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寅回忆录（二十二）：解放后的河大图书馆干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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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丙寅

李丙寅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93岁

往期回顾：

22

李丙寅回忆录

解放后的河大图书馆干部

（上）

1949年夏初，河南省人民政府派郭海常接河大回开封。他到苏州一接头，就自个回开封了。一天，校方通知大家于某日把行李送到火车站，次日乘车。学校派我和另一位年轻人在那儿看守大家的行李。夜里，下起了小雨，为了减轻行李遭受雨淋，我俩把大家的行李摞得高高的。我把我家的行李放在最上边，以求不使别家的行李受雨淋。

次日，车到，是装货的敞车。大家把行李放在车厢里，人坐在上面。火车开起来后，车头冒出的煤烟落得头脸皆是。到蚌埠后因要换车，大家在车站附近小店住一夜。次日的车是闷罐车，我们上去后，久久不开车，我和母亲感到胸闷不适，出生才两三个月的儿子景湘哇哇哭个不停。父亲见此情景说，不坐这车了，自己花几个钱坐票车吧。河大学生对郭海常不满，认为坐这种车像运俘虏一样。于是，我们下车，父亲去买了票，我们上了客车。虽然客车上人多也挤，但有窗户，空气流通。到了徐州，需要换乘往西的火车，乘的是载货的车，也属闷罐车，但门窗大开，空气流畅，人坐在麻袋上。

回到开封后，我家塘坊口的房子因已经典当出去，就住在龙虎街的房子。当时，接收河大教职工的新河大叫我们去北门大街开封第一小学的地方去吃大锅饭，不要钱，但也不发工资。那时已是夏天，有一天中午，我父亲对我说他和我母亲嫌天热，不想去第一小学吃饭，让我给管伙的人要两个人的馍回来。我怕空口无凭人家不给，说让他们去那里吃，父亲竟然大怒，训斥中还让我跪下。他这种举动是从来没有的，后来想想，当时不发工资，家里没钱买，不去拿馍只有挨饿。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发了生活费，自己家能做饭，就不去第一小学吃大锅饭了。

1949年7月，图书馆通知我去上班，让我们这一批老河大图书馆职员做开箱，整理从苏州运回的书刊报纸。我们不分职务高低都做一样的活：开箱，上架，按书号（分类，著者）排列后，再抄个书本式目录。有的老职员有怨言。一位名叫王新光的职员说：“大家想想，组织上发给我们笔，又有这么好的本子，我们不是可以借机练练字吗？”他这么一说，大家就愉快地干起来了。这样，我们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1949年7月，在建国前，属离休待遇。其实，不只是我们十几位图书馆的职员按离休待遇，就是那时从苏州迁回的河大教职员，甚至教授均按离休。9月1日，组织上让我和几位老职员参加22队的政治学习。

也就是这个暑假，秉文弟以开封高中学生的身份也在河大某队参加学习。有一天下午，他去图书馆找到我说，他们队上让高中生自愿报名到张家口通讯兵工程学校学习。他说想去，来不及征求父母意见，问我的意见。我说学习工程很好，我同意，他就回队上报了名。后来告诉父母，他们也说学工程是技术，不错。抗美援朝发动青年学生参军运动，妹妹爱华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于是，她就参军走了。从这两件事也可看出我在弟弟妹妹心目中的地位。

爱梅妹也报名参军，学校考虑她家已有一人参军了，没让她去。她在女中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大学电机系，院系调整时归入华中工学院（后来的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到国防系统作技术工作，也穿上军装。

至于爱兰，她原是北平辅仁大学的学生，在河大借读。苏州解放时，她参军走了，后来因病复员，不知为何她进了开封艺术学校学习。

1949年秋，从苏州回来的河大师生编班或队进行政治思想改造，教授进研究班，不在学校吃住，父亲就不住校，青年教师编为师训班，有小孩的妇女可不在校吃住。妻子张综编在师训三班，就在家吃住。河大的职员编入文史学院22队。学生按原来的院系编队。听说学生对郭海常不满意，说他到苏州看看就一个人回开封了，像个大少爷，而运载河大师生的交通工具很差，像对待俘虏一样。学生们还按民歌《沙里洪巴》编入讽刺的词来唱。后来，校方在大礼堂全校集会时解释了一下，还说那些歌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以后不要再唱了。那时，郭海常不在河大工作，学生们放矢无的，也就不放了。

