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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全球化可能会走向精神分裂
本文5487字丨8分钟阅读整理丨张明责编丨朱珍
一、疫情推动观念逻辑的演化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次大瘟疫。
病毒、瘟疫与人类的秩序是长期共存、长期演化的。而且我们发现，从古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次出现重大的疫情，都会推动人类秩序出现比较大的演化。
演化一方面是人们的行为逻辑以及一些公共治理层面的变化，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观念逻辑层面的演化。
比如1347-1353年的欧洲黑死病，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
黑死病对当时的欧洲社会冲击极大，同时对人们的观念冲击也极大，推动人们开始对“什么是人”，“什么是人要追寻的意义”，“什么是人称其为人的价值”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反思。
反思的结果就有了后面的文艺复兴。
疫情推动观念逻辑的变化，推动的核心不是基于科学理性，而是基于情感的。
这种情感性的变化有可能促使人们对于“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意义”产生一种全新的想象和理解。
基于这些全新的想象和理解，有可能会促使人们提出过去所不会提出的全新问题，进而给出过去所不能给出的答案。
实际上整个科学革命史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演化过程中的。
情感的核心是对于价值的重新认定：究竟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有意义。对于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里面，最根本的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
“我是谁”的问题里同时包括了“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我认为什么才是好的”这一系列内容。
人们不会每时每刻谈论“我是谁”这个问题，但它会很具体而细微地呈现在人们习惯和愿意接受的生活方式当中。
二、贸易战中的观念逻辑演化
在贸易战里，我们可以从很多个角度把这个问题往深里分析，疫情只不过是把贸易战中的一些演化逻辑进一步往前推动了。
贸易战发生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层面而言是中国的经济成长导致超过一半的中低端制造业从美国转移出来。
中低端制造业本来就不是美国的优势，也不会再有人愿意在美国投资中低端制造业。这就使得美国原有中低端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流失到中国，产生很多失业问题，进而引发社会问题。
如果找不到好的办法消化这些社会问题，就有可能引发别的问题。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已经发起一些谈判邀约，试图通过新的贸易机制让中国获得的贸易红利回流，让美国获得某种应对社会问题的财政方案。
但是中国一直不怎么接招。美国只能动用别的手段，于是就选民粹主义者上台，就有了特朗普总统和他的一系列贸易战的政策。
从社会结构变化层面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战背后一系列的底层原因。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是谁”这个问题同样在贸易战当中也会呈现出来。甚至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问题继续往前推导，会发现所谓的“逆全球化”也是跟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
之所以“我是谁”这个问题会与贸易战结合在一块，就是因为今天全球各国彼此之间的经济已经相互高度渗透了，以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很可能较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所熟悉、所习惯、所喜欢、所珍视的那些生活方式。
因为“我的生活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定义着“我是谁”，定义着“我所珍视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之下，感觉到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受到挑战，就有可能产生一系列的政治性动作，最终会在政治层面表现出来。这次表现的是贸易战。
贸易战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所重视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与中国不一样、不一致，于是它尝试在经济、政治、贸易各个层面脱钩，以免因为经济层面过度的相互渗入使得“我被你所改造”。
关于“珍视的生活方式感觉受到挑战”，给大家一个案例。
2019年7月，美国加州通过法案，禁止人脸识别技术被随便应用。之后，美国很多个州都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对于他们而言，可以为了隐私放弃很多便利。但中国这边正好相反。
美国人脸识别技术所依赖的很多硬件都是从中国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会质疑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等硬件厂商可能会为虎作伥，助长美国侵犯隐私的主体企业的气焰，因此必须把这些厂商排斥在外。
