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四十年回顾
引子
众所周知，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富强的王朝之一，如今的西安市建立于唐都长安的沃壤之上，而陕西师范大学则坐落于西安南郊唐慈恩寺大雁塔下，在古都历史文化的阳光雨露下成长壮大。1979年春暖花开之季，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脚步，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念海教授倡导，历史系成立了唐史研究室。史先生兼任唐史研究室主任，黄永年、牛致功、赵文润等先生为研究室主要人员，研究室主要从事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研究，并开始招收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0年9月，仍在史念海教授的极力促成下，全国“唐史研究会”（即中国唐史学会）成立大会在陕西师范大学成功举办，史念海教授当选为学会副会长，黄永年先生为秘书长。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唐史研究会决定将会址（秘书处）设立于陕西师范大学内。作为在唐都长安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陕西师范大学，因为历史系已有唐史研究的基础架构，而国内当时并未有相类似的研究机构存在，更何况有史念海、黄永年、牛致功、赵文润等先生对唐史研究的热情与投入，以及古都西安无与伦比的唐史研究氛围与积淀，故而从人员组成、组织建构、天时地利等方面，奠定了陕西师范大学在全国唐史研究行列中的地位。
中国唐史学会成立大会
一年后的1981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陕西师范大学组建更具规模的唐史研究机构——唐史研究所。1981年5月30日，陕西师范大学隆重举行唐史研究所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陕西省副省长谈维煦，省社科院副院长王荣，省社科联主席、西北大学校长郭琦，以及省内外高校、科研文博单位代表，历史系教师及本科生共120余人与会。会上李绵校长宣读了教育部关于批准成立唐史研究所的复文，并宣布任命学校副校长、历史系主任史念海教授兼任唐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副主任上官鸿南兼副所长，周景濂先生为研究所秘书的决定。成立大会确定了唐史研究所向后的工作内容共有六项：其一，搜集考释唐墓志。其二，每年拟出刊《唐志考释》两辑，每辑25万字。其三，做好资料整理工作，先着手《安禄山事迹》《高力士外传》的注释，为注释《旧唐书》打好基础。其四，继续做好培养研究生工作，为国家输送合格人才。其五，继续承担历史系本科的教学工作。其六，积极组织好全国唐史研究会的各种学术会议，及时出版会刊。史念海、黄永年、牛致功，以及曹尔琴（在西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等先生在会上分别作了学术报告。史先生曾经说道：“唐史研究所的创立，不仅促进所内及其所联系的同志对于唐代史事的研究，而且还要多方收藏有关唐史的资料，为国内外学人提供唐史研究的条件。”可见，创立唐史研究所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内整体唐史研究的深入，并希望将研究所打造成为国内外唐史研究基地或者研究中心。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初创
唐史研究所成立当时，设置唐代政治研究室（黄永年兼任主任）、唐代地理研究室（研究室主任为史念海）、唐代经济研究室（室主任为史念海）、唐代文化研究室（研究室主任为牛致功）四个研究室；因当时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有限，故聘任多名其他大学的唐史专家作为兼职研究员予以补充。研究所最初的办公研究条件并不是很好，但“研究所三十岁上下的研究生们，每天凌晨六点起床，中午睡一会午觉，一直学习到深夜十二点。日复一日，埋头于书桌拼命学习”（妹尾达彦《我所敬仰的史念海教授》，收入《想念史念海》，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正因如此，1985年左右从唐史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的牛志平、齐勇锋、郭绍林、辛德勇、王援朝、黄新亚、贾宪保等人，很快就成为国内唐史研究各个领域的拔尖人才，在海内外学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1984年初，唐史研究所从历史系完全分离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建制的处级科研单位。在此之前，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的牛志平老师留校，编列在唐史研究所，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牛志平专注唐代宦官，唐代妇女、婚丧等文化史专题研究，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颇受学界的好评。1984年秋大学本科毕业的薛平拴老师，留唐史研究所办公室担任秘书。1985年牛致功教授从历史系转到唐史研究所，成为专职研究人员；同一时期上官鸿南先生到唐史研究所担任常务副所长。最早加入唐史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黄永年教授，1987年担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但在此之前他仍然兼任唐史研究所工作，撰写大量的唐史学术论文，培养出为数众多的唐史研究生，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期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辛德勇、费省等人，也是在唐史研究所人员编制之内。直到1987年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之后，唐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才形成后来所谓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局面。依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88年初，唐史研究所有专职研究人员8人，其中高级职称5人；兼职研究人员18人。
