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导语
中国城市40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成果正在经受不断发生的各种灾难和突发事件的检验；表面的光鲜亮丽正在被灾难和突发事件所嘲弄。事实上，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都与城市的发展理念、营建模式、运行和治理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反思城市发展与治理本身的既有问题是规划师的责任。因此，笔者选了这么一个标题，借助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的平台，和同行们讨论三个问题：居住用地开发与高层住宅、“大城市病”与城市治理、公共开敞空间的使用与管理。这些都是笔者近年来思考、关注的规划问题，对当下的疫情防控并没有直接帮助，但对城市长期安全、健康发展一定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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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晓江
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专家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2018年，崔恺院士在上海中心考察时俯瞰了上海中心区的城市面貌。事后他对我说，怎么可以把一个城市建得看不到一片绿色？太恐怖了！2017年在深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ohn D. Landis教授跟我说，他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深圳，因为这个城市拥有很多市民可以自由进入的绿地。其实，上海也有世纪公园、滨江绿地，但从市中心高处眺望，确实满眼是冰冷的水泥森林、玻璃盒子，看不到绿色生命的色彩。每到节日、周末，城市公园里的人流密度甚至比一些商业街还要高。我还清楚地记得，1984年黄海地震，上海虽然没有楼宇倒塌，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和伤亡。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正在读研究生的笔者和吴志强、唐子来同学骑车去市区观察城市避灾情况，从同济到虹口、黄浦、静安，看到市民只能站在马路中间、交叉口中央避震。我们很难想象，这样高密度和开敞空间严重缺乏的大城市中心地区如何应对更大的地震或其他灾难？更可怕的问题是，这种状况在中国的特大、超大城市相当普遍，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类似情况仍少有改善。
上海城市航拍
当代城市规划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城市应对灾难和疫病的需求。城市规划通过建设安排、建筑管控和设施发展来改善公共卫生，改善建筑空间、道路空间，增加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保持城市安全与居民健康。现代城市相较于封建时代城市最本质、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开敞空间/绿地，并以此取代了宫殿、园囿和私家花园。特大、超大城市大多脱胎于封建城市、殖民城市，缺乏公共开敞空间是共同的短板。40年发展中，中心地区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稀缺的城市公共产品。
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把游憩定义为与居住、工作、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说明户外的休闲、运动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公共开敞空间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44年后的纲领性文件《马丘比丘宪章》进一步提出“建筑、城市与园林绿化的再统一”，“空间的连续性”，关切城市发展与资源利用、自然环境相适应，环境污染与人类卫生、福利等问题。公共开敞空间是居民的游憩、交往、避灾减灾、亲近自然、改善环境质量和热岛效应的空间。今天，又一个44年之后，当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转向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绿色发展的时候，公共开敞空间又有了新的定义，它是为城市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碳汇生产空间，应对极端天气的安全缓冲空间，气候适应型（climate adaptation）发展的重要元素。笔者正在主持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绿色技术专项政策研究中，中外专家一致同意把城市食物生产纳入研究，公共开敞空间和建筑应该成为城市食物生产的空间。逐渐提高城市食物自给率已经成为先进发达城市越来越关切的问题。城市国家新加坡提出了“30·30愿景”，就是说2030年新加坡要达到30%的农产品自给率。
近年来，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上海世纪公园，北京奥森公园、朝阳公园，广东的绿道、古驿道、碧道建设，成都的“198绿地”等等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北京旧城区的小型“邮票”公园，深圳湾公园，上海滨江绿地、延安绿地等都是以很高昂的代价建成的城市中心区或者人口密集地区、高地价地区的公共开敞空间。上海延安绿地投资23亿，建成了24公顷的公共开敞空间/绿地，其中90%的费用用于征地拆迁。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区和中心区外围片区的公共开敞空间无一例外成为城市重要的休闲、运动、交往空间，甚至成为时尚标志、网红打卡地。公共开敞空间吸引的人流越来越多、利用率越来越高，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代表文明程度的现代城市公共服务的“标配”。
