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焦杰：技术与权力——汉唐时期胎孕知识的性别选择
技术与权力
汉唐时期胎孕知识的性别选择
作者简介：
焦杰(1964-)，女，汉族，辽宁海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妇女史，文化史。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古妇女文化研究”（19FZSB047）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在汉唐时期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胎孕知识,主要集中在《胎产书》《产经》《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等医书之中。除了不孕症和孕期疾病的治疗、孕妇营养、养胎和接生的方法之外,还包括与生男生女有关的理论、医方、方术和胎孕禁忌等。受父权制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汉唐时期的胎孕知识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色彩，存在着强烈的性别选择倾向，本质上反映了权力与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汉唐时期；胎孕知识；生育技术；男性权利
汉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定型时期，传统医学大抵形成于斯。基于人类繁殖的目的和医者仁心，汉唐时期的人们依然努力探寻生命的奥秘，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胎孕知识。据《胎产书》《产经》《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等医书方书记载，除了不孕症和孕期疾病的治疗、孕妇营养、养胎和接生的方法之外，胎孕知识还包括生男生女的理论、医方、方术和胎孕禁忌等。由于传统文化是在父权制社会基础上构建并发展起来的，汉唐又是儒家伦理体系由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渐渐缊化为社会心理文化的时期，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无疑会对当时的胎孕知识产生影响。关于汉唐时期的胎孕知识，李贞德已经从妇产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宏观讨论，涉及生理学、药物学和生殖学的内容，并且指出当时的求子方术“大多涉及求孕、求男、求好男等三个方面”，存在着性别选择倾向。但胎孕知识在漫长的七八百年里是否有发展变化，其具体方法如何，李贞德的研究并没有涉及。王孝俊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古代生育的性别选择问题，涉及到求子的方法，指出溺女是“主要表现形式，也是最有效的形式”，却未能从性别角度对古代尤其汉唐时期的胎孕知识展开分析。王晶的研究涉及到汉唐医方中的生育技术与性别权力，但她却认为生育技术的局限与女性身体的自我感知使得“妊娠早期的生育权力合法地让渡到了女性手中”。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总之，学界关于汉唐时期胎孕知识的研究相对薄弱，从性别视角探讨权力与胎孕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不足，因撰此文对汉唐医书中的胎孕知识进行梳理，阐释性别、权力对传统胎孕知识建构的影响，从而为当代妇产医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
两汉时期重男不轻女的胎孕知识与经验
《胎产书》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古代胎孕知识的方技类古籍，成于先秦，世无传本，今所见本出土于马王堆汉墓，为汉代抄写。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先秦至秦汉时期医经七部，医方十一部，房中术七部，神仙学著作十部。与胎孕和求子有关的只有佚名的《妇人婴儿方》十九卷和《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东汉以后，与胎孕有关的医学著作又出现了张仲景的《疗妇人方》和张仲景弟子的《妇人胎藏经》，但这几部书均佚。所以，《胎产书》虽然出现在先秦时期，是秦汉以前胎孕知识和经验的总结，但其内容一直影响到汉代，其中的知识与经验也为汉代社会所继承。