唐史研究所成立报道
八十年代中期，唐史研究所接受外国人留学生短期留学学习。现任教于日本中央大学的妹尾达彦教授，任教于国学院大学的金子修一教授，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就是这一时期来研究所短期留学，跟随史念海等教授学习。这些人利用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平台，了解中国国内唐史研究各方面动态信息，巡礼汉唐古迹，潜心钻研，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为此后在日本从事唐史研究创造了条件。1988年夏，马驰先生从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调任唐史研究所工作，致力于唐代民族及蕃将研究。1990年，薛平拴获得硕士学位成为专职研究人员。与此同时，任鹏杰先生入职研究所任秘书，孙建国先生也是这一时期进入研究所，从事绘图等工作。1990、1993年，拜根兴、王元军先后获得硕士学位留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办公室起先在办公院东北角校医院胸透室东侧，其中外间为办公室，套间摆放有桌椅板凳，为研究人员看书学习之处。本人1990年到1992年末就住在办公室套间内，工作、栖身均在研究所内；王元军于次年中期到1995年秋，也住在办公室套间。1996年左右，研究所办公室搬到办公院西南角学校财务处旁，虽也是两大间，但靠近学校灯光广场，房间不仅宽敞，而且也明亮了许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唐史研究所及中国唐史学会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学术活动。1988年，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成立，挂靠于唐史研究所，牛致功教授担任会长，组织服务于西安地区高校及文博单位的唐史研究者，举办了多次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1989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承办中国唐史学会第四届年会，史念海教授被推举为学会名誉会长，牛致功、牛志平两教授分别担任学会副会长、秘书长。1992年中国唐史学会厦门大学第五届年会上，两位牛先生仍然担任学会重要职务，拜根兴参与年会的筹备组织工作。1995年牛致功、马驰、拜根兴赴武汉大学出席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马驰教授当选为秘书长。1991年8月，史念海、牛志平还应邀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席国际隋唐史专题会议，与韩、日及港台地区学者见面交流，扩大了唐史研究所的影响，为研究所进一步发展寻求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路径。此后唐史研究所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全唐文地名索引”的编写，就是其中合作项目之一。
中国唐史学会陕西师大第四届年会（1989）
唐史研究所这一时期先后推出史念海先生主编的《唐史论丛》第一辑(1988)、第二辑(1987)、第三辑(1987)、第四辑(1988)、第五辑(1990)，收录研究所同仁及学界著名唐史研究者撰写的60余篇学术论文，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除此之外，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还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即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隋唐卷”的撰写任务，史念海教授担任“隋唐卷”主编，牛致功、赵望秦等先生参与该书的编写任务。牛致功教授出版《李渊建唐史略》专著之后，专著《唐代史学与〈通鉴〉》，与赵文润教授合著《隋唐人物述评》等也顺利出版。牛志平教授与姚兆女合著《唐人称谓》；马驰教授出版《唐代蕃将》；拜根兴与赵文润教授合著《唐宪宗》亦出版发行。编列在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黄永年教授在出版《〈旧唐书〉与〈新唐书〉》之后，还与贾宪保合著《唐史史料学》，后者成为海内外唐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目。这一时期，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编辑出版《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1），《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3）两书，其为学会第四届、第五届年会论文集结集。唐史研究所马驰、薛平拴、拜根兴参与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一书编绘任务，该地图集1995年由西安地图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古都西安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历史地图集，也为西安市国际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学术礼品。
早期唐史论丛
