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任鹏杰：《杨德泉文集》后记

纪念杨德泉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杨德泉(1934.3.14~1991.2.12)，原名杨清淼,笔名侠夫，陕西蒲城人。1951年至1955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1955年至1958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1958年9月至1970年10月在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中文系任教。1970年11月至1978年6月在陕西省蒲城县文教局、县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宣传部副部长。1978年6月至1985年12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任系副主任、研究生导师。1985年12月至1991年2月任陕西历史博物馆筹建处主任。1987年评为研究馆员，兼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德泉先生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成绩斐然，著述颇丰，并担任中国宋史学会理事、陕西历史学会理事等社会学术团体职务。

《杨德泉文集》后记

任鹏杰

德泉先生赍志以殁，著述未竟，就学者这层意义来说，无疑是学界的不幸，也是他终生最大的憾恨。因而，将他最好的遗著汇集成册付梓刊行，把他的渊博学说广传于世，以益于文化科学事业，似乎也成了对他的最好纪念。如今，可以告慰德泉先生的是，《杨德泉文集》终于问世了。

文集共收论文23篇30余万言，只是德泉先生遗著的选编。限于篇幅，其余部分都只能割爱了。遗著的整理结集是由我来完成的。由于时间仓促和限于水平，编选时大致只稍稍注意了德泉先生学术活动的特点。经济史是他一生独有所钟的研究主题，而他在人物史、地方史和农民战争史等领域的研究也多有建树，文集所收论文便是据此选取并粗略分类加以编次的，失妥之处，有以幸鉴。由于先生手稿已佚，结集时所据基本上都是正式发表过的文章，因当时排校不善，还有不少误漏，故重新勘雠的任务非常繁重，尽管我校读了全部文稿，订误补罅，做了一些努力，但未尽原意之处定还不少。倘见此种不韪，尚请读者见谅。

不管怎么说，这本文集是德泉先生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的结晶，嵚崎磊落的笔触，血汗痕深的字句，处处都映照着他嵚崎磊落的为人和严谨求实的学风。这一切，与他艰难曲折的治学经历和人生旅程是无法分开的。1934年德泉先生出生于陕西蒲城，1951年开始攻读历史学专业，先在陕西师大读本科，后入东北师大读研究生，据知者言，他求学七载如一日，手不释卷，常至不暇寝食，患过贫血病，白了少年头，坚实了治学基础，因而刚走上工作岗位，便能教学科研并举，独当一面。他的履历表上还显示出，1958年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在扬州师院工作的12年里，编写了50万字的《宋元史讲义》，完成了《中国十大农民战争史》专著中5万字的撰写任务，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其中如洋洋5万言的《唐代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还是国内研究市民等级历史的第一篇力作，方家至今仍称之为空谷足音。在扬州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他学会了喝酒，他的同学告诉我，那是时势使然，内心苦闷无告的折照。1970年，他返回家乡蒲城，度过了自认为没有发表过一个字的极度平凡的八个春秋，学界也以为他失踪了。但生活的极端艰困没有改变他嗜学的初衷，上侍双亲，下养妻儿之外，没有忘记秉灯夜读，他固执地期待着重返讲坛。1978年调入陕西师大历史系，80年代初担任系副主任，繁杂的行政事务占去了他不少时间，而重操旧业的喜悦似乎给了他无穷的精力，心织笔耕屡屡继烛以至深更不辍，勤苦不减当年，于是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和《张浚事迹述评》等十几篇力作接连问世，博得海内外史家交口赞许，而他却每称惭愧，视之为对自己的更大鞭策。1986年，他奉调筹建现代化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出任筹建处主任），从此，他把它当作生平又一最重要最严肃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夜以继日地操劳，简直成了“工作狂”，实在已没有多少暇隙来深读著述了，当时他给我说，建馆是首务，但废学如断织，俟馆建成，一定要尽快完成关于市民等级历史的第一部专著《唐宋商品经济与市民等级》，他说这个题目他已经思考了几十年了。谁料天厄其人，万恶的肺癌夺走了他的生命。在绸缪病榻的日子里，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决然强起，用读代药，思以有为，如是者几近两年，虽然思致日有所加，也愈臻深刻纯熟了，可这时的他哪有能力再挥毫立说呢！1991年2月12日，他离开了我们，终年58岁。他故去不足半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告竣开放，他为之尽瘁终生，可以问心无愧了，而他更多的学识却随着他的生命一起去了，遗憾悠矣。思慕之流闻噩，无不凄，为史学界失去了这样一位杰出人才而惋惜。

