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经济还能振兴吗？——从当年乱糟糟的温州城说起

1、当年的温州夜间经济

1987年的时候，如果一个温州人或广州人初次去北京，一定会惊诧于北京大街的冷清。尤其是夜间，与温州、广州比，简直可以用“荒凉”来形容。北京只有几条商业街是热闹的，别的街道基本上没有店铺。即使是商业街，也是天一黑就变静。而温州人和广州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当年的温州城，市容乱糟糟，到处是违章搭建的棚，路边各种永远赶不完的小摊，道路狭窄到无法承受小车，所以出租车只能用菲亚特微型车。
1996年温州街头娇小的“菲亚特”（萧云集  摄）
温州大学87级的学生吃过晚饭，会成群结队去理发店洗头吹发，男生女生都有一头靓丽时髦的发型。
他们也许不知道北京的大学生只是每个月去校园理发店剃一个一块钱甚至五毛钱的头，以为北京的大学生也跟他们一样喜欢在理发店排队洗头。没去过北京的，多以为北京比温州更热闹。
1986年温州街头时髦的女青年（萧云集  摄）温州年轻人的夜生活不仅是洗头、吃夜宵，还去各种各样的夜市、地摊、舞厅、录像厅。当年的录像厅，是24小时循环播放的，白天娱乐片武打片，半夜放各种色情片，随到随看。如果你时间多，能忍受录像厅的空气质量，可以一直看下去，一部电影可以重复看很多次。有些痴迷李小龙的家伙，就是在录像厅学会截拳道。
1991年温州乡村里的理发店（萧云集  摄）不良商家会在半夜播放色情片的时候跟大家加收钱，说放片子风险大，希望大家理解。在温州，嫖妓叫“吃虾儿”。妓女叫“虾儿”。也有人说其实是“花儿”，因为温州鹿城区的话“虾儿”和“花儿”类似，于是花儿变成了虾儿。色情业当然也是夜间经济的一部分。当年的温州和广州，通宵有大排档。若有夜宵习惯，到了北京城发现走二公里都找不到大排档，会气恼得要骂娘。
1993年温州苍南热闹的大排档（萧云集  摄）

从夜生活的热闹程度看，八十年代的温州和广州领先北京十年。那是一种看起来乱糟糟却充满活力的繁华。

当年的北京城，虽然还有些脏兮兮，胡同内的厕所也还是长槽下面一个深坑，但是比温州整洁太多。温州城也有很多厕所，厕所的密度甚至比北京上海多几倍，可是温州人很放肆，总是找个角落就撒尿。夜间活动的人多，半夜随地撒尿不容易被人看到。天亮的时候，某人打开门，会发门口又多了三泡尿。所以在温州的大街小巷，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温州式标语：“在此小便，九代狗生！”“在此小便，十八代老太狗生！”“狗尿远送！”

2、私有化和市场化带来的繁荣

当年，很多人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何作为首都的北京，作为大都市的上海，八十年代的夜生活远不如温州和广州。有人说这是因为北方天气冷，晚上适合待在家里。而南方气温热，适合晚上活动。但是，这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北京上海的夏天也不冷。为何后来十几年，北京上海的夜间经济也突飞猛进？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私有经济和自由化的程度不同。
极具中国特色的筒子楼，是七八十年代企事业单位住房分配紧张的产物（图源  ZOL论坛  nk1424）北京上海多的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那是稳定工作，工作时间短，又是铁饭碗。温州只有极少数人有铁饭碗，多数人都是体制外到处奔波，为了谋生见缝插针，各种挣钱的机会都去做。京城的人，多住单位提供的宿舍楼，大院里就是一个小区。而温州和广东福建沿海的人，没有那么多集体公房，路边的也都是私房，在自家楼下开个店，前店后屋，前店后厂，站在店里就是待在自己家里，邻居朋友都在店里玩，只要没睡觉，店也就一直开着。店经常是夫妻店，一天可以工作十五小时，一个月可以工作三十天。这种传统小店铺，本身就是适合夜间经济的。
2001年乐清开在古宅里的新工厂（萧云集  摄）除了这种临街小店，还有一种夜间经济，是家庭作坊。很多工厂并没有大厂房，但是产值很高，因为把生产分散到市民家里。比如说有一种叫“踏鞋帮”的职业，只要家里摆一辆缝纫机就可以干。鞋厂把鞋帮缝纫工作分包出去，工人在家里干活，不需要去工厂上班，省下很多上下班时间，工厂也省下很多场地和设备开支，减少了雇员数量，成本和生产风险都下降。这种家庭工作的方式，因为是计件工资，想多挣钱就多接单，想少挣钱就少接单，不用承受流水线的枯燥和反人道，不用容忍办公室文化，不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多人为了多挣钱，会在家干到半夜。也有人白天有一份工作，晚上在家再干另一份工作。即使是家庭主妇、退休工人，稍有机会就会接活挣钱。在浙江有很多这种企业，电器装配、线路板焊接、服装缝纫、以及很多可以脱离大型设备的工种，都可以在家工作。
1992年柳市镇繁荣的电器市场（萧云集  摄）更多的自由职业者和斜杠职业者在夜间工作，画图纸，搞设计，谈项目，当家教、办各种课外兴趣班。这些，都是夜间经济。即使工厂的工人加班加点到半夜，其实也是夜间经济。程序员可能抗议996工作方式，但是工厂工人会偏爱天天加班的工作，因为对底层大众，金钱比闲暇更重要。所以，夜间经济的范围，要扩大。无论是加班，第二份工作，还是在家工作，都应该算到夜间经济里去。夜间经济曾经繁荣。为何今日衰退了，以至于要大力扶持夜间经济？

