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进退两难的“脏钱”捐赠（上）
1978年，大都会博物馆开放了萨克勒侧翼，并对萨克勒家族（the Sackler family）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他们数百万美元的捐赠使博物馆的扩建成为可能。该家族主要通过一家名为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的私营制药公司积累财富。当时，他们已经捐出了相当多的资金，并在艺术领域备受欢迎。在萨克勒侧翼的开幕庆典上，美国驻埃及大使受邀为图坦卡门墓中的埃及文物进行新藏品揭幕，玛莎·格雷厄姆舞蹈团（Martha Graham Dance Company）也献上了精彩演出。萨克勒家族的捐赠支持博物馆扩大了公共展览的范围，为以此为目的的捐款开创先河。后续几十年里，大都会博物馆先后收到许多笔此类的捐款。
插图：布莱恩▪斯塔福尔（Brian Stauffer）
40年后，在2018年，抗议者聚集在同一个萨克勒侧翼内，挥舞着写有 “萨克勒可耻 ”的黑色横幅。他们将数百个空药瓶散乱扔在地板上，这象征着普渡制药公司在助长全国范围内阿片类药物流行上扮演的角色；而每年此类药物引发了数以万计因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抗议者们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进行了一场集体静卧抗议。他们要求大都会博物馆停止接受萨克勒家族的捐赠。在法庭上，美国司法部和几个州的总检察长指控，普渡制药曾故意隐瞒关于其明星产品奥施康定可导致药物上瘾的信息。
2019年，抗议者们似乎取得了胜利。大都会博物馆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表明将不再接受萨克勒家族的捐赠。大都会博物馆主席丹尼尔·H·韦斯（Daniel H. Weiss）提示公众，博物馆并非政治机构，不会对捐赠者进行正式的政治倾向或道德水平检验。随后，他还是为这一决定进行了解释：“我们觉得有必要远离那些不符合公众利益或我们机构利益的捐赠。”《纽约时报》刊登了慈善家阿南德·吉里达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的专栏文章，称赞了大都会博物馆的决定，宣称 “非营利组织不该允许自己被富人利用以洗刷他们的负疚感”。其他博物馆，包括伦敦的泰特博物馆（The Tate），也紧随其后发表了公开声明，表示不再接受萨克勒家族的捐赠。最近，大都会博物馆决定将萨克勒家族的名字从其资助的博物馆侧翼上抹除。尽管萨克勒家族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财富，但各博物馆都认为与萨克勒家族的慈善合作弊大于利。
最近，对与捐赠者的财务关系的重新考量已经延伸到了博物馆之外的领域。2018年，二十多所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联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拒绝接受来自烟草业巨头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公司所支持的基金会的资金。同年，一家位于德克萨斯州为移民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拒绝了客户关系管理巨头赛富时（Salesforce）的25万美元捐赠，因为该公司的客户包括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而在2019年，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被定罪后，被披露信息显示他曾向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 Media Lab)捐款。随后，媒体实验室不得不面对公开审查，几名教职员工也因此辞职。
这些备受瞩目的案例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管理者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大多数非营利组织依靠捐赠资源创造社会价值，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必须对谁是他们的捐赠者做出受到限制的选择。具有良好声誉的地方性小型非营利组织只能面向有限范围的捐赠者筹款。寻求巨额捐赠的非营利组织面对的潜在捐赠者群体可能更小，通常由富有的个人和公司组成。由于商业操作、避税，和越来越多出现的仅由代际传递带来的财富积累，让他们的名声并非全是正面的，往往毁誉参半。
在过去，非营利组织似乎只需要避开那些有明显违法行为的捐赠者。而现在，如果捐赠者生命中的某段经历没有体现出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观，批评者也会对接受这些捐赠的非营利组织变得越来越关注。考虑到几乎没有人生活得毫无道德瑕疵，哪怕这么生活的人真实存在，我们似乎找不到任何一个能达到这样严格标准的捐赠者。
对于如何看待非营利组织避免 “脏钱 ”或来源有争议的资金，心地善良的人们的观点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非营利组织必须避免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的 “脏手”，出于道德原因而参与不道德的行为，即使他们难以确切地说出接受“脏钱”的不道德之处。另一些人认为，钱是可被替代的。无论来源如何，任何捐赠都是合法的，从这个角度看，不存在道德问题。
