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战略擘画——访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钊

聚焦

理解新时代首都发展需要引入历史的维度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新征程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如何完整、全面、科学、系统地理解“新时代首都发展”呢？请您谈谈。

　　李文钊：“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提出是这次党代会重大的战略举措和重要的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首都特色，它标志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落实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未来五年首都工作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首都发展是党领导超大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改革和治理的理论结晶、实践结晶和历史结晶。对于新时代首都发展可以从多个维度来理解，也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模型、观念建构、价值判断和行为效果。这意味着，完整、全面、科学、系统地理解新时代首都发展，对于更好贯彻党代会精神具有举足轻重作用。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看，理解新时代首都发展需要引入历史的维度，在历史发展脉络中厘清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演进过程。需要我们回答：首都治理经历了哪些阶段？不同阶段之间逻辑关系是什么？当下阶段的内在机制和逻辑是什么？

从“首都建设”到“首都发展”：新时代首都治理的最新实践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报告提出了新中国首都城市史的发展阶段问题，那么，首都治理经历了哪些阶段？如何理解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战略定位呢？

　　李文钊：首都治理既受到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又受到中国国家发展进程的影响。国家治理的张力和合力推动首都治理演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首次对首都城市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即将这一历史划分为首都建设（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 年代）、首都经济（20世纪90年代—2012年）和首都发展（2012年至今），并对每一个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进行了梳理，以重大事件来论证阶段划分的合理性。应该说，提出新中国首都城市史的发展阶段问题，以及依据标志性事件进行概念建构，这是党代会报告的一大亮点，增加了报告的厚重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四次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除了1983年批复的总体规划被称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1993年批复的、2005年批复的和2017年批复的总体规划都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这说明，1993年之前首都北京主要任务是建设问题，使用首都建设来概括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合适的。1993年和2005年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代表了首都经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10次视察北京、18次对北京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做好新时代首都工作进行战略擘画，指明了根本方向。2017年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则代表了首都北京发展思路根本性的变化，它通过“从北京发展转向首都发展，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展，从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实现发展阶段的跨越，从而迈入首都发展时期。从首都建设到首都经济，再到首都发展，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体现了对首都工作特点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首都发展体现了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实现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发展、首都的高质量发展、首都的新发展，使北京的建设发展更加符合党和人民需要。

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多维内涵和定位目标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从治理史角度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即新时代首都发展定位和目标是怎样确定的？

　　李文钊：首都城市治理史可以看作不同时期的治理设计、治理任务、治理目标、治理行动和治理绩效的复杂互动过程，治理绩效通过反馈推动了新的治理设计，创造新的治理任务和治理目标，并且引发新的治理行动和治理创新，如此循环往复，这是治理史的内在机理。

　　新时代首都发展面对的治理情境和背景是“超大城市病”，以及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2014年2月25日和2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发展和管理工作提出5点要求，这些要求中既有从正面的角度提出目标，如明确城市战略定位、提升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和健全城市管理体系等，又有从反面的角度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疏解非首都功能、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应对雾霾污染“大城市病”等。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时代首都发展命题首先是应对问题，解决首都治理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展开。一般而言，问题都是与观念和价值相比较的结果，这也说明首都治理和城市发展已经不能够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期待。

　　2017年2月23日和24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北京，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它标志着首都治理迈出关键一步，这也是发展自主性的体现。首都城市发展需要围绕这一根本性问题展开，进一步处理好“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一核”与“两翼”的辩证关系，紧紧围绕实现“都”的功能来布局和推进“城”的发展，以“城”的更高水平发展服务保障“都”的功能。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这意味着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首都、民族复兴和国际一流等维度进行了建构，对首都的多维内涵和定位目标进行了阐述。

首都功能实现仍然是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核心内容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怎样建设首都”是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时代课题，应怎样认识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具体内容？

　　李文钊：对于“怎样建设首都”，党代会从本质、根本要求、出发点和落脚点、标准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其内在机理、运行逻辑和复杂关系清晰。首都功能实现仍然是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核心内容，它既提供了各方面工作的重点，又明确了衡量成效的准则。新时代首都发展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四个服务”水平，统一于服务好党中央和服务好人民群众。新时代首都发展并非不要发展，而是要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能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当前北京的做法就是实施“五子”联动，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需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人民生活幸福，这也是贯彻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具体体现。当前，北京的做法就是以“接诉即办”改革为抓手，通过回应民众诉求、解决问题和提升治理，来满足“七有”要求，实现“五性”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里的“七有”具体指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五性”强调便利性、宜居性、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都是民生治理范畴。新时代首都发展需要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就是首善，党代会报告提出：“北京各方面工作具有代表性、指向性，首善之区要率先示范，立标杆，树旗帜。”

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基本原则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报告指出，要“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北京篇章而不懈奋斗”。您认为新时代首都发展实现目标的关键是什么？

　　李文钊：要做好首都工作，实现新时代首都发展，就要处理好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在坚守原则中应对风险和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以及百年奋斗的十个方面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都是为了寻找成功背后的法宝，并通过主动学习领悟来为未来道路提供精神力量。同样，这次北京市党代会报告提出新时代首都发展，也是基于对治理经验的总结，这些经验事实上构成了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必须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必须牢固坚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首都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必须大力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应该说，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首都北京坚持这些基本经验，按照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各项要求开展工作，一定能够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来源：北京日报

责编：薛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