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政 萧强 张建东 张晓露 姜连根 赵彦宏 生鸿丽 胡廷楣：上海历史视域中的围棋文化
本文是课题组对上海历史视域中围棋文化现象的讨论摘要。
上海是中国围棋在近当代的重镇。围棋由江南腹地移民带来上海，长期受到江南文化熏陶。上海近现代城市和经济的三次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第三次转型，是文化发展重要的推动力.
围棋文化是上海围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与时俱进，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上海文化特征。
移民，江南围棋影响上海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我们研究发现，移民是上海围棋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东汉末年，江东贵族“顾陆之裔”移居上海。上海史家的共识是，陆逊和顾雍是由江南腹地迁徙至上海地区最早的移民。
据《上海史》考证，陆顾两姓，本是吴郡吴县的贵族。陆逊率幼子移家于华亭，因擒关羽立功，封为华亭侯，第二年晋封娄侯，即以亭侯升为县侯。以顾雍为代表的顾姓一支居于亭林，被称作“亭林顾氏”。顾雍早年还当过娄县令。陆顾两家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其家族后人在朝为官者，不下数十人。
围棋可作两大家族影响上海文化的早期象征之一。这也是江南围棋文化对上海影响的开始。
公元214年，吴尚书令顾雍（168年—243年）的长子顾劭在豫章太守任上去世。顾雍正召集下属聚会，豫章有送信人到，没有他儿子的书信。顾雍当时正在下围棋，虽然神态不变，可是心里已明白缘故。他强忍悲痛，“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公元236年，孙权北征，使吴将陆逊（183年-245年）与诸葛瑾攻襄阳。陆逊遣部下韩扁给孙权送信，韩扁返回时，被魏军巡逻的士兵抓获。诸葛瑾闻后，心中甚惧，给陆逊写信说：“敌人捉住韩扁，完全掌握到我们的底细。而且现在江水干涸，应当赶紧撤军。”陆逊未予回答，只是让人种菜点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吴志·陆逊传》）
两段故事都不是在上海土地上发生，但陆顾两人，当时已经是上海人。如今，上海嘉定区有华亭镇，松江小昆山有纪念陆逊之孙、文学家陆机、陆云的“二陆草堂”。亭林镇现属金山区管辖，普遍认为当地顾姓为顾雍之后。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即是亭林人。
宋以后，围棋由宫廷走向民间。明末清初，靠近京杭大运河的杭州、扬州，以及物流枢纽苏州，已经形成了最繁华的城市群。带动了附近的经济，整个江南，成为中国最繁华富庶之地，随之带来文化上的精致优雅。这也是中国古代围棋全盛时期，江南已经成为中国围棋大本营。
在晚清棋评家邓元鏸(1848——1925)编制的《国朝弈家姓名录》中，清朝共有九位“超凡入圣”“夙负重名”的“大家”。施绍闇（字襄夏号定庵·海宁）、范世勋（字西屏·海宁）、徐远（字星友·杭州）、陈毓性（字子仙·海宁）四人，籍贯都在浙江。程兰如（歙县）、梁魏今（淮安）、黄龙士（泰县）周东侯（六安）和周小松（扬州）五人，都是江南附近人，成名后活动区域经常就在江南。
徐星友、程兰如、范西屏、施定庵、陈子仙、周小松都曾经来过上海地区，或交流棋艺，或课徒著述。他们的活动，可以视作江南围棋文化对上海的熏陶。
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启海禁，雍正年间（1729）海禁完全解除，处于江南边缘的上海迎来了发展大机遇。嘉道年间曹晟（sheng）《觉梦录》评说：“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机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 随着苏松太兵备道衙门移驻上海，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设立上海英租界。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历史学家观察到了晚清上海的两次都市转型。一次是以开埠为标志，上海由区域性港口城市，转为以外贸为主导国际性贸易城市；另外一次是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起点，上海从商业都市转向工商都市。至1910年，上海人口已经接近130万，远远超出江南其它都市。
其时，战争频繁，江南在战火中日渐衰落，中国围棋也进入至暗时代。棋手对社会的荣枯盛衰有着独特的敏感，唯有进入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才可能广泛接触各层次的棋界支持者。在资金和难民纷纷涌向上海时，不少围棋名手也加入移民队伍，寻找生存空间。江南围棋的重心，也逐渐东移至上海老城区和租界。
