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第一课｜王涌：写给十八岁的法学少年卡尔（上）

这里有从本科到研究生皆适用的法科生指南，这里有法学名师们奉上的知识盛宴。自2017年以来，《法学第一课》指引了一届届法学少年们进入法学的殿堂，探索法学院学习和生活的要义。

又是一年开学季，《法学第一课》2023版也即将出版，让我们重温经典佳作，一同开启精彩法学新篇章！

写给十八岁的法学少年卡尔

亲爱的卡尔：

见信如唔，虽然我们在时空中不可能相见。

我已年近五十，而你才十八岁，十分羡慕。当然，我们是同一个灵魂，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是五十岁的你，你是十八岁的我。

收到此信，你一定很惊讶。我先说说此信的缘由吧。

我的朋友桑磊君嘱我写一篇《法学第一课》，给秋天即将进入法学殿堂的新生，我很犹豫。

恍恍乎，我在讲台上已絮叨近二十年了，好为人师的话说了一箩筐，仅“致新生”之类的文章也有若干篇，实在不愿再作一篇味如嚼蜡的入学指南。

但有些时刻，我想象自己，如果重回十八岁，我将如何度过大学。

夜幕已经降临，夏虫正在吟唱，天空中暗云飘动，就像我逝去的年华。看着如水的月光，她也曾经照耀着我的少年。我禁不住提笔，要给你——我十八岁的自己写一封信。

我不知道称你“卡尔”是否妥当？

我十八岁时，漂亮的大学英文老师要求每人有一个英文名字，我刚读完卡尔·马克思传，于是，就自称为“卡尔”了。

卡尔是我在学术上的初恋情人，我后来爱上了很多人，但我的英文名字一直未变，我只是想纪念我的十八岁，无他意。后来，我发现还有很多叫卡尔的大法学家，就更加珍爱“Karl”了。

也许，你现在叫“汤米”或“威廉姆斯”，如果是的话，还是请你改成“卡尔”吧。

关于未来的遐思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

少年时，我常凝思未来，有奇幻之感。那个哲学老头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的本质是‘向死而生’。”我真不以为然，我以为，至少，人的少年是诗一般的存在，它的哲学本质是“面向未来的遐思”。

12岁时，我曾有一个万年历。它是一个圆形的小塑料盘，淡蓝色。我常常拨到20年后的2000年1月1日，凝神痴想着不可知的未来。未来就是万年历上具体的数字，摸着那数字，就像摸着自己的未来。

后来，我失去了万年历。一个酷热难耐的夏天，万年历装在短裤口袋里，我忘了取出，就直接跳下河里，与呼唤我的小伙伴们戏水了。万年历沉入了翠绿的水底，再也寻它不着了。那是我少年时最懊悔的一件事。后来，在我的意念中，我未来的2000年1月1日就一直在那河底，幽晦得无法穿透。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那只万年历？记得抚摸未来的感觉？当然，现在都不流行说“未来”了，而说“远方”，时间概念转换成空间概念了，仿佛“未来”已经死亡。

思辨的天空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你爱读传记吗？

高中时，我开始读传记，在传记中，看到了人生的生动历程。第一本传记是《黑格尔小传》，因为政治老师说：他是辩证法之父，是马克思的前辈。

我被书中那些哲学思辨的词儿熏陶了，进而造就了我不苟言笑的少年面容。但让我伤心的是，高考政治的辩证法选择题，我依然错得尸横遍野，我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考试与真理之间的鸿沟。

我依然爱黑格尔，若不是黑格尔的中文谐音易被误读，我怕调皮的同桌坏小子奚落，我的英文名字应该是“黑格尔”。

阅读传记就是在心灵中播种。进入大学，我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小逻辑》。我特别喜欢黑格尔讲话的调子，你听他1816年在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史课程开讲辞：

“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现在这股潮流已经打破，日耳曼民族既然已经从最恶劣的情况下，开辟出道路，且把它自己的民族性——一切有生命的生活的本源——拯救过来了。”

我给学生讲课时，从来说不出如此有气魄的话。

你再听他在《小逻辑》序言中所说：“你首先要寻找天国，别的东西也会加上给你们”。

如果你让我在三秒钟内，说出我在大学里最被震撼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会脱口而出地说：“就是这句！”后来，我发现这句话出自《圣经》。跟随黑格尔，我开始在思辨的天空中翱翔。

