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潮文萃 || 宋永成：《大学春秋》琐忆
《大学春秋》琐忆
宋永成
编者按：2022年是《唐潮》杂志创刊35周年，本期《唐潮》杂志中收录了前届《唐潮》编辑部许多成员的回忆文章，这些都是《唐潮》发展过程之中的宝贵财富。由此，编辑部将这些精彩的文章重新誊录，配图辅之，陆续放送，以飨读者。
“《春秋》复活了！她的新名叫《大学春秋》！！”
这是25年前我在《大学春秋》复刊词中写的第一句话。
《大学春秋》是我们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求学期间（1985-1989）创办的一份学生刊物，在当时国内同类刊物中也堪称佼佼者。现在回想当年的办刊经历，依然让人感到心潮澎湃。
1980年代的大学生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当时，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各种新思想、新知识不断从西方涌入国门。在大学校园里，广大师生的思想异常活跃，求知欲非常强烈。那个时候，师大校园里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论坛，国内学术界的名家大咖络绎不绝的登台亮相。教学五楼的台阶教室或者是联合教室（今天的积学堂）往往都会挤满了人。学生们不仅关注本专业的讲座，也经常会去聆听其他专业的学术讲座。例如，我们历史系的学生对文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的讲座也很热心。老师上课时经常会介绍许多新书，同学们都会争先恐后的去阅读或者到书店去购买。学生们经常会举办各种研讨会和辩论会，各种学生社团和刊物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我们班就创建了“狂飙文学社”，八五级一班因为意见不合，一个班竟然创建了两个文学社。《大学春秋》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大学春秋》1987年第1期封面
01
《大学春秋》的复活
1987年10月初的一天，我们的辅导员徐日老师把我叫到历史系学生会办公室，告诉我，历史系准备创办一份学生刊物，让我来负责。为什么会选择我？后来听说，是当时历史系主管教学的副主任阎瑞生老师推荐了我。阎老师推荐我，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在师大团委新闻社兼职，经常写关于学校和历史系各种活动的报道，他因此觉得我的文笔还不错。徐老师说，此前校团委史学社曾经创办过一个学生刊物，叫《春秋》，由历史系八三级同学负责。八三级毕业后，这个刊物就停办了。所以，他建议，为了承前启后，新的刊物就《大学春秋》。当时八四级同学只剩一年就毕业了，八六、八七级同学还比较稚嫩，因此，创办新刊物的重任就落到了刚上大三的八五级身上。
创办刊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虽然缺乏经验，但我们却无惧无畏。这就是那个时代大学生的一大特点，敢于接受新事物，敢于挑战自己。
《大学春秋》1987年第1期目录
第一步就是组建团队。为了公平，《大学春秋》编委会吸收了八四级、八五级、八六级每个班至少一名同学。八七级因为刚入学，学习任务重，就没有安排编委。八四级毕业后，编委会才吸收了八七级的同学。第一届编委会包括：宋炜（八四级）、严喜乾（八四级）、宋永成（八五级三班）、郑成斌（八五级三班）、王青（八五级三班）、张荣锁（八五级三班）、何永国（八五级一班）、吕丽（八五级二班）、茹金锁（八六级）、张炜（八六级）。其中我所在的八五级三班因为思想比较活跃，学术氛围比较浓厚，成为《大学春秋》委员会的核心，并且由我担任主编。
与此同时，为了争取学院老师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还成立了一个顾问团。成员包括郑庆云老师（时任历史系主任）、邵宏谟老师（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赵文润老师、黄新亚老师、阎瑞生老师（时任历史系副主任）、王大华老师、徐日老师。其中有历史系领导，也有专任老师；既有中国史老师，也有世界史老师。后来《大学春秋》编辑部的许多活动都是在这些顾问老师的支持和指导下举办的。
第二步就是创办刊物。其中包括几个重要环节：
1.题写刊名。
让谁来为《大学春秋》题写刊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曾经担任陕西师大历史系主任的著名历史学家史念海先生。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编委会的何永国同学一起拿着毛笔、墨汁和宣纸直奔史先生家里。史先生当时住在雁塔校区东北角的专家楼。敲门进去，自报家门，直表来意。没有想到史先生非常谦逊，说自己毛笔字写的不好，建议我们另请黄永年先生或者其他人。所以，后来大家看到的《大学春秋》便是由唐史大家黄永年先生题名了。不过，我们到史先生家也没有白跑。我们请教史先生治学经验时，这位76岁高龄的学术泰斗高屋建瓴的跟我们谈了他多年研究历史的心得体会，特别提到了他的导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给他题写的中堂，“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后来我们把这些谈话整理成“名人专访”栏目第一篇，“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谈治史。”有许多历史系的学生上了四年大学，对史先生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而我们却有幸当面聆听史先生的教诲。这也许是我们办刊的一个意外收获。
