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剧一评】宋韵之美：话剧《苏堤春晓》的艺术叙事与舞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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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在杭州开幕，34部参演剧目、1部特邀剧目和12部展演剧目在杭州与温州竞相上演。为秉承戏剧节评论与创作并重的理念，《中国戏剧》杂志公众号特开设“一剧一评”专栏，邀请戏剧评论家、戏剧从业者、大学教授和青年学者为每部剧目撰写剧评，文章会随着剧目的上演同步推出，为广大观众呈现更加全面而理性的视角。当该栏文章形成系列合集时，也将成为对本届中国戏剧节剧目的一次纪念与回眸。

宋韵之美：话剧《苏堤春晓》的

艺术叙事与舞台呈现

文/周柳伊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与杭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打造的话剧《苏堤春晓》以苏轼在杭州任太守期间疏浚西湖、营造苏堤、兴办中国最早的公共医院“安乐坊”等事迹为主线，着力塑造苏轼的三重人格——“善人”“儒者”“变革者”，展开人性深层次的探讨，展现苏轼科学治理西湖、以民生幸福为己任的品格，为世人留下了被列为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全剧采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着墨于苏轼数次沉浮下的潇洒心性，舞台布景上以“宋韵”为基调，用影像呈现山水之灵秀，建构出虚实结合，亦真亦幻的舞台空间。 

一、话剧《苏堤春晓》的叙事变奏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苏轼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的文学成就可谓震烁古今。林语堂赞苏轼之文“元气淋漓、富有生机”，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大气与“明月夜，短松冈”的精致隽永。在政治方面，苏轼也有着“致君尧舜上”的崇高理想，虽然屡遭贬谪，但仍在“问尔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之中坚持真理、博施济众，深受民众爱戴。即使是身处困顿之中，苏轼也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他在烹饪、酿造、裁剪、工艺、医疗、水运方面均有所建树，真可谓“千古风流人物”。

“戏剧是诞生于观与演之间的艺术，是一场人与人的鲜活会见”。舞台上有关苏轼的艺术演绎层出不穷，从宋代杂剧艺人丁仙现和他的演出道具“东坡帽”，到明代的《佛印烧猪待子瞻》《三难苏学士》《雪浪探奇》《苏子瞻春梦记》等戏曲作品，苏轼的舞台形象主要有“贬谪文人”和“风流文人”两种。话剧《苏堤春晓》通过“艺术赋形”的方式，挖掘苏轼身上的多重文化意蕴，还通过描绘苏轼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对当下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观照，将宋代文人的气韵与风骨融汇在舞台演绎之中，从而形成整部作品的意义空间和美学价值。

为了更好地刻画苏轼这一镌刻于人们记忆深处的历史人物，编剧田沁鑫、张昆鹏搜集整理了大量关于苏轼的史料记录，并细心揣摩这一人物在不同人生历程中的心理变化，以一种较为轻松的方式去讲述苏轼与杭州这个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经由戏剧，人们可以了解苏轼的豪放、沉郁、骄傲、悲哀，以及他的才华绝世和风华绝代。

第一场“俗人”，主要展现苏轼对俗世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苏轼对杭州湖山风景颇为喜爱，希望在杭州做一个“幸福的俗人”，“在望湖楼喝酒，在小孤山煮茶，在湖畔竹林春睡”，纵情适意，潇洒度日。这里的“俗”并非贬义，而是苏轼天真良善一面的凸显。当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职知州时，有感于民生之艰，他赈灾情、通运河、修六井、开西湖，虽然想做一个温暖、天真的俗人，但文人风骨使苏轼无法对百姓困苦视若无睹，他痛心于官员的尸位素餐，上疏直言，正是这种高洁的文人风骨，使他的一生颠沛流离。

