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4日，白謙慎教授蒞臨上海圖書館舉行講座，並在現場捐贈汪世清先生書札30通。這批捐贈手稿部分於“妙筆生輝——上海圖書館藏名家手稿展”現場一齊展出。
從2018年7月起，白謙慎教授陸續將所藏師友信札與文稿捐贈，其中包括翁萬戈、傅申、汪世清先生致白謙慎書信共97通，145頁。通信的內容涉及學術研究、日常生活、雅集聚會等，是白謙慎教授與前輩友誼及學術交流的寶貴記錄。
筆者嘗試用時間線的方式呈現白謙慎教授與汪世清先生、翁萬戈先生、傅申先生的交遊。並在文末以白謙慎教授專訪的形式，試圖更加立體的呈現白教授捐贈上海圖書館名人書札這一事件的真實一面。
捐贈給上海圖書館的這批信札，從1991年至2000年，共計三十通。從中可觀，汪先生寫來的信，短則一頁，長則可達四至六頁，信寫在四百字一頁的稿紙上，字跡工整清晰。信的內容大多是回答白教授提出的問題。
二人相識始於1991年。那年春天汪先生與故宮的劉九庵先生一起到耶魯大學參加八大山人國際學術研討會，白教授作為耶魯大學的研究生參加了接待工作。
△嚴佐之教授（左一）、汪世清夫婦（右二、三）、白謙慎教授(右一）合影
第一次到北京圖書館（1998年改名為國圖），就是汪世清先生帶著白謙慎教授去的。
“我和汪先生通常約好在北圖門口見面，辦好閱覽手續後，他看他的書，我看我的書，遇到什麼問題，可以當場向汪先生請教。”
從1992年開始，白謙慎教授每次去北京總要拜訪汪世清先生。一起去看書通常是暑假，不是暑假的時候，白教授便通過書信來向汪先生請教。
1992年下半年，白謙慎教授在研究中發現傅山在清初曾經得到一個名叫魏一鰲官員很多的幫助，於是在1993年1月18日去信向汪先生請教。
汪先生在北圖查到了魏一鰲的相關資料，並從中抄錄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寄給白教授。使後者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長篇論文《傅山與魏一鰲》的初稿。
謙慎先生：
丞詢魏一鰲生平事跡，慚愧所知甚少，難符雅望。魏一鰲字蓮陸，保定府易州（今河北省易縣）人。易州唐為上谷郡治，故其自署為「上谷魏一鰲」。崇禎舉人，曾為忻州（今山西省忻縣）知州。他與河南睢州湯斌（1627－1687）同從學於孫奇逢（1584－1675），而年或稍長於湯斌。為學以孫氏為宗，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北學編》，見《中國人名大辭典》，然未見古今書目著錄。能詩，有《雪亭詩草》，亦未見傳本。孫殿起《販書偶記續編》第53頁著錄《雪亭先生年譜》一卷，為底稿本，不知今在何處？以此知他號雪亭。如能得見《雪亭先生年譜》，當可於其生平有較詳瞭解。他與湯斌合編《孫徵君年譜》二卷，有光緒丁亥重印本，又有《畿輔叢書》本，較易找到。此外，《保定府志》、《易州志》、《夏峰先生集》、《湯子遺書》或《潛庵遺稿》等，一般圖書館均有收藏。如能在美找到，可一查閱。如有困難，請來信相告，自當稍盡棉力。《雪亭先生年譜》為底稿本，當屬善本，俟暇至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一查。如得見，迅即奉告。去年王仲蘭女士曾來信，我即復函，不知她巳收到否？相晤時，請代問一聲。費神甚感。
△汪世清1993.2.27致白謙慎信札（攝於展覽現場）
謙慎先生：
頃接華翰，備悉一是。
《雪亭先生年譜》迄未知下落，殊感遺憾。在北京圖書館善本庫卻有魏一鰲詩文稿本，書名《雪亭文稿、詩稿》共訂三冊，《雪亭文稿》為上、中兩冊，《雪亭詩稿》為下冊。另紙兩頁抄出文稿一篇和詩稿四題五首，又一紙抄出附在中冊的《魏海翁傳略》，是他好友王余佑（字申之，又字介祺，別號五公山人）所撰，可惜殘缺不全，於其後半生已失記載。然不無參考價值，故亦附上。另有孫奇逢為其父所撰《新安耆逸魏公墓誌銘》，不知已在孫集中見到否？據已知資料，魏氏世系略如下表：
魏得春（始由濱州遷保定）——魏宣（得春長子）——魏洪（宣次子）——魏明（洪次子）——魏升（明長子，遷新安，即今河北安新縣）——魏朝官（升三子）——魏梁棟（朝官次子）——魏一鰲（梁棟次子）——魏之琳、之瓚。