《胎产书》所记内容皆与胎产有关，既有关于胚胎如何形成并生长、产母如何调养的理论，也有如何求子和如何安胎保产的医方，此外还有预测产期、推算胎儿命运与避险趋吉、埋藏新生儿胞衣的方位图等。无论是产孕知识与经验的总结，还是迷信禁忌的内容，都与汉代的产育习俗和产育禁忌一样，充满着性别选择倾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求男的医方远多于求女。而且为了确保所产为男，孕妇在怀孕期间，尤其是前三个月，一定要遵守某些禁忌，或者采取某些干预措施，或者食用某些特殊的药物，达到转女为男的效果。关于如何生男孩，秦汉时人有着一套自己的经验。首先，人们相信，夫妻同房的日子与生男生女的关系密切。《胎产书》第一条就讲道：“禹问幼频曰：‘我欲殖人生子，何如而有?’幼频答曰：‘月朔，已去汁x，三日中从之，有子，其一日男，其二日女也。”人们相信女人月经停了之后三日内同房就可以怀孕，第一日同房所怀为男，第二日同房所怀为女。单日怀孕为男，双日怀孕为女，这一经验明显受到男阳女阴观念的影响。天为乾为男为一，地为坤为女为二，故单数代表男性，偶数代表女性。其次，人们相信，同房之前服食一定的药方可以保证所怀为男。《胎产书》又讲道：“求子之道曰：求九宗之草，而夫妻共以为酒，饮之。”九宗草是什么草后世并不得而知，李建民认为“大概近于瑶草、菟丝，恐亦是媚药之流”。估计应该是繁殖生长迅速之草，故名其九宗。趋吉的心理使秦汉时代的人们相信单日同房并服食九宗草药酒可起到双保险的作用，不但所怀一定为男，而且将来肯定开枝散叶。经过双重保险怀孕之后，若不能确定是男是女，还可以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即服食一定的药物，或者施加一定的方术，使胎儿的性别变成男，这在民间称作转胎。在汉代，这种方法已经被写入《胎产书》里。转胎的时间最好是怀孕的第三个月。《胎产书》言道：“三月始脂，果隋肖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侏儒，不观沐猴，不食葱姜，不食兔羹，x生男，置弧矢，x雄雉，乘牡马，观牡虎；欲生女，佩簪珥，绅珠子。是谓内象成子。”“见物而化”观念的产生，缘于古人对胚胎的认识。“古人认为妊娠第三个月是胚胎定型的关键时刻……孕妇在此时期所接触到的各种外界因素都可直接影响胎儿成长的变化。”为了防止“物化”的结果不好，孕妇必须遵守许多禁忌，比如不能见侏儒，不能看猴子，不能吃葱姜，不能吃兔子肉等，以免胎儿生下后会有缺陷。接触不好的物事会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接触好的物事当然有利于胎儿向理想的方向发展，多见“君公大人”就是让胎儿沾染富贵之气，以便将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同理，采取一定的积极措施，就可以使胎儿“物化”成男。弧矢是男子射猎工具，在孕妇的房间放置弧矢，让孕妇食用雄雉、乘牡马、观牡虎等，是为了让胎儿沾染雄性的特质以转胎为男；簪珥、珠子都是女人的装饰用品，接触女性的物品是让胎儿感染女性的特质使其成为女形。这些方法本质上属于交感巫术中的触染律，即接触巫术。这些干预措施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谬，但是秦汉时代却被奉为圭臬。
除了这种方术外，汉代还发明了一些特殊的具有“转胎”效果的药物，孕妇在前三个月服食就可以保证生下男孩。《胎产书》又讲道：“怀子未出三月者，吞雀瓮二，其子男也。一曰：取雀瓮中虫青背者三，生吞之，必产男，万全。一曰：以方咀时，取蒿、杜、蜱蛸三，冶，饮之，必产男。已试。一曰：遗溺半升，xx，坚而少汁。一曰：取蜂房中子、狗阴，干而冶之，以饮怀子，怀子产男。一曰：×鲜鱼××食之。”雀瓮是毛毛虫，蒿、杜是两种草本植物，蜱蛸是蟑螂卵，都可以入药，但药性却与生子无关，不知为什么被古人视为具为转胎的功效。书中还有一条缺文甚多，仅有“令·…产男”字样，但明显可见也是生男孩的秘方。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妇女生育功能很强，但接二连三地总是生女孩。针对这一现象，人们相信通过实施巫术的方法也能达到生儿子的效果。《胎产书》又讲道：“女子鲜子者产，令它人抱其x，以去x×濯其胞，以新布裹之，为三约以敛之，入x中，令其母自操，入溪谷，x××之三，置去，归勿顾，即令它人善埋之。”按照《胎产书》的说法，女人生产之后，可以让其他人帮着洗濯新生儿的胞衣，按照一定的方式用新布将胞衣包裹起来并进行一番处理，然后由新生儿的母亲拿着胞衣进入山中，再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将胞衣放到山谷间，头也不回地返回家去，胞衣则由他人仔细埋藏起来。如此这般，产妇多生女儿的特质就被扔掉了，人们相信下一次怀孕一定是男孩。