你知道我后来研究法学的套路吗？是来自思辨哲学。在南京大学法学院研习民法时，我一直在寻找法学家中的黑格尔。书架上一排排法学家的著作，都未能满足我对法律关系本质形式的追问，有的我甚至嗤之以鼻。一直当我读到美国德裔法学家霍菲尔德的天才著作时，我对自己说：“就是他！”其实，他也算是黑格尔的徒孙，他1900年在加利福利亚大学读本科时，导师就是美国黑格尔哲学的代表人物豪威生。

屈指数来，我从1986年阅读黑格尔到1996年阅读霍菲尔德，时间跨越整十年。之后，我从容地进入了分析法学的殿堂。对概念的思辨和对本质的直观，都是我喜欢的游戏。痴迷程度，不亚于你和伙伴们玩“王者荣耀”。

图源：企鹅读书会

你一定要读传记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我希望你读传记。

人物传记是我的指路明灯，我先给你看一下我读的传记书单，这里仅仅是法学家部分的：

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多佐（Benjamin Nathan Cardozo）、洛克（John Locke）、梅特兰（Frederick William Maitland）、霍姆斯（Wendell Holmes）、哈特（Herbert L. A. Hart）、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庞德（Roscoe Pound）、霍菲尔德（Wesley Newcomb Hohfeld）、卢埃林（Karl N. Llewellyn）、道格拉斯（William Orville Douglas）、丹宁勋爵（Lord Denning）、科克（Sir Edward Coke）、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奥斯丁（John Austin）。

这些传记的页眉和页边，写着我的心得。这些传记大多是我和我的学生在企鹅读书会上阅读的，从2004年一直至今，持续不断。我也是在读书会的压力下，读了这么多传记。否则，肯定去忙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事了，教授哪有闲暇读别人的传记呢？

你入学后，欢迎你加入企鹅读书会。不过，那场景一定很诡异：我——五十岁的卡尔，和你——十八岁的卡尔，在教室里讨论一位名叫卡尔的法学家的传记。

我喜欢传记中的故事和细节，它们像浓浓的血浆一样，输入我的血管中，在精神世界中，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无形的参照系，影响了我的日常思维甚至人生决策。有他们的陪伴，我仿佛是生活在一个广阔的时空中。

你刚入学，正是悠闲时，正是发愤图强时。我看到自习室里的新生手捧着《大学生守则》专注研读，在笔记本上摘抄，那虔诚认真的劲儿真让人感动，就像教堂里的圣徒。我在想，那手中的书也是可以换成《亚当·斯密传》或《卡多佐传》的。

大一是心灵的险滩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大学一年级。

大学一年级是心灵发展的险滩期和分化期。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人生的彷徨、思想的矛盾、雄心的勃发、深刻的自卑，此刻都在心灵中惊心动魄地发生着。

你对学术的理想和激情，应在此时被点燃，但大学不会呵护你的心灵。课程杂乱，一开始就向你展现学术被无聊的一面，你找不到心灵上最亲近的导师。你像一只美丽的小海豚，在海面上中吞食着腐败的水草，而最精美的景色和食物却在海底深处，视野之外。每念于此，我便心痛。我担心在大学一年级，你的心犀和慧根被平庸和虚伪阻塞，而无法恢复原状。

启蒙与古典教育

亲爱的卡尔，如果你问我，大学一年级时最需要什么？我会说两个字：“启蒙”。

中学时代，你挣扎在应试考试中，浸泡在道德说教里，天性和才华被束缚得太多，就像旧时小老太的脚被布缠得变了形，与我当年一样。三十年了，中学教育依然如故。大学时，你需要一场启蒙，来脱胎换骨。

你知道吗？我读了《洛克传》、《亚当·斯密传》、《卡多佐传》后，真希望像他们那样度过中学时光。

先看看洛克的中学教育。

洛克最早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是现代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的思想先驱。罗格写的《洛克传》第12页描述了洛克的中学时的学习图景：早晨5点起床，净身沐浴，祷告；6点至8点，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语法，用拉丁文写命题作文，读西塞罗、列维、荷马、色诺芬尼的著作，并高声朗诵。下午，互译练习，将韵文译成散文，将散文译成韵文，或将拉丁文译成希腊文，将希腊文译成拉丁文。放学后，老师再给一个命题，第二天完成拉丁作文，命题如：爱征服一切（Love Conquers  All）之类的题目。虽然洛克后来在《教育漫话》一书中说他不喜欢命题作文，但是，他在中学得到了扎实的古典教育和写作训练，是其成为大师的基础。