據文稿，魏一鰲至康熙辛未（1691）尚在世，甲子、乙丑間在保定可以肯定，但有否接待傅山，未見資料。俟後有得，再行奉告。順頌
研祺！
汪世清
1993，2，27
白謙慎教授還為筆者提供了一封1991.4.30汪世清先生的書札資料。
△汪世清致白谦慎信札（1991.4.30）
謙慎先生：
此次赴美，前後多承照顧，兼得識荊，晤談甚快，更叨擾郇廚，均深感激。東返一路平安，準時到達，一切均好，堪以告慰。返京後忙於瑣事，未能及時修書奉達，請代向班教授、倪館長致謝、問好，並向諸同學表示謝意和問候，深為歉仄。
昨獲四月十九日手書，情意殷殷，尤深銘感。此次陪劉九庵先生到紐約、普利斯頓、波士頓等地參觀，雖時間短，而獲益殊不少。尤以得此機會與研習中國藝術史諸同學相識，最感高興。耶魯大學確具備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優良條件，足下及諸同學均能利用此優良條件，一意鑽研，所成當未可限量也。故亦以此而為足下與同學慶。尚希代為致意於諸同學。倘需有關資料，請來函提出，當盡棉力以報，切勿客氣。
匆匆草復，順頌
儷祺！
班教授，倪館長暨同學前煩代問好！
汪世清手上
1991，4，30
這是我們目前看到二人交遊最早的一封信件。2001年後，二人再未通過信。一是白教授關於傅山的研究已進入寫作階段，二是從美國打長途電話費用降低了許多，如有問題，可打電話給汪先生請教。
白謙慎教授與翁萬戈先生的通信始於1991年，終於2014年，保持了23年的書信往返（2014年後漸漸以電話替代了通信）。2018年7月，他將保存的翁先生的五十多通書札交由上海圖書館收藏。△“妙筆生輝——上海圖書館藏名家手稿展”展出兩封翁萬戈致白謙慎信1991年1月25日，由王方宇先生與業師班宗華教授聯合策劃的《荷園主人——八大山人（1626-1705）的生平與藝術》展覽在耶魯大學美術館開幕。開幕晚宴上白謙慎認識了翁萬戈先生。
後在耶魯大學籌辦《方寸世界——中國篆刻藝術展》期間，查到吳昌碩曾為翁同龢刻過數方章，加上此前在翁萬戈先生的萊溪居見過吳為翁同龢刻的兩方印。因此去信咨詢。此後二人便開啟了23年的書信往來。
△白謙慎教授與楊崇和先生拜訪翁萬戈先生（2005年）
△白謙慎教授帶學生觀摩翁萬戈先生藏品 （2004年）此次上海圖書館“妙筆生輝——上海圖書館藏名家手稿展”現場展出了兩件翁萬戈先生致白謙慎教授信，我們可通過釋文及白教授的按語了解一二。
適得6.12.98大札，附《書法報》載我兄《紀念王方宇先生》一文，一氣讀完，可謂既富感情，又多故實，並以學問參入，誠紀念文中可資篋藏之作。電傳大作中小錯誤兩處，自當改過，以去大純中之小疵，請勿念！
拙著《陳洪綬》昨日以UPS寄出，想此函到時，該三大冊已壓閣下書桌矣！回憶此書自交卷至出版，幾一年半，念及「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書逾二十磅，可謂重乎？寄自滬濱，可謂遠乎？一笑！文旌在八月中想可返美，弟則九月二日即啓程作遠東之行，再會面時，想在紅葉正茂之時矣。
多謝賜大文《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山西的學術圈對傅山學術與書法的影響》，自當在晚間啜茗細讀。1997年10月6日，王方宇先生在紐約去世。白謙慎撰寫了《紀念王方宇先生》一文，發表在1997年12月17日《書法報》上，但因路途遙遠，《書法報》一直沒有給我寄樣報，直至1998年6月12日，我才收到華人德兄寄來的樣報。當天我就複印了文章，並與我在《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剛發表的關於清初山西學術圈的論文一起寄給了翁先生。王先生生前與翁先生的交情很好，兩人經常就一些學術問題切磋。2017年12月13日，我還與王方宇先生的公子王少方一起訪問翁先生，在那裡少方拍攝了父親寫給翁先生的信。
翁先生信中提到的贈我的三大冊力作《陳洪綬》，也就在他寫信的那天（6月17日）就抵達我家了。
多謝寄贈《明清書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趕快拜讀尊譯《董其昌署款演變》一文，得益非淺。C. C. Riely原著的出版社、日期等等，似不見於「注」中。我很想買一部，不知應從何處？