虽然《胎产书》中的产孕知识与经验的性别选择倾向十分严重，重生男不重生女，但它并非一味只讲如何生男，也会讲到怎样才能生女孩。除了月经绝后双日同房之外，还有转胎为女的方法，即“欲产女，取乌雌鸡煮，令女子独食肉歌汁……”《胎产书》还说，如果某些人家生的儿子多而想要个女孩的话，还可以将胎衣按照一定的方位埋起来，下一次一定会生女孩。但在重生男的同时，也不完全忽视生女。
《胎产书》之后汉代医书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是书经宋人整理而保留下来，里面记载很多饮食方面的禁忌，与胎孕有关的内容主要孕妇的饮食禁忌，大体继承了《胎产书》中的说法。比如《禽兽虫鱼禁忌并治第二十四》：“妇人妊娠不可食兔肉、山羊肉及鳖、鸡、鸭，令子无声音”“麋脂及梅李子，若妊妇食之，令子青盲”“妇人妊娠，食雀肉，令子淫乱无耻。”《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妊妇食姜，令子余指。”Ⅲ文中的“子”应该是泛指男女，不论生儿生女，都希望他们非常健康、品德端庄。不过，《金匮要略》中是否有胎孕知识与求子的方术和医方并不清楚，因此也无法从中一窥东汉时期胎孕知识的性别选择是否与西汉一致。
另一部载有汉代求子方法的是房中术著作《素女经》，里面也谈到了如何生男生女、如何转胎为男的问题。这本书大约成书于战国和两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被重新整理过，该书继承了《胎产书》所载夫妻同房求子的方法并有所发展，其假借彭祖之口言道：“求子之法，当蓄养精气，勿数施舍，以妇人月事断绝，洁静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老寿高贵，生女清贤配贵人。”《素女经》认为，要想生男孩，一定要减少性生活的次数，即养精蓄锐，待妇人月经干净后的第三日或第五日同房，如果怀孕肯定是男孩，而且这个男孩既聪明又能干，将来会高寿且富贵的。即便生的是女儿，女儿的品行也绝对出色，将来也是贵不可言。相比于《胎产书》《素女经》对生育的认识不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也相对理性，减少性生活次数可以提高精子密度与质量，的确有利于妇女受孕，但怀男怀女并不一定。不过，为了满足大众生男的需求，《素女经》提供了一个转男的方术：“妇人怀子未满三月，以戊子取男子冠缨烧之，以取灰，以酒尽服之，生子富贵明达。”
二
魏晋南北朝重男轻女的胎孕知识与经验
魏晋南北朝胎孕知识在《胎产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先后出现了很多医书和方书。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各类医学书籍十多种，本草二十多种，医方一百六十多种，针炙十多种，胎产、养生、服食之类约一百种，合起来共有三百多种，平均一年产出一种。比较有名的有葛洪的《玉函方》《肘后备急方》，陶潜的《陶潜方》，萧纲的《如意方》，姚憎垣的《集验方》，陈延之的《小品方》等，专讲妇女胎产的医书有德贞常的《产经》。这些医书和方书载有很多求子和转胎的药方与方术，也有很多胎孕禁忌内容。与两汉时代相比，求子和转胎为男的方法越来越多，重男轻女的色彩更为鲜明。
南北朝时期的求子、转胎的方法越来越丰富，除了单纯的药方、方术和房中术外，还有一些将医方、方术和房中术结合起来的方法。关于求子，《医心方》中一共收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治无子法九种，其中三种与房中术有关：第一种是葛洪的《葛氏方》所载：“以戊子日，令妇蔽胫卧，上西北首交接，五月七月庚子壬子日尤佳。”第二种是《新录方》所载：“常以戊子日，中时合阴阳，解发振立得。”前者既有时间的要求，也有方位的要求；后者只有时间的要求。第三种是《玉房秘决》所载：“治妇人无子，令夫人左手执小豆二七枚，右手扶男子阴头纳女阴中，左手纳豆著口中，女自男阴同入，闻男阴精下，妇仍当咽豆，有效万全，不失一也。”这是房中术却带有明显的模拟巫术的色彩。求子药方有三种，其中两种为《僧深方》所载，即男子服食的庆云散和妇女服食的承泽丸，另外一种药方则带有方术性质，见于《葛氏方》：“桃花未舒者，阴干百日，捣末，以戊子日三指撮，酒服。”