那么，“脏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在本文提出的观点是， “脏钱”的道德问题并不在于钱本身，而是在于非营利组织和捐赠者之间的交换条件。当非营利组织旨在通过赋予捐赠者影响力或认可来回馈其捐赠时，这种利益交换可能会造成真正的危害。在大型非营利组织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时，这些危害可能是最大也是最明显的。但无论非营利组织的规模大小，同样的逻辑都适用。在文章最后，我描述了非营利组织如何评估那些可能构成道德问题的捐赠，并分享了可以指导非营利组织管理者针对此问题进行思考的框架；它可以被视为对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罗伯·赖克（Rob Reich）最近关于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反民主影响研究的一种补充。
我自己对非营利组织捐赠的思考是在过去几年的研究和写作中逐渐形成的，并受到了我在网上做的两个实验的启发。在两个实验中，我邀请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人员在假想的、并列的捐赠方案中做出一系列选择。其中一个实验要求参与者想象他们正在经营一家非营利性的健康诊所，并在一家含糖饮料公司的捐赠方案中做出选择；另一个实验则关注那些被指控、被控告或被判定犯有暴力罪行的人的捐赠。两个实验都为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提供了机会，让他们表达对更少或更多资金、匿名或公开的捐赠、以及受限或不受限资金的偏好。在后一项实验中，我还开展了一项定性研究，通过采访44位非营利组织管理者，了解他们对各类形式的捐赠的接受意愿。我最喜欢的问题是 “如果双方都同意不公开承认，你会接受美国纳粹党的捐赠吗？”结果是，有些人愿意接受，而有些人不愿意。
“脏钱”问题不仅给非营利组织制造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也是考虑接受风险投资的早期社会企业和营利性公司面临的难题。一个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在记者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于2018年被谋杀后，硅谷涌现的关于创业公司从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获得投资的讨论。本文的重点依然是非营利组织，对于这类组织来说，由于资源的限制和工作的亲社会属性，使其财务关系中的伦理问题格外引人注目。然而，这一讨论也适用于其他正在重新权衡交易伦理的领域和部门。
▍捐赠作为交换
目前大众的以及学术界对非营利组织的伦理价值观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 “捐赠 ”一词及其同义词的定义，它意味着从捐赠者到接受者的单向资金转移。这种定义将非营利组织定位为资源的被动接受者。然而，这种对捐赠概念的定义未能反映出捐赠者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对思考这一问题的伦理性的人们来说作用甚微。更确切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上被称为捐赠的东西应该被理解为捐赠者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交换。“交换”一词应被广义地解释为一种长期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在一个时间节点包含同等价值商品或服务的一项交易。金钱可能是交换中最公开可见的部分，但它只构成交换的一部分。此安排中不那么明显的部分是非营利组织在互惠方面的积极努力，这强调了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微妙的交易的参与者。理解 “脏钱”的伦理，不仅需要考虑非营利组织从捐赠者那里得到了什么，还需要考虑非营利组织向捐赠者提供了什么。
非营利组织得到了什么？| 在讨论“脏钱”的时候，把重点放在非营利组织收到的资金上，可能是很吸引人的。“脏钱”这个词本身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暗示着来自有不当行为或有争议的捐赠者的资金存在着天然的不道德性。根据这种观点，源于这些捐赠者的资金，无论在哪里、以何种方式流入，都是有污点的。但这种判断是错位的，且这种比喻是有误导性的。毕竟，对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来说，钱具有可替代性。对它们来说，捐款就相当于数字银行账户中的一系列1和0。即使一位特定捐赠者捐赠了一美元，这一美元的出处也难以知晓。事实上，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处理的美元纸钞在到达手中和自己的银行账户之前，是否已被黑手党或恐怖分子的企业经手。
如果来源有争议的捐赠存在污点，那么非营利组织理应希望减少而非增加从该源头获得的资金。然而，我与非营利组织管理者访谈后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在我们的讨论中，我提出了一个假设：一个行为极端恶劣的捐赠者（美国纳粹党）想要给他们的组织捐款。大多数管理人员表示，虽然他们不愿意接受一笔1000美元的捐款，但如果捐款额度达到数百万美元，他们可能会考虑接受。由于在这两种情况下，钱的来源是相同的，这一发现表明，钱本身不是问题。相反，是否接受或拒绝捐款的决定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况。在受访者选择接受的情况下，他们表示，做出此决定依据的逻辑是“如果我不得不建立一种存在道德担忧的关系，也许我最好因此得到更为丰厚的报酬。”