对公共开敞空间巨大需求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走向富裕的中产化进程。从人均GDP 200美元到1万美元，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占人口比例已达到30%～40%，社会价值观和消费模式、生活方式正在经历着剧烈变化。从消费观察，经历了从解决温饱，到追求质量、品牌，再到奢侈品的产品消费过程；又从产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从生活方式观察，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家庭团聚、社群交往、文化体验、亲近自然、安全保障等等“美好生活的需要”。笔者以为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所应对的社会现实就是一个成长中的中等收入社会，以及社会主要群体的基本需求、生活方式从量到质的变化。因此，作为美好生活、高品质生活直接载体的城市公共开敞空间，文化、娱乐、交往、运动场所，以及独处静思的户外私密场所的需求一定会越来越多。然而，这个中产阶层又是成长中的、脆弱的，因此无法摆脱“免于贫困的自由”这一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而显得敏感、焦虑。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和现代科学、文化浸润的中产阶层乐于接受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生活态度，热爱生活，关注健康，珍惜财产和生命，关心社会事务。近年来，深圳的快速成长涌现了中国最大的年轻中产阶层群体，也出现了中国大城市最显著公共生活改良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产阶层更害怕艰辛努力所获得的切身利益的丧失，或有限的机会被分享，倾向于更加保守、排斥的社会态度，更加稳妥的行为模式。与先进发达国家更加成熟的中产阶层相比，对切身利益以外的关切更少，例如气候变化、低碳绿色、社会公平正义、践行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广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价值观变化，加之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减少等因素，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低价要素吸引企业、企业吸引人并创造繁荣的“产-人-城”关系转向了工业化、城镇化“下半场”的优质生活吸引人、人吸引企业的“城-人-产”关系。因此，城市的生活品质和性价比如果不吸引人，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成功。城市各类空间的价值也相应地发生了转换，工业用地大量“晒太阳”，公共开敞空间广受追捧的现象应该让城市政府重新思考空间/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扩大公共开敞空间供给，大量建设满足各类人群、各种户外活动需要的公共空间和园林绿地，可以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和吸引力；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区拿出昂贵的土地资源建设公共开敞空间可以提高地区环境品质、周边地产的价值和中心地区的整体经济收益。应对中产社会的复杂性、多元化，需要更加智慧的资源配置策略，这也是先进、成功城市共同的经验。不幸的是，许多城市政府和一些居民发展理念和审美观念仍然停留在“上半场”，继续把高楼林立、立交桥、高架路、宽马路当作现代化的标志。笔者常说这些审美和价值观是中国贫困时代的遗产！国家领导人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真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资源，制定公共政策，才会少一些武汉式的悲剧，多一些居民的福祉，也让城市经济更加繁荣。
宽容和谅解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也是城市现代性的表现
春节的20天笔者人在上海，想去公园里散散步，不想偌大的世纪公园因防疫而关闭，因此只能去世纪广场。幸好上海有无法关闭的滨江绿地。笔者利用晴天把杨浦、徐汇、浦东、滨江用脚丈量了一遍，再去人民广场，只见“戒备森严”，无处停车，不得其门而入。在这些开放的公共开敞空间，虽然气氛有点儿诡异，但是仍有一些孩子在玩耍，青少年在玩滑板、无人机，中年人在玩乐器，也有人戴着口罩跑步健身。开放的户外空间，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即使不能沉醉，也是人们暂避压抑氛围的最好环境、抚慰心灵的最佳场所。笔者很不理解，既然医学上并没有确认气溶胶传播和空气传播，也没有听说在非人流密集的开放空间发生传染病例，为什么要关闭大城市本来就十分缺乏的公园、景区和主题公园？防疫期间，北京没有关闭公园，只是限制了流量，并未发生任何传染迹象。实际上，更加万全的做法可以在控制人流，关闭一些可能导致人流集聚的装置、场地的同时保持这些公园的开放。这些公共开放空间是疫病期间城市唯一的“净土”，无差别地一概关闭实在是“用力过猛”、缺少人性关怀之举。笔者观察到，防疫中的上海滨江人流比想象中的少。社会治理的原则是服务多数、保护少数，既使为少数人而保持开敞空间的开放也是善莫大焉。
笔者注意到，与SARS相比，这次“新冠”之下大城市居民防范意识和社会恐惧心态大大加剧了。这和国家的应对举措有关，也和成长中的中产阶层的脆弱、敏感的生活态度有关。笔者也注意到，网络上关于防疫的种种讨论，诸如新加坡“佛系防控”、意大利抗议“封城”、美国“大流感化”、日韩防控是非、乃至“抄中国作业”等等，言论多样、态度迥异，这其中充满了非常时期的不同选择和不同的价值观交错。当下国人更珍惜生命和健康，这是社会的进步；另一些国家可能更恐惧失去自由；生命无价，自由也不可标价，但两者可以选择，更应该兼顾。不同的选择本身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只是取决于社会文化、发展阶段的国情。这也正是世界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精彩。笔者向坚守在家中的居民致敬，也会欣赏另一些居民的淡定、从容。大学一年级笔者读到《马丘比丘宪章》，打动笔者并影响笔者职业生涯的是：“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这应该是规划师的核心价值，也是城市现代性的表现。中国社会走向富裕，走向中产化的进程不可逆，这也意味着贫困时代“一个政策让所有人获益”，“一个药方治百病”的奇迹不可能再现。规划师必须充分理解社会人群分化、价值观多元化带来的全新问题，认真面对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的冲突，善于兼顾、协调，让规划职业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冠”疫情终将过去，疫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当年国家领导人就是在广东考察SARS疫情时提出了新的发展观，没有SARS就没有科学发展观。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新冠”的经历至少应该让地方政府不敢再掉以轻心，让防疫的手段更加科学完善，让城市有更强的应对能力和空间，让居民的应对更加从容、淡定。规划师更应坚守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尊重科学的态度，为更加美好、更加多元包容、更加绿色开敞的城市作出贡献。
都到这了，点个“在看”再走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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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姜小花
校核 | 徐培祎
审核 | 蒋丕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