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公众号将从“先秦士人的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依附王权的法家”“疏离王权的道家”“与王权合作的儒家”四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先秦诸子的儒道法》以飨读者。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士人集团，源于西周的贵族集团较低阶层，到了东周的社会剧变时，他们成为一批失去贵族身份、流落民间社会的文化人。他们既希望与国家政治、君主权力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他们又是相对独立自由的个体，并不依附于某一个固定的、具体的君王。先秦诸子之学出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诸子们一方面为未来的世界探寻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案，另一方面也对宇宙与人生开展深入思考，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与他们的政治态度有密切关系。这里，我们试图通过对先秦诸子学派不同的政治态度的分析，并进一步比较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
夏商周三代时期，学在官府；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东周以来，原本属于贵族等级的“士”，到了春秋战国则因为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只能在民间社会创办私学，从事知识生产、文化传播，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教育下移，从而导致诸子学兴起。毫无疑问，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丰富多彩的诸子学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了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华轴心文明。为什么诸子学能够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现代学者均高度赞赏这一个时期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士。士是中国所特有的一个社会阶层，在西周，士原本是指贵族阶层。西周社会的贵族阶层有五部分构成，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士”是西周贵族社会中最低的等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原本是贵族阶层的士因失去政治特权而成为拥有文化知识的平民；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平民因获得文化知识而成为士。总之，“士”是那些没有政治经济特权而拥有西周贵族才有的文化知识的人。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封建制解体，出现了许多凭借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而称霸一方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君需要一批帮助他们开拓霸业、治理国家的官僚群体。显然，那些具有争霸能力的诸侯逐渐意识到，原来那种血缘封建制的严重局限，他们纷纷形成一种养士、用士的风气。春秋战国时候的“士”，往往是拥有文化知识、治国才能的读书人，他们往往通过拥有的知识才能被选入到官僚体系，变成了所谓的“士大夫”。战国时期诸子的社会身份大多都是“士”，虽然他们均是士，但是他们创造的知识、思想确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并且形成诸子百家的不同学派。诸子百家同是出身于士，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思想差异？这确实与士所拥有的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有关。本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士”的社会政治身份就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方面 ，他们可能与诸侯君主保存密切的政治联系。无论最初是作为贵族阶层成员流落民间社会的“士”，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新产生的“士”，他们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政治力量，是各诸侯霸主“养”和“用”的对象，所以他们均可能成为诸侯统治集团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与现实政治、君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士大多已经失去原来的贵族身份，他们或者已经成为相对独立自由的个体，与君主政体并无必然联系；或者他们游走、归属于不同的诸侯国家、不同的君主，而并不属于某一个固定的政治集团。“士”的身份体现出来的多元化特点，使得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具体而言，士人会因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故而在面对王权时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同时产生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选择。如果我们要将诸子百家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做一基本分类的话，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依附型、疏离型、合作型。所谓依附型，就是指士人在参与政治时往往将投靠君主、依附王权作为根本目的，愿意放弃士人的独立性立场与主体性思想，自觉成为王权政治的附庸。这一种依附型的士人群体，许多已经由“士”转变为“大夫”，有的甚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相，他们能够心甘情愿成为王权政治的组成部分，并以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入的政治思考服务君主。这种依附型的士人群体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王权政治的建立和稳定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条件，士人参与政治也必须以维护王权为根本目的。所以，他们认可的国家治理就是君主的独裁政治，士人参与政治不是要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必须知道自己只是君主权力的工具。这一种依附型士人群体所提出的政治思想，都是站在君王的政治立场，处处为君主权力着想，全部政治思想均是围绕如何巩固君王的权力、延长王朝的祚命。由于他们是在王权之外的士人的政治思考，故而对政治的真相、权力的实质有着更为深刻的体认。这样，他们显然是一批自觉成为王权附庸的士人群体。所谓疏离型，就是指那一些因不愿成为王权政治附庸、故而采取一种疏离王权政治态度的士人群体。