文中開始比較王方宇先生及我對畫家署款的研究，並稱我為「更徹底」（p. 116），又說「將陳洪綬的署款基本上全部列出這一具有開拓性的工作……」使我汗顏！我與王方宇間互相切磋之事，在我自傳中當詳述。以年齡而論，我是王先生的「後學」了！
· 關於此書p.116第二段中「鈎」字印成「鈞」字，必是「手民」之誤，頗為遺憾。· p.128，談趙左畫了上博藏《摹松雪翁高山流水》軸（圖二十一、二十二），然後緊接以「這件藏在遼寧省博物館的畫作上，趙左寫著‘摹李營丘華山圖’……」我讀之頗為不解，請教。[想其中必脫落一段？]
2007年8月18日，由蘇州書法家協會組織的「明清書法史國際研討會」在張家港舉行。我本人不但提交了論文，還擔任了李慧聞女士的論文《董其昌的「董其昌」「其昌」署款演變研究及其對董其昌某些作品系年及鑒定的意義》的翻譯。2008年，由華人德兄等編輯的會議論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拿到樣書後，寄了一本給翁先生。李慧聞的論文十分細緻系統地研究了董其昌的署款，並將這一研究運用到作品真偽的鑒定和系年中，是一篇具有研究方法示範意義的力作。她在論文的一開始，便提到了王方宇先生在研究八大山人、翁先生在研究陳洪綬過程中排列署款、研究其演變的意義。
翁先生以為李慧聞的英文論文已經發表，問我發表於何時何地。其實，近二十餘年來我翻譯過數篇李慧聞的論文，都是她專門為在中國大陸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撰寫的，此前都從未發表過。十多年前，我曾將她撰寫的《董其昌傳》譯成中文，並和三聯書店簽了合同，將收入《開放的藝術史叢書》中。只是她太嚴謹（她本科讀的是數學），對我翻譯的每一句話，都要核對斟酌，所以至今還未完成校讀工作。最近她在一位研究人員的幫助下，加快了校對工作。希望這本書能早日和讀者見面。
翁先生寫此信時，91歲，好學如初，求知若渴。不但一一指出文章中的別字和遺漏處，他還提到了書中薛龍春的論文，看來他是打算通讀此書了。
翁先生是一個傳統的人，他雖長白教授三十七歲，但他仍遵循舊時的一些慣例，寫信稱白教授為“兄”。但他的寫信紀年，寫法多為西例，如1998年6月17日，寫成06-17-98。
△傅申致白谦慎信札（1982.4）
1981-82年，白謙慎教授那時還是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四年級學生，白教授開始關注書法理論，並收集一些海外資料，看看西方人怎樣看待中國書法。白教授通過當時的女朋友也就是現在的妻子王瑩女士認識了美國留學生杜伯貞（高居翰學生），她介紹了傅申先生在耶魯大學辦的中國書法展。回美國後寄給白教授一本傅申先生《海外書跡研究》和傅申先生的地址。於是白教授給傅申先生寫信。傅申先生在回信中寫道：1，書法研究應該從書法史入手；2，書法研究的重點在亞洲，不要把崇洋媚外的風氣帶進書法研究領域。
1986年，白謙慎教授赴美讀書。在1988年的夏天去華盛頓參觀，拜訪了傅申先生。並帶去了書法向他請教。傅申先生拿出了耶魯大學美術館舉辦的“中國文學藝術中的梅花”展覽圖錄，向白教授介紹了張充和先生的書法作品。
後來機緣，張充和先生推薦白教授到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白教授於1990年秋入耶魯大學。進入藝術史研究後，與傅申先生見面的機會增多，在拍賣會的預展上，在各種展覽和學術討論會上，均可向傅申先生請教。為了更全面地瞭解這批信札捐贈背後的故事，我們特別採訪了白謙慎教授。Q：2018年7月，您開始捐贈給上海圖書館50多通與翁先生的書信往來，是什麼緣由捐贈這批書信？為什麼選擇捐贈給上海圖書館？後來陸續選擇捐贈了汪世清先生、傅申先生的信札，是否有什麼特殊的機緣？
白：第一，上海图书馆是我在研究吴大澂期间，給予我最大幫助的圖書館，對我的工作非常支持；第二，我是上海長大的，上海圖書館離我長大的家只有十分鐘的步行路程，我對上海有著特殊的感情；第三，我在上海學習書法，後來書法伴隨我一生，上海這座城市培育我，從上海考大學，離開上海，想要回報這座城市。另外，上海圖書館從很早以前，老館長顧廷龍先生，就特別重視收藏書信，這方面他們的工作做得特別好，所以我也願意把信札捐給他們（上海圖書館）。