壹 · 河大文史学院22队政治学习

——思想改造半年

9月初，图书馆领导让我去22队参加政治学习，即思想改造。该队的学员成分是河大旧职员（那时大学的职员不多）和徐州江苏学院的学生，及个别到校晚未能随原系学习的河大学生以及少数社会青年。队主任是从新四军来的开封籍人彩炎。据说他原来姓蔡，初中毕业时因抗日参加了新四军，并改姓彩。他说他参军不到两年，17岁时就当了连指导员。那时在河大工作级别较高的干部多来自山东的新四军，22队还有三位辅导员，一位男的名高仲贤，稳重，后来听说做到农学院教务处处长。另一位，名字忘了。女辅导员名胡可，后与校团委书记张宏中结婚。

22队的学员同师训班和其他队的学员一样，在河大东边几个斋房睡地铺，都是地板房，一间屋睡一个小组十个人。编组时随意性的，不问原来是哪个单位的，所以，开始时，小组成员自我介绍，而后推选小组长，都是刚刚认识也就是凭印象，有人一提大家也就附议。我所在的小组推选了一位学生模样的，姓张，小组中还有位60岁的老先生，还有三位女生：一位高大身材，叫张恨非，一位叫齐蕴绮，一位叫尚景馨。后二位的丈夫都是队主任，泼辣能干。

然后，就让大家填表，主要是履历，但在填表中就出现了问题：一个是，听说填在国立河南大学任职时，要在前面加上“伪”字。许多人想不通，认为学校又非政府机关，还分什么伪不伪，后来也没领导解释，大家只好加了“伪”字。若干年后就不让加“伪”字了，连国民政府机构也不用加“伪”字了。由于这种履历表隔些时就让填一次，有人就警惕地说，这是查你是否忠诚老实，看你每次填的是否一样。于是，有人就把自己填的内容抄下来，每次填表就照原样写，我则因履历简单不留原样。后来队里开展坦白活动，有些人坐不住，老老实实交待原来隐瞒的历史。

一开始，彩主任对大家说，有什么思想问题和历史问题可以直接找他谈，不分时间，随时欢迎。我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思想问题，但我对共产党的干部好奇，故常去他住室（都在东二斋一个楼里）随便聊聊，有时说到深夜，他从不显示疲倦，久之，竟产生感情。后来，他在开封工作，我常去南关陇海新村他家看他，就像老朋友一样。他去世后，我仍然去他家看望他夫人，他的子女中还有与我的女儿、外甥女同学的，直到2007年暑假她们同学还聚会。

学习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学习用书，如社会发展史、国内革命战争等等。每阶段先是有教员作启发报告，然后自学，小组讨论，提出问题，最后由教员解答，学习气氛倒也自由热烈。如，学社会发展史时，有人提出既然社会发展是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几个阶段，而且是螺旋式上升，那么，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还有高级的奴隶社会？我倒不记得教员是如何解答的。还有，讲到外蒙古独立，教员说，让蒙古人民早日进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过上幸福生活有什么不好，有学员就说，干脆让咱们中国也并入苏联，让咱们中国人民也早日过上像苏联人民那样幸福的生活该多么好。对此，教员没回答。但由此可见，当时的学习气氛是很活跃的，也不是一种声音。

22队有百十号人，队主任让大家选个学生会，由小组提名，在全队会上竞选，选中者当即肯定，竞选场面也很热烈，大家感到自由、民主。学生会主席选的是我组江苏学院的柯翔涌，他看起来稳重，且有正义感。我在选举时大力宣扬，文体委员李成林很活跃，经常教大家唱歌，生活委员是河大职员，好像姓白，负责管伙，认真负责。虽然每个队的伙食是由市里小饭店来承包的，平时吃得不好也不坏，卤面也还显肉。一次吃面片时，有个同学嫌一块面片太厚，把它从碗里挑出来扔到饭桌上，我们这位伙食委员立即抓到嘴里吃了，不仅使得这位同学下不了台，以后大家也不好意思乱扔吃的东西。