此外还有“正月始雨水，男女各饮一杯，有子”“炙中极穴”，前者是方术，后者是炙法，都收录在《新录方》里。最后一种方法明显是佛教的宣传，见于《耆婆方》：“常以四月八日、二月八日，奉佛香花，令人多子孙，无病。”另外，陈延之的《小品方》第七卷有“治妇人无儿诸方”可惜内容已佚。与汉代相比，南北朝时期的治无子方法不但沾染了许多道教神仙色彩，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关于转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法就更多了，绝大多数都属于方术性质，通过让孕妇接触带有男性或雄性特质的物与事，并将其特质传染给腹中胎儿，从而达到转胎为男的效果。德贞常的《产经》载道：
伊尹云：盖贤母妊身当静，安居修德，不常见凶恶之事，宜弄文武兵器，操弓矢、射雄雉，观牡虎，走马犬，生子必为男也。
又法：妊身三月，取杨柳东向枝三寸，系著衣带不失，子为男。
又法：妊身三月，取五茄置床下，无令母知，子为男。
又法：始觉有胎，服原蚕屎一枚，勿令母知。
又法：取石南草四株置席下，勿令知之，必得男。
上述转胎方法只有服原蚕屎属于药方性质。原蚕屎具有祛风除湿、活血化瘀的功效，可以用来治疗风湿痹痛、肢体不遂、风湿瘙痒、腹部受凉、脚软、皮肤麻痹、上吐下泄、闭经、崩漏等状况。可能因为经常入药，且对人身体有益，故而被认为具有转胎的作用。其余的方法大都为方术，发生作用的原理是交感巫术。比如文武兵器、弓矢等是男人的用品，操弓矢、射雄雉、观牡虎、走马犬等都与男人活动有关，乌鸡左翅毛、雄鸭毛在文化观念上也象征阳性。此外，杨柳、五茄(五加皮)、石南草和宜男草等植物被认为具有转胎为男的效果也与接触巫术有关。杨柳在民间观念中一直代表着生殖和避邪，东向枝被赋予生男的神秘力量是因其吸取了太阳初升的阳气；“石南”即“十男”；“宜男”的意义更明显，而妇女戴宜男草求子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宜男草被写入医方是吸收了民间观念的结果。这些东西要么置于孕妇席下或床下，要么佩带在身上。有些方法需要秘密进行，不能令孕妇得知。虽然以酒服新生男儿脐带勉强可算做药方，但只有男儿脐带才能达到转胎的作用，其本质也属于交感巫术。
与两汉时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北朝时期，胎孕知识又增加了两个内容：其一是对胎儿性别的探究。《产经》载有很多种判断胎儿性别的方法，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脉知胎男女法；二是占孕男女法；三是以母年立知胎子男女法。除了号脉是传统的中医诊疗方法外，其余两种方法纯属方术，应该与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有关。其二是增加了胎教的内容。胎教的概念最早可上溯到先秦时代，第一位践行胎教的便是“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的周文王之母，其次是“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的成王之母。汉代的儒家学者认为母亲的言行与子女的道德品行关系密切。贾谊即主张：“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呜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具体做法则以控制孕妇的欲念为主：
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蒌室，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
这些胎教内容见于《新书》和《大戴礼记》，主要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的胎教思想，即“儒家的‘礼乐’是胎教的核心”。胎教的目的是“无养乳虎”，避免“将伤天下”的恶果出现，故而只实施于国家庙堂，用于储君的培养，只是汉代皇室是否实施并无明确记载。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巩固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普及，儒家的胎教思想无疑会对胎孕知识的建构产生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书已经引入了胎教的内容。德贞常《产经》的“妊妇修身法”即云：