整理德泉先生的遗著，我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百感交集，不免墨沉泪痕。德泉先生是我值得敬重骄傲的业师，忝愧师门八年间，我们由师生而至忘年交，情深意笃，溘然相离，感憾何已！八年来，我们经常朝夕相处，谈人生，谈治学，谈历史，谈时事，谈中国，谈世界，无所不涉，没有主题时，随意洒落，如行云流水，异趣无穷，有了主题，问难质疑认真起来，不至水落石出，往往不肯罢休，一切都出之自然，畅言无忌，根本不用考虑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他视徒如己，对学生爱护备至，以学生的是否进步为乐忧。譬如做学问，怎么读书，怎么思考，怎么选题，怎么写作，不论请教与否，他都娓娓不倦，举一反三，多方启发，纵为顽愚，也会乐听忘疲茅塞渐开的。有谚曰，与良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信矣。然而业师从来又是一个不尚空谈的人，他总欲实践为先，以身作则，把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不失时机生动活泼地浸入学生的求学过程，严格督教学生在实践中自学自悟。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写作时间长达三年，先后八易其稿，所以如此艰难，固因后学不敏，亦由于业师要求之严格。三年间，他引导我反复苦读，反复深思，反复修改，逼得我为此昼夜无荒无怠，头生花发，同时他还细审了此文各稿，每次都提出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并亲自修改三遍，如此生动直接的诲教和一丝不苟的严格训练，足以使学生倏忽恍然，纰陋自儆，走出迷津，犹绝处逢生，别见一重天。正是在这种一而再、再而三艰难的实践过程中，我才渐渐发觉了许多自身过去难以发觉的不足，初步懂得了治学是怎么一回事。业师这种舍己为人，对学生的求学实践加以生动严格训练的施教精神，求之今古，都是极不易得，难能可贵的。我由衷感激业师，昔日的提耳之诲当永远引以为自豪和惕励。业师教学生如此为学，也教学生如此做人，他常常谆谆告诫弟子们为学要严，为人要正。1986年他曾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八个字书赠我，一语双关，意味深长，至今是我的座右铭，没齿难忘。往事历历，宛在眼前，知遇深情，渊海难较，笔端怎能尽意。师徒视听壤隔将近三年，我方始草此短记，断断续续，间延数月，撕写辄辄，岂啻是才智尽了，何尝不也缘嗟逝怀旧，思绪纷紊，哀恸无由自己。

德泉业师去了，永远去了，可我不时觉得他似乎还活着，在整理他遗著的日日夜夜里，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了，文集的刊行，或许会唤起世间更多的同感，我企盼业师的诸亲诸友和诸弟子，能借此忍悲节哀，忘却天翁的冷酷，转而乐喜于人间的真情，因为，文集的出版过程，就的一确二地充满了这种真情，来自多方面的支持，来自诸多人的关心，把哀思和纪念融进了无限，业师倘真在天有灵，亦定会减许多憾恨，添无限慰藉，含笑九泉了。

德泉先生的文集得以在他去世之后且出版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顺利问世，与陕西省文物局、陕西历史博物馆和三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是难以分开的。尤应特别指出的是，原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教授、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王文清先生、副局长张廷皓和李炳武先生、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陈全方先生、副馆长尹盛平和韩伟先生、馆科研处处长李西兴和张铭洽先生、省文物局办公室主任何锐先生对出版工作做了精心筹划安排；陕西师大史念海教授、华东师大裴汝诚教授、陕西历博韩伟研究员在百忙中挥毫赐序，嘉许德泉先生的德学，浓情厚谊，跃然纸上；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漆侠教授、河北大学姜锡东先生、陕西师大上官鸿南、杨礼未、刘九生、王育民、薛平拴、陆三强、肖太全诸先生、陕西省社科院张玉良先生、秦俑博物馆徐卫民先生、渭南师专刘树友先生等一大批学者，曾先后多次函商面议，为文集的编选工作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翟晓岚、文军、叶荣等几位同志则不辞辛劳，认真校对了全部文稿；通过其他方式对出版文集予以关心支持者则为数更多，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宋史研究会、扬州师院、陕西师大、西北大学和陕西省史学界、文博界，尤其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团体和单位。在此，后学谨向以上各方贤达特致衷心感谢。我深信，如此珍贵的情义与功绩，将与业师文集一样不朽，昭垂后世。

德泉先生已矣，但他将永生在道德文章上，也将永远活在我心中！

后学 任鹏杰 谨记

1993年12月于陕西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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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杨德泉文集》

责任编辑/刘笑甫

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