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快速发展，尤其是进入数字时代后，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机器人已经在诸多领域逐步替代人类劳动。《技术陷阱》一书作者、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弗雷认为，取代劳动力的技术会带来进步，但这些进步可能会给劳动人口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后果。
本文是《技术陷阱》的书评。一方面，作者认为《技术陷阱》的叙事是强烈的技术决定论，这个框架有时会导致过度简化；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出书中对技术进行了以人为本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通过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看到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教训。
作者：奥斯卡·施瓦兹（Oscar Schwartz）
编辑：刘水静译校：欧洁睿、于坤
书籍作者：卡尔·贝内迪克·弗雷（Carl Benedikt Frey）
页数：480页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年出版
在《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力与权力》（编者注：本书名采取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12月版译名，英文名为The Technology Trap: Capital, Labor,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一书中，卡尔·贝内迪克·弗雷提供了一部从工业革命到当前数字时代下，自动化的全面历史。这位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虽然从长远来看，取代劳动力的技术会带来进步，但这些进步往往会在大部分劳动人口的一生中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弗雷提出，经济学家倾向于通过当下的成果来分析技术的历史，而不是它在过去造成的痛苦。这种倾向不仅使我们忽视了自动化的人力成本，而且也忽视了技术破坏可能会激起政治两极化和社会不和谐的方式。虽然弗雷的分析为当下技术代替人类技能的人工智能时代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历史教训，但它过于强调是技术本身决定了我们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发展程度。《技术陷阱》起源于弗雷与他的牛津大学计算机科学同事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在2013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他们在研究中预测，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美国47%的劳动力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着被机器取代的巨大风险。他们的论文《就业的未来：工作对计算机化有多敏感？》（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引起了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的轰动，引发了诸如“机器人要来抢你的工作”和“人工智能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吗？”等耸人听闻的头条。在这种宣传中，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告诉弗雷，目前的自动化浪潮“正如”英国的工业革命。这句话似乎对弗雷的论文所受到的炒作提出了某种程度的反驳。虽然技术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但劳动力替代的过程并不新鲜。它曾经发生过，但文明不仅幸存下来，而且繁荣起来。换句话说，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在说，没有真正值得的缘由警铃大作。弗雷同意目前的计算机时代与工业革命相似，但他也知道，英国1780年至1840年之间的那几年异常复杂、两极分化，且充满了难以想象的人类苦难。“如果这‘仅仅是’另一场工业革命，”他想，“警钟应该敲响了。”弗雷从一万年前农业的发明开始其历史论述，但他的中心论点只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发展，该部分侧重于工业革命。弗雷提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创新——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的水车、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蒸汽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纺纱机——都是取代劳动力的技术，使低技能工人（通常是儿童）操作的机器取代高技能工人。尽管这些创新给制造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工人却没有看到任何好处。弗雷写道：“许多平民的生活变得更难受、更残忍、更短暂，”他补充说，“如果工业世界没有到来，他们的生活无疑会更好。”这并不是说弗雷认为所有技术进步都伤害了全部工人。他认为，有时技术进步的变革规模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社会必须“心甘情愿地接受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多数人的进步”。作为一个例子，弗雷提到了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广泛使用、家庭机械化和汽车的兴起——使“天下大同”（the Great Leveling），在这个时刻，工业的成果更均匀地分配给工人，这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虽然在这个时代，工人与技术的关系并非毫无摩擦，但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认为技术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弗雷认为，技术进步下平均分配的物质利益是历史上的例外而不是规律。