对于上海这样传统围棋文化相对薄弱的城市，移民棋手是上海围棋生力军。林诒书、姜鸣皋、王彦青、范楚卿、何星叔、吴祥麐等，都从各地移居上海，或在上海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京棋手吴祥麐（1880-1946）。
吴祥麐少年时受周小松的学生李祥生指导，可称周小松再传弟子。成年后寓居上海。他曾与高部道平累战百局让子棋，是与高部对局最多的中国棋手之一。
他与棋友黄瀛仙合编的《周小松受子谱》，书末附有一些棋谱。其中吴祥麐与张乐山对弈十局，有五局置有座子，另外五局废止座子。吴祥麐和与陈子俊对弈六局，有四局废止座子。张乐山、陈子俊和吴祥麐无疑都是中国棋手废除座子的先行者，因此这些对局极具探讨价值。
张吴对局和陈吴对局都弈于上海。赵之云考证，张吴对局在1910年底张乐山到上海，至1912年张乐山在上海去世期间。陈吴对局，系在“辛亥”，也就是1911年。早期废止座子，中国棋手间对局应该还有一些，但可考证地点和时间的棋谱，目前仅有这九局。
在这些棋谱中，我们既能够看到当时流行的布局，同时也读到匪夷所思的开局下法，例如吴祥麐第一手下在右边“十·3”位置。在座子时代，国手徐星友已经批评过这样的起手“不正”。吴祥麐当年刚满三十岁，在废除座子的对局中，内心当有自由探索的欲望。他是中国围棋的除旧革新的先行者之一。
吴祥麐是有性格的人，徐润周《围棋叙事诗》记载：
性放旷不修边幅，每日午后赴茶楼，借指导棋得资为活，半天对局不少憩。晚间至老宝和酒家谋醉。当酣饮自适时，斜身木塌上，引吭高歌。
吴祥麐对探索新法非常执着。他的主要作品，集注于中国棋手亟须解决的布局研究。于1922年编译出版日本中川龟三郎八段的《布局详解》，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日本棋书译本。以后，他还编译了本因坊秀哉的《围棋布局研究》。后人能够从他的译著中，体会他借助日本经验，推广围棋新观念的努力。
棋社，民国围棋之特色
民国围棋，人们常常称赞“北段南张”两位活动家。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北段”段祺瑞和“南张”张澹如，具有不同的文化属性。段府的围棋活动有浓郁的官僚色彩，与历代王公贵族风格相似，出资招募棋客于门下。张澹如主持的上海围棋研究社是一个社会团体，他本人是一位民族资本家，他注入棋社的是商业资金。
况且张澹如之前，曾经有过“上海围棋社”。
1915年，在沪中日围棋界创办上海围棋社。订立章程二十二条，有指导、集会、竞赛、分级等规划条目。发起者日方长滨彻斋、山田纯一郎等，华方黄兴、张人杰（静江）、徐谦、许崇智等。
（徐润周《围棋纪事诗》）
黄兴和张静江的围棋故事还有后文。
1915至1916年，黄兴在讨袁之役失败后，奔走中日美之间，曾在日本向濑越宪作五段学围棋，被授七子。张静江也从长滨彦八四段学棋。
（赵之云《早期中日围棋交流》）
早期革命者中喜爱围棋的人物不在少数。孙中山、宋教仁、李济深和胡汉民等都对围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上海孙中山纪念馆珍贵的文物中，就有一副日产围棋。
上海围棋社应是第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中国围棋社团。上海围棋社由革命先驱发起，一改棋手在江湖单打独斗之风。黄兴（1874-1916）是勇猛的革命军将领，与孙中山并称孙黄。张静江（1877-1950）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同时他也是南浔丝商巨贾之后，具有江南背景的民族资本家。
上海围棋社存在时间较短。黄张诸人皆同盟会要人，志在革命，奔走国事，虽挂名社籍，无暇参与常会，不久便无形解体。
徐润周评论其：“规模略具，开后来中日陆续在沪设立棋社之先路”。
上海围棋研究社沿袭了上海围棋社的结社形式。
张静江之弟张澹如（1882-？）在沪经营丝盐贸易，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新闻报》副刊曾报道，张澹如“慷慨好客，谦恭下士。故海内善弈咸集其门，以为一识荆州，荣于万户封侯也”。
徐润周《海上棋坛杂忆》记载：
静江棋艺不弱，与日本棋手高部道平受四子，寓居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旧式石库门，屋宇逼仄，有时招待中日棋客，其两腿瘫痪，不能起立，在室内坐轮椅而行。其弟澹如与高部受二三子。静江宅内棋会，偶尔举行，而澹如便扩大规模，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自建洋房内招待棋友，从下午二时起，供应丰盛晚餐，来者不拒。但实际上亦以高手及知名人士为限，一般群众无从问津。
他资助围棋，延续时间有二十年之久，不惜钱不惜力，不求回报。
据老一辈传说，当南张全盛之时，每月用于围棋的资金不下数千元，有时甚至高达万元。这听来难以置信，但南张在当时富甲全国的上海多方开展围棋活动，用费几倍于北段是完全可能的。
（赵之云《桐城大将》）
张澹如也是棋手，他拥有日本棋院和濑越宪作赠与的专业段位。上海围棋研究社出版书籍杂志，交流棋谱，组织比赛，运作十分内行。对于新法推广，以及棋手水平的提高，则更为细致具体。
浦东棋手陶审安（1894-1926），自学成才，是向日本学习的重要中国棋手，曾奉日本名手铃木为次郎为师长，并与之讨论《围棋十诀》。陶审安深为张澹如欣赏，可惜英年早逝，留有遗著《东瀛围棋精华》，精选日本名局三十六谱，加以评论。张澹如特意为此书撰写序言，并出资自任“付梓人”，委托日本东京高桥印刷所刊印。是当时刊印棋谱中最精美的一种。
