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医成长日记：高腐尸体、成堆尸块、用刀剔过肉的骨头…
第18期
本文大约6900字，阅读预计18分钟。
自从前不久在“真水无香公益”发了一篇《红色连衣裙女尸和风干的断手》文章介绍我自己过往的法医工作之后，没想到在网络上引起了许多人对法医工作的关注，我也破天荒地收到几位女粉丝的私信，向我讨教如何才能使她们成为一名女法医。
说起女法医，我身边合作过的倒是有一些，杭州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部门的一大特色就是女法医超多，她们当中不乏业绩惊艳的，随便秀几个出来便可以获得掌声一片。
可我想说的是，女法医们耀眼的职业背后绝不是人们可以轻易想象和理解的，她们参与侦破的每一起案件也并非一日之功所能造就。
从懵懂到初见，从实习到专业，从怯弱到坚强，几乎所有的女法医都曾经面对。
说到这儿，我还是想反复提醒那些怀揣浪漫梦想的女粉丝们，如果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千万别轻易做出决定踏入女法医的阵营，甚至我还想规劝她们，不要试着读完这篇有关女法医成长的故事，因为她们的成长与众不同，她们经常需要面对的是高度腐败尸体、成堆的尸块，甚至被凶手用刀剔过肉的骨头……
1
尖叫的女实习生
吴卉是个不折不扣的萌妹子，她特别爱笑，笑起来甜甜的样子甚至不太像想象中的警察，如果需要拍摄一张面带笑容的女警察形象照片，找吴卉来拍几乎只需要拍摄一次就可以大功告成。
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吴卉
第一次见到吴卉的时候，我都想象不出像她这样一位有着典型江南气质的杭州姑娘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报考法医系，而且还不远千里坐着绿皮火车跑去四川的一所大学攻读了五年的法医学位。
答案是《鉴证实录》，这部TVB摄制的港剧曾经塑造出一位令人叹为观止的女法医形象，这让许多像吴卉一样的女孩拥抱着热忱走进了法医系的大门。
吴卉当初是来我们法医室进行毕业实习的，她的到来给我们平日里有些刻板的法医室增添了几分乐趣，她有着开朗的个性，说段子讲笑话逗我们开心，让我们放松，可当我们将她带到尸体现场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却是发出了尖叫声。
也许是命运的刻意安排，想要考验一下这位法医女孩，吴卉第一次见到的尸体是一具高度腐败尸体，尸体刚刚从一条河沟里打捞上岸，平直地被搁置在岸边的一张塑料布上。
对于早已习惯了腐败巨人观样子的老法医我来说，已然不会顾及四处闻臭赶来的成群苍蝇，脑海里思索的全是关于死者死因和死亡性质等等相关问题。
可吴卉是个初出茅庐的实习法医，她受不了这种未曾有过的感官冲击，毕竟，大学教材里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学术文字是亲切的，《鉴证实录》里洒脱干练的女法医勘验尸体时是隔着屏幕的，而眼前这全身污黑散发着浓烈臭味的高度腐败尸体是多么的真实而有味。
吴卉当场尖叫了一声，可她很快就用戴着塑胶手套的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不愿意让现场那些老道的刑警们取笑。
可一切都太晚了，后来大家都记住了那历史性的一幕，只是因为她的专业学的是法医，法医看到尸体竟然也会害怕，自然很快就会被传为佳话。
其实对于女生来说，看到高度腐败尸体尖叫一声不算太严重，同期实习的一位男生才真正的不堪，我看见他搬动尸体时不断哆嗦着双手，战战兢兢的样子着实可爱，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很多年以前在南京实习检验尸体的时候也是这般惴惴不安。
吴卉没有退却，不断适应并挑战自己的心理极限，最终圆满地完成了实习。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吴卉已经是西湖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一位出色的女法医，整天忙工作、忙论文、忙养娃，而那位哆嗦的男生在毕业的时候果断选择了退出，背着吉他在杭州开了一家乐器店，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吴卉现在穿着警服的样子英姿飒爽，要不是亲眼目睹当年她实习时的窘境，怎么也想象不到现在工作时成熟稳重的她竟然是从惊慌和恐惧中开始慢慢成长的。