史念海、黄永年教授招收唐史研究生如上所述，牛致功教授为每届研究生讲授课程。从1985年开始，黄永年教授很少在古籍研究所招收唐史研究生。牛致功教授则联合历史系赵文润教授共同培养隋唐史研究生，1985年招收6名，1987年招收8名，1989年招收4名研究生……；后来牛志平、马驰两位教授也招收唐史方向研究生。在唐都长安如何培养隋唐史研究生？研究所的导师们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教训，进而推出一整套颇为适用的培养办法，这就是在引导研究生大量阅读唐史基本史料的同时，要求他们一周或半个月必须提交一篇读书札记，指导教授认真批改，并一对一指导；利用古都西安的地利，组织学生考察唐十八陵及西安周边汉唐名胜古迹；赴汉中、安康、四川广元等地学术考察，探究前往所谓唐朝后院剑南西川的途径踪迹。老师们赴外地出席隋唐史各类学术研讨会，每次都带多名研究生与会，让学生们宽眼界、见世面等等，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值得特别追记的是1993年春，由牛致功教授带队，牛志平、马驰、薛平拴、拜根兴、王元军等老师参与，带领唐史研究所十余名研究生前往洛阳、偃师、新安等地，参观龙门石窟、千唐志斋、玄奘故里、李弘恭陵，礼拜杜甫、颜真卿墓，师生徜徉唐东都山水名胜间，探究两京故事，收获颇多。这一时期从研究所走出的学生，如任士英、李万生、王双怀、赵强、王元军、刘玉峰，以及贾云、张萍、薛平拴、王峰、董理等人，他们供职于全国各地高校及文博、科研单位，因为有扎实的学问功底，加之他们持之以恒努力勤奋，发表重要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树立了很好的声誉。正因有如上的科研教学成果，以及在学界逐渐形成的影响，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流传着唐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的顺口溜：
唐史所在办公院，经费少而人能干。
名家所长史念海，耄耋之年勤钻研。
二牛一马拜上官，还有一个薛平拴。
经济文化加蕃将，人物评价与通鉴。
注：二牛一马拜上官指牛致功、牛志平、马驰教授，以及拜根兴讲师、上官鸿南副所长
最近几年，每当见到此前的研究所同仁孙建国老师，他都会给我谈及这段顺口溜的不同版本，每每勾起我对在唐史研究所岁月的记忆与怀恋。这两年我也曾写过《教诲、指导与鞭策：回顾我与高明士教授的交往》，《追忆老所长史念海教授：我在唐史研究所的经历》两篇文章，发表了1991年赴北京为中国唐史学会办理重新登记的日记，回忆在唐史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往事。就是说，在唐史研究所工作的日日夜夜，曾经是我学术生命历程中最值得记忆的一段。
1994年陕师大专家楼接待高明士先生
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发展
1996年6月，杜文玉教授从渭南师专调入唐史研究所工作，1998年起招收隋唐史研究生，成为唐史研究所至关重要的生力军。几乎同时，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的赵望秦、张萍先后来所工作，获得硕士学位的王义康也在这一时期入职唐史研究所。1998年，取得民族学博士学位的刘戈老师来所工作，2000年介永强来所工作。1994年之后，上官鸿南先生光荣退休，马驰教授担任常务副所长，也就在这一时期，马驰副所长在各种公开场合，多方督促年轻研究者出外进修学习，攻读博士学位，言“如不考博士，可能以后就没这碗饭吃了。”正是在马驰教授的鞭策督促下，这一时期唐史研究所的年轻学人，纷纷投入攻读博士学位行列，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如王元军赴北京师范大学攻读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学位（1995年，后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薛平拴在职攻读本校历史地理博士学位（1997年），拜根兴赴韩国国立庆北大学留学，攻读韩国史博士学位（1998年），赵望秦赴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唐代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王义康赴南开大学攻读隋唐史博士学位（1999年，学成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博物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张萍、介永强在职攻读本校历史地理博士学位（2000年）。九十年代中后期，唐史研究所同仁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史念海所长强调历史研究要“有用于世”，他发表西安周边唐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和论文，直接促成西安乃至陕西省政府对秦岭北坡植被的治理与再造，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牛致功教授创立的西安建都十三朝说，获得学界及西安市政府的认同和采纳，成为现今西安市对外宣传的通说。除此之外，研究所同仁们还出版了如下著作：马驰《李光弼》；牛志平《唐代婚丧》；牛致功教授与杨希义先生合著《二十五史：《新编〈唐史〉》，专著《唐高祖传》《安禄山史思明评传》等。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杜文玉《唐代军事史》《唐高祖与唐太宗》《狄仁杰评传》；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史念海主编，由研究所青年学人担当特约编辑的《唐史论丛》第六辑、第七辑也于1995年、1998年先后艰难推出。牛致功教授主编，牛志平、马驰参与撰写《〈资治通鉴〉新注》《陕西通史·隋唐卷》两书；牛致功教授主编，薛平拴参与撰写《中国改革通史·隋唐卷》，均是这一时期出版面世。马驰、刘戈两教授联合校内从事中国民族史教学科研的老师，成功申报中国民族史硕士点，为学校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为了增加研究所同仁们的收入，马驰副所长还组织大家从头学起，编辑出版多期《历史故事报》，发行全国各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史研究所举办了两届港台地区硕博研究生西安学术考察研讨活动，史念海、马驰、牛致功等教授亲自授课，研究所年轻人带队前往西安周边名胜古迹，担任讲解任务，促进了研究所与港台地区学界学术交流的深入，当然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理地图集》一书，荣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历史学一等奖）。这一时期，作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薛平拴在唐代经济史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拜根兴参与《长江文化史》“隋唐篇”书稿的撰写，在唐代政治文化史诸多方面辛勤耕耘，张萍在唐代文化史方面发表多篇论文，为此后学问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仍编列于唐史研究所。作为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马驰教授主编“唐代历史文化丛书”共八种：即《唐代马政》《唐代体育》《牛李党争》《隋唐建筑艺术》《唐代婚丧》《唐代游艺》《薛仁贵》《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丛书1996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在1998年法门寺中国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上，马驰教授当选为学会副会长，杜文玉教授为学会秘书长。拜根兴从1988年起承担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具体工作，直到1998年出国留学为止；1998年之后薛平拴承接秘书处日常工作。到2000年唐史研究所并入历史文化学院为止，学会秘书处出版《中国唐史学会会刊》共19期，成为中国唐史学会会员了解学会动态，获取海内外学界隋唐史研究信息的重要资料及途径。