妊身三月，未有定仪，见物而为化，是故应见王公、后妃、公主、好人，不欲见偻者、侏儒、丑恶、瘁人、猿猴，其欲生男者，操弓矢、射雄雉，乘牡马走田野，观虎豹及走马。其欲生女者，著簪珥施环佩。欲令子美好者，数视白玉美珠，观孔雀，食鲤鱼。欲令子多智有力者，当食牛心，御大麦。欲令子贤良者，坐无邪席，立无偏行，是谓以外象而内化者也。
《产经》的胎教内容明显缘于《胎产书》中的“见物而化”理论，本质上是从胎孕禁忌发展而来。但早期的“物化理论”注重胎儿的性别选择和身体的健康，以禁忌的形式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而此时的“物化理论”除了关注性别和身体健康外，又增加了对人品、道德修养和外貌形象的考虑，而关于人品、道德修养的考虑明显受到贾谊“素成”思想的影响。
与《胎产书》相比，除了欲生男生女有不同的要求外，《产经》将“君公大人”的范围扩大到“王公、后妃、公主、好人”，既关注到男孩的品貌，也关注到女孩的品貌。另外，还增加了“令子美好”“令子多智有力”“令子贤良”的内容，希望孩子不仅长的端庄好看，而且有才智和能力，品行出众。虽然《产经》所云之“子”可为男也可为女，但“多智有力”和“贤良”传统上是对男子的期望，故南北朝时期的胎教理论性别色彩鲜明，完全继承了两汉时代胎孕禁忌的性别选择倾向。
除了医书之外，许多术士似乎也掌握有妇女生产和接生的技术。北齐术士许遵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不但“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其验若神”，而且还懂得妇女产孕知识。他的儿子许晖对术数感兴趣，想求父亲教授，但许遵认为儿子天资不够好，“唯授以妇人产法，豫言男女及产日，无不中。武成时，以此数获赏焉。”只是许遵的妇产知识多与方术有关，主要预言生男生女和生产日期，是否擅长接生并不得而知。尽管如此，拥有这些知识的人往往会得到上层社会的青睐。
北齐时还有个叫赵辅和的术士也能预言生男生女和预判产期，他与许遵一样也精通周易卜筮之法，天文历术相宅相墓之类无所不精，他因此而官运亨通。《北齐书·方伎传》载道：
赵辅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为馆客。高祖崩于晋阳，葬有日矣，世宗书令显祖亲卜宅兆相于邺西北漳水北原。显祖与吴遵世择地，频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数十人咸云不可用。辅和少年，在众人之后，进云：“革卦于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象辞云：‘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显祖遽登车，顾云：“即以此地为定。”即义平陵也。……和大宁、武平中筮后宫诞男女及时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其实，许遵、赵辅和之流所掌握的产孕知识非常有限，除了预判生男生女和出生日期外，他们懂的并不多，而这两项技术并不十分复杂，通过长期的观察与经验总结，大概率会有一定的准确性。卜筮只不过是为这种观察与经验蒙上了神秘的外衣，使他们的技术显得高深莫测。尽管妇女本身于生产有更多的观察与经验，许遵、赵辅和所拥有的经验与观察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她们，但是因为她们很少有机会学习并掌握周易卜筮之法，所以她们宁愿相信那些不会生孩子的男人而并不敢相信自己。《北史》载道：颜恶头，章武郡人也。妙于易筮。游州市观卜，有妇人负囊粟来卜，历七人，皆不中而强索其粟，恶头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为卜?”恶头因筮之，曰：“登高临下水洞洞，唯闻人声不见形。”妇人曰：“妊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闻胎声，故卜。”恶头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
颜恶头精通周易卜筮之法，每卜必中。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妇人背着一袋粟米来问卜，问了七个卜者都没有卜中，可他们却索要女人的粟米作报酬。颜恶头看不过眼，忍不住说了他们几句，那几个人不服气，反激恶头卜一卦，结果恶头一卜而中，不但说妇人腹中胎儿为男，而且说出了具体的生产日期。
三
隋唐时代重男倾向强化的胎孕知识与经验