嘉兴名手王子晏（1892-1951）初到上海，张澹如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挂名支薪，王子晏成为从事棋艺的“专业”棋手。居于浦西的王子晏与居于浦东的陶审安曾经下过以信函往来的“通讯棋”，1922年8月至1926年3月，前后历时三年零五个月方告结束，一时传为美谈。
张澹如还创办扎金花组织，邀集新老棋手会弈，并设对局彩金。这是上海早期有奖金的“棋会比赛”，对于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高手，可谓雪中送炭。
上海围棋研究社已经初具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海派文化特点。
张澹如接待过不少日本棋手，并支付高额对局费用。日本棋手与中国棋手下了大量让子棋。据《中国围棋史》的资料统计，除高部道平从1909至1924年间屡次来访外，有四十余批次的日本有段棋手访华或者在华逗留。中日棋手在上海的交流有二十余批次。其中有本因坊秀哉名人、濑越宪作、木谷实、桥本宇太郎和吴清源。还有一些棋手，居住上海达一年以上。为提倡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张澹如还有意识地广收日本棋谱，供棋手参阅。
张澹如聘请刘棣怀、雷溥华、王幼宸等名家担任指导。在自我修炼中，不断提高棋力。
1919年广濑平治郎和岩本薰师徒同访上海，当时上海名手张澹如、潘朗东、吴祥麐，都要被广濑平治郎让三子，被岩本薰让两先。
时隔十年，1929年7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师徒访沪，王子晏执黑对桥本，一共下了三天，耗时十五小时，以和局告终。1920年至1930年，王子晏在上海与日本棋手对局51局，胜34局，负12局，虽然对局者多不是日本的高手，但在当时，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据围棋史家赵之云记载，1930年7月至8月，篠原正美（四段）、小杉丁（四段）等联袂来沪。王子晏、潘朗东、刘棣怀、魏海鸿、陈藻藩、张澹如等执黑先行，竞争激烈，屡次出现一局棋连弈两三天的现象，胜负之数往往在毫厘之间。可见中国一流棋手已经对日本四段职业棋手构成威胁。
张澹如虽是精明的商人，全盛时产业规模巨大。但时局不稳，他的经营不止一次陷入低潮。他在进行围棋活动的同时，周旋于商界，有一段时间还为躲债而东奔西走。约在1933年间，张澹如在房地产业方面栽了筋斗，再也无力为围棋活动提供资金。上世纪四十年代他体弱多病，遂闭门谢客，后迁离上海。
除张澹如之上海围棋研究社外，沪上先后还有吴祥麐的听秋弈社、顾水如的上海弈社、王子晏的正风棋社、张恒甫的豳（bin）风弈社以及知音集团棋部、星期棋会等，这些棋社棋会，不仅是棋界人士交往之处，有的还是围棋教育场所，学生间开始有了级位制。一些棋社还通过出版杂志和在报纸上发表棋局和短文，积极推广围棋。1937年1月，由豳风弈社改组的上海中国围棋社编印《中国围棋月刊》，在全国20个城市出售。《月刊》前后仅7期，因抗战全面爆发，戛然而止。
“文革”，围棋的特殊年月
1966年，“文革”来了。
《围棋》杂志因为发表过国外对局，引进过国外技术经验，被扣上“卖国投降”和“资本主义”的帽子。因为回顾中国围棋历史，被扣上“封建主义”的帽子，因为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被污蔑为“招降纳叛”的“裴多菲俱乐部”。
1966年春末，《围棋》杂志开始以大量篇幅转载中央社论。到第十期，不得不停刊。
专业棋手
专业棋手的训练被停止了，围棋训练在“文革”中出现了不该有的断裂。
当有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要撤销围棋等项目，周总理明确回答，围棋有对外交流的任务，不能绝种。后来又有人打报告提及要撤销围棋，周总理批示，“围棋不是撤销的问题”。
以“文化革命”的名义，围棋训练终于下马了。因为上海革委会拒绝接收，于是在北京的上海围棋手陈祖德、吴淞笙、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和王汝南、黄德勋一起，与体委干部们，卷起铺盖去了山西长治的屯留县。
四个月后，他们七人从长治调回，暂时留在北京第三通用机床厂，人称“七君子”。
陈祖德、曹志林是模具钳工，吴淞笙和王汝南是维修钳工，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是机加工。在三通用，他们工余自己训练，还和工人下棋。从黑龙江回京的聂卫平，经常在晚间到来，有时一周来四五天，每一次都要下三四盘棋。他们每个月都要买上一大堆邮票、信封，和全国各地的棋手、围棋爱好者保持联系。陈祖德和曹志林、邱鑫还曾经到清华大学，和师生对弈。
有一次，陈祖德打听到多年未见的陈毅元帅在301医院住院。他们想，只要元帅出来振臂一呼，围棋就会恢复。于是托护士传话，说陈祖德等棋手想要见见元帅。不料陈老总的回话是：“我不认识这个人，我记不得他了。”棋手们后来才明白，身处“二月逆流”险境的陈毅是在保护他们。
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临终前特地嘱咐夫人张茜，一定要通知陈祖德参加遗体告别。正在工厂挖防空洞的陈祖德接到国家体委的通知，飞跑在街上，跳上一辆公共汽车。他来不及换下沾满泥土灰沙的工作服，口袋中竟然没有买车票的几分钱。