2.刊物题词。
为了让第一期刊物打出影响力，我们先后邀请了时任陕西师大校长王国俊教授、史念海先生、郑庆云主任、邵宏谟书记、黄新亚老师为《大学春秋》题词。我们到王国俊校长家去请求题词时，王校长让我们坐在他家的客厅里，详细询问了我们的办刊宗旨，然后说让他考虑考虑，我们便回去了。随后，他打电话给历史系领导落实此事。几天后，王校长便让人把写好的题词送到历史系办公室，转交给我们。这些题词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反映出每个人的身份和期许。王校长的题词是：“大学生办大学春秋，交流心得促进研究，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毕业以后各有千秋。”落款是“王国俊，1987年11月3日”。史念海先生的题词是用繁体字写的：“刘知几论治史，注重才、学、识三方面。才与学固然重要，识更应突出。惟其有识，才能得到更多的成就。”郑庆云主任的题词是：“加强基本训练，提高写作能力。”邵宏谟书记的题词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走群众路线，为繁荣我系的史学研究作出贡献！”黄新亚老师的题词是：“我还是愿听到风华正茂的歌声。”为了保持题词的原貌，我们把这些题词全部复印后装订到刊物里。
3.创设栏目。
为了充分调动历史系学生的写作热情，编委会想方设法创设了各种各样的栏目。其中包括：文化研究、近代史研究、名人专访、历史掌故、宗教探微、读书札记、域外之窗、史海拾贝、名言荟萃、风土人情、诗歌、学术交流等。有不少栏目都是根据征来的稿子确定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八四、八五级同学撰写的史学研究论文。这些文章有一些后来还发表到正式刊物上，反映出我们学生深厚的史学功底。例如，《大学春秋》第1期刊登的八四级段建海同学所写的《“周庄梦蝶”的历史文化之谜》，后来就发表在《渭南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当时，陕西师大还有一批外国留学生。为了展示《大学春秋》的世界视野，我们特意去请一个名叫Joseph W. Lautman的美国留学生写了一篇文章，A Foreign Student’s Thoughts on Chinese History，其中谈了他自己学习中国历史的感悟。后来，这篇文章翻译后发表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上。
4.编印刊物。
《大学春秋》第1期的征集花了一个多月时间。随后，编委会在历史系学生会办公室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筛选稿件。因为大多数同学白天都有课，为了避免影响大家学习，编委会往往都是晚上开会，经常忙到11点多宿舍熄灯。稿子确定后，由历史系打印室的马正进老师联系，送到师大印刷厂去排版。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激光排版，都是铅字排版。印刷厂打出校样来，我们再去校对。一期刊物往往要往印刷厂跑五、六回。所以，到后来我与印刷厂的工人都混熟了。为了美观，文章中还设计了各式各样的插图，全是由八六级擅长美术的龚兵同学在蓝色的蜡板纸上一笔一笔直接画上去的。一旦画坏了，就得到印刷厂去求工人重新打印蜡板。为了醒目，我们把《大学春秋》的封面设计成了金黄色，寓意着丰收。封面上端并列着两幅图，一幅是西安的大雁塔，一幅是西方的教堂，我们想籍此表明，《大学春秋》是古今历史并重，中外文化兼蓄。
忙活了近两个月，《大学春秋》最终在11月底复活了。拿着金黄色的劳动成果，我们心中的喜悦和成就感真是无以言表。因为刊物因数有限，所以，一个班只能分到十几本。当我们把《大学春秋》赠送给许多老师时，他们也不胜惊讶。一位给我们上《世界近代史》的老师拿着刊物翻看了半天，然后说：“历史系能够拿出钱让你们办这个刊物，真的不简单！”因为当时历史系经费非常紧张，所以，《大学春秋》基本上是每个学期出一期。
王国俊教授、史念海先生、郑庆云主任、邵宏谟书记、黄新亚老师的题词
02
《大学春秋》编辑部的活动
《大学春秋》复刊后，我们在办好刊物的同时，还成立了史学社。记得当时由我们八五·三班的田汉清同学担任社长。《大学春秋》编辑部和史学社联手，把历史系学生的学术活动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成为当时陕西师大最为活跃的学生社团组织。我们的主要活动包括：
1.举办系列学术讲座。
为了开阔视野，我们当时邀请了校内一批比较著名的学者来做学术报告。不仅有历史学领域的学者，还有其他专业的老师。其中包括时任唐史研究所教授牛致功先生，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黄永年先生，文学院的马家骏教授，教育系的杨永明教授、欧阳仑教授，政教系的宋斌成教授，还有日本留学生等。每次做讲座，我们都要提前去与做报告的老师协商讲座内容，确定讲座时间和地点，并且要到教务处去申请教室，然后在学校办公楼前的公告栏里张贴广告。报告一般都安排在晚上7点—9点。我们经常要到做报告的老师家里去接人，做完报告再送回家，特别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师更是如此。这期间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
