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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潮文萃 | 杨奎松:历史研究需要时间的沉淀

唐潮杂志 唐潮杂志 2022-03-19

栏目介绍

往期《唐潮》,收录了大量精彩的老师访谈和约稿文章,这些都是《唐潮》的宝贵财富。在学术自媒体平台高度繁荣的今日,这些资源,不应被束之高阁而蒙尘,也不该闭门造车而独享。编辑部将它们重新誊录,配图辅之,制成“电子版”《唐潮》,拟名《唐潮文萃》,作为公号的固定栏目之一,陆续放送,以飨读者。

杨奎松先生采访记(一)


(图为杨奎松先生)


《唐潮》编辑部(以下简称编)

请谈一下您研究中共党史,在史料搜集、整理和利用上的心得。

杨奎松(以下简称杨)

首先,中共党史研究不过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它的史料搜集、整理和利用在方法上与历史研究差别不大。研究历史如何搜集史料,研究中共史也如何搜集史料。整理、利用也差不多。当然,在中国大陆,中共史研究的史料搜集也有其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主要也是技术层面的,比如,与古代史、近代史研究最不同的一点,就是史料的政治性极强,以至于研究者见到许多重要的史料机会不多,还可能转瞬即逝。

一来,这是我们的档案开放制度不规范造成的,原则上规定好的开放范围常常会变,档案管理者怕犯错误只会从严掌握,以至许多档案今天开放了,明天就关掉了。如果不了解这种情况,或心存侥幸,以为可以等到下次再看,时机很可能就错过了。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包括共和国史的许多档案史料的开放也是如此,很多研究者都碰到过这种情况。

二来,是因为中共党史,包括共和国史,距离今天较近,因此存在着抢救活史料的可能性。因此,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与历史当事人接触、访谈,努力将各种档案文献背后的历史信息保存下来,极为重要。八十年代时,许多苏维埃时期的老人还很清醒;九十年代时,许多抗战时期的老人还很清醒。到现在,不要说那个时代了,就是经历过并还能清楚地回忆出中共建国后土地改革运动具体情况的老人,都没几个了。

几年前,我有学生做山东解放战争时期农村粮食问题的研究,他自己就是农村出来的,但他在村里却几乎找不到还能记得当年农民种粮、吃粮数量、种类,和当年受战争、灾害影响,生活波动情况的老人了。


(图为历史亲历者——抗战老兵)


关于中共史的史料整理问题,如果说有什么稍微特殊一点的地方,我的经验就是要特别注意做资料编年。人人都知道,历史的发生,是依时间轴线顺序而行的,因此,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弄清楚前因后果及其事物演进的过程非常重要

中共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特别多,许多“阴谋论”或“神话说”都与史实不清有关。张三讲张三看到的“真实”,李四讲李四看到的“真实”,两种三种四种“真实”常常在那里打架。事实上,张三、李四讲的可能都是“真实”的,问题在于,从他们各自的立场、情感和角度看到的“真实”,多半都有片面性。

我们研究者需要尽一切可能穷尽所有相关的史料,包括张三、李四看到的片面“真实”,严格地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将它们逐一排列起来,由前往后,一天一天,有时甚至会要几分钟、半小时或一小时地,用经过考证,且时间准确的史料,将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一一串联起来。这样通常就比较容易弄清楚某一问题发生的因果逻辑,以及这中间哪些因素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条件下,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从而看出当事人是早有算计,还是在情势复杂变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就具体史实的重建而言,这样还原出来的真实显然会比较全面、准确,即更靠谱一点。


(图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

您书写历史的趣旨是什么?为什么开始注重小人物的研究?

杨:

我们研究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中国人研究中国史,最关心的自然是中国人今天的由来、经过和原因。

表面上,这样的研究最容易从政治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经济史和思想史中去寻找答案。

但一方面,历史原本并不是按照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对外等门类分别发生的,过于专门的,特别是脱离人的复杂的思想活动的研究,是无法整体还原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政府也好,领袖也好,各类精英也好,本质上都是从特定的社会人群中生长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精英和领袖。

更何况,任何一种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对外关系的,以及思想文化等等的举措和变动,直接影响和作用的,也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其利弊得失,都需要从社会人群生活感受及其反馈中,才能得到切实的了解,并做出相应的历史判断来。

因此,研究普通人或小人物的历史,从来都是重要的。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都是很好的小人物研究的例子。王汎森去年在北大有个讲演,也特别提到史学研究应该以人为主的问题。多年前胡绳先生对中共党史研究只讲领袖、会议和文件,看不到基层社会和人民大众的问题,也提出过批评。


(图为勒华拉杜里及其著作《蒙塔尤》)


(图为史景迁及其著作《王氏之死》)


当然,以往的中共史研究,或政治、军事、思想、对外关系,包括经济的历史研究中,之所以没有社会基层的,特别是没有对普通人的研究,也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要找到足够充分的能够直接反映鲜活的普通人生活的史料太难。

而共和国史的研究,这方面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人事档案制度记录了无数普通人的生平经历,同时大批老人还活着,再加上这些年流行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研究,因此,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在往这方面努力了。我不过是顺势而为,同时也是为研究共和国的历史,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罢了。


【责任编辑:靳怡、郁进科】

刊于《唐潮》杂志 二〇一七年·九月,总第四十九期



未完待续,一起期待下篇吧!


注:因篇幅限制,录文时对采访录的问题顺序进行了部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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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录文/沈鑫责任编辑/王珂昕审核/张策、张钰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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