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公益，不能不了解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趋势 | 社会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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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强派江湖”，作者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表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社会整体结构变迁有四个方面，即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迁，职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大城市、超大城市与小城市人口社会地位出现分化。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发生重要变化。绝对贫困治理取得重大成就，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凸显出来。社会代际流动的全国调查数据并不能支持阶层固化的流行观点，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保持比较高的代际流动率仍是21世纪的重要任务。要鼓励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企业家群体，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发挥其重要社会功能。

*本文是对李强教授论文的提纲式摘编，感兴趣的公益同仁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全篇阅读。

**题图素材来自金山海报

在刊载于《河北学刊》2021年第5期的《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特征与趋势》一文中，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对社会结构、贫富差距、社会阶层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试图探索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和各种社会力量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及其未来趋势。他对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讨论着眼于六个方面：关于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关于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关于中国的贫困群体问题、关于贫富差距问题、关于社会流动与阶层固化的问题、关于新的社会阶层问题。

就以上六个方面，爱德传一基金摘编其主要内容，供思考与讨论。

一、

关于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

笔者以纯粹量化的方法，依据“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采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作了定量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目前已经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转变为“土字型”。这说明两个基本现状：其一，迄今为止，中国中下层群体所占比例仍较大；其二，中产阶层所占比例明显有所上升。根据笔者所带领的课题组的测算，目前中国中产阶层（包括其家庭成员）占全国总人口的26%-28%，人口有3亿多。

笔者试先阐述以下四大整体变化。

第一，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就整体社会结构来看，从21世纪初叶中国以农村为主体，变为当前的城市常住人口为主体的社会。城乡关系变得复杂化了。

第二，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其一，数亿人的生产方式从农村的农业劳动，转变为城市、城镇的工业劳动、服务业劳动、商业劳动；其二，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式的自给自足，转变为几乎所有事情都要通过商业交换才能够实现；其三，那些“农转居”转变为城镇市民的人，获得了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权利，权利权益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其四，城镇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现代城市文明。

第三，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作者列举三个新生的职业群体：其一，快递员或称“快递小哥”；其二，网约司机；其三，网销人员。今天出现的新趋势是，哪一种劳动挣钱快，劳动者就会涌入哪一个劳动力市场，而且不少人都是在兼职工作。

第四，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小城市、小城镇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分化。其一，城市之间职业地位的分化；其二，作者认为，这种超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异，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其三，这种差异也突出体现在房价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价无论怎样控制，还是呈攀升的趋势。而中小城市的房价虽也有上升，但大多数呈下降趋势。

二、

关于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

从社会学角度看，处在一定收入水平上的人群也必然具有其职业特征、受教育特征、经济财产地位特征、生活方式特征，等等。

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发展是21世纪以来的突出现象。在中国经济迅速攀升的时期，当时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初步形成；也有人提出，调查证明中国主观认同中产阶层的比例是比较高的。然而，这种比较乐观的估计，近来受到重大冲击。2020年初突发新冠疫情后以实体服务业为主体的大量中小微企业受到重大冲击。

中产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地位比较稳定的中产核心阶层，而是处于中产边缘层的位置。作者以往的研究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73%处于中产阶层的边缘状态。处于边缘状态就意味着，一旦受到经济上的冲击，就可能会从中产阶层跌入低收入群体。

同时，中共中央也在新时期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大战略。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作了重要讲话，使用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说法，将“者”改为“群体”，意义重大。

作者曾经分析中国中产社会形成的三大渠道：第一，正规教育渠道；第二，专业技术渠道；第三，市场渠道。作者以往的研究证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社会地位上升人数最多的是通过市场渠道。历史经验证明，中华民族非常善于经营。如果想在我们这样的巨型人口社会实现中产社会，就必须创造有利于亿万中小微经营者的制度环境。

三、

关于中国的贫困群体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处理贫困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从理论上看，贫困是区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不同情况的。所谓绝对贫困，是指低于维持人们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所谓相对贫困，指相对于社会上平均生活水平而言，有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生活水准的最下层。因而，相对贫困测量的是财富或收入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份额。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相对贫困的特征更为突出，该标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受到物价的影响，如果物价大幅上升，就要相应调整补助的标准。又如，因受到新冠疫情的打击，一些人失去工作，一下子没有了生活来源，那就要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还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针对有该城市户籍身份的居民，如果是外来打工者、外来流动人口则无法享受该城市低保福利。

从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看，在试图解决贫困问题时，最为艰难的当属“文化贫困”。也就是说，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在贫困群体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中，形成了一种“贫困亚文化”。有的人甚至逃离扶贫计划安排的新家，逃回山区。如何教育这样的群体形成积极上进、具有奋斗精神的价值观，形成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四、

关于贫富差距问题

社会分层研究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贫富差距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得到了多少份额？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份额？从第一个问题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广大居民得到的份额确实差距很小，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到了21世纪，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较大。怎样看待这种情况，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分配份额。

改革开放以采取了用行政体系、票证制度来配置资源，其结果是“均等化程度”确实很高，但这绝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维持供应的不得已做法。

21世纪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确实处于高位，分析指出，这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尽管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普通工人、农民劳动获得的报酬还是很低的。相比之下，资本的获益具有明显的“雪球效应”（越滚越大）。再有就是经济的高垄断造成了少数垄断者获利极大，而多数劳动者利益受损。

在初次分配中，市场竞争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一些。而社会的再分配是由税收、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完成的。此次十四五规划就特别强调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此外，社会还有第三次分配，也就是全民都参与的慈善、扶贫、帮助他人的事业。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确实需要全民的参与。

五、

关于社会流动与阶层固化的问题

关于社会流动、阶层固化，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特别是每当高考前后，社会上讨论的热门话题就是高考是否还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出现了阶层固化，并认为富二代、官二代等现象就是阶层固化的体现。社会学通过称之为“代际流动”来测量阶层是否固化。比率高、流动率高说明代际之间的关系没有固化，反之，比例很低则说明阶层固化。

而作者通过比较数据，发现一方面如数据显示，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实际的代际流动率还是上升的；另一方面，媒体上、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社会阶层固化。如何解释这两个矛盾的观点呢？中国目前的代际流动率较高比较好理解，因为中国仍处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产业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城乡发生巨变。而社会上流行的阶层固化的观点，不能否认，这确实源于一些具体的案例观察。社会学还是强调采用严格的全国抽样调查的方法来获得数据，计算出能够代表全国人口的结论。

在21世纪，中国的总体代际流动率还是比较高的。代际流动率高是好事情，因为高流动率意味着社会具有活力，意味着让更多的人具有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地位上升的机会。当然，随着城市化、产业化的逐步完成，未来造成较高流动率的有利条件就逐步失去了。所以，要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率，还需要作出更多的体制优化和体制改革。

六、

关于新的社会阶层问题

所谓新的社会阶层，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社会整体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新产生了一些社会阶层，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作者主要谈了民营企业管理者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我们称民营企业家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但在1950年代中期均被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资本家阶级也在后来的一系列改造运动以后不再占有生产资料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在21世纪里，中国民营经济有了更为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发展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理论上阐释清楚了，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提出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理论。在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的是为国民经济服务、为民生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故今后绝不应该再用具有负面意义的称谓去称呼他们。这也涉及如何看待企业家的问题。

在任何现代国家，企业家都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创新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一大批爱国的、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承担创业风险、敢于不断创新的企业家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最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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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 韩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