他在301医院告别了陈老总的遗体，第二天又参加了追悼会。对于当年的棋手来说，陈毅的去世，犹如“世界冰凉了，天空黑暗了”。追悼会回来，陈祖德坐的是体委主任、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的车，陈祖德泣不成声，李梦华安慰他：“以后好好干。”
陈祖德等七人，是“文革”中棋坛的特殊存在。他们自觉担负起围棋“种子”的历史使命。
陈祖德等曾经贴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字报，要求恢复训练。在全国围棋偃旗息鼓的时候，他们曾经给中央和各地的老干部写信，希望他们支持围棋活动。这些信件，大多数石沉大海，不过陈祖德和吴淞笙给河南刘建勋书记的信有了回音。罗建文等四位棋手去了河南，后来河南出了刘小光等围棋新秀。
国家围棋队命运多舛，即使恢复训练后，还有两次濒临“下马”的险境。
1975年，国家体委将撤销围棋项目。陈祖德立刻找到吴淞笙、华以刚写信，加上罗建文、王汝南和聂卫平联署，上书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陈毅的儿女转交了这封信。邓小平很快作了鲜明有力，毫不含糊的批示。
1980年初，风闻国家集训队又将被撤销，陈祖德拿了棋手们的信件，去找国务院副总理、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方毅。方毅回答：“围棋事业不但是周总理、陈老总生前关心的，现在邓小平等很多领导同志也关心。围棋是广大群众所爱好的，是最高级的娱乐，要撤销是不对的。”病中陈祖德再一次上书邓小平副主席，邓小平看到信后，不但对围棋事业十分关心，而且还对陈祖德的健康状况作了批示。
业余围棋活动
“文革”期间，304棋室和襄阳公园都不能下棋了。爱好者们惶惶然，像失去了家的孤儿。
朱唯力在《上海滩棋人棋事》中，曾经回忆当年棋迷们一路辗转，寻找下棋的地方。静安棋室、小新城棋室、桃源茶馆、五福楼茶馆、沪西工人文化宫、通北路茶馆、公平路茶馆……最后上海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对公众开放下棋的地方，只能去爱好者的家中下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以棋友赠送的折叠式棋盘，把围棋带到了遥远的农村边疆。赴安徽、江西和云南的知青，有业余段位的棋手多达二十余人。甚至某省围棋队，大多数都是上海知青。
“文革”期间，正常的出版停滞，围棋书奇缺，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棋谱手抄本和油印本。
上海62中学高三语文教师陈苍麟是《汉语大词典》编纂者之一，唐代诗人李贺研究专家。他也是一位棋迷。
“文革”开始时陈苍麟已年近退休，他设法借来许多日本棋书，靠着《日汉词典》刻苦地翻译日本名局。每局都分谱，有参考图，一局棋要花费他十几个日夜。经过前后十年努力，他收集棋谱670局，取名《弈战欣存》。1973年，围棋项目恢复后，这些棋谱被不少教练和学棋的少年借阅手抄，他只好搞一本借书登记簿。
退休之后，陈苍麟还去小学担任围棋教练。以后在中国棋院办公室任职的华伟荣、国家围棋队领队华学明兄妹，就曾经是他的学生。
为新上海围棋作出重要贡献的新四军老干部，也依旧在一起下棋。
“文革”期间，在上海的原新四军老干部几乎全部被打倒，后来处于无所事事的“靠边站”状态。许多人便经常到画家赵坚家去下围棋。“文革”前，赵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副总编，“文革”一来，只好搁下画笔了。
赵坚住在中南新村，周围住着不少老战友和老棋友。当时去他家下棋的有姚耐、宋季文、姚力、张璧、吴强、曹未风、巢峰、陶毅等新四军出身的老干部。
（朱伟《上海滩棋人棋事》）
“文革”前已经在上海少体校集训的年轻棋手谢裕国、吕国梁、杨以伦、韩启姚、宋濂溥、潘秋荣、戴庆中，人称“七兄弟”，这时都已经分散到上海各厂。围棋依旧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每逢周日，他们都去教练林勉的家中，进行循环赛。经常去观战的还有前辈棋手王幼宸，此时王老已年届八十。集体研究式的训练，仍在继续。
“文革”中的围棋活动，为什么遭受打击而依旧顽强地生存？
从文化的角度看：
围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经历了数千年的沧桑起伏，流传至今。它的存在，具备文化上的合理性。文化发展有其规律性，违背规律的强行禁止，不可长久。同时，看似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实际文化内涵空虚贫乏，基层群众逐渐脱离“革命”，在围棋等棋牌游戏中寻找自己精神需求，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从体育竞技的角度看：
文革的批判实际上并没有毁坏陈毅和战友们构建的上海围棋生态环境。发展的基础被“扫荡”仅仅是暂时的，上海围棋赖以生存的土壤仍在。以往训练积累的集体研究经验，以及培养选手的机制，都隐性存在。棋手依旧以惯性研讨围棋，技术上的进步并无完全停滞。
1973年，国家恢复了围棋项目。上海围棋立刻展现了蓬勃生机。创建于于六十年代初的训练班体制首先复活。以邱百瑞和谢裕国任指导的上海体育俱乐部等十多个围棋训练班，很快就培养出上海新苗。