隋唐时代是汉魏南北朝医学知识的集大成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医学著作。不但有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和孙思邈的《千金方》，同时也出现了《医心方》和《外台秘要》在内的医学总集。唐末还有昝殷的妇产专著《经效产宝》。《诸病源候论》撰于隋大业六年(610)，总结了隋以前的医学成就，叙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等，但不记载治疗方药。《千金方》约成书于唐永徽三年(652)，集唐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既有治疗方法，也载有药方。这两部医书均载有许多与妇女胎孕有关的知识和禁忌，《千金方》还载有许多求子的内容。从两书内容来看，隋唐时代胎孕知识的重男倾向更为强化。
《诸病源候论》中与妇女胎孕有关的知识基本继承了前代医学著作的内容。比如“欲得男者，操弓矢，射雄鸡，乘肥马于田野，观虎豹及走犬。其欲得女者，则着簪珂环佩，弄珠玑”的说法就来自于《胎产书》。关于转胎，《诸病源候论》不但认为是可行的，而且著《妊娠转女为男候》一章，从理论上对转胎原理进行解释，主要观点与《胎产书》相同，但又融入了阴阳理念：“阴阳和调，二气相感，阳施阴化，是以有娠。而三阴所会，则多生女。但妊娠二月，名曰始藏，精气成于胞里。至于三月，名曰始胎，血脉不流，象形而变，未有定仪，见物而化，是时男女未分，故未满三月者，可服药方术转之，令生男也。”巢元方则认为，怀孕是阴阳结合的结果，因为夫妻性生活多发生在夜晚，而此时正处三阴之时，所以生女儿的现象较多。不过，在怀孕的前三个月，是男是女还没有定型，完全可以利用药物和方术进行转胎。但是，服食哪些药物或实施哪些方术可转男胎，《诸病源候论》没有具体讲，却提供了两种判断胎儿性别的方法：又，左手沉实为男，右手浮大为女，左右俱沉实，生二男，左右俱浮大，生二女。又，尺脉左偏大为男，右偏大为女，左右俱大，产二子。又，左右手尺脉俱浮，为产二男，不尔，女作男生。俱沉，为产二女，不尔，男作女生。又，左手尺中脉浮大者，男，右手尺脉沉细者，女。又，得太阴脉为男，得太阳脉为女。太阴脉沉，太阳脉浮。欲知男女，遣面南行，还复呼之，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又，看上圊时，夫从后急呼之，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妇人妊娠，其夫左边乳房有核是男，右边乳房有核是女。
第一种方法是号脉，即《产经》提出的“以脉知胎男女法”，但《产经》只载有两条，理论相对简单，均以左脉右脉的脉象来确定男女。其一曰：“妊身妇人，三月尺脉数也，左手尺脉偏大为男，右手尺脉偏大为女，俱大有两子。”又云：“妊身脉，左疾为男，右疾为女，左右俱大，有两子。”《诸病源候论》对脉象的记载更为详细，理论比较系统，除了脉大脉疾之外，还有脉沉、脉浮、脉实和脉细之分。号脉是传统中医诊疗手段之一，经验丰富的中医能根据脉象判断是否怀孕，也大体能判断出是男是女 ，但以左脉右脉而辨男女则是男阳女阴和男左女右的刻板思维。同理，以左右为标准，通过观察孕妇行为和身体状况来判断男女的方式亦属于刻板思维。
除了关心生男生女之外，《诸病源候论》对胎教问题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希望孕妇通过遵守某些禁忌，或者采取一些积极努力的措施，生育出相貌端庄、身体健康、聪明伶俐且品行兼优的孩子来。根据“未有定仪，见物而化”的原理，时间最好也是怀孕的第三个月：
妊娠三月，名始胎，当此之时，血不流，形象始化，未有定仪，见物而变。欲令见贵盛公王，好人端正庄严，不欲令见伛偻侏儒，丑恶形人，及猿猴之类。无食姜、兔，无怀刀、绳。……欲令子美好端正者，数视白璧美玉，看孔雀，食鲤鱼。欲令儿多智有力，则啖牛心，食大麦。欲令子贤良盛德，则端心正坐，清虚和一，坐无邪席，立无偏倚，行无邪径，目无邪视，耳无邪听，口无邪言，心无邪念，无妄喜怒，无得思虑，食无邪脔，无邪卧，无横足。思欲果瓜，啖味酸殖，好芬芳，恶见秽臭，是谓外象而变者也。
《诸病源候论》的这段文字与《产经》大同小异，应该是吸收了《产经》说法并略加修改的。禁忌的内容包括视、言、行和食等几个方面。视是要求孕妇看一些美好的人和物而禁忌丑恶，食是要求孕妇吃一些有利于胎儿美白、多智力的美食而禁忌姜、兔和秽臭，行是要求孕妇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而禁忌邪行。虽然遵守这些禁忌的目的笼统为“令子美好端正”，似乎不分男女，但绝大多数美好的品德都与传统社会对男子的期望有关。显然，希望胎儿将来成为贵盛王公是胎孕的主要目的。与《产经》一样，《诸病源候论》胎孕禁忌与胎教内容同样显示出强烈的性别选择倾向。