一个人的成长终究是需要过程的，大多数职业的成长过程温和而漫长，而女法医的成长却是在各种来不及准备的剧烈冲击下迅速完成的。
如果从整个职业生涯上去看，吴卉起初遇到的那具高度腐败尸体真的不算太糟，女法医王琴从警不久便遭遇到一次心理上的极限挑战，情况复杂多了。
2
一万只蛆的密集恐惧症
王琴走出华西医科大学的校门便考进了我们的法医室，那时候她只是一位清纯的姑娘，一头短发一身休闲打扮，怎么看就是个邻家女孩。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王琴
王琴性格随和，又勤快好学，大家很喜欢她，都愿意带着她一起出现场，所以她经历的成长比常人多了许多，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故事估计她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有一回，有人在一条废弃的铁路边挖起了一具尸体，那尸体的外面包裹着一只蛇皮袋，蛇皮袋浸染了腐败血水，看起来污秽不堪。
王琴和我一起去了现场，她看见蛇皮袋已经出了土，便戴起手套主动去打开，没等我戴好手套，便看见她变了脸色。
我不喜欢戴口罩，因为我感觉戴着口罩实在太憋气，宁愿被臭气熏死也不愿意被口罩活活憋死，这是我不愿意戴口罩的歪理。
我以为王琴受不了臭味才变了脸色，可等我见王琴微蹙眉头放下了蛇皮袋，才明白了原因。
因为蛇皮袋里爬出了密密麻麻的灰白色蝇蛆，那些蝇蛆长短不一，长的接近一公分，短的还只是像芝麻大的小点点，它们似乎受到了惊动，正扭动着身体努力地爬出蛇皮袋。
我皱了皱眉头，心里一阵别扭，因为我也没有见到过如此多的蝇蛆一次性地出现在视野下。
可工作还得继续，我让王琴抓了几条蛆测量了长度之后，才将尸体转送到了殡仪馆。
测量蝇蛆的长度可以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这非常重要，王琴测量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她紧张的表情告诉我，那时候的她应该是心里发毛的。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王琴
我们的解剖室坐落在杭州市殡仪馆的一个角落，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听见外面传来令人心碎的哀乐和送葬人员的哭嚎声。
曾经身边有一些老年人出于关心询问我，经常去殡仪馆解剖尸体会不会有晦气，我说这可没有办法，因为案子需要，我们隔三差五必须赶到那儿，晦不晦气就管不着那么多了。
话题转回来，那天的尸体到了殡仪馆之后，我和王琴用水龙头一起冲洗那具尸体，因为如果不将那些蝇蛆清除干净，肯定没办法进行接下去的尸体检验工作。
我们在清洗间至少耗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才将那些蝇蛆冲洗干净，没了蛆的尸体的体表看起来好多了，这让我们稍稍有些满意。
当我们将尸体转移到解剖台上的时候，本来以为可以开始解剖了，可没想到的是，等我换了件解剖衣回来，发现王琴又愣在了那儿。
我一看解剖台，顿时也怔住了，发现尸体的体表上不仅又爬满了蝇蛆，而且正有源源不断的蝇蛆从尸体内部成群结队地爬向解剖台，似乎想要占领那洁净的不锈钢解剖台台面。
我不知道平时那些大惊小怪的密集恐惧症患者是不是可以挑战这“一万只蛆”的场景，我也不知道那些人要是看到这番情景会有怎样的表现，可王琴最后还是跟我一起完成了那具尸体的检验，无论她当时的心情是沮丧的还是牢骚满腹的，她的心理承受力应该攀高了一个层次。
因为当天工作到半夜，晚饭也没来得及吃，派出所的人好心请我们去吃宵夜，巧的是，他们给我们上了一盘芝麻饼点心，可王琴看到那些芝麻饼却始终没有吃，后来她才告诉我，因为饼上密集分布的芝麻使她联想到了解剖台上那些蠕动的小蝇蛆，自此以后，我和芝麻饼也绝了缘。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王琴