我的访谈结果表明，非营利组织管理者对“脏钱”的主要担心是关系上的。例如，许多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表示，他们对直接接受一个与非营利组织的使命不一致的捐赠者的钱感到犹豫。当我让非营利组织的经理们想象自己在经营一家非营利性的健康诊所，然后询问他们是否会接受一家含糖饮料公司的捐赠时，许多人都退缩了。然而，当我问他们如果能保证捐赠者的匿名性，他们是否会接受来自同一捐赠者的同样的捐赠，大多数人重新考虑了他们之前的决定。
更重要的是，当我要求他们考虑接受同样的钱，只是这些钱是通过法院判决从同一个捐赠者那里没收的，几乎每个经理都说他们会接受。在这些不同的假设下，管理者们的反应强调了一点：与其说“脏钱”问题与钱的来源有关，不如说它与在何种条件下与其来源建立的关系有关。
对接受“脏钱”感到不适出于这样的逻辑：做了坏事的人可以利用非营利组织授予的影响力和认可来做更多的坏事。
非营利组织提供了什么？|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对接受“脏钱”感到不自在的原因是他们对有不当行为的捐助者有所给予。在交换过程中，非营利组织可能会为捐赠者提供一些好处，而这些好处之后可能会给非营利组织甚至公众带来危害。我在这里使用的 “危害 ”一词的含义与法律哲学家乔尔·费恩伯格（Joel Feinberg）的观点一致，所指的是“利益损失”。非营利组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识别向捐赠者提供礼物或其他好处的方式。这些好处象征着非营利组织对（捐赠者）过去捐赠的感谢，并激励他们未来继续提供捐赠。非营利组织对主动捐赠的依赖，使得捐赠者及其偏好成为了这些组织的经营关注焦点。法学理论家艾弗琳·布洛迪（Evelyn Brody）强调了捐赠者偏好的重要性，她说：“对一些人来说，捐赠者提出的条件是私人慈善的本质，不论这些条件是什么。”
以捐赠者为中心的筹款要求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将捐赠者的想法和感受置于筹款战略的中心，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潜在筹款额度。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捐赠者的捐赠行为在先，然后非营利组织提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回报，但实际上，谁是先付出的一方，在时间上可以反过来。根据2018年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的一项研究，超过一半的筹款请求会向潜在捐赠者提供一份实体礼物，如邮寄标签或代金券，以鼓励资金捐赠。
在设法获得或回馈资金捐赠时，非营利组织可以向捐赠者提供两样有价值的东西：影响力和认可。在我看来，这才是引起道德问题的原因。这两种被授予的东西会损害公共利益或非营利组织（及其受益人）的利益。虽然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可能觉得自己没有维护公共利益的专业义务，但他们显然对非营利组织本身负有责任。对接受“脏钱”感到不自在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直观的逻辑：过往有不当行为的人可以利用非营利组织赋予他们的影响力和认可，造成更多、更大的伤害。
通过承认非营利组织为捐赠者提供好处以换取其捐赠的事实，我们可以澄清关于“脏钱”的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思路——非营利组织应该尤其愿意接受不法分子的捐赠，因为相比违法捐赠者，非营利组织拥有这些钱更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可能会被这种想法所吸引，因为这使他们不需要考虑道德问题。但这种逻辑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非营利组织的互惠行为。虽然对非营利组织来说，拥有这些钱可能是最好的，但通过交换可能产生的危害也需要伦理道德层面的深思熟虑。
在给出我的例子之前，我应该阐明我对非营利组织与捐赠者之间的交换行为并不持有的三个观点。首先，我并不是说所有捐赠都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我的建议是，当捐赠有可能造成危害时，它们才是有问题的。第二，我并不是说捐赠者做出资金捐赠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获得影响力或认可。当然，许多捐赠者有复杂的动机，其中可能包括自利和利他的目标。我并不要求非营利组织对捐赠者的意图进行评估，来解释什么因素使“脏钱”成为真正的道德顾虑。相反，它要求非营利组织考虑在回馈捐赠时的行为，通过授予影响力或认可，如何导致了危害的产生。第三，我并不是说授予影响力或认可是绝无必要或不值得的。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看起来都能接受这个观点：捐赠者的慷慨捐赠应该得到一些回馈。在这里，我只要求读者认识到，授予捐赠者这样的影响力或认可有可能带来危害。
原标题：The Dirty Money Dilem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