与《诸病源候论》相比，《千金方》中胎孕知识的性别偏好更为突出。首先，《千金方》在《胎产书》和《素女心经》的基础上提出了“男女授胎时日法”，不仅指出单双日同房与怀男怀女的关系，而且给出了同房的具体时辰及同房时要注意的事项。其云：“若欲求子者，但待妇人月经绝后一日、三日、五日，择其旺相日及月宿在贵宿日，以生气时夜半后乃施泻，有子皆男，必寿而贤明高爵也；以月经绝后二日、四日、六日施泻，有子必女。”孙思邈认为，要想生男，仅单日同房还不够，必须选择旺相日和月宿在贵宿日的单日，而且必须夜半后进行，如此所怀必为男且将来甚有出息。
其次，《千金方》记载了求子方十五种，有药方也有方术，既有男人服用的药方，也有女人服用的药方，绝大多数药方与方术都是治疗妇人不生子的。比如：“凡人无子，当为夫妻具有五劳七伤，虚赢百病所致，故有绝嗣之殃。夫治之法，男服七子散，女服紫石门冬丸，及坐药，荡胞汤，无不有子也。”“白薇丸，主久无子或断绪，上热下冷，百病皆治之方。”还有很多药方是专治妇人不生或绝生。比如“治妇人绝产，生来未产，荡涤脏腑，使玉门受子精，秦椒丸方。”《千金方》还有灸方六种，主治妇绝嗣不生或无子。虽然“子”既可以理解为“男”，也可以理解为“女”，但是《千金方》在提供了这十五种求子方之后，马上又提供了转胎为男的方法：
治妇人始觉有娠，养胎并转女为男，丹参丸方……，上十九味末之，蜜和丸。酒服十丸，日再，稍加至二十丸，如梧子大。
又方 取原蚕屎一枚，井花水服之，日三。
又方 取弓弩弦一枚，绛囊盛，带妇人左臂。一法以系腰下，满百日去之。
又方 取雄黄一两，绛囊盛，带之，要女者，带雌黄。
又方 以斧一柄，于产妇卧床下置之，仍系刃向下，勿令人知。如不信者，待鸡抱卵时，依此置于案下，一窠儿子尽为雄矣。
《千金方》非常关心胎儿的健康问题，列出了饮食方面的禁忌十三种，比以前要多的多。有的是预防子生疮、生白虫、皮肤生黑子，有的预防子多病、兔唇、延产、难产，或者预防子性情不好、长相丑陋等。同时，《千金方》也特别关注胎教问题，虽然禁忌的内容明显比《诸病源候论》要少得多，但性别选择倾向比后者更为明显。其云：
妊娠三月，欲得观犀象猛兽，珠玉宝物，欲得见贤人君子盛德大师，观礼乐钟鼓俎豆，军旅陈设，焚烧名香，口诵诗书，古今箴诫，居处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斯盖文王胎教者也。《诸病源候论》中胎教禁忌虽以生养儿子为主，但并不完全拒绝女儿。《千金方》中的内容完全围绕着如何培养贤人君子而设，并且明确指出这些禁忌就是当年太姬怀文王时认真遵行的，所以要想生出一个好儿子，孕妇的言行思最为重要。孙思邈还认为，能否得子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无子而得子不见得是好事，或许受其拖累；命中有子也得遵守禁忌，才能保证生下的儿子尽善尽美。他讲道：“夫欲求子者，当知夫妻本命、五行相生及与德合，并本命不在子休废死墓中者，则求子必得，若其本命五行相克，及与刑杀冲破，并在子休废死墓中者，则求子了不可得。慎无措意，纵或得者，于后终亦累人，若其相生并遇福德者，仍须依法如方，避诸禁忌，则所诞儿子尽善尽美，难以具陈矣。”总之，孙思邈认为：生下一个儿子是好是坏，父母是享福还是受累，决定于孕妇的言行举止。
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隋唐时期的胎孕知识与胎教理论呈现出更强烈的男性中心的色彩。表现之一就是新增了不少求子的方法。王焘《外台秘要》所收“求子法及方一十二首”大都是产子之方，除了《千金翼》提到的七子散外，还有《广济》的“疗无子，令子宫暖，内灸丸方”、《延年》的“疗夫人子脏偏僻，冷结无子，坐药方”等。还有几个方子专治妇人原发性或继发性不孕，或因身体有病而无法怀孕的，但没有一个方子与产女有关。此外还有“久无子方五首”，疗效最好的是金城太守白薇丸方，专“疗月水不利，闭塞绝产十八年，服此药二十八日有子”。这些药方均出自唐代医书，除了《千金方》《千金翼方》外，还有《广济》《延年》《录验方》《经心录》等。日本人丹波康赖于公元982年编成的《医心方》也收有十余种求子方法，九种出于前代医书和方书，九种出自唐代医书和方书，除七子散和紫石门冬丸出自《千金方》外，其它分别出自《拯要方》《录验方》《枕中方》《本草拾遗》等，除药方外，也有房中术和方术。房中术见于《枕中方》：“欲得生子日，子日正午时，面向南卧合阴阳，有验。”方术见于《本草拾遗》：“夫尿处土令有子，壬子日，妇人取少许，水和服之，是日就房，即有娠也。”如此，隋唐新增的各种求子方法加起来至少有二十种。