第二场“文人”，主要表现作为文人的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禀赋。“苏轼这一生，写过诗词歌赋，写过策论文章，天地间漫笔，写我的欢欣与愁绪，觉悟与迷茫，快意与痛苦，温暖与悲凉”。苏轼在诗文创作中关注“国运之衰微”“时事之败坏”“生活之不幸”，这一切倾注于他的笔端，如“万斛泉源”，一日千里。剧中对“乌台诗案”的描绘可谓神来之笔，沉郁的音乐配合着炙热的灯光，歌队扮演的御史台官员指责苏轼诗文“影射”朝政，众口铄金之下，苏轼百口莫辩。此处更是借官员之口诉说此案之根源——变法失败后新旧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轼的申辩并未改变被放逐的命运，在103天的漫长等待之后，苏轼被贬谪到黄州。舞台上漫画般的表现手法凸显了官员为了保全自身权势的丑恶嘴脸，而王安石与苏轼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又颇具人性的真实，剧中的王安石剖白心意：“不喜欢苏轼，是因为他的诗文，喜欢苏东坡，也是因为他的诗文”。王安石甚至在晚年将苏轼引为知己，并在“出世”与“入世”的思考中融汇儒释道三家的文化精神，以求真正做到“忧其民”与“忧其君”的统一。“不能做天下的药石，那我，就做天下的五谷，以一身之力，安一州之民。”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以一种略带荒诞的形式呈现，对话中，宋神宗、王安石与苏轼之间横跨数十年的“纠葛”一一展开，政治家的和而不同、君子的光风霁月、朋友的惺惺相惜……都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第三场“职人”中的苏轼历经数十年宦海沉浮依旧保持初心，为民执政。在他第二次来到杭州的时候，开展了疏浚河道、修建苏堤等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设工程，时至今日，人们依旧感念其功绩。苏轼内心深处对百姓生活之困顿带有深切的“怆痛与哀伤”，在他的一封封上疏中，我们可以触摸到北宋历史的真实温度。他对百姓生活的忧心忡忡与感同身受都是当时或隐居避世，或沽名钓誉之文人难以企及的，面对浙西四郡的灾情，他四处奔走，却在朝廷的拖延中“顿成空言”，感叹“饥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

第四场“爱人”回归苏轼本身，这里的“爱”之含义更为宏阔，所展现的不仅仅是苏轼与妻妾之间的深切情感，还有他与苏辙之间兄友弟恭的兄弟情，与父母间的亲情，更有苏轼与杭州百姓之间的深情厚谊。即使是在病痛之际，苏轼还心系城中肆虐的疫病，散尽家财，筹建“安乐坊”，以求百姓平安喜乐，安稳度日。舞台更是安排苏轼与民同乐，簪花以娱百姓，所谓“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二、话剧《苏堤春晓》的舞台表现

话剧《苏堤春晓》中多元的舞台呈现方式，对剧中“宋韵”的塑造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剧吸收了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元素，不仅从环境和情感两个方面营造了戏剧空间，还通过歌队的功能性演绎搭建了观演之间的桥梁。歌队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观众”，他们的“声音”与戏剧之间呈现互补性的维度。

首先是仪式的维度，歌队通过参与戏剧情节和演员产生互动，并对戏剧情节的发展施加实际的影响。如第二场，作为御史台官员的歌队成员在你一言我一语中动摇了宋神宗对苏轼的信任。第二是解释的维度，歌队的台词包含着别有用心之人对苏轼诗作的歪曲与误解，在观众看到后续发展之前，就给出了事件的重要信息。第三是情感的维度，通过歌队成员之口，展现剧中人物激烈的情感变化。如苏轼疏浚运河工程开始之时，歌队以两个问句引发观众兴趣，“历时半年，一个浩大的工程开始了。”“ 历时半年，这是一个什么工程”“干旱缺粮全能解决，这是什么工程？”

在话剧《苏堤春晓》之中，歌队有时作为剧中人物出现，有时作为旁白补充出现，这种灵活变通的安排，使那些被记载于史书之中的形象在舞台上发出了清晰的“声音”。歌队的表演，为虚构的戏剧带来了现实性。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与观众形成同构，观众通过歌队的“中介”进入戏剧情节。如剧中由歌队扮演的宋哲宗和高太后在面对苏轼治理西湖的请求时，心中想法与苏轼一心为民的心情背道而驰，他们考虑的是国库的紧张与否，舞台上歌队成员的“蹲下”、“站起”与宋哲宗意有所指的台词“奶奶，我又长大了，您再这么吓我，我就成人了”，隐晦地表达出宋哲宗与高太后之间的权力纷争。为了让歌队在舞台演绎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话剧《苏堤春晓》也借鉴了中国戏曲中的“帮腔”，如剧中苏轼建成苏堤后，歌队成员纷纷赞颂他的功绩，如果没有西湖，岳王庙、御街、许仙、白娘子等西湖胜景、神话传说都将不复存在，这里实际上是借歌队之口，讲述观众内心所想，在剧中呈现为一人说话，多人应和的场面。

