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 | 肉价史无前例飙升背后的“秘密”，你真的知道吗？

近日，全国生猪出厂价、猪肉零售价、养殖利润分别较去年2月份历史峰值下跌33%、30%、72%，生猪存栏量则恢复到了2017年正常年份的95%，可以说，始于2019年下半年的超级“猪周期”已基本平复。

肉摊上“1”字打头的肉价再现，老百姓吃肉也不用扣扣索索了，国家统计局还乐观预言未来肉价仍有回落基础。当“吃不起肉”困扰逐渐“烟消云散”时，有必要再揭一揭造成这次肉价史无前例飙升的“疮疤”，对生猪生产的经验教训再总结再反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非如此，不足以实现熨平“猪周期”的初衷，长久确保居民“碗里有肉”。

价格是供需关系的直接体现。这一轮猪价创历史性新高，背后正是生猪产能骤然“塌陷”：2019年，全国猪肉产量由上年的5404万吨骤降至4255万吨，减少了1149万吨，降幅21%；2020年产量续降至4113万吨。目前，全国生猪生产恢复的目标参照系是2017年，将该年视为正常年份，那么，2017年全国猪肉产量是多少呢？5452万吨！也就是说，相比于2017年正常年份产量，近两年“非正常”生产所造成的产量缺口合计达2536万吨。

产能“塌陷”对猪肉消费意味着什么？了解一下生猪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国情吧。中国生猪的饲养量和猪肉消费量都约占全球“半壁江山”，猪肉在中国居民肉类消费结构中的占比高达63%。2018年，全球猪肉总出口量约800万吨，也就是说可供国际市场交易的这800万吨即使全被中国进口了，也不到当年国内猪肉产量的15%。在2018年以前，即使是最高年份，中国进口猪肉量占国内猪肉产量的比重也就2%左右。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要确保居民“碗里有肉”，就必须确保猪肉消费基本自给自足。可见，生猪生产和粮食生产对于中国同样重要，所谓“猪粮安天下”正是此意。

为弥补供应缺口，中国连续加大了猪肉进口量，2019年、2020年分别进口211万吨和439万吨，较上年分别增长75%和108%，但即便这样，两年合计进口量仍只有650万吨，缺口仍有1886万吨。

由于产量缺口影响至今仍在，所以，尽管肉价近期连跌，但仍明显高于这一轮“猪周期”发作时，今年4月7日，全国生猪价格为25.27元/公斤，而2019年7月3日只有17.32元/公斤。

这一次产能“塌陷”为什么会发生？公认的原因是三大因素叠加共振：非洲猪瘟影响、地方扩大化执行环保禁限养政策和“猪周期”魔咒。生猪疫情年年有，“猪周期”也一直存在，但这一次猪价在大半年时间内最多上涨140%左右，这不是常理常情所能解释的。地方扩大化执行环保禁限养政策，即“有形之手”伸到了法律法规范畴之外的影响不容低估。

耐人寻味并需要深刻反思的是，产能“塌陷”的时点恰在《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实施期内。这份2016年4月实施的《规划》，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生猪生产发展规划。其有别于以往相关规划的最大特色，是在具体发展目标上，把总量目标、规模化发展水平和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到2020年猪肉产量在2015年末基础上稳定略增，目标是5760万吨，规模养殖比重达到52%，粪便综合利用率大于75%。

仅从产量目标衡量，2015年末全国猪肉产量为5645万吨，2020年实际产量只有4113万吨，相差1532万吨，而对照《规划》目标，更相差1647万吨。

产量不仅没有“稳定略增”，相反还大降27%，能不值得方方面面认真总结反思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规划》制定之前，全国一些地方已出现了大幅度禁限养现象。如今事实已证明一些地方扩大化执行禁限养政策难辞其咎。假如一切可以重来，当初对这一现象如果足够重视，或许能纠错在前、防患于未然。

尤其值得拷问的是，生猪产能下降并非没有征兆，为什么监测预警机制没有提前发出信号？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2018年，全国猪肉产量分别为5426万吨、5452万吨、5404万吨，相比于2015年的5645万吨，已下了200万吨的“台阶”了，与《规划》设定的2020年5760万吨目标渐行渐远，这个预警信号还不够明显吗？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这句话体现了养猪业与生俱来的高风险，加上环保压力、土地资源约束等，这就造成了一些地方滋生出“只想吃肉，不想养猪”的“私心”，反正生猪市场是全国性的，有钱还怕买不着猪肉？现在看来，正是这样的“私心”作祟，许多地方才淡化了“生猪自给率”的责任意识，实质上也未负起“菜篮子”负责制理应承担的养猪职责。

江苏和浙江都被划为了生猪产业约束发展区，这一区域要实现生猪养殖污染基本治理和生猪生产基本稳定的双重目标。现实情况如何呢？2015年，苏、浙两省猪肉产量分别为222万吨、108万吨，此后逐渐下降，2019年分别降至146万吨、60万吨，分别下降34%、44%，降幅分别高出全国平均降幅10个、20个百分点。从实施成效看，起码“生猪生产基本稳定”这一目标是落空了。

为什么降幅这么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环保整治力度很大的同时，规模化发展却没有跟上。按道理，小散养殖户清退出市场后，符合环保要求的规模养殖应递补上来，结果由于选址难等各种原因，新猪场却往往难建。

而《规划》“预计年均增长1%左右”的重点发展区情况又如何呢？以河南为例，2015年猪肉产量466万吨，2019年344万吨，也下降了28%，即使与2018年的479万吨相比，也只不过增长2.8%。

约束发展区大做猪肉产量的“减法”，所形成的供应新缺口并不能由“重点发展区”有效弥补，这不是一年两年的现象了，为什么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

站在全国层面，政策如何在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和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之间精准拿捏？

站在地方层面，如何以负责任的全局意识处理好本地猪肉自给率和环保之间的关系？

站在市场层面，如何摆正政策主动调控与市场自主调节之间的关系，防止人为因素打破供需平衡致使市场调节机制失灵？

都是需要更认真对待、慎重处理的民生命题。而做好这些命题的一个重要前提，无疑是切实落实好猪肉稳产保供问责制。

近一年多实践也充分证明了问责之剑高悬的督促作用。国家要求生猪主产省份做到稳产增产，主销省份确保一定的自给率，并明确省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江苏的落实举措也“简明有力”：将全省70%猪肉自给率总目标细化分解到各设区市，并列入高质量发展考核和乡村振兴考核内容，压紧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去年，江苏生猪存栏、出栏量双双超额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

撰文：吉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Echo

主编：大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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