的镜头参与到故事。

对许多记者来说，同样的问题会反复出现，像“解困式报道是不是一种合理的做法？”

这取决于是不是立场先行。如果你只是报道它做了什么，它得到的结果和你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这是保持中立的一种方法。

相反，使用“这是一个预言家/英雄” 这样夸张的语言，角度就变成了我们应该宣扬这些特殊的人，这不是解困式报道提倡的。

另一个要点是表明，不是说问题就应该这样解决或者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解困式报道的重点是洞察，是能从例子中学到什么。

最后，解困式报道必须包括局限、障碍和未知的部分。

另一个不断被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要报道一个故事，我如何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然而最好的解决方案并不存在。这就是解困式报道的本质，它展示应对问题的不同选择。

最后，解困式报道应该尽可能以证据驱动。

但证明一个故事需要多少证据？这也是困难之处。显然，最好的证据是在严谨操作下，长期研究所得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无法这么做，所以要有足够多的证据，关于“足够多”的标准，是能让你自己或你的编辑确定这是一个可信的、值得告诉人们的故事。

尚处早期的故事通常聚焦于更新的主意，包括非常有趣和刺激的主意，但总是只有较少的证据，因为证据来自于已经发生的事，而你只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有确凿证据。发展到后期的故事将聚焦更为人所熟悉的主意，他们不会那么新奇。但是，你有机会审视在不同背景下已经被尝试和检验过的主意，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证据。

随着项目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希望看到它们，或者大型组织想要资助它们。那你需要比轶闻更多的实质性证据，但是，不要在报道里夸张，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

以下做法是完全合理的：你可以说我们会在一年以后回访，看看这个主意是否仍然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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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在20世纪的主流想法中，新闻业的主要工作是揭露那些造成伤害的活动或秘密。

这种方法的座右铭是“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因为在阳光照耀下，我们就能看到哪里出了问题，然后会像用杀虫剂一样消灭这些问题。

但在21世纪，因为变化和问题出现得如此之快，我们的适应能力必须比历史上发展较慢的时代更强。

新闻业的工作不仅是揭露问题，它也应报道那些揭示新的可能性的活动，这样做就像是“点燃蜡烛比诅咒黑暗更好”。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必要的角色结合起来，有助改善我们的社会。

/关于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斯坦福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简称“PACS”）是全球最重要的社会创新研究机构之一，是社会创新最权威的刊物《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方。自2017年春季起，在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由斯坦福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主办的中国社会创新峰会每年在北大斯坦福中心举行，峰会聚焦推动中国社会创新的发展，以模糊疆界促进跨界创新为主要宗旨，引入全球学者、社会企业家、专业人士、青年企业家代表、商界领袖相互学习，并在过程中促进中国、美国和东亚在社会创新方面前沿的思想者和实践者的对话，共同讨论如何在中国推动本土社会创新实践以及新公益跨界建设。

/相关机构介绍/

1、关于PACS

斯坦福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The Stanford Center on Philanthropy and Civil Society，简称PACS）利用整个大学的多元化，以及世界一流教师的知识资产，研发并分享有助于优化慈善策略、推动社会朝着更好方向前进的知识。斯坦福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通过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研讨会等方式提供了一个共享社会创新思想、实践经验的知识空间。
2、关于乐平基金会

2010年，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由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学者和商界人士共同发起。理事包括：艾路明、关凯、梁在中、林荣强、汤敏、沈东曙、茅于轼、吴敬琏、徐冰、周庆治、张维迎、资中筠等。

乐平基金会致力于共建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与真切关心社会发展的人，共同创建解决社会问题的生态环境。

作为社会创新的先行探索者，2002-2013年，乐平先后孵化培育了五家社会企业，涉及贫困女性就业、农村小额贷款、学前教育、生态农业等。作为社会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者，2014年，SVP中国项目落地，探索引入跨界力量参与社会创新过程的方式；2017年，乐平成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SIR）唯一的中文出版方；同年，启动“共益企业”项目，倡导“利益相关者经济”；2019年建立“先行实验室”（Believe to See Lab），用理念、知识和制度赋能企业，将商业价值和科技创新与社会价值相融合。

3、关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简称SSIR），创刊于2003年，是全球社会创新领域最权威的读物之一，指导和激励来自全世界各个领域的数百万社会变革领袖。

通过与斯坦福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的合作，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于2017年引进《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是其唯一授权的中文出版方。

通过《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乐平希望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区。同时，乐平也关注本土社会创新案例，希望汇聚中国本土知识，让中国本土知识和全球知识能够合在一起，介绍亚洲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发生的一切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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