王琴平时很不满我在食堂里经常买猪心吃，因为她自己从来不吃。
有一回王琴又看见我买了一份猪心，便问道：“叶老师，你怎么又吃内脏呀？”
我听到“内脏”二字又差点吐了，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吃猪心。
法医职业面临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困境，检验死者胃内容物以及在死者大肠、小肠中寻找消化不全的食物残渣更是让人生起鸡皮疙瘩，照相员最反感的就是在我们检查胃内容物和食物残渣的时候反复调焦拍照，这些不得不的具体问题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王琴也认识到，工作便是这样，她从来不假装坚强，但也不得不坚强。
因为努力，因为执着，王琴现在早已成了一名优秀的女法医，手头参与破获的案件数不胜数。
在王琴看来，像芝麻饼这样的梗自然不值一提，可我觉得，这些貌似细枝末节的小事是其它任何一个职业都不会遇到的，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这些小事推动着每一位成长中的女法医走向成熟。
也许，在困难面前，只有前进才是正确的姿势。
3
“玩”骨头的女人
卢刚的名字听起来像是男人的名字，可她分明是杭州市公安局的一位女法医，在我眼中，她是一位温柔娴淑的母亲，她曾和杭州首位女法医陈惜秋一起共事。
在卢刚面前，我还算是位年轻人，我听她说起过以前在市局大院简易解剖室里检验尸体的往事，只可惜我没有亲眼看到她手拿解剖刀的女法医形象，她后来一直从事人体损伤鉴定的工作，虽然烦琐辛苦但也快乐着。
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的女法医周莉红让我似乎能体会到卢刚和陈惜秋她们当年的风采，因为周莉红是她们嫡传的弟子。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周莉红
关于周莉红，她的光环实在太多，只要随便去网上搜搜，都会找到大把的新闻报道，我和她共事多年，打算在这里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想必那些官媒上怎么也是不敢报道的。
周莉红在我眼里是个疯狂的人，她似乎就是为法医这个职业而生的，她痴迷于法医事业，有段时间她甚至带病工作。
作为女法医，周莉红似乎不需要克服心理障碍的过程，按照她自己的话说起来，就几具尸体的事情，还能怎样？
可周莉红偶尔也说，在她没有学习法医之前，也同样害怕尸体，只是她适应得比别人更快一些而已。
虽然周莉红在心理方面很强大，但在我看来，她也有她不一样的成长焦虑，她的焦虑跟她喜欢收集骨头有关。
周莉红在工作中发现，腐败尸体的年龄推断是个大难题，她一直担心自己推断的死者年龄出问题，于是她便开始想办法去收集、研究各种骨头，耻骨、胸骨、髌骨、锁骨……她都研究。
周莉红一边收集骨头一边进行着研究，在焦虑和困惑中迅速成长，我们私底下开玩笑说她是“玩骨头的女人”。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周莉红
芝加哥女法医凯西·莱克斯撰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书名就叫做《玩骨头的女人》，法医室正好买了一本，我们就将这个书名挂在了周莉红身上，可我们很害怕她知道这绰号，不然她准定要翻脸。
周莉红玩骨头玩得不亦乐乎，甚至玩出了花样，玩出了成果。
我经常会因为骨头年龄推断问题跟她吵得不可开交，可我不得不承认，在争吵的过程中，我从周莉红那儿偷学了不少技艺，更是对她收集的那一大堆骨头垂涎三尺，那些骨头是她多年研究的成果，也是她致胜的法宝，很多案件中死者的年龄问题都是周莉红借助她收集的骨头去分析解决的。
周莉红在研究骨头的时候很投入，不过，她却能随意地从工作中切换到日常生活频道。
在旁人看起来，周莉红有些大大咧咧的，生活丝毫不会被从事的法医工作所牵绊，她可以在实验室里一边摆弄骨头一边听些音乐，也可以在放下骨头之后很快转向食堂，更为神奇的是，当她拎着勘查箱出现在命案现场，那些围观群众看到女法医到来而议论纷纷时，她始终能聪耳不闻，专注于尸体和现场的勘查。
周莉红专注于现场跟她醉心于收集骨头一样有着强烈的热情。