再看看斯密的中学教育。

斯密虽然以《国富论》著名，但也是法学家。他的《法理学》同样著名，那是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授课的讲义。斯密童年时，曾有被吉普赛人拐走的惊险经历。中学时，他就读于苏格兰科卡尔迪语法学校。

他所接受的中学教育，注重语言。学校的教育理念源于苏格兰1696年的教育议案，而该议案是16世纪清教徒们改编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修辞学教学。语法学校的教育“使得斯密热爱经典著作，善于修辞技巧的应用，还激起了他对历史的持久兴趣，激发了他想要明智而有风格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

另一位法学家卡多佐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1885年他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是：英语、拉丁语、希腊文与拉丁文诗体、英文写作、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西洋古代史、代数、几何。此外，还有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高卢战记》五卷本、维吉尔的《牧歌》全文和史诗《埃涅阿斯记》前六卷、西塞罗六篇演讲辞、色诺芬《远征记》四卷本、荷马《伊利亚特》三卷本。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大一的课程集中在古代语言的学习上，主要是拉丁语与希腊语语法、诗体和文体。据说，这是一种古典文化教育，构成了整个19世纪英美上流社会人士教育的核心内容。

这里，我就不展示我的中学学习科目了。

小时候，我读课本上的一篇名著，其中有一句特别霸气的讽刺语：“言必称希腊”。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我就将古希腊与教条主义挂钩了。当我真正明白，古希腊和古罗马是现代文明的精神源头时，我的少年风华已经逝去。

亲爱的卡尔，惭愧地告诉你，我现在的知识结构都是残缺的，那是一种难以弥补的后遗症，希望你不要蹈我覆辙。

我甚至在成为教授后，对于民法的发源地古罗马的历史，所知仍然是片言只语。后来的系统认知是在旅游途中，竟然是读了盐野七生的通俗作品，才得以恶补。而斯密、洛克和卡多佐中学所受的古典教育，于我更如遥远的彼岸。这是我内心的羞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是现代文明的精神源头，是法律人和学者的基本素养。如果在欧洲法学院任教，我早就被赶下了讲台。好在，祖国的法学讲台虚怀若谷，只要立场正确，我还是可以苟延残喘到退休的。

但是，你以后的路就不同了，学者之间的竞争残酷，如同古罗马的角斗场，不早早练就硬功夫与真学问，你将是第一批倒下的庸才。其实，多数学者，终其一生，不过是学术战场上的炮灰，这是宿命。但不应是你，你应当成为一流的学者。

亲爱的卡尔，我们还是回到启蒙问题吧。

启蒙当然不仅仅是读斯密、洛克和卡多佐中学和大学读的书。你的“启蒙”是两项：一是不可坐井观天，要有世界眼光，阅读西方经典是必要的路径；二是超越教条的束缚，理解中国问题的本质，要有远见卓识，站在扎实的学识上看清历史方向，把握时代精神。没有启蒙，你必将成长为一种怪胎，像带鱼那样的怪物，细目尖嘴，脑门小，善摇尾。

语言贫乏症与写作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

我在大学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经过了一次强烈的思想启蒙，终身难忘。我的父亲，应该也是你的父亲，看着从大学回来的我，仿佛换了一个人，他也痛苦，因为我的变化几乎颠覆了他对我曾经的教育。我很思念八十年代的思想气质，感谢她重新塑造了我。

我在年轻一代身上看到一种普遍病症，就是语言幼稚贫乏症，它是启蒙缺乏的直接症状。我真心希望，八十年代的思想气质在你们身上复苏。

过去十八年，我观察一届一届法科大学生的成长。虽然个个聪明伶俐，但恐惧于写作，甚至在电脑面前哭泣，也写不出一个字来，少有人有思想有才华写出光芒四射的文章来。即使研究生，也多是七拼八凑的八股文，有血有肉有思辨的文章非常稀缺。

语言幼稚贫乏的确是一种精神病症。这里，我向你推荐意大利法学家和哲学家维柯1707年10月18日的开学典礼演讲，主题很长：“对人类的堕落本性的认识驱使我们把握各门高贵艺术和科学的整个王国”。

他说：“人的堕落，首先是语言的幼稚贫乏。由于语言的幼稚贫乏，无数事物和意境无法呈现于心灵之中，混乱、蹩脚和粗野的语词欺骗了心灵。它导致心灵的弊病，永恒的愚蠢控制着它，事物的虚假印象戏弄着它，草率鲁莽的判断将它推向悬崖”。这段话很深刻。