这一代从训练班启蒙的棋手，在少年赛中崭露头角，在全国赛中初试锋芒。于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表现了他们的才华。上海棋手曹大元、钱宇平、芮迺伟、杨晖、王群、华学明、常昊参加了擂台赛，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中国获胜的七届比赛，北京聂卫平完成了前三届。浙江马晓春完成一届。其余三届终结者都是上海棋手。
第五届擂台赛，钱宇平执白4目半胜坂田荣男，执黑5目半胜武宫正树，该届擂台赛中国队以8比3获得了胜利。
第九届擂台赛，曹大元执白2目半胜山城宏，执黑中盘胜片冈聪，执白2目半胜加藤正夫。该届擂台赛中国队以6比3获得了胜利。
第十一届擂台赛，常昊执白1又1/4子胜羽根直树，执黑4目半胜王立诚，执白中盘胜柳时熏，执黑2又3/4子胜依田纪基，执白1目半胜小林觉，执黑中盘胜大竹英雄。该届擂台赛中国队以7比2获得胜利。日方赞助商宣布，这一比赛就此终止。
常昊三次代表中国队出战擂台赛，获得了11胜2负的战绩。终结擂台赛时，年仅20岁。中国围棋出色完成了代际传承。
出版，文化热和围棋热的交会激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围棋文化”还是一个令人生疏的名词。在当代权威的历史著作和权威的文化著作中，很少找得到“围棋”字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出版了一批围棋文化书籍。在上海出版界现成围棋出版热潮，固然有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影响，更受到当时文学艺术界正在展开的“文化热”感召。
这一阶段的围棋文化探讨，没有总体策划。参加著述和编辑者不下三十人，人人心无旁骛，不约而同以“重新发现围棋”为己任。既有抱病争分夺秒的写作者，又有为前辈的书稿作生命接力的编辑者。因而这些成果，不仅有所突破，而且大多具有人性的温度。作品色彩斑斓风格各异，互错互补互合，如一幅瑰丽的围棋文化拼图。他们的工作，已经超越了城市的疆域，棋盘的空间。在那个气势磅礴不可复制的年代，完成日后不可能完成的写作和出版使命。
专家和学者从人与棋的角度，初步阐述了围棋是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存在。从历史的视域，找到围棋在文化史中的位置，走出了以往中国文化著述中围棋缺位的窘境。同时专家们还讨论了当下围棋文化的文化价值。
专家学者们的工作，大致分为建典、修史和立言三类。
上海学者为大型工具书《辞海》编写了围棋条目。
李毓珍（1909—1996），笔名余振。华东师范大学文学教授，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雷蒙托夫、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翻译者。他也是古典围棋理论的研究者，主要围棋作品为《棋经十三篇·补注》。他担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
徐润周（1899-1984）是研究近当代为己任的围棋研究者。于民国围棋困难之际，徐润周曾经在自己家中举行星期棋会，聚集了当时高手。他博闻强记，阅读广泛，因新旧两学都有深厚的底子，识见超过前辈。他曾经出版《围棋术语图说》等多部著作。在上世纪六十和八十年代，为《辞海》和《体育词典》撰写围棋有关条目九十余条。
赵之云（l941-1996）是徐润周之后的著名围棋学者。他参与撰写徐润周去世之后的新版《辞海》的围棋条目。
1999年版《辞海》中有关围棋条目，介绍了历代围棋著作《忘忧清乐集》、《棋经十三篇》、《玄玄棋经》、《弈理指归》、《桃花泉弈谱》等。在棋圣的条目中，在介绍了中国古代和日本有棋圣称号的棋手，还介绍了国家体委授予聂卫平棋圣称号。
《辞海》中还收入了布局、中盘、收官等基本术语。这些术语，如今已经广为流传，成为社会常用词汇。
《围棋词典》这一年代，上海辞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围棋、象棋和国际象棋词典，填补了中国棋类工具书的空白。
八十年代初，徐润周曾经约赵之云共编《围棋词典》，并亲自写了词条。然不及开始工作，徐润周去世。辞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成镰、苏骅便与赵之云和夫人许宛云订约。赵之云有职业棋手经历，从小打过古谱。父母都是历史研究者，有家风传承。成年后，又经常向棋界诸位老先生请教，有坚实的围棋史学基础。
不过要编撰这样一本词典，依旧需要付出艰辛劳动：
已故棋谱收藏家徐润周、张澹如赠存在上海棋社的资料，赵之云一页页摘录。在北京图书馆，利用比赛间隙，他抄过不少古谱资料。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报纸的地方志上，只要觅到围棋的消息，他都如珍宝般一一抄下。……只因为他特别认真，所以进度也似乎慢得很。为考证一条评注，有时几天写不了一百字。
（《解放日报》1989年3月3日《棋人赵之云》）
夫妇两人历经数年，于1989年11月，完成了洋洋五十万言，拥有1570条词目的《围棋词典》。词典设一般名词，一般术语，棋盘方位、布局、定式，中盘、残局、官子，格言、谚语，规则，重要比赛，人物，组织，著作、报刊等。词典后附77盘中国、中日和日本棋谱，每一谱均有简评，以此可考证条目中相关的人物和事例的文字。