舞台上歌队成员有着各种身份，如官员、百姓及现代人，他们有时是游离于剧情之外的人物，有时是评价、讲述情节的旁观者，有时又是剧情的推动者，他们所讲述的既是北宋民众对苏轼的评价，也是后人对苏轼其人其事的深刻思考。剧中多次用多媒体投屏展示西湖胜景及杭州的多处文化景观，不仅展现了苏轼与杭州之间的密切联系，更为剧情推进构建了相应的舞台场景。乌台诗案和苏轼数次贬官等重大历史事件也以一种幽默诙谐但不失历史真实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演绎方式在以历史人物为戏剧主题的作品中是不常见的，苏轼一生的坎坷辛苦并未因为艺术形式的转换而被冲淡，相反，越是戏谑轻松，其后的悲伤哀叹也就越深刻，诗歌创作有“乐景衬哀”的手法，戏剧表演也不外乎是。苏轼的“不合时宜”使他处处掣肘，处处碰壁，即使灾情中调配来的粮食不足原定赈济的十分之一，他依旧坚持赈灾，“能活一个百姓，是一个。我只能做这么多了。”这种无力与慨叹、坚守与执着，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苏轼，他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有温度的、活生生的人。乌台诗案中的苏轼无法自证清白，只能以嘲讽戏谑之言排遣内心的苦闷，即使是后来面对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歉疚，他也以旷达舒阔的态度应对，一代文人之风骨展露无遗；在天灾人祸之中，他因百姓的流离失所而痛心疾首，急百姓之所急，忧百姓之所忧。这样的舞台处理不仅填补了苏轼舞台形象的“空白”，还避免了戏剧人物的脸谱化，在宏大叙事之外开辟出观照个体命运的演绎模式。 

三、话剧《苏堤春晓》的艺术价值

话剧《苏堤春晓》立足于民本思想，塑造了苏轼作为“俗人”“文人”“职人”及“爱人”的形象，剧中苏轼对百姓的关心与爱护，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流思想相契合。从纵情山水到醉心诗文，再到一心为民，苏轼实际上也在命运浮沉之中逐渐成长，政治生涯的蹉跎并未消磨掉他身上的文人风骨，他的心性在岁月淘洗后愈加纯粹澄净，苏轼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他真正做到了“扎根人民”。从黄州躬耕到西湖建堤，再到惠州修桥、海南教书，苏轼真正走进百姓心中。

剧名之所以定为“苏堤春晓”而非“苏轼”或“苏东坡”，当有如下考量：其一，苏堤春晓作为西湖胜景，能够很好地呼应戏剧中苏轼治理水患的功绩；其二，苏堤为苏轼主持修建，是苏轼留给杭州的一处重要景观；其三，如以“苏东坡”或以“苏轼”命名，与剧作主要内容不符。话剧《苏堤春晓》将一个真实可亲的苏轼带到舞台之上，展现了他造福一方百姓的“初心”。苏轼的一生，践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家传统思想，虽然诗文中不可避免带有一些不得志的自嘲之语，但苏轼始终牢记与百姓同甘共苦的为官之道，并在地方建设中展现了他独特深远的构想。在为官中，苏轼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从原先的纵情山水、郁闷自嘲，转变为坦然自若，无愧于心，在凄风苦雨中有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心境。

话剧《苏堤春晓》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传统历史剧的创作模式，但在这种沿袭之中，又带有编剧、导演、灯光等主创人员的创新。“每一个文化时代都用新的知识成就、新的人性概念来丰富词的内在含义。”剧作中所展现的人性中的悖谬与温情，质疑与理解使整部剧作带有更为深刻的哲学内涵，剧中选择性呈现的“时代话语”，非但没有削弱“宋韵之美”，还使这一故事呈现出了鲜明的开放性和深博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当时人当时事”的生活内涵和审美情趣之上，也体现在不同时代文化相互融汇而形成的多元内涵之中。全剧结合了歌队、多媒体等独具特色的演绎方式，通过叙事技巧与舞台表达拓宽了戏剧表演的多种可能，让戏剧拥有了更为广阔、深远的表意空间。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讲师】

责任编辑 郑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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