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禁止高糖饮料广告的国家，新加坡人再也不能喝上快乐肥宅水了吗？

1、新加坡禁止高糖饮料的背景

2019年10月，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高糖饮料广告的国家。快乐肥仔水——经典款可口可乐，再也不能到处打广告。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措施，与糖尿病的高发率有关。新加坡的卫生部部长Gan Kim Yong说，去年新加坡在糖尿病上的花费超10亿美金。这对一个全国总人口只有五百万的小国家，不是小数目。新加坡这样做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一项很慎重的决策。早在一年前，卫生部就推出四条提议：对含糖饮料生产商和制造企业征税 禁止销售高含糖饮料 限制含糖饮料广告强制性标识含糖成分新加坡不仅反对高糖饮料，还反对米饭。2016年，新加坡卫生部官员就说，米饭比糖还恐怖，建议大家少吃米饭。为了提倡健康食品，新加坡政府还拍了个武侠风格的宣传片。
接下来要实行的措施，首先是饮料强制分级，从最健康的饮料到最不健康的饮料，分为5级标记。其中最不健康的E级，禁止打广告。

2、禁止高糖饮料广告有利还是有弊？

高糖饮料是极其让人上瘾的。虽然米饭比高糖饮料含糖量更高，但是高糖饮料对大多数人而言更危险：饮料不像米饭和其他主食那样有饱腹感，不知不觉会喝很多。而且在吃饱饭后，还可以喝很多饮料。限制高糖饮料广告，可以减少消费者对高糖饮料的惦记，减少以它们解渴的次数。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糖份摄入量居于世界前列、糖尿病患病率极高的国家，显然是有利于大众健康的。但是，一些酷爱高糖饮料的人，可能会不开心：他们已经习惯了高糖饮料带来的快感，他们愿意为高糖饮料付出健康的代价，或者自信高糖饮料对他们的健康影响极小。限制高糖饮料，是对他们癖好的冒犯。一旦政府开了这个头，会不会不断扩大他们的权限，比如说增加对高糖饮料的税收导致售价大增，甚至禁止销售高糖饮料而让大众无法享受它们带来的快乐？一些人士对此举表示强烈反对。比如持奥派立场的齐亮这样说：

人民有吃糖的自由——哪怕多吃糖对身体不好。人们有权做对他们身体不好的事情。比如熬夜，吸烟，忧国忧民。父母可以劝阻，国家无权干预。如果打着保护健康的名义就可以干预人们的生活，替人们做主，决定人们可以吃什么可以喝什么该几点睡觉，那这个世界也就不再有自由可言。新加坡的限糖令也许可以让人民的身体更健康，却让人民的自由变得更少。今天可以找个名义限制你吃糖，明天就可以找个理由要求你吃屎。

齐亮认为，限制高糖广告，是对商家经营权的侵犯，以及对消费者主权的侵犯。新加坡政府不是人民的爸爸，不是人民的监护人，无权干涉人民卖糖和吃糖。

3、限制高糖饮料无需上纲上线

我不认为限制高糖广告值得如此上纲上线。新加坡限制高糖饮料广告，并没有禁止大众消费他们，也没有像口香糖一样被禁止销售。
真正热爱吃糖的人，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在便利店买到经典款的可口可乐。甚至在广告方面，也是可以选择的，比如可口可乐可以用它的无糖零度可乐打品牌广告。新加坡政府是有限的，并不会无限扩大。新加坡是议会制共和国，一个rule of law 国家，政府并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只有二千多党员，并没有那么强大，更没有无孔不入的控制力。人民更在乎富裕、稳定、秩序、保障、安全。他们喜欢社会看起来井井有条。与是否拥有销售口香糖的方便相比，人民更热爱廉价上学，廉价看病，廉价住房。所幸的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并不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这个政府几十年来一贯实行低税收、低福利、守契约、法治、保护私产和经济自由的政策。在经济自由度指标方面，一直名列世界前列。这是一个有能力避免民粹压力导致高福利的精英政府。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社会在当代现实中是无法长期存在的，现实社会都是演变而来，有路径依赖和具体情境，它是各种观念和势力博弈平衡的结果。在任何国家，都有一大堆远超禁止高糖广告的类似例子：婚姻法，劳工法，高福利，社保，禁毒，禁止危险品流传，甚至禁止性买卖和赌博。某些国家，比如伊朗和朝鲜，还有严格的话语审核和网络上的管制。与这些相比，强制饮料分级标注、禁止高糖饮料广告，实在不算干涉私人生活的主要事件。与它类似的，是禁毒、禁止香烟广告、限制未成年人吸烟喝酒、强制要求香烟包装盒注明“吸烟有害健康”。这些都是早已司空见惯的实际例子。

4、新加坡在健康医疗方面的成就

新加坡的限糖规定，起因是为了大众的健康，以及减少全社会的医疗开支。
任何一个医疗体系，都离不开管理。行业许可，药物管制，行医执照，医药专利，医保，医疗补贴，通常都是官方主导的。判断医疗和健康方面的干预的好坏，除了民众主观满意度，或许可以用一些更便于比较的指标来衡量。这些指标，主要包括这几方面：医疗开支的GDP占比。人均医疗费用。预期寿命。(综合为医疗效率)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指标(HAQ)。按照《柳叶刀》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新加坡的HAQ得分91，世界排名第22，高于美国(第29)，英国(第23)。医疗健康支出的GDP占比，新加坡4.47%，美国17.07%，英国9.76%，日本10.93%。新加坡远以低于其他同等发达地区的占比，达到很高的HAQ指标，让本国人民为优质医疗花费更少的钱。在医疗效率方面，彭博社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的47个国家中，美国医疗系统因为价高质差，排名第45，几乎垫底。丹麦得分38.1。日本第二，得分74.1。排名第一的新加坡得分81.9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可见新加坡的医疗和健康体系是卓有成效的。这种医疗与健康成绩，离不开“政府干预私人自由”。比如新加坡的烟酒高税收，限制青少年吸烟喝酒，对公民的健身实行补贴，为低收入人群住C类病房提供补贴，打造更多的政府绿道和游泳池、体育中心之类的场所。限制高糖饮料，也是健康相关的政府干预之一。

5、限制高糖饮料，可以视为保护私产

在限制高糖饮料方面，自由主义者看到国家干预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功利主义者看到这种干预对全民健康的好处。如果没有这种干预，新加坡不可能取得医疗效率世界第一的成就。大众对医疗健康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拥有投票权的中低收入人群，不会甘心接受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完全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医疗体系。他们会用选票迫使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提供优良的医疗服务。即使抽烟酗酒、熬夜和吃高糖食品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也会把医疗开支转嫁到本该作为公众资源的医保、税收上去。小众在社会中是没有太大博弈权重的。无论你如何厌恶高福利的医疗和大锅饭式的医保，你却几乎没有能力可以改变，只能接受这个社会对你的强制和胁迫。美国式的有着市场化外表的医疗健康体系，打造了世界上第二高的人均医疗费用。瑞士式的高福利社会，打造了世界上第一高的人均医疗开支。从新加坡的实践看，这类涉及健康方面的政府干预，对降低医疗费用是卓有成效的。与其接受美国和瑞士那种昂价医疗，不如选择新加坡限糖令之类的政府干预。治病的钱总是大众腰包里掏出来的。如果这些政府干预可以减少个人的医疗开支，也可以视为一种间接的私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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