修史：
《围棋叙事诗》《围棋》杂志的新老编辑，是著史的中坚。这些出版物，涉及了围棋通史、断代史、文化史和技术史。
徐润周出入中国棋界七十年，他在《围棋》工作至八十岁才退休。期间所见所闻，大多写成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稿。
徐润周的《围棋叙事诗》出版，是一次文化遗产的整理。在徐先生去世八年之后，其女徐人靖找到父亲写在64开笔记本中的数百首诗稿，请赵之云等先生鉴别。徐先生曾经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过一些诗稿，与新发现的诗稿相比，仅为十分之一。这些旧体诗的写作，绵延数十年，有一些写于徐先生晚年。涉及大量围棋史料、文献、掌故、轶闻。每一首诗大多有注文，有场景的再现，亦有史实的考据。
这些书稿誊清后，经李毓珍先生和赵之云先生校订，按照内容大体理顺，为围棋起源与围棋知识、先秦至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现代、综合、神话、日本朝鲜韩国等十一章。李赵两位先生未及编完全部书稿，已在病榻上。年轻编辑杨伯伟接手文稿的整理，并为赵之云续写序言。李赵两位先生于同一日去世，没有见到此书出版。
此书称得上是以旧体诗写就的中国围棋史的百科全书，徐润周以独特的方式，留给棋界后人丰厚的馈赠。
徐润周亦是近现代围棋史的专家。在《围棋》月刊连载的《沪上棋坛杂忆》，还原了晚清至民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成为那个时代围棋活动和棋手生平不可多得的确凿记载。上海棋牌院还保存徐先生不少手写资料和对旧谱的亲笔鉴定，这是他留给后人的研究资料。
《中国围棋史·第二编 中国近现代围棋》赵之云继而起之，他的重点是近代棋史研究。他以自己的著作实践了他自己提出“以棋谱检验棋史”的观点。他在前人基础上重读古谱，提炼观点，为《中国围棋史》编写了自晚清至民国的《第二编 中国近代围棋》。
赵之云的棋史专题研究有《晚清围棋棋谱及其编者》、《早期中日围棋交流》等。人物研究有《近代围棋大后台段祺瑞》、《我所了解的顾水如先生》以及《桐城大将》（刘棣怀传）等。这些研究，大多被收入个人专集《围棋春秋》一书。在著史同时，他的棋谱评论，涵括中国、日本和韩国，由古及今，是围棋的技术史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
赵之云著史，严谨可靠，因而不断被后来的棋史研究者引用。
《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是围棋界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纪实文学作品，曾获得人民文学奖。此书是陈祖德大病初愈之后写的，他在后记中说：
我在病重时才突然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而且执意要完成它。但这本书究竟能否完成，我心中并不踏实。几次病危，病后虚弱不堪的身体，以及病魔是否真的被驱除，这些都是我担心的理由。
此书也可视作是一部史书。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文学家严文井，为此书撰写序言指出：
这是一部近代的，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围棋发展史。
即使不懂围棋，我们也会关心这个历史：为什么围棋在它的故土反而衰弱了；为什么近三十年它又重新走上兴旺发达的道路；为什么在这条路上它又不是一帆风顺，一切完满；是些什么因素使得近三十年来中国又出现一大批围棋高手；在风云变幻的三十年里，这些高手的日子又是怎么度过的，等等。
《超越自我》并非只有史实的交代，作为纪实文学，陈祖德忠实记录的是人，是陈毅等领导者，顾水如等前辈，和他同时代的棋手，也是一部围棋人物的心灵史。
书中，忠实记录了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围棋活动，为中国五六十年代专业棋手的生活和技术，都留下了权威的记录。
《中日围棋擂台赛演义》《围棋》月刊是中日围棋擂台赛重要的新闻载体。他们对于擂台赛过程和技术的全方位详尽的报道，是在各媒体中最突出的。新闻即是历史，今天翻阅旧杂志，其中的报道非常像是有意识的连载，不断变化展开的纪实连续剧。
曹志林当年任《围棋》杂志负责人，组织了历时数年的周日围棋擂台赛连续报道。《围棋》杂志的编辑记者，如棋手出身的吕国梁、赵之云和曹志林自己，都曾为擂台赛写过报道。擂台赛期间，被称为“铁嘴”的曹志林有机会在讲棋舞台上大展身手。
他嗓门洪亮，情绪非常投入，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满场观众，颇像激昂的讲演。……
棋下得越激烈，曹志林脸部表情越丰富，手臂大幅度地激烈挥动，迈着大步在舞台上走动，俨然在扮演他想象中的某个色彩浓浓的角色。
（《黑白之道·曹志林篇》）曹志林退休后重新研究中日围棋擂台赛，探讨当年的对局，考证细节，同时还对照日本《棋》周刊，以及《朝日新闻》相关报道，以中日两方交叉视角，重新编写这一段历史。至此，这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方见全貌。
他的研究成果以声音记录，为《中日围棋擂台赛演义》。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受到了听众的欢迎。