王涌教授在企鹅读书会上

最近，我读维光先生的两篇文章《当代中国无大师》和《被扭曲致残的治学及写作能力》，我很震惊的。维光先生的学问未见其深厚，但见识不俗。他代表他那一代老人，但后人都在走一样的弯路。这里，说与你听听。

他说：“我们这代人之所以自己写不出好东西来，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基本技能不行，也就是阅读能力，以及写作必须要储存记忆的东西之离基本要求相差太远。这个能力在我们这两三代人那里，由于学校教育及体制的变化，尤其是政治统帅一切对于人们灵魂及其基本感觉的摧残及癌变，让我们已经无法和前辈相比。推崇西方的人既没有阅读西文原始文献的能力，也没有西文的语言思维感觉，只是靠蹩脚的翻译去捕捉似是而非的议论。而谈中国文化问题也没有阅读经典文献、原始典籍的能力，只能依靠基本教科书。”

亲爱的卡尔，他说的对，我们这几代人在治学和写作上确实是残疾人。

我又想到了洛克、斯密和卡多佐，他们受到以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为内容的古典教育，而写作一直是主要训练。我是在36岁时，在企鹅读书会上读到这三本传记的，我震惊于洛克、斯密和卡多佐的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我掩卷长泣，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可以写出《政府论》、《国富论》和流芳千古的判词，而我却不可能。我希望能够提前十八年来读这些传记，让经典从大学开始就充满你与我的心灵，而让那些迂腐猥琐的说教走开。

写作是极为重要的，你一定要高度重视写作。

若从最高处看写作的意义，写作事关知识分子的使命。我最近在读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全书中衷心赞扬中国知识分子的只有一处，那是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极为优秀，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学习像古人一样写作，倡导古文运动，重新拥有了古典美德，拥有了挽救国家的能力，重现了古典写作的清新隽永和高尚道德”。当然，这也不是莫里斯的一家之言，而是史家通识。

亲爱的卡尔，如果今后，在尔軰中难以找到文思深邃、文境高远的法律人，说明这是一代胸无凌云之志的法律人，法学已经沦为谋生的手艺，而不承载知识分子的使命。但我希望你不在其中。

写作的道路在哪里呢？

亲爱的卡尔，我们再回到传记中寻找答案。阅读经典是练习写作的必经之途，但还有许多具体的训练方法，需要悉心揣摩。

斯密就有他独特的训练写作的方法。

斯密受到法国修辞学家罗林的启发。罗林在《文学教学和研究方法》一书中认为：“强调翻译最优美的文章的价值，是培养品味最有把握的方法”。斯密在牛津大学自我指导进行翻译训练，将法语经典翻译成英文，再从英文翻译成为法语，“在不知不觉中体验和捕捉到经典作家的想象高度、写作艺术和思维方式。”其实，斯密在中学时，就已经接受从拉丁文经典作品到英文的互译训练了。斯密的巨著《国富论》每一章都像一篇经典散文，读来流畅清新，毫无聱牙佶屈之感，这是所以传播甚广、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在现当代的法学家中，以文采胜出的，首屈一指可推英国的丹宁勋爵。

你可以读读丹宁。2005年我带学生去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参加暑期夏令营时，图特教授送给我的两本书就是丹宁的《法律的训诫》和《法律的正当程序》。他说：“法律学生要学英文写作，就从丹宁开始吧！”

我也读过丹宁的传记。丹宁少年时在文法学校读书，所学的是拉丁文、法语、科学与数学，他的英文极好，并多次获奖，奖品都是文学经典，如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他本科学数学，之后学法学，最珍爱的却是文学，他的枕边书是英语散文集、《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他退休后所写的系列著作，脍炙人口。李克强总理在北大法学院求学期间，也为之陶醉，将《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翻译成了中文。

你可以从中选一些篇章进行中英文互译，中英文写作必将稳健进步。

如果你问我，对于初学者，写作最重要的技巧是什么？我总结过许多作家的经验，那就是学会简洁。这一招，操作起来很简单，但效果很奇妙。

斯特伦克在《文体的要素》一书中告诫他的学生：“省略冗词！省略冗词！省略冗词！”他的学生——《纽约客》的主编怀特说：“我在写作上的最初的启蒙也是从理解简洁和省略冗词开始的”。文章简洁始有活力，句不应有冗词，段不应有赘句，让字词散发出原始的光泽。