当前的计算机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次见证了新的和强大的劳动力替代技术对劳动力的破坏。这种动荡反过来又复制了工业革命时期不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伴随生产力的提升的不断萎缩的劳动力市场、较低的工资，以及更大的财富不平等。弗雷认为，随着大数据变得更加容易获得，算法更加强大，使机器拥有越来越多的以前仅限于人类的才能，这些趋势只会变得更糟。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十年将有巨大的技术创新，但也会出现去技能化、流离失所、不平等，以及许多劳动者的苦难。弗雷认为，无论人工智能的未来效益如何，这种不断上升的不满情绪是我们现在就应该担心的事情。他的论点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当技术在短期内造成痛苦时，它会促进对技术本身的怨恨，这可能导致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卢德运动（the Luddite movement），该运动由纺织工人领导，为了应对机械化的到来，他们在1811年至1816年间在英国中部地区进行了暴动。弗雷提出，卢德派远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有组织的，受到全国各地工人的欢迎，并成功引起了重大的社会动荡。弗雷观察到，今天同样的反技术敌意正在被微微搅动。在这个阶段，新的卢德主义是相当可控的，主要表现为工人罢工和公众对技术态度的转变。但联想到工业革命的动荡，弗雷发出了一个警告：“我们只是暂时还没有看到什么。”如果针对科技公司的更广泛的态度反转被遵循，他可能是对的。支撑弗雷的叙事的是一种强烈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新技术指导社会、政治和文化如何发展的观点。这个框架有时会导致过度简化。例如，弗雷将卢德运动定格为一个将机器视为敌人的反技术运动。但正如英语教授凯文·宾菲尔德（Kevin Binfield），即《卢德派著作》（Writings of the Luddites）的编辑，令人信服地指出，卢德派所针对的不是技术，而是那些以“欺诈和欺骗”的方式使用新机器来削弱通行劳动实践的资本主义制造商。弗雷还以一种业内许多研究人员并不抱持的必然性来讨论人工智能的进展。例如，虽然他认为在很大比例的工作中，人工智能大规模取代人类是不可避免的，但机器人先驱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却将这种预测称为“歇斯底里”，因为在技术进步中总是有不可预见的复杂情况。人工智能的兴起远没有导致计算系统对人类的一对一替代，在许多情况下，它导致了电影人阿斯特拉·泰勒（Astra Taylor）所说的“伪人工智能（fauxtomation）”，即人类劳动，如社交媒体内容审核，被掩盖在人工智能的迷思背后，以合理化工作条件的恶化。虽然弗雷对人工智能进步的信念有时被夸大了，但他认识到，技术进步是通过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实现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尤其是考虑到大型科技公司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卢德派尽管坚持抵抗，但缺乏政治影响力，无法阻止机器的前进步伐。英国政府站在创新者和制造商一边，资助新机器，以获得更大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弗雷认为，政治权力和技术进步之间的这种联盟，是历史规律的一个例外。他说，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权者“大力抵制「技术」，因为担心其破坏稳定的力量。”在工业革命中，英国政府站在工业大亨一边，这是对历史先例的颠覆。这一联盟实现了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此后，在西方，政治权力反对技术的念头变得不现实。弗雷说，那是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领导人感受到了不满情绪和获得民粹主义支持的机会，开始将技术视为工人阶级的敌人。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已承诺对机器人征税，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是如此。再有就是唐纳德·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弗雷写道，“显然是针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烟囱城市和城镇中的人们，这些城市和城镇曾经繁荣，但现在却陷入了绝望。”在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类比中，弗雷提到，阿道夫·希特勒是自动化的坚定反对者——纳粹党的民粹主义口号是“工人再也不能被机器取代。”虽然我们仍处于这种反技术民粹主义的早期，但弗雷认为，现在是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下解决对技术进步的不满的时候了。他建议对失业的工人进行教育和再培训，并对财富分配方法进行创新。这些建议在书的结尾处简单列出，让人感觉是不成熟的事后想法。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在现阶段，政治因素决定了实施这些措施是困难的。虽然他的建议中没有什么革命性的东西，但弗雷提供了一个道德启示：当涉及到技术发展时，未来并不像过去或现在那样重要。一个经济学家采取这种以人为本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如果人们现在正在受苦，我们应该关心他们，倾听他们的不满，并作出相应的政策决定。毕竟，即使技术进步创造了未来的富足，弗雷打趣说，“但‘短期’可能是一辈人的时间，而在长远的未来，我们都已经死了。”
本文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9年秋季刊原标题：History’s Tech Lessons作者：奥斯卡·施瓦兹（Oscar Schwartz）奥斯卡·施瓦茨就技术、科学和身份的交叉性进行写作和报道。他是《蜜月期》（The Honeymoon Stage）一书的作者，并为《卫报》和《大西洋月刊》等出版物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