尤其在信息技术时代，做底层硬件的厂商可以拿到所有数据，而且数据完全不受国界所控制，可以穿透国界、来回流动。此时，一个国家的内政就有可能基于这一系列东西对国界的穿透而更加深刻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所珍视的价值。
这种情况下会进一步带来的效应，就是对西方来说，“我是谁”这个问题，他们会很深地感受到挑战。
如何回应这个挑战？那就是尽可能和你脱钩。
具体表现脱钩的手段，一方面是类似于打击华为，纯粹针对一个企业进行点杀；另一方面是贸易战，加大一系列的生产成本，使得企业有可能被迫往别的地方转移。以这种方式来解决经济穿透国界有可能影响生活方式的问题。
很多人把贸易战解读为纯粹的经济过程，或者是修昔底德陷阱，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还有更底层的两种自我认同的“我是谁”、“珍视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对峙。
不把这一层挖掘出来，贸易战的很多问题是解不开的。
三、贸易战与疫情后的世界秩序演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各国是在产品层面进行分工，我生产汽车、你生产计算机、他生产医药，然后咱们交换。
而今天，各国是在工序层面来分工，我生产汽车的一部分、你生产汽车的一部分、他也生产汽车的一部分，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汽车。计算机也是同样的分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一个复杂的产品从最初的零部件到最后的终端产品生产所经过的所有的空间称为经济空间，那么，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在今天已经高度不重合了。
政治空间以国家为单位，而经济空间是由企业主、企业家、商人运转起来的，是高度穿透国界的存在。
这种不重合产生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关系，因为是另外一种关系，所以会有溢出的效应。
这就会带来一个结果，疫情之后的世界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呢？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疫情之后的世界秩序有可能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秩序。
在经济层面上彼此之间的依赖越来越深，但是这个依赖却不是国家间的依赖，而是因为企业、商人形成的依赖，并且要转移、撤走的成本非常之大。我不认为转移、撤走中国有那么大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仍然会持续甚至会往深了走，但这些与国家无关，都是企业、商人层面的活动带来的效应。
政治全球化有可能会出现退潮，各国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会越来越深。而这种不信任又是基于彼此之间对于“什么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价值”，对于各自珍视的生活方式不认同，于是政治全球化就会越来越撕裂。
经济和政治就会出现非常拧巴的状态。拧巴的状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彼此之间会发生很大的张力、矛盾和摩擦，有可能发生政治全球化的倒退，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很极端的表现。
在极端表现之外，政治全球化倒退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次，每一次的结果都是政治被迫适应经济来调适自身。
与历史上的案例相比，新冠肺炎疫情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古巴危机、苏联解体、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等对比，就是毛毛雨。
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让大家感触非常之深，觉得在不断地见证历史，可能多半是这些年承平日久，我们已经见不得风浪了；另一半是我们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出不去，觉得这简直就是在见证历史。
实际上跟历史相比，今天仍然是太平盛世，仍然是承平时代。会有全球化在政治层面的倒退，会有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摩擦，但这些摩擦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全球化每一次往更深里走，从来都是危机驱动的。
所谓的危机不是说世界玩不下去了，而是说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之间出现一个巨大的张力，这个张力就是危机。
张力最终使经济往前走得更远，最后拉动政治不得不跟上。政治跟上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开始发生观念逻辑演化、转型的过程。
今天我们感觉中国和世界彼此之间对于相互在价值层面上，对于彼此所珍视的生活方式层面上有很多不一样。对于这些不一样，有些人甚至把它上升为文明的冲突，因此普遍秩序是不可能的。这些其实都是在乱讲。
文明再怎么不一样，大家最终仍然都要在同一个地球共存。
只要共存总会有打交道，就得有超越彼此之上的行为规则，而这些行为规则一定是我们未来能够发现的、新的治理秩序和新的生存点所在。
问答部分