这一类士人群体强调个体存在、精神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他们坚持自己作为士人的独立性立场与主体性思想，将国家、君主等权力体系看作是独立性个体存在的对立物，希望自己不要与王权政治有什么密切的联系。他们为了保障自己的人生安全和精神自由，主张疏离王权政治，决不愿意成为王权的附庸。这一种疏离型的士人群体，尽管可能有满腹经纶，是那些求贤若渴的诸侯君王“养”和“用”的对象，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进入到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治系统中去。所以，疏离型士人群体大多并不关心富国强兵、国家治理的政治思考，而是更为关心作为个体存在的士人的身心快乐、精神自由。这样，他们往往对人的个体价值、生命意义有深入的思考，并且提出了“不为物累”、“全性保真”、“逍遥”等人生哲学。可见，他们是一批与疏离王权、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士人群体。所谓合作型，就是在上述两种类型的士人群体的极端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中，选择、追求一条中庸的道路。一方面，他们愿意成为成为王权政治的臣僚，主动参与到王权政治体系中，并且竭力维护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将维护、巩固现有政治秩序作为参与政治的初步政治目标。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坚持士人的独立性立场与主体性思想，以天下为公、天下有道为最高政治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强调士人的个体人格和精神自由，而决不能成为王权的附庸。主张这一条中庸道路的士人群体，对现实政治体系的王权，主张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他们往往既有依附型士人群体的参与政治的热情，又对王权保持距离并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理想；他们既有疏离型士人群体对人格尊严、思想独立的追求，但是又不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政治热情。他们与现实的君主政治保持一种合作态度，以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群体与诸侯王权分别有上述的依附、疏离、合作等三种类型的关系。我们认为，先秦时期的诸子思想，其实均可以划分到上述的不同类型之中。在诸子百家中，其政治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是法家、道家、儒家，他们的政治思想非常典型地体现为上述的依附、疏离、合作等三种类型。法家思想是以君主的“势治”为目标，强调士人必须以君王的权势为重心而推动富国强兵，故而他们自愿作“人主之爪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态度。道家思想（主要是杨朱学派、庄子学派）是以士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快乐、精神自由为目标，主张不受国君的政治权力及其相关的道德法律的主宰，是一种典型的疏离型的政治态度。而儒家思想主张对现实王权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他们既有参与经世、与君主合作的政治愿望，但是他们又强调保持自己独立的价值理想和政治诉求。他们希望加强与诸侯王权的合作，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儒家士人的独立思想，往往通过与君主的合作而表现出来，故而体现出与道家、法家不同的政治态度。他们在追求与现实政治系统合作的过程中，倡导和坚持一种儒家士大夫精神的传统：一方面，他们表现出一种独立性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敢于对现实君主政治的专横、暴力进行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表现出实用理性主义态度，希望进入到政治体系而成为君王的臣僚，实现经世致用的政治追求。但是，上述三种政治态度类型其实是一种理想型的分类。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实际历史中的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并不是那样单一的，他们总是学习、吸收诸子学派的不同思想学说，往往会使得士大夫个体会形成依附、疏离、合作等多样化的政治态度。由于历史的不断演变，各个诸子学派也在相互吸收对方的思想学说，秦汉以后就不再有纯粹的儒家学派、道家学派、法家学派，各个诸子学派在吸收其他不同思想学说。这时，作为群体的诸子学派和作为个体的士大夫，也往往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体现出多样化的政治态度。如后世的儒家学派就分化出庙堂儒学和山林儒学，庙堂儒学是儒家学者与君主权力政治合作的产物，但是庙堂儒学必然会吸收法家学派的思想学说，并且体现出依附王权的政治倾向。山林儒学则体现出儒家学者追求精神独立性、政治理想性的特点，坚守山林儒学的儒家士大夫总是会吸收道家学派的思想学说，并且体现出疏离王权的政治倾向。 （原文以《先秦诸子政治态度平议》载《现代哲学》2017年第2期）
朱汉民 著
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
朱汉民教授简介朱汉民 ，湖南汨罗屈子书院院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的发起人。兼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承担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主编与《清史·湘军史料丛刊》主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与《宋学源流》首席专家，著有《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宋学·理学·心学》、《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等著作二十多种，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百多篇。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建国70周年百名湖湘人物、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等。
屈子书院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比岳麓书院只晚建30多年。曾称汨罗书院、清烈书院、屈原书院等。历史上为汨罗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明初户部尚书兼掌行在六部、太子少保兼太傅夏原吉；明宣德年间任谅山知府易先；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孟启谟等均就读于汨罗书院。重建后的屈子书院由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常青教授设计，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539.2平方米，由牌坊、求索堂、沅湘堂、藏骚阁、清烈堂、众芳阁等19个单体建筑组成，是中国目前体量最大的穿斗式偶数开间的全木结构仿古建筑，地处湖南省汨罗市玉笥山北麓的屈子文化园内，具有讲学、展览与藏书三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