《上海滩棋人棋事》《围棋》杂志编辑朱唯力致力于上海当代民间围棋活动研究，先后在《围棋》杂志连载《襄阳公园棋人棋事》、《“文革”时期围棋轶事》和《304棋室轶事》，后结集出版为《上海滩棋人棋事》。此书重点描绘了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上海群众围棋活动，勾勒了棋迷的众生相，是上海围棋史不可忽视的部分。
徐润周的通史，徐润周、赵之云的近现代史，陈祖德的建国前三十年史，到曹志林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史，以及朱惟力的上海爱好者围棋史，上海围棋界人士描绘了丰富立体的围棋历史图卷。
《围棋古谱大全》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批围棋书籍。这些书籍中的不少著作，都可见围棋史的踪迹。
上海古籍出版社由盖国梁策划，十人参与整理的《围棋古谱大全》有154万字，1893页。《大全》并非仅收入棋谱，还整理了《弈旨》、《敦煌棋经》、《棋经十三篇》等经典棋论。是对中国古代围棋棋谱和围棋文字的一次集中整理。
概览全书，可见中国古代围棋技术史和思想史的轮廓。
赵之云为之作序：
中国棋手不能不了解自己前人走过的曲折道路，中国对古谱的整理、研究也不能长期远远落后于日本。
中国是围棋的发源地，不只中国围棋爱好者须要了解自己的过去，而且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围棋爱好者也迟早会来追寻围棋的“根”的。那时候，我想人们将会明白这套棋谱的真价所在。
参加《围棋古谱大全》编集整理的大多为古籍各领域的专家，因此当他们选择棋谱，“打谱拆棋，将旧谱的一局分成数图”，以及为文字断句标点，考据和点评，也自然会有不一般的认识。
篇幅太长的棋谱，不可能一一收入书中。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和施襄夏的《弈理指归》都是响当当的名谱，均未收入集中。书中收入这两位大家的学生卞立言所著《弈萃》。编者在《题解》中，以当时已经古稀之年的卞立言自己的语言，来叙述他创作之初心，亦即编者选题之苦心：
由于《弈理指归》用意甚深，深则有所难明，《桃花泉》布子太约，约则有所未尽。立言因恐后学无从问津，乃就当日施、范面名所传，及父卞子兰所授之秘，细加揣摩，印证于古谱新局。期间繁冗者加以诠释，简略者加以补充。
《名家围棋丛书》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陈士杰策划编辑的《名家围棋丛书》在诸多的技术书籍中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一套书籍的作者，上海棋手王群、芮乃伟、曹大元和杨辉，以及浙江的马晓春、山西的杨晋华，当年俱是年轻棋手。
前辈棋手陈祖德深情为这套书撰写了序言：
十几年了，这几位棋手或喜或悲，或输获赢，他们常用那童稚的嗓音，变粗的嗓音、长大成人的嗓音和我诉说这一切。他们是以前的孩子，以前的以前，我也是孩子，我们在一起相知、相通、相近、相亲。……
今天他们拿起了笔，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心得写了出来，让更多的人得益，使更多的人热爱围棋，这也正是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这一套丛书出现在中国围棋代际交替时期，取材大多是棋手亲临现场所见或者亲下的对局，青年人的敏锐的感觉，丰富的细节，让人看到中国围棋传统的传承，并初见在新时期的创新和发展，因而极具技术史的参考价值。
立言：
《枰声局影》上海古籍出版社关注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角度考究文化，着眼于中国博弈文化的《枰声局影》即是其中之一。作者史良昭是具有文化自觉性的中国古籍不懈的探究者，后任出版社编审。
《枰声局影》要言不烦，仅11万字。和前人的围棋记载评论不同，棋类游戏在此书获得了现代人的文化关注。
博弈虽历来被目为“小道”，却实为古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共同行为。它参与了人类生活机制的调节，与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社会生活发生着联系，并直接影响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审美趣味乃至思想方式。这一切使它有别于通常的消遣游戏，而成为一种具有丰富内容的文化形态。
不过，作者显然更加钟情于为围棋立言，他认为，围棋文化作为中国博弈文化的主流，是当之无愧的。
《枰声局影》的写作，着眼于围棋在社会生活中的时空表现，是当代研究者回溯围棋历史的文化反思。作者在书中力图展现围棋本身所具的文化质性。他深度探讨围棋的思维形态，以及围绕围棋的种种文化存在。书中展现了中国围棋在不同时期的文化标志，例如晋之名士化，唐之棋待诏，宋之棋工，元明之棋派和清之国手，还分析了围棋活动的两大特殊群体：帝王和妇女。围棋已经超越了棋盘，营造了一个属于东方人的精神空间。从它身上，也集中体现了博弈文化同中国文化其它领域之间互相交通、互相影响的特点。
他提纲挈领的归纳：