捐贈這件事，我是早在規劃的。翁萬戈先生將一些書籍之類的，如《翁同龢日記》都捐給了上海圖書館，我當時知道了這件事情，就想將我與他的書信往來一起捐掉。
前輩寫給我的信件，我不會賣，我想讓這批信札體現它們真正的價值，所以讓它們都集中在一個圖書館，這批信札我2018年三月份就已經從美國帶回杭州，但因沒有到上海擱置了。正好2018年7月我從上海起飛至美國，於是從杭州帶著這批信札到上海，完成了捐贈計劃。捐贈的時間沒有什麼特別性。
捐贈的內容也沒有特別連結，信都在美國的家中，寒暑假回美國時我會慢慢整理。在捐贈之前，我會影印一份留作紀念，再將原作帶回捐贈。所以捐贈了誰的書信，沒有固定的安排。
白：我過去非常喜歡寫信，與這些先生的通信，皆是請教學術問題，特別是汪世清先生，均是寫信過去請教。我在整理這些信札，以後也會出版汪世清先生包括其他先生的信札。
傅申先生的信也是他回覆我請教他的問題，1982年，我還在北京大學讀本科的時候，向他請教海外收藏的問題，他回覆了我。我到美國留學後收到的信件都保留了下來，但在中國的信件，當時人在國外，被國內的親戚擅自處理了，我很懊惱，也很遺憾。
Q：在您的傅山研究与吴大澂研究中对他们及其友朋的信札解读应当起到重要文献支持作用 ，能不能就此跟我们略作介绍。同时，对于当下的艺术史研究者而言，在如何整理与解读艺术家信札进而推助自己的研究方面，您有何建议？
白：這個非常有意思。我最早研究的藝術史論文，其實就是寫八大山人的一封信。後來在研究傅山的過程中，我大量的使用了傅山的信札，特別是近期嘉德拍賣「傅山（1607-1684）致魏一鰲書札十八通」。裏面很多是我的研究，（當然前期有一些錯誤，後來在書裡也改正了。）但是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前期的研究與信札是有密切的聯繫。
傅山留下的信札大概有兩百通左右（具體的數字我還未數），保留了大量的史料，信札特別能反應出藝術家真實的狀態，是精確的史料；
一个清初遗民的生活与艺术：傅山致魏一鳌信札十八通
吳大澂的信札更多了，他的特點是內容很長，《晚清官員活動收藏研究——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裏面大量使用的是信札，從中可以反映出信札的重要性。從中看出收支、收集古董的消息、怎樣付錢，都是信札裡面記錄下來的。
信札對於學術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與上海的章晖女士，一直在研究王時敏寫給王翬的七封信。裏面具有非常豐富的史料，我們根據這七封信，已經寫了6篇論文，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很多成果都是第一次發現的。我們還專門寫了王時敏7封信札的考釋以及信札在研究藝術史當中作用的論文。
我的文章都可以回答你信札在研究藝術史方面的意義與作用。
对于当下的艺术史研究者而言，研究信札，有幾個特別需要注意的點：第一，會讀草書。很多的信札是草書，當然現在寫信給我的都是鋼筆字，特別是汪世清先生，其他的很多信札的內容是很難讀的，認字是第一步；第二，要弄清信札內容中提及的人物，必須熟悉研究者的生平、指代的事情；第三，信札的用語要熟悉。對其生活的地點、交流的人物、周邊發生的事情均要熟悉，越熟悉就能從中讀出更多的內容。這是非常珍貴的史料。
早期留下的信札不多，當然，像蘇軾、米芾都留下了不少信札，早期王羲之作品遺留下來的也大多是信札。明代信札留下來的就沒有晚清那麼多了，像吳大澂大概有上千封的信札留下。對於我們來說更為珍貴，史料更加豐富。但要使用這一類史料也是需要具備一定技能的。
Q：您现在担任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馆长，是否更加注重文物与艺术品的社会职能问题？能不能稍微谈谈手稿收藏的艺术功能与社会功能？
白：首先，浙大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是一個教學博物館，為學校的教學服務，同時我們堅持策展，加深自身的研究能力，在研究的過程中，當然我們會特別注重文物的社會功能。