周莉红不仅自己专注，而且还鼓动新来的法医有时候需要为法医事业牺牲点什么，她经常津津乐道地告诉新来的法医，她认识一位老法医，传说他为了验证尸体上的咬痕到底是不是生前损伤，竟然不顾一切地趴在尸体上咬了一口，以此作为比对损伤新鲜程度的参照。
我从不愿意看到有法医真的这么干，但周莉红崇尚的这种法医精神还是让我肃然起敬。
女法医不都是像周莉红这般大大咧咧的，她的反面便是朱琳。
4
洗手半小时
朱琳从小生活在杭州的河坊街，她长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似乎永远都充满着青春活力，她办理案件的时候半夜从来不用睡觉。
这绝对不是我在夸她，我发现朱琳如果晚上加班到天亮一夜无眠，第二天吃完早饭继续照常上班，想起最近网上炒作凶猛的“996事件”，这要是放在她身上，简直就是笑话。
朱琳和其它女法医是完全不同的，她大学读的是生物学专业，毕业之后报考法医室是一场误会，她以为公务员报考目录中的DNA专业只是分子生物学的一部分，绝对不知道这个DNA实验室里头干活的大多是女法医，她在大学的时候热衷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所以就毅然报考了。
朱琳来报到的第一天，我们请她吃了饭，然后还K了歌，说实在这有点儿破例，请一个菜鸟吃饭是从来没有的事。
朱琳很懂事，她当然感觉到了组织的温暖，不过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我们称呼她“朱法医”时，她便有些尴尬了。
朱琳非常不习惯这个称呼，她没想到自己一个生物系毕业生竟然一夜之间成了法医，她有点诚惶诚恐，担心我们以“朱法医”的名义迫使她去检验尸体。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但是人家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不说解剖尸体吧，我们从现场捡回来的骨头呀什么的总得提取DNA吧，这对于没有学习过人体解剖学的朱琳来说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她曾为此哭过，而且哭得很伤心。
但是朱琳对于她身上的警服非常敬畏，她知道她意外成为了“朱法医”，可她还是一位人民警察，她说服自己尝试接受那些骨头，接受其它各种她闻所未闻的检材，最终也成了小能手。
朱琳的警服永远是异常洁净的，保持警服洁净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可这其实是她最为致命的问题，她是个有着“洁癖”的女孩。
有些人对朱琳的行为是很有看法的，因为朱琳如果检验完一根骨头，洗手都得花上半个小时，等她一起吃饭是件麻烦事，她旁若无人地反复用洗手液一遍又一遍地涂抹在手上，然后用清水冲去。
我们经常试图说服朱琳放弃这种极端的做法，她却说她做不到，她总觉得那些骨头的气味留存在她的手上。
朱琳后来去了英国留学，我以为可能是法医职业给她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她才选择逃离法医职场的。
可几年后我意外发现，朱琳又在纽约的一家Forensic Science实验室继续从事着老本行工作，而且据说洗手的时间还是半小时。
5
带娃去上班
朱琳的师傅是李佑英，李佑英带出了一大批像朱琳这样的徒弟，这跟她创建了刑侦支队的DNA实验室有关。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李佑英
现在杭州市公安局的DNA实验室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从当初李佑英一个人发展成了现在的一个中队，从开始的三间房延伸到了整层楼。
我和李佑英是同期调到杭州市公安局的，现在一转眼近二十年过去了。
那时候杭州案子挺多的，杭州刑侦支队四处收罗有工作经验的法医过来加盟，我拖着行李箱从福建翻山越岭过来，李佑英则牵着她的宝贝女儿也从温州投奔到了杭州。
来到杭州之后，李佑英一如既往地扑在工作上，为她的实验室操碎了心，规划、设计、买设备、购耗材、谋发展……她始终让杭州的DNA技术位居在全国前列。