例如，有一次我们请牛致功先生到教学六楼去讲治学经验。没想到牛先生虽然是研究唐史的大家，但却是一个典型的寡言君子。两个小时的报告，他讲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他望着我们说，“就到这里吧！”我们一时之间无所适从，尽管有意提了几个问题来填补时间，但也无济于事。这成了我们系列报告中时间最短的一场报告。还有一次，我们请杨永明教授做心理学报告。他不让我们去家里接他，告诉他报告地址即可。出于礼貌，我们在6：50的时候特意到教学五楼正门去迎接他，但是左等右等不见人。眼看着报告开始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5—6分钟后，我们忐忑不安的向会场走去，心里想着如何给来听报告的同学们解释。到台阶教室门口，却听见有人在大声讲话。进去一看，发现杨永明教授已经开始作报告了，于是，才如释重负。报告完了一问，才知道杨老师是从东面的一个侧门进去的。这成了我们系列报告中唯一一场没有主持人的报告。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来听报告的同学们的求学热情。
那个时候，学生请老师作报告非常简单。老师从不会考虑什么讲课费或者工作量，而且几乎是有请必应。他们把传道授业视为自己的天职，对学生很热情。我们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各种各样的知识，还有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崇高的品德。我们的系列报告一共举办了20余场，在全校产生了很大影响。
2.组织第二届学生学术讨论会。
1988年春，史学社与《大学春秋》编辑部组织了历史系第二届学生学术讨论会。当时，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非常高。我记得好像分了好几个会场，同时进行。主讲人依次上场，侃侃而谈，听者云集。随后，《大学春秋》在第2期还专门挑选了8篇比较好的论文，刊登发表。
3.举办《河殇》辩论会。
1988年，一部反思中国传统文明的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据说有6亿中国人观看了这部系列片。赞成者甚众，抨击者也颇多。史学社与《大学春秋》编辑部邀请政教系、教育系、地理系的学生会和社团，一起组织了一场全校性的“《河殇》辩论会”。当时在全校引起很大反响。辩论会结束后，《大学春秋》还专门出了一期《河殇》观感征文专辑。
4.组织“历史咨询会”。
1988年“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史学社与《大学春秋》编辑部一起，组织学生到西安市中心钟楼东北角的广场上举办了一次面向社会大众的“历史咨询会”，与西安市民就大家关心的历史问题进行了交流。当时还有部分老师参加，历史系领导还派车接送学生。
5.加强对外交流。
上大学期间，经常会有一些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莅临陕西师大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我们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经常会以《大学春秋》编辑部的名义去采访这些学者，请他们给《大学春秋》题词，或者谈其治学经验。其中包括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教授、北京大学的范达人教授、中国社科院的蒋大椿研究员等人。后来，我们还把《大学春秋》邮寄给国内一些院校历史系的学生会，并且收到它们回赠的同类刊物。两相比较，结果发现，我们的《大学春秋》无论从印刷质量还是文章层次，都略胜一筹。
《大学春秋》就是一个平台，是历史系学生研究历史、交流思想、展示风采的大平台。在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发展的历史上，《大学春秋》犹如白驹过隙，可能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但是，对于我们而言，那却是一段峥嵘岁月。它记录了我们的成长历程，承载着我们的欢笑与眼泪。因此，它已经深深镂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忘却的历史。
《大学春秋》复刊词
作者简介
宋永成，男，1966年生，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我院教授。在陕西师大历史系、历史文化学院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中学历史教学法等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多次参加和主持省级和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给本科学生讲授过《世界现代史》、《世界现代史前沿问题》、《历史教师职业技能》；给世界史硕士生主讲过《世界现代史档案研究》、《世界史通论》等课程多门；给教育硕士主讲过《综合考试与中学历史教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现代史、苏联史、犹太史，曾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