3、为何要大力扶持夜间经济？

与当年乱糟糟的温州城比，如今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温州城更有活力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1991年温州熙熙攘攘的街头（萧云集  摄）那些现代化规划的新城区，夜间经济更有活力吗？显然不是。上海的浦东无论建设得多整齐漂亮，朋友聚会，总喜欢选在老城区，尤其是法租界英租界一带。很多城市再怎么规划，总还得留一条老街当步行街，而这条复古或造假复古的老街，往往是最繁华的。半夜三更还有人逛的，经常是这种老街。为了一个干净整齐的城市，小区开始围起来。走到小区外面需要很远的路，小区外面是一段段围墙和铁丝网，以及汽车飞驰的大路，而不是一间间前店后屋的老式店铺。大量店铺，被集中在现代化的综合体内，比如万象城，万达城，龙之梦。你去这些地方，走路很远，转车不便。据新加坡政府规划官员研究，普通人愿意逛街的距离是徒步走600米以内，热带地区的人只愿意走500米。不超过五百米就有各种生活配套的商业区，是新加坡规划的基本原则。现代综合体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高大上的东西租金昂贵，对环境有严格要求，很多小五金、杂货铺、低端消费品之类，是无法生存的。比如你走遍上海某个大商场，可能找不到买螺丝钉的地方，也没有卖十块钱三件内裤的店。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中产阶级或更高阶层的消费服务的，吃顿饭也比城中村贵很多。对低消费人群，这个综合体就跟不存在一样。而他们喜欢的老式廉价街区，已经被拆光，升级为一个又一个他们根本不愿消费的高端CBD。

这种高端综合体缺乏完整的大众化商业生态。

为了环境干净，房价可以卖好价格，大城市基本上把工厂赶出了市区。这种结构，使大批产业工人脱离了城市生活，只能过工业区生活，而不会成为大城市CBD的常客。把工厂的活分到家里做的工作，在大城市市内基本不存在。由于交通工具的普及，很多人住宅远离上班地点，通勤耗费大量时间，没有精力参与夜间生活。对整洁的偏好，使大城市普遍驱赶自发形成的各种夜间集市和路边摊。为了市容和房地产，各地大量拆除违章建筑，拆除各种城中村和棚户区，改建为现代化规划的宽敞马路，路边和路中间还有栏杆，过马路得走很远的路。这种规划，先天就是不利于夜间经济的。集市的自然生态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越是自然形成的生态，越稳定持久。规划或许能带来一个整齐干净的城市，却很难形成一个舒服的生活生态圈。
1984年温州市区木勺巷形成最早开放的自由市场（萧云集  摄）

拆除一片旧街区或许只需要几天，建造一个新城区也只需要几年，但是那些让人舒服的生活生态圈，却是十几年、几十年才能形成。当年温州城那种乱糟糟的繁华，成为不可复制的传说。

其实夜间经济并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它只是各种自由经济的一部分。这种东西本来就跟野草一样，你不去拔，它自己就会疯长。但是你要搞一个“野草促进生长管理办公室”，发一个《关于促进野草生长运动的规定》，结果可能硬生生把野草给规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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