文娱活动还有扭秧歌，此举似在打破知识分子的面子，因为起初有的人不好意思，站在一边看。还有队与队之间的篮球比赛。我们队里年轻人多，曾多次取胜。其中，余兆平、李文（后分到省直机关某厅工作，人很能干），还有一位个子不高，但在场上跑得很利索，截球、拦人很棒。

还有定期生活会，队主任和辅导员自带小马扎坐在全队面前，人人都有自己的小马扎坐，这个生活会是让大家给队主任、辅导员提意见。他们只听意见并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最后，一直到没人提意见时为止。然后，队主任和辅导员回答意见，对于有的问题回答不满意时，学员可以再提，有的意见一时不能回答，则定下回答的时间，使人感到共产党就是民主。

当时的政治学习目的就是改造思想。怎么算思想改造好了，我曾问在前面的队（按入学早晚编的顺序）学习结业的原七七高中的同学，他原名望得禄，改名望江。他说，别人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站在哪个立场，如你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话，那就是改造好了。例如，地主剥削农民，站在地主立场上就认为农民种我的地，当然要收地租。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就认为地主是剥削农民。又如，工厂老板开工厂，老板认为他出钱盖了厂房，安装了机器，工人干活，他又付了工资，不能说是剥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则认为老板剥削了剩余价值。当时，我只是从理论上认识了。其间，我们还到东郊土柏岗村看了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孙静的过程，给人的感觉是，他是恶霸地主，有人命。再者，学习中还说了一个例子，即天津解放后，解放军进城看见工人吃的住的比他们乡下老财吃的住的还好，为什么还说他们是无产阶级？邓子恢解释说，工人没有生产工具，故属无产阶级。

在政治学习中不但要解决立场、思想问题，还要解决每个人的历史问题。在学习的后一阶段就动员每人交待自己的历史。队主任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心里有事不说，那就会像一条虫子在你心里鼓融（蠕动），终究会说出来的，早说早心里平静。”然后，让大家写自己的历史材料或自传交上来。过几天又动员，又让写，这样反反复复多次。的确，就有人坐不住了，向队主任交待自己的历史和反革命事实。突出的是名叫余兆平的学员和一位姓王的，好像是江苏学院的，他俩在向队主任交待后，余又在全体队员前讲了讲，作为典型发言。他说，他父亲是个布商，中等产业，他出生时，父亲梦见一轮红日出于波涛大海后，海水马上平静，因此起名叫兆平，并认为将来会成为大贵人，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为此，还让风水先生看了一块风水宝地，把他家祖坟迁入。从小受此影响，他就注意广交朋友，所以，三青团、国民党、青年军和各种社会团体，几乎是见一个参加一个。他经别人介绍去入红枪会时，是个夏天，他穿了浅色裤子和白衬衣，红枪会的人就说他们梦见一位白盔白甲的将军来教他们军事技术。他听了很高兴，认为可以凭借红枪会做一番事业，并多次前往教他们军事技术。解放后，他和王与江南一特务组织建立了联系，约定了通讯方式、联络暗号等等。现在看到全国形势，认为没有前途，只好坦白交待。交待之前，顾虑重重，但不交待，却又心中不宁，最后，两人约定一起去交待。交待后，轻松愉快。队主任即以此例告诉大家，不要有顾虑，早交待早轻松，组织上绝对相信你，也不会处分。后来，未见过这样的会，也不知别人的交待。我们队结业时，余兆平分到开封艺术师范工作。