表现之二是新增了一些转胎为男的方法。《医心方》中搜罗了各种转胎秘方十四种，其中一种来自《胎产书》，九种来自魏晋南北朝的医书和方书，其余四种皆为唐代《千金方》《录验方》《枕中方》所出。其中《录验方》所载“治但生女无男，此丈夫病，非妇人过”的马齿散方为男子所服。《枕中方》载有炙法一种。另外两种是方术，即《千金方》中的“取雄黄一两，绛囊盛带之”和《枕中方》中的“妊身三月求男，取夫衣带三寸烧作灰，井水花二升，东南向服，大良”。这后一种方术是对《素女经》“取男子冠缨烧之，以取灰，以酒尽服之”的继承与发展。
从《外台秘要》和《医心方》的记载来看，隋唐时代的医书和方书更重视根本，即从根源上解决如何生男的问题，所以新增的方法以求子为多，转胎的方法相对较少，这说明隋唐时代的胎孕知识在性别选择更倾向满足父系文化的需求。另外，新增的求子方法虽然有七子散、内灸丸方、白薇丸方、马齿散方等药方，但房中术和方术所占比例仍然不小，唐代的胎孕知识与经验依然呈现出巫医结合的色彩。
四
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见，从性别视角而言，汉唐时期的胎孕知识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色彩，求子之法以求男居多，治疗妇人不孕症也以求男为多，而后起的胎教也以培养王公贵胄、贤良君子为主。不过，从发展倾向来看，胎孕知识的性别选择有一个由轻微到严重的过程：汉代重男不轻女，虽然求子法多为求男，转胎多为转男，但既有转胎为女之方，也有多生子转生女之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重男轻女，求子、转胎和胎教基本围绕着男嗣进行；隋唐时代的性别选择倾向更为严重，不仅新增了很多求男的方法，而且新增的转胎方法都是如何转为男胎，另外还提供了判断怀男怀女的方法，而胎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端正庄严贵盛公王的养成。汉唐时期的胎孕知识与胎教理论所呈现出来的性别选择倾向是父权文化的必然结果，而由汉至唐七百年间正是儒家伦理逐渐与父权社会紧密结合的时代，极端父权的儒家伦理秩序不可避免地对当时的胎孕知识与胎教理论产生影响，性别选择倾向越来越强化也是必然的。
生育的性别选择实质上反映了权力与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汉唐时期的胎孕知识在今天看来虽然荒诞不经，却是那个时代的生育技术的总结。只不过，这些生育技术是在父权社会的基础上建构的，是由男性总结和书写的，本质上反映的是男性的意志，是男性权力的体现。其中，妊娠三月“未有定仪，见物而化”是汉唐时期的胎孕知识中最重要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弥补受孕的不确定性，“确保”胎儿性别满足父系家族的需求。王晶指出：“妊娠未满三个月的时候，妇人常可以先于技术感知有孕，进而选择堕胎或者保胎。”言外之意，孕妇在生育选择方面具有决定权力。这一论点无疑夸大了妇女的主观能动性，因为即便孕妇有意识地选择堕胎或者保胎也是基于父权文化的需求，而非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与自我意识，更何况“见物而化”的方法以化男为主，判断怀男怀女的目的也是为了实施“见物而化”。另外，魏晋以后流行的转胎方术很多都是瞒着孕妇进行的，作为生育主体的孕妇并不能完全介入决定胎儿性别的活动，虽然妇女可以知晓一些求子医方或方术，但在求子活动中，尤其是房中术求子活动中，丈夫是主体，妇女通常是被“令”的服从角色。显然，在整个生育过程中，无论是求子，还是转胎，也包括是否保胎和打胎，孕妇很难有自己自主的选择，除非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并且在生育问题上已经没有后顾之忧。
注：
1.本文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引用请根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2.为方便阅读，注释、参考文献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
引用格式：
焦杰.技术与权力：汉唐时期胎孕知识的性别选择[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2):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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