李佑英虽然在专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她有着不一样的成长之痛，因为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一路走来，李佑英心里觉得最亏欠的便是她的孩子。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李佑英
关于这一点，我是非常有感触的，我记得有本书的名字叫做《负债功勋》的，说的就是许多警察因为把时间都耗在了工作上而对家人和孩子欠下巨大的感情债，就算是成了功勋，也是负了感情债的功勋。
看完那本书我发现，李佑英在她自己的成长经历中也是负了感情债的，不然她也不会在说起孩子的时候显得那般愧疚。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李佑英因为丈夫不在身边，只有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温州，一呆就是八年。
八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独自带娃的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有做过母亲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李佑英在温州从事的是尸体检验工作，她经常将孩子带在身边，工作忙不过来时，有时候把孩子托付给同事照看，有时候索性将孩子放在了解剖室隔壁的法医办公室里，让孩子自己做作业，而她只顾自己去忙工作。
李佑英虽然很享受同事们赐予她的“小李飞刀”美名，可等她解剖完尸体回到办公室，发现孩子一个人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那样的场景几度让她泪崩不已。
可李佑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孩子在她办公室里做过一件差点让她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好在孩子一直隐瞒着那件事，直到长大之后才说出来。
李佑英来到杭州和丈夫团聚之后，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孩子成绩一直不错，高中毕业时顺利地考上了台湾的一所大学，现正在攻读硕士学位。
前几天，李佑英发现她女儿发了个朋友圈，上面写道：“我小的时候，因为妈妈工作很忙，于是经常跟着她一起混法医办公室，可我不小心目睹到了尸体解剖的照片，这让我现在的心理变得很强大。”
这条朋友圈立刻炸开了锅，一位闺蜜同学说：“可是你妈妈看起来是个温柔的人呢。”
言下之意，“温柔的人”不应该让孩子看见尸体解剖的照片。
李佑英看了之后感到非常震惊，她第一次听她女儿说起在法医办公室看到尸体解剖照片的事情，这让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她敏感地想到，如果当初女儿在看完那些一个孩子无法承受的尸体解剖照片而留下了心理阴影，那她将后悔一辈子。
震惊之余，李佑英又再次仔细阅读了那段文字，心里才稍稍有些宽慰，因为女儿秀出自己“现在的心理变得很强大”。
6
花儿，安好
杭州还有许多我了解熟悉的女法医，高林林，富嘉莉，朱雯婷……
她们也有恐惧、纠结和迷茫的过去，她们最终都战胜了自己。
她们的工作是有突破性贡献的，她们是案件迷航时的希望，她们在不断用自己的努力去弥补人们生活中的些许缺憾。
可在我眼里，她们同样是花，是温婉的女人，她们的爱情温馨而浪漫。
吴卉嫁给了一位男法医。
周莉红嫁给了一位男法医。
李佑英嫁给了一位男法医。
王琴嫁给了一位男警察。
高林林嫁给了一位男警察。
富嘉莉嫁给了一位男警察。
……
这是道不尽的缘，男法医当然最懂女法医，男警察也是。
当我每每经过老单位楼下的时候，总会不由地在心中默默念叨，花儿，安好。
编辑：黄蓉
部分照片摄影：许志伟
-完-
作者简介：叶家喜，男，1974年生，江西玉山县人，同济医科大学毕业，曾在福建晋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担任法医工作。
【往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