我自认历史清白、简单，写自传时没啥可写，就画蛇添足地写了我在七七中学初二时，班上发展国民党员，凡年满18岁的都可以申请，那时我才14岁，故未想到申请。结果，到文革清队时一直咬着我参加了国民党。虽然，当时的训育主任苗叔陶先生就在咫尺的农学院（也不知他们是否去调查过）。负责政审的本系同事却隔一段时间，恐吓地说有人检举，人证物证俱全，强制我住九号楼化学系实验室，限三日内坦白。我心中无事，坚持说没有参加，三天后只好放我出来。军代表王同志还说，多审查几次没啥，让组织了解得更清楚，我心想：把你隔离审查几次好不好？就这样，化学系革委会领导更报复性地派我到农场劳动，两期一年，一般人一期半年。我在农场时，本系就有老师劝我别跟他们顶，他们说啥就承认，反正还要调查落实。但我生性不愿说谎，到外县办短训班也是两期一年。由此可见，不论是工军宣队，或本校、本系的一般教师，一旦成为领导后，就不喜欢不顺从的人。

江苏学院的学员中有男女谈恋爱的，好像有位姓潘的男生和一个女的没谈成，他怀疑队主任插手，曾找队主任质问，队主任当众否认，甚至说他正在谈的姑娘比那个女生还漂亮。后来的事实是彩主任是和那个铁路上工作的王烟玲女士结婚，而非那个女学员。还有一位男学员，个子高高的，歌也唱得很好，不知为何后来被他喜欢的女生拒绝。临结业时，她曾同我说说话，小组长批评我不该和她接触。其实，我觉得只是同学关系，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已婚，并有了小孩。80年代我出差西安，知她在西安音乐学院工作，曾去看她。我在西安还看了22队的女同学刘莉莎。

还有一个男生，属社会青年，他因他家县城解放时，他妻子藏在楼棚板上，上面很暗，解放军搜查国民党兵时，只看见人影，未看清是什么样的人，大声喝问，不见回答，因而开枪把她打死。这位男生一直耿耿于怀，于是，最后被清退回原籍，不分配工作。

我的小组长记得姓张，黑瘦，他说他肚里有钩虫，用药打不下来。我告诉他，我妹爱兰在潭头时，留美博士、理学院长孙祥正先生用中药两味——槟榔，木香（前者是一两，后者是五钱）——就有效，并告诉他孙先生目前的地址。他找了孙先生照方服药，果然有效。

有一次全校学员在大礼堂听校团委书记张宏生作报告，介绍苏联的情况，如国土辽阔，从列宁格勒坐火车到远东的海参崴要多少天。因听众几乎都是大学生，知识非浅，他从上午八点讲到下午五点，不休息，也不吃午饭。我随几位同学溜号，回到住处睡了一觉。这时，有同学发现有间屋里一个地铺着火，他立即用一脸盆水泼灭，并发现有个烟头，即该铺上的人吸烟后，没把烟头真正弄灭，还遗留在地铺上。我也不知道是谁扑灭的。散会后，那位司老先生回来发现他铺上全是水，他又惊又怒，嚷嚷起来，就有人告诉他原因。他感谢人家，他全屋和全楼的人也都为之庆幸。

我们队上还有十几个人提前结业的，说是市里银行急需财会人员，除了当时河大的财会人员外，还有个别社会青年。

大概结业前，全国在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队里也在建并发展团员，我就申请入团。经批准，有三个月的候补期，时为1950年3月。回到图书馆工作后不久即转正。

在22队学习时期，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家午睡，有一人推开屋门进来。我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民警，但他却穿的是便服。我说，你不该随便进来，也不敲门，他说，你如果吸毒，我一敲门，你岂不是把毒品藏起来。当时，刚到解放区，我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与做法，也不再说什么。那人并未做什么检查或搜查就走了。后来，我对彩主任说，他说，共产党从未允许军警私入民宅。后来我也再未遇见此事。

又一次，全市干部在学院门开封女中听报告，按单位划分席地而坐，有一人扛着一部机器从我跟前过，机器碰着我的头，我说了他，他态度不好还嚷了我，我就跟着他到了主席台，找了会场负责人，告了状。负责人就批评了那扛机器的人，并说，现在进城了，也不能忘记老百姓。

未完待续

我们

蓝色木Lyceum

期望与诸位作知识与美的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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