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彦震：“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简评《盛唐长安的国家乐伎与乐舞》

“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简评《盛唐长安的国家乐伎与乐舞》

黄彦震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

新世纪以来，陕西学者抢抓时代机遇，适时提出“长安学”概念，依托周秦汉隋唐文明，对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如今在“一带一路”学术界颇具影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穆渭生教授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张维慎研究员历经八年著述的《盛唐长安的国家乐伎与乐舞》在2016年9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刊行。

（《盛唐长安的国家乐伎与乐舞》书影）

乐舞在唐玄宗时期集历代之大成，其内容规模之宏大，管理系统之完备为各朝所不及。盛唐历史之所以为人们所称道，与“梨园皇帝”李隆基和“歌舞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关系甚大，经文学艺术作品多次演绎，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美谈。自民国以降，各国学者从断代史和专门史的角度对唐代乐舞文化的研究不绝，成果丰硕。然而，该书仍做到了别出机杼和推陈出新。

该书视野开阔，把乐伎与乐舞纳入国家治理层面考量，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来透视盛唐的国家治理能力。它对唐代太常系统乐舞机构（包括太乐署、鼓吹署、东宫乐官、后宫乐官），盛唐宫廷系统乐舞机构（包括内外教坊、“皇帝梨园”）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盛唐长安的国家乐舞机构分为两大系统管理的观点。它还对太常“乐部”制度和“五礼”用乐制度，国家乐伎的“名色”与来源，国家乐伎的教习、考核与供役、生活待遇等都进行了辨析，对乐舞管理机构的体制和职能梳理得清晰完整，对乐伎的类别分工和身份来源考证详细入微。燕乐中的“十部乐”按照地域、民族或邦国命名，从“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高昌乐”这些名称中可窥视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

从政治史视角，该书对十部乐、二部伎（包括立部伎、坐部伎）、鼓吹乐、教坊杂曲歌舞（包括健舞、软舞）、百戏（包括歌舞戏、杂伎、幻术）、皇帝梨园等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尤其是对具体人物与事件的研究，确有独到见解。例如，该书对“皇帝梨园”始于“开元二年”提出质疑，并详细论证，支持了任半塘先生的“皇帝梨园”始于天宝三年以后说。该书阐述了唐开元初年面临的巨大政治军事压力，否定了《唐会要》记载的“皇帝梨园”始于“开元二年”的错误说法，并根据唐代的《长恨歌传》，还否定了北宋《杨太真外传》，认为本朝人记载更接近历史真相，确定杨玉环“度道入宫”时间为天宝三年（744）。

从社会史视角，该书利用《全唐诗》、《全唐五代笔记》对“皇帝梨园弟子”进行考察。利用《全唐诗》、两唐书对宫廷教坊乐伎分为歌伎、歌舞伎、排优、器乐伎、竿木伎、筋斗伎、伎艺不详者，对其具体人的特长及轶事展开研究，展示了盛唐国家乐伎的生活百态，透视了唐代社会文化发展状况。鉴于官属乐伎作为一种职业，大量附属于州县，俗乐具有服务社会的职能，在东市、西市、街巷、酒肆、佛寺道观、广场发挥娱情功能，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构成民间婚丧礼俗的一部分。该书据此提出，打造当代和平时期经济社会的公民文化，应该汲取中国古代经验教训，积极弘扬精神文化正能量。

总之，该书是长安学，特别是“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对于唐代制度文化和中国乐舞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原载《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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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黄彦震

责任编辑/曾亚辉

审核/傅亭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