早期中国唐史学会会刊
最新中国唐史学会会刊
并入历史文化学院之后
2000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调整行政建制，由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所、唐史研究所三家共同组建历史文化学院；原历史地理研究所独立，组建新的西北环境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为学校处级建制的科研单位。也就是说，2000年6月之后，作为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唐史研究所并入新成立的历史文化学院，杜文玉教授担任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随即编列历史文化学院，学会秘书处在会长及理事会的领导下，每年出版一期会刊，继续服务于学会会员；每年秘书处代表学会均要接受教育部、民政部社团机关的年检，并举办相应的学术研讨会，推动唐史学术研究朝着深层次发展。从2000年至今，转眼20余年已过。而迄今为止，唐史研究所成立也整整四十年了。回顾唐史研究所近二十年的成长史，以及并入历史文化学院的二十年间的发展，研究所前辈们的开拓努力功不可没。在学校、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从第八辑开始，杜文玉教授担任《唐史论丛》主编；2017年上半学期，鲍丹琼就职《唐史论丛》编辑部，负责具体编务等工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唐史论丛》出版费用，迄今已出版二十五辑，成为国内颇受关注的三大唐史研究集刊之一，连续荣列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学术集刊之中。
最新《唐史论丛》
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的组织协调服务工作也持续进行。迄今为止，《中国唐史学会会刊》已出版39期。期间杜文玉教授担任多届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贾二强、薛平拴亦曾担任学会秘书长，为学会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2018年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全体会议上，杜文玉教授当选为学会会长，薛平拴教授当选为副会长，拜根兴教授当选为秘书长，介永强教授为副秘书长。
杜文玉教授当选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后致辞
2019年初夏，年逾九旬、唐史研究所创建元老牛致功教授，拿出平生省吃俭用积攒的100万元，设立“隋唐史研究传承奖”，奖励陕西师范大学从事隋唐史学习研究的本科及硕博研究生，为我校隋唐史学术研究后备力量的养成，为隋唐史研究进一步提升增加助力，在海内外学界引起重大反响。
隋唐史研究传承奖学金捐赠仪式
结语
回顾唐史研究所四十年的辉煌发展史，我们深切怀念为唐史研究所创立做出巨大贡献的史念海、黄永年两位先生，怀念唐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马驰教授、研究所秘书周景濂先生；怀念曾为研究所做出一定贡献的各位已故研究所兼职学者。感恩年逾九旬但仍关心学校隋唐史研究发展的牛致功教授，以及已耄耋之年的上官鸿南先生。祝福已经退休，现定居美国洛杉矶的牛志平教授，退休的刘戈教授等。感谢在首都师范大学任教的张萍教授、王元军教授，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边疆研究所工作的王义康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赵望秦教授；研究所曾经的专职研究人员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广州大学费省教授；还有“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时节的同事们，他们是知名历史地理学家朱士光先生，以及吴宏岐（现任教于暨南大学）、王社教、李令福三位教授。迄今仍在历史文化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杜文玉、薛平拴、拜根兴、介永强教授，在继续从事隋唐史学术研究的同时，和学院从事隋唐史教学科研的王双怀、于赓哲、黄寿成、李宗俊、焦杰、郭海文、沙武田、艾冲、胡耀飞、冯立君等老师一道，共同承担学院隋唐史及相关专门史方向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为学院研究生教育及学科发展默默奉献。拜根兴、介永强教授还在学会会长及理事会的领导下，服务于学会秘书处勤勤恳恳。让我们发奋努力，弘扬唐史研究所先辈们与时俱进，敢为天下先，为学术研究奋斗终生的精神，为陕西师范大学的隋唐史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史学科快速成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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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岳史风 || 拜根兴：追忆老所长史念海教授——我在唐史研究所工作的经历
图文来源/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四十年回顾（1981-2021）》
责任编辑/乔一峰
审核/傅亭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