目前浙大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還未收藏手稿。很多人也把鋼筆信當成檔案來收集，不一定是當作藝術品來收集，當然我們的藝術館也會收集藝術家或藝術史家的檔案，有些人也曾問我，你作為浙大的博物館館長，為何捐給了上海圖書館？我開始捐贈給上海圖書館的時候，那時候我還不是這裡的館長（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笑），另外，捐到哪裡都是保存價值並為公眾服務，我將來也會捐贈給浙江大學博物館一些東西，我已有這方面的考慮。
Q：您有做艺术收藏吗？与鉴藏家的交往对您的艺术收藏之路或是学术研究有起到什么作用？如研究傅山，吴大澂。
白：我不做藝術收藏。我不花錢買藏品。年輕時我學書法的時候，向老師要一些墨寶學習，那時沒有市場的概念，大家互相贈送、有時候書法老師也讓畫家給我畫些畫，這些作品都是老師與朋友送的。幾十年過去了，如果非得說收藏，這些也成為我的收藏了吧。
与鉴藏家的交往對我的学术研究當然有幫助。目前中國的私人收藏與拍賣對藝術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私人藏家，例如說我研究傅山，傅山寫給魏一鰲的十八通信札，就是在私人藏家家中發現的。送給魏一鰲的12條屏，是美國的一個私人收藏家手裡的。正是因為他們的私人收藏，充實了我研究傅山的材料。公立博物館的收藏固然重要，但是有大量的作品在私人收藏家手裡的。我一直非常重視私人收藏。私人藏家對我的幫助，通過我們有質量的研究，發表以後，讓他們知道藏品的藝術價值，對於他們也算一個回報吧。
Q：您的書作《晚清官員活動收藏研究——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刚刚面世，就这本著作的撰写起因及特点能否與我们分享一二。
白：這本書與以往的收藏史研究有所不同。晚清的資料比較多，我掌握的資料也比較多。我從幾個方面來研究。
第一，我研究了晚清官員的收藏活動與市場的關係。市場是非常難以研究的，要談市場，就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市場價格的問題，要描述19世紀下半葉的藝術品市場價格，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任務，因為中國文人很少在正式的著作中提到藝術品的價格，很難見到收藏家比較完整的藏品價格表。我通過史料（如筆記、日記、信札），力圖來勾勒他們的市場價格。當然，這個工作目前只能是嘗試性的工作，因為有些東西還不是很確定，我只能做一些推測；
第二，我在這本書中談了一些體制的問題，這也是前人沒有討論過的。晚清官員們的收藏活動，背後有什麼樣的社會機制？我認為，當時收藏者之間的競爭相當激烈，特別是異地收藏活動，最能揭示當時官員們熱衷收藏的社會機制。包括信息怎麼收集，他們怎麼買賣、支付、交易的情況；
最後一部分談了晚清官員的收入與支出，怎麼支配自己的財富來收藏，主要以吳大澂為例，探討了國家危亂之際晚清官員收藏行為及複雜心理。官員們的收支與收藏非常有關係，經濟實力強才有能力搞收藏。吳大澂既沒有留下收支的帳目，在日記中也幾乎沒有收支方面的記載。所幸的是，家書中經常提及自己的各種收入，為後世研究其收入情況提供了一些原始資料。
Q：您的研究以中国书法史为主，同时您又是知名的书法家，可谓知行合一。您对当下的书法史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之外还有什么建议，比如在传统毛笔书写方面还需要投入精力与时间加以训练吗？
第一，书法研究应该从书法史入手，研究書法的筆墨、點劃、章法，提高書法的鑒賞；第二，希望他們能夠在歷史的材料方面挖掘地更深刻、更細；第三，希望加強理論的訓練，這個時代有很多可以啟發我們從不同角度研究中國書法理論的資源，我希望今後，我們年輕一輩的學者能夠在這方面下更多的工夫。
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
Hong Kong Jinmotang Calligraphy Research Foundatio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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