围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基本规则简单，却变化繁复，探索的容量几无止尽。古人一旦认识了它的教育性，立即对它特别青睐，倾注了罕见的热情。人们除了推究围棋本身的棋理外，还在枰上进行着哲学、政治、军事、文学、美学的思考，将弈棋同天道、人事、哲理、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联系起来。世界上没有一种游戏技艺能像围棋这样，同外部事物发生如此广泛的联络，产生如此深邃的反响。
（史良昭 《枰声局影·前言》）
《黑白之道》上海文化出版社的访谈集《黑白之道》，则是为当代围棋活动的实践者和热爱围棋的专家学者立言。
解放日报体育记者、作家胡廷楣起意访谈当代人的围棋观念，获得了上海文化出版社和编辑吴金海的响应。并且得到了中国棋院陈祖德院长的支持，他曾为作者安排访问对象，撰写序言。
《黑白之道》在采访工作的业余时间完成。经过三个月的推敲，形成了采访提纲。然后又用七个月的时间，获得二十四个单元的访问录音，整理并写作。
从内容上看，一部分由围棋而及外部世界，主要访问的是围棋工作者和高段棋手，他们从小学棋，他们在实践中直接体验了围棋的全方位，因此他们的言谈，带有亲历者的独特思考。
深入研究古谱的围棋理论家程晓流对于围棋的起源的观点很有见地：
我以为，围棋的发明人应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山村牧童，也可以是军事酋长，有人先创造了出来，渐渐在漫长的历史中被补充被增加，渐渐地复杂起来，最后成为一种高深的，具有丰富文化含义的棋。
时任《中国体育报》围棋评论家的沈果孙认为早期下棋人之间的“手谈”，其传播意义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著名学者如孔孟对于围棋的议论。
文献上确实有一些早期棋事的记载。但我以为这些东西对传播棋艺的作用不是很大，不过说明当时棋很普遍，有很多人下棋。
王汝南谈论了中国棋风的确立。
七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初，这一阶段，中国棋手可以说形成了融中国古棋和日本现代棋理为一炉的中国现代棋风。中国新一代棋手在棋坛上的征战成绩，使这种棋风在世界上确立了地位。
聂卫平预测了“今后的围棋境界”，有着超前的见识。
可能是越来越多的胜负师。对艺术的追求会不如以前，胜负在他们心目中将十分突出。
棋手在访谈中展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细读他们的议论，有很多文化的成分。例如，以力战见长的刘小光谈到棋风绵密的曹大元：
谁能说曹大元没有力量？他其实很有力量，有他自己的力量。……并不是他这样均衡型的棋手没有力量，而是他的性格指引他这么下，人总是在执着地追求自己心目中认可的东西。
女棋手杨晖谈到围棋与人生，有着独特的视角：
……围棋，它的博大精深，是在抽象意义上的。倘若围棋不如我们这个缤纷多彩的世界结合在一起，它就太抽象了。
另外一部分被访谈者从外部观察围棋，亦即从言论者所处的文化空间环境来认识围棋的意义。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又都是围棋爱好者，因此他们的言谈有着围棋以外的客观和超越围棋竞技的理性。
象棋一代宗师胡荣华和国际象棋大师林塔留下了他们对围棋的认识。象棋和围棋都是国粹，胡荣华访谈的标题为《黑白子与车马炮同中有异》，着意在同一文化环境中的比较。林塔的《东方之道和西方之道》是对两种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棋类的比较。这是棋类领域带有比较文化特点的最早言论。
文学家严文井是陈祖德《超越自我》的促成者和第一个解读者。他对围棋题材的小说以及其它艺术作品的见解，表现了一代大家的真知灼见。他认为小说表现的是人生，而不是围棋。
我想，不一定是“围棋文学”，而是扩而大之，写围棋手，竞争者，拼搏着，奋斗者，人，人生，这就对了！
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是上海人，他坦言，数学是要“算”的，而围棋恰恰“不能算”。其时，吴文俊创导数学机械化已经二十多年，他特意谈到了未来的计算机围棋：
那还得等“定量”的问题解决，还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判准”，即“判定准则”。
创造性的东西是无法估计的。或许几年里有人想出来，或许几百年也没有人想出来。
古典文化研究者、《周易》专家章秋农是中国美术学院博导。他说：
白子黑子放在盒子里的时候什么性能都没有，什么符号也没有，什么都不清楚，彻底虚的。正因为纯，什么都不是，所以可以变成随便什么。
章先生认为，围棋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体现了“中国人最好临阵决机，以不变应万变。”他以古代哲人的名言概括为“无可无不可”，“无执故无失”。
在这些专家学者中，《新体育》杂志和《围棋天地》总编辑郝克强是和围棋最接近的一位。他长期在体育新闻界工作，中国围棋队有着长久的联系。他是中国首个新闻棋赛《新体育杯》的组织者，还是迄今影响最大的国际围棋比赛《中日围棋擂台赛》的中方发起者和组织者。和中国棋手，日本棋手以及各地围棋活动家都有联系。他讲述自己的围棋活动，极具史料价值。
公众号说明：此文为作者投稿原文，文责由作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