你知道硬汉海明威的写作方法吗？他首先信马由缰地写，然后，就删除冗词，直到剩下骨头为止。

当然，如果你囊中无物，删除冗词后，所剩只能是白纸一张了。

法学家哈特也是有独特的语言风格，非常简练，是早期职业练就的。二战时他在英军担任情报员，工作就是起草电报，形成了电报体。战后，他进入牛津大学研究法理学，依然保持着电报体，精练却略显呆板。

哈特的前辈奥斯丁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担任权益起草人（equity draughtsman），所写的是法律实务中的八股文，例如起草遗嘱。他干了多年之后，就不会写灵动的文章了。他写给萨拉的求婚信，也如律师公函一样死板，令萨拉极为伤心愤怒，差点拒绝他的求婚。

这些都是法学家的教训，好在两位都是分析法学的大师，著作主要展现的是法律的逻辑，不像斯密、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那样，展现的是宏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脉络，否则，哈特和奥斯丁的笔是难堪重任的。

辩论与西塞罗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你一定喜爱演讲和辩论。

开学了，凭你的兴趣和才能，你肯定会积极参加演讲与辩论赛。这里，我给你讲讲英国曼斯菲尔德勋爵的故事。

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是18世纪的英国大法官，他以自己的学识，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判例，将商法精神引入普通法，重新塑造了普通法。

在荷华德撰写的《曼斯菲尔德勋爵传记》的第25页，有这样一段描写他如何学习古罗马演讲家和法学家西塞罗，令我印象深刻：

“曼斯菲尔德酷爱演讲和辩论，在牛津大学醉心于古罗马的演说家西塞罗。他将西塞罗的全部演讲作品翻译为英文，然后，又从英文翻译回拉丁文，一篇也不缺。”

去年我在企鹅读书会和我的学生阅读西塞罗的演讲词，中译本两大册，共807页，如果进行拉丁文和英文互译，那是一个怎样巨大的工程？但是，曼斯菲尔德做到了，他就是要通过一种残酷的训练，拥抱经典，让自己与古代圣人在精神和修辞上融为一体。

我也酷爱演讲和辩论，也曾经夺得过全国辩论赛的冠军，我一直以为自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呢。我读了曼斯菲尔德的传记后，我觉得自己几乎就是辩论场上的小丑。那时，我没有精读过一部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更谈不上将西塞罗的著作在两种语言之间互译。

亲爱的卡尔，辩论与演讲的训练是必须的，无论今后是律师还是政治家，这是精英必备的才艺。

西塞罗作为古罗马雄辩术的先驱，在演讲方面有过各式训练：他经常同他的朋友——杂技团的丑角革尔斯比赛，看革尔斯如何通过各种姿势表达同样的想法，相应地，他自己也使用各种变化的语言来演讲。

我在跟随江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有一天他对我说：“晚上回家，我要背一两篇文章”。我听后极其惊讶。之后，恍然大悟：即使演讲大师，也会暗暗使劲，滔滔口才非天生，皆功夫也。

亲爱的卡尔，我已经和你谈了写作和演讲。你已经看到，写作和演讲都需要阅读经典，需要功夫和训练。但是，现在的大学，只有教材讲解，很少经典阅读，只有考试，很少训练和练功。学习中的重要一环——功夫，只能依靠你自己。

如果你以为大学的目的就是考试，那就真不可救药了。若真如此，你可以烧了这封信，后面的内容就不必再读了。

你要成为一个法学家

亲爱的卡尔，谢谢你没有烧掉这封信，我知道你不是那样浅薄的人，我相信你是有高远志向的人。

说起志向，据我观察，很多学生有做大官的梦想。如果你也有，我劝你尽早放弃。这是一种很荒谬的想法，你将因此心生杂念，荒废时光，早早地将自己培养成太监，人生中的种种美好就被阉割了。

我知道，大官理想在中国学子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人生理想，不做大官何以治国平天下？我当年也有一样的理想。

记得在政治学院的开学典礼上，中央首长致辞，称我们是黄埔一期，我们心潮澎湃，拼命地鼓掌。小伙伴们都觉得：此辈官可至尚书。毕业之后，多数同学分配到了基层，才感到仕途艰险，命运受人摆布，当一个科长都是那么的难啊！我很庆幸我坚定地走向了学者的道路。