答：政治为什么要适应经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或地理大发现以前，各个国家都是传统经济，基本上都是庄园、农田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
自给自足的状态意味着国家财政所能获得的也就是向本地的庄园收点税，财政能力与土地规模、人口规模大致可以成正比换算出来。
但是地理大发现之后，人们忽然之间都被连入到全球性的世界市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到世界市场的概念）。连入世界市场，各国的经济都不再由本国的小农决定了，实际上是要受制于整个大的世界市场的波动。
雇佣经济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因为当时有大量的海外白银流入，西班牙人从美洲采出来然后通过菲律宾到中国采购丝绸，刺激江南的经济，于是雇佣劳动开始出现了。
为什么雇佣经济到后来玩不下去了呢？
因为1618年到1648年，欧洲发生了三十年战争，被称为最后一场宗教战争和第一场国家间战争。三十年战争的主角就是西班牙，白银就不再流向中国而是流向欧洲，用于军费去打仗。结果导致中国突然出现白银的短缺，短缺带来了经济萧条，进而导致军费不足。
做不到就意味着，世界市场决定着国家的经济逻辑，经济逻辑决定着财政能力，财政能力决定着国家在政治上会怎么运转。
所以说，经济会引领政治方向，经济和政治之间可能会有摩擦，但最终还是政治顺应经济。
政治与价值观有什么关系？
答：政治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写的一本书《枢纽》里谈论的话题之一。中国人经常会误解，以为政治是宫斗。
真正的政治实际是给定的一群人寻找如何共同地过一种正义的生活的方式，如果找不到，就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奴役。
政治的前提是众人要接受我对众人的治理。为什么众人会接受？因为我在代表众人，众人委托我治理。接受的前提是众人认同，我跟众人是共同体。所以政治的前提是先把共同体打造出来。
共同体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现在有个流行说法：想象共同体。
想象共同体是通过讲一套故事来让一群人产生彼此之间的认同感。故事实际上就是共同体（或政治体）的精神内核所在。
故事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它的政治哲学，就是“要过一种正义的生活”，什么是正义，这是由政治哲学给出的。
然后“要共同的过一种正义的生活”，共同的心理边界是由历史哲学给出的。
政治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不是政治塑造价值观，应该反过来。
我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要问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要讨论的对象在实然层面上它究竟是什么样？
第二，从应然层面上，这样的一群人是如何被凝聚起来的？
如何被凝聚起来，取决于故事，故事给了他们一套彼此互相认同的精神内核。基于这个精神内核，他们开始作为一个共同体行动起来。
既然是故事，意味着它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彼此之间不可通约这事实际是不存在的，它取决于故事里面的叙事结构彼此之间是否能找到可以打通的地方，这个完全能找到，只是今天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没人去认真找而已。
价值观层面的冲突是否意味着无解了？
答：价值观层面的冲突是否无解，我刚才已经部分回答这个问题。价值观基于故事，而故事不是本质性的存在，彼此之间并不是绝对意义上不可能通约，通约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只是能否找到而已。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无解。
另外，利益一定是可以交换的，不可交换的不是利益，价值观才是不可交换的。
比如无人驾驶、大数据、人脸识别等等背后都是数据，这些数据本身都是有价值的，有价值意味着应该是可交易的。而可交易是否只有中国人想买，外国人不想买，这是不可能的。可交易后面紧跟着的问题是，交易机制是什么样的，交易机制是由国家来主导的，还是纯粹的民间的、商业的过程。
前面已经谈到，各国之间的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已经高度不匹配，高度不重合了，经济空间极大程度地穿透国界了。在这种情况下，数据交易的一系列过程，它的交易机制完全规避掉国家是做不到的，但是相当程度上尤其是在不敏感的数据层面，在国家之外另成立一套交易机制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
还有非常重要和有意思的一点，有人经常说资本是独立的，商人没有价值观、不流淌道德的血液；也有人说，商业是最大的慈善，会带来就业和财富的普遍分享。
但在这之外，商业还在另外一个特定意义上是最大的慈善，所有的商业都是有商业伦理的，并不是说给了钱资本就挣，有些钱资本也是不挣的。
有钱就挣的商人最终是走不远的，能走远的一定是有商业伦理、商业持守的。商业伦理从近代以来也是在不断地迭代和演化。
最近我关注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商业伦理，是“杨安泽方案”，他提到，只要一个人在生产数据，他就应该有资格去参与分红。
今天有了区块链等，在技术上实现并不困难，接下来就可以形成：因为大的网络公司的存在，使得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机制开始出现，进而使得数据的价值有可能变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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