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关口：北上，南下？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一个突出的问题同时摆在了苏联和中国面前——
日本的下一步究竟是要北上还是南下？
这是关乎国运的重大战略判断，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在高度注视着日本的一举一动。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民政府和苏联已然彻底撕破脸，连蒋经国这个宝贝儿子都被斯大林扣在了苏联。（《蒋经国的“质子岁月”》）
不过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双方出于相同的考量却再次搭上了线。
什么“相同的考量”呢？
说来也好笑。
苏联想用中国牵制日本，使其不要北上攻击苏联远东。
中国则想借苏抗日，最好能与苏联签订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以共同应对日本的威胁。
面对癫狂的、已经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大家都怕。
再退一步讲。
如果日本真的大举动手，在陆军层面，苏联希望日本“南下侵华”，而中国则希望日本“北上侵苏”。
就是这么有意思。
中苏这种针对日本的“绥靖思维”和欧洲大国对希特勒是完全一样的。
苏联希望祸水西引，英法希望祸水东引。
这一时期中苏联合抗日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蒋介石的外交官员有明确表态：
“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只有在（苏联）成为抗日可靠保证的情况下才有价值。”
不仅如此，老蒋还一度派出大佬陈立夫赴欧洲“考察”，希望借机与苏联高官会面。
与大家一般想象的不同，当时感受到日本威胁更加强烈的一方其实是北方的苏联。
据今天日本方面解密的资料看，当时日本也的确是把苏联做第一假想敌。
尤其是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陆军方面，准备一举拿下苏联远东地区。
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斯大林对于改善之前已彻底破裂的中苏关系非常积极。
对于二十年代拿了苏联大把好处然后翻脸不认人的蒋介石，大林哥颇有一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
蒋介石和斯大林二人从未见过面。在最有希望见面的开罗会议上，斯大林因顾忌日本未参会，原本的“四巨头”会议被拆成两次“三巨头”会
视角回到我党。
斯大林这种“借蒋抗日”的指导思想，在三十年代中后期对我党的发展和关于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带来了显著影响。
比如西安事变。
在事变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原本有“不排除杀蒋”的打算。
不过在12月20日，我党收到共产国际“老大”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
电报中有斯大林的“圣旨”——必须释放蒋介石。
为何苏联如此力挺蒋介石呢？
原因就是上面解释的。
苏联希望蒋能维系住一个“统一的中国”，在远东拖住咄咄逼人的日本。
一旦中国内乱掉，“牵制日本”的作用将不复存在。
再或者亲日的何应钦上台，毫无疑问也将大大增加日军“北上”的概率。
这都是斯大林所不愿意看到的。
我党西安事变处理三人组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的爆发，是八年抗战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事件。（《淞沪会战：一寸山河一寸血》）
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一个月前的七七事变。
淞沪会战是一场双方都采用“添油战术”的战役，从最初的小冲突演变成决生死的大战。
由于这场会战实际上是国民政府主动挑起的，因此事后产生了诸多的争议。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国内对于是否全面侵略中国摇摆不定，以参谋次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暂时占了上风。
直白一点，即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并不是想全面与中国开战，其目的更多的是在华北再造一个“伪满洲国”。
如果蒋介石能延续他以往的“绥靖风格”，是可以将全面抗战继续延后的。
当时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胡适、蒋廷黻等人均在七七事变后主张对日和谈。
他们提出“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签订对日合约”的建议：
“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
“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自然就是东三省。
为此胡适还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在近代世界败仗是千万打不得的。”
胡适与蒋介石
不过相对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的蒋介石，1937年的蒋介石硬气了很多。
1931年的国民政府属地不过江浙区区几省，毫无战略纵深可言；而1937年时，国民政府已经在形式上完成了关内的统一。
用“如日中天”来形容当时的蒋介石并不为过。
他可以退往武汉、退往重庆，可以指挥川军，指挥龙云，指挥任何一个军阀……
日本方面对于蒋介石的决心显然估计不足，他们并不清楚平津两城是中国军民最后的底线。
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淞沪会战引起的日军“南下”是一次偶然事件，并非东京大本营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可以想象，苏联方面对于淞沪会战的日益扩大一定会感到非常兴奋，也意识到中国对日牵制的巨大作用。
这一点蒋介石当然也懂。
因此对于斯大林，蒋介石是一封又一封的书信，绝不含糊。
1938年5月间，蒋写信给斯大林曰：
“没有你的帮助，中国无法撑下去，中国仍在生死关头。请你赶紧将以下装备运来中国……”（后附若干页清单）
斯大林迅速答复蒋介石：
“苏联将送出所需之……（参考蒋介石清单），供阁下伟大的抗战使用”。
不久，苏联的武器装备连同顾问、飞行员、技师等高达三千余人的庞大队伍源源不断来到中国。
摘自《中间地带的革命》
蒋介石在向苏联告急的同时，并没有落下与日本的秘密接触。
1938年7月，在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的间隙，国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奉蒋令，自香港抵达日本神户。
当时的日本外相宇垣已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计划与孔祥熙在军舰上晤面。
最终是因为日本陆相、“军方顽固派”代表坂垣征四郎的反对，才被迫取消了“议和”，会谈因此流产。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准备和日本议和的事情迅速传到了斯大林耳朵里。
因为担心中日缔结和约后日本腾出手对付苏联，斯大林急电蒋，称更多援助将要启程，包括足够60个师之装备，以及追加500架战斗机。
难得见斯大林如此大方。
实际上早期国共两党间“抗日统一战线”的维系，主要依靠的外力就是苏联。
1940年下半年，面对咄咄逼人的希特勒，斯大林开始急切的与日本展开谈判，直至达成后来的《苏日中立条约》。
苏日关系缓和后，国共之间的摩擦便愈演愈烈。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背后站立者为斯大林
回顾二战各主要参战国，日本是其中战略最不清晰的国家。
德国方面寄希望的轴心国集团大方案原本是日德联合夹击苏联。
把苏联灭了，二战实际上就结束了。
所以希特勒曾一度试图调停中日之间的矛盾。
事与愿违，东京大本营最终定的进军方向是南下。促使日本最终决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美英开始封锁日本，南下可以迅速获取各种战略物资
2、日本海陆军之争。南下主要依靠海军力量，北上主要依靠陆军力量，海军迫切希望建功
3、诺门坎战役和斯大林孜孜不倦的引导
这其中，1939年夏天爆发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战役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此战日苏双方共投入二十余万兵力和大批飞机坦克，历时四个月，规模不亚于中国战场上的一场大型会战。
当时的《纽约时报》曾评价说：
“这是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他们）在人们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里发泄着愤怒”。
然而谁都不曾想到，就是此战为东京大本营多年悬而未决的“北上”与“南下”之争画上句号。
间接导致了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轴心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伏笔。
曾经三次调停中日战争未果的希特勒，希特勒早期曾非常希望将中华民国拉入反对苏联的联盟当中
纵览整个1931~1940年之间的中、苏、日三角关系，斯大林毫无疑问是在“战略上”笑到最后的。
他的核心目的一以贯之——引日本的祸水南下。
无论是西安事变救蒋、协调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援华抗日、诺门坎战役后鸣金收兵、对日签订《中立条约》等，目的都是一脉相承的。
在日军的“南下1.0版本作战”中，中国成了硬抗死拼日本的那个。
牺牲巨大。
而在诺门坎战役后日军的“南下2.0版本作战”中，美国成功被卷了进来。
1941年12月7日那天早晨，相信斯大林和蒋介石都是笑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