我希望你的志向是成为一个大学者，即使以后，你迫于人生的压力，走向法律实务或其他职业，凭着充足的学识储备，你也可以进退自如，从容腾挪，脱颖而出。

关于志向，你读读庞德、霍姆斯和梅特兰的传记。

庞德在22岁时，阅读量和阅读面就相当的惊人，几乎读了拉丁文、德文和英文的值得一读的著作，传记的原文是这样记述的: “a twenty-two-year-old man who had read everything –everything worth reading –in Latin and German as well as English”。

他拼命读书背后，隐藏着一个宏伟的志向。传记又写到：“Behind his rise was ambition. But not for power or wealth. He wanted to be an authority.”说句实话，我对庞德的学问并不看好，但是，他的学术野心让我敬佩。我敬佩那一代美国法学家，都有着伟大的学术雄心，为创建美国法学，人生因此变得美丽而高贵。

再说说比庞德资历更老的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他的父亲是美国著名作家霍姆斯，小霍姆斯希望自己的声名超过他的父亲。大学时，霍姆斯的阅读是相当的吓人。爱德华写的《霍姆斯传》有600多页，传记第116页写道：

His extensive reading and other scholarly activities in the 1860s and early 1870s fully justified the observations by contemporaries that he “knows more law than anyone in Boston of our time, and work harder at it than anyone”.高强度的阅读使得霍姆斯成为那个时代美国公认的最博学的法学家。

这里，我再与你说说英国的法律史大师梅特兰的志向是如何形成的。

他大学时读了萨维尼的《当代罗马法体系》，他说：“是萨维尼向他打开了法律的真正世界，是萨维尼让他发现了认知法律的真正方法”。梅特兰对萨维尼像初恋一样痴迷。他翻译萨维尼的著作，虽然是片段，也未发表，但他内心的法学之火被熊熊点燃了。

我也希望你在大学时光，遇到让你痴迷的法学家和法学著作，就像遇到让你痴迷的女孩子一样重要。

对于未来的职业选择，许多具有极高才智的人，最终是放弃律师职业的，而选择学者生涯，或从律师职业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前者如梅特兰、道格拉斯、哈特，后者如布兰代斯。

梅特兰对于律师职业的成功并不看重。我手中有一本1910年出版的费西（H.A.L.Fisher）撰写的梅特兰传记，书脊已经脱落，页面泛黄，传记的第23页是这样描述梅特兰的想法的：“Success at the bar would mean the surrender of the reading which had become very dear to him, and yet his ambition desired success of one kind or another.”他是如此地珍爱阅读，而律师职业必将牺牲阅读，他内心的野心是做一名大学者，志向十分的坚定。

再说说约翰·奥斯丁，奥斯丁的时代尚无大学法学院，他从军五年后，进入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那时，他向同侪宣布：他的理想，不是做一名律师，而是要研究法律的原理。

当然，奥斯丁后来没有他那做律师的哥哥（Charles Austin）有钱，他哥哥成为伦敦数一数二的有钱律师了。奥斯丁学识渊博，但没有财务自由。他曾对他的妻子萨拉说：“如果每年政府给我200英镑，我用两年的时间闭门研究，我就能研究透整个犯罪领域，并且起草一部刑法典”。我读他的传记至此，不仅慨然，但丝毫不为他的人生选择惋惜。没有奥斯丁，英国的法学还将在昏暗中摸索很长时间。

我读的这些法学家的传记中，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少法学家立志学术，心怀天下，很早就放弃了结婚的计划，孑然一身，例如洛克、斯密和卡多佐。不过，斯密和卡多佐也不孤独，斯密和母亲一起生活，卡多佐和姐姐一起生活。当然，我说这些，不是劝你不考虑婚恋。勿多想。

未完待续……

王涌

江苏省盐城市人，1968年11月出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商业法学会副会长。

1986年毕业于江苏省盐城中学，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1990年毕业后，在江苏省盐城市地方政府部门工作。1993年至1996年在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经济法硕士。1994年代表南京大学参加长虹杯全国高校电视辩论赛，获冠军，并拜识总决赛评委主席江平先生。1996年至1999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跟随江平先生攻读民商法学博士学位。1999年毕业留校教书至今。

自2003年起，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英国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日本青山学院大学访学。自2004年起组织企鹅读书会，迄今已举行340期。代表学术作品:《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文摘自《法学第一课》，桑磊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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