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行业的超级乌鸦嘴，摩天大楼诅咒
在中国大陆，建筑规范规定100米以上高度属于超高层建筑；日本、法国定义超过60米就属于超高层建筑；在美国，则普遍认为500英尺(152米)以上的建筑为摩天大楼。按照建筑学会的新标准，300米以上即被列为超高层建筑。
公元前2575年，埃及吉萨大金字塔以146米的高度，占据世界最高建筑的时间长达4000年。直到1880年德国科隆大教堂才以157米的高度打破记录。1853年，美国人伊莱沙•格雷夫斯•奥的斯在纽约世界博览会展示了其电梯安全系统。电梯的发明，打开了建筑空间向上的通道。
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座摩天楼，是建于1885年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大楼。人口向城区聚集，导致芝加哥的土地价格飞涨。为了寻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商不断建更高的大楼。这桩楼有多高呢？说出来吓你一跳，42米。
1890-1930年是摩天楼第一个集中建设期，美国最大的城市如芝加哥、纽约和费城开始疯狂建设这种新建筑。当然摩天大楼也并不是越高越好，经济学家威廉·克拉克和设计师约翰·金斯顿在1930年的文章中就表示，纽约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利润最大化最好不要超过63层，超过这个高度，建设、运营和养护费用就开始抵消甚至超过建筑楼层带来的收益，你可能赚不到钱或许还会赔钱。
提倡保护古建筑的欧洲国家多看不起摩天大楼，几乎不参与“高楼竞赛”。全欧洲超过200米的高层建筑仅有73座，还没有中国2017年一年盖的高楼多。三十几年前，世界上 30% 的最高建筑都在北美。如今，美国唯一排在全球十大最高建筑的，只有在原世界贸易中心旧址基础上修建的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911 事件”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一夜之间，美国人患上了“高楼恐惧症”，世界最高建筑的竞赛主要参与者随之变成了崛起的亚洲和中东“土豪国”。
劳伦斯魔咒
对于城市和资本家来说，摩天大楼是荣耀与财富的象征，但经济学家并不这么看。1999年，德意志银行证券驻香港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 Andrew Lawrence首次提出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 Index）的概念：“摩天大楼立项之时，是经济过热时期；而摩天大楼建成之日，即是经济衰退之时”。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摩天大楼建成后，经济就在衰退。这样的例子一抓一大把：
1908年前后，美国纽约胜家大厦和大都会人寿大厦落成，金融危机席卷全美；
1930“克莱斯勒大厦”和1931“帝国大厦”完工，结果纽约股市崩盘，导致美国全球经济大萧条。
197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1974年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落成，然后全球发生石油危机，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
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楼”取代了西尔斯大厦的最高纪录，同样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股市崩盘；亚洲各国的外贸企业被冲击，大量亚洲出口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
2000至2003年网络泡沫破灭，台北 101大厦则从1999年开始动工，于2004年完工，期间又是见证了泡沫破灭和经济衰退。
2007至2010年，世界迎来了大萧条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2007年，建设中的迪拜塔高度超过台北101大厦，2008年世界迎来了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2010 年，828 米高的迪拜塔竣工，成为世界第一高楼。
不过，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 Jason Barr 就曾指出，摩天大楼指数是事后推理，“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最高大楼出现，我们就会去找与之相搭配的经济危机。”
摩天大楼的另类解读
至少破纪录的摩天大楼可以看作一个信号，即经济过热。投资都是为了赚钱，都讲资金回报率。当经济繁荣或者过热时，大量的资本涌入债市、楼市，轮番炒作资产，资本脱实向虚，意味着泡沫风险加大。建世界高楼的周期一般为5-8年，这个时间恰巧是经济由繁荣走向衰退的周期。 货币大幅贬值，原本盖摩天大楼预算借一百亿的，可能水涨船高变成了两三百亿，潜在的风险就被放大，引发地产商的债务危机。
中国现代高层建筑起源于20世纪上海。1934年，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的上海国际饭店，共24层，高83.8m，曾称霸亚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中国第一栋办公类型的摩天大楼，是1985年建成的深圳国贸大厦，对于深圳这片土地来说，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实现。
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小伙史玉柱，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因受不了机关的平静和呆板，史玉柱辞职下海，1989年7月来到深圳淘金。他当时全部身家加起来就4000块钱，以及耗费9年研发的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软件。
1991年4月，史玉柱在珠海成立巨人公司，推出文字处理软件M－6403。1992年，巨人已成为中国电脑行业的领军企业。史玉柱本人被评为广东十大优秀科技企业家，得到珠海市“第二届科技重奖”特等奖，奖金6万3，一辆奥迪轿车和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当史玉柱把总部搬到珠海此，巨人已是一家资产过亿，员工过百，下辖8家分公司的大集团了。
90年代初，“企业多元化”是热门的研究领域。史玉柱去美国考察时，正好见证了曾经无比辉煌的王安电脑破产。这家知名企业倒下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产品太单一，不够多元化。王安电脑的命运，引起史玉柱的唏嘘，巨人开始走多元化道路，例如服装生产、化妆品，保健品和房地产等业务。
早在1992年，史玉柱就想造一座大楼，供巨人集团办公使用。大楼预计建18层，资金预算2亿元，应该说当时的目标还是很贴近巨人的实际情况。前来视察的领导说：你这块地这么好，为什么不盖高一点呢？史玉柱觉得，领导所言极是，也非常符合他内心的期待。
在各级领导的殷切期待之下，史玉柱先是把大楼改到了38层，后增加到54层，再改为64层（广州将建成中国最高的63层建筑，巨人不能被比下去）。1994年，在巨人大厦开工典礼上，史玉柱放出豪言：将建成78层高的“中国第一高楼”。
按照房地产项目运作的惯例，建设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银行贷款。巨人集团每个月都有大量回款，史玉柱觉得钱放着也是放着，就决定不向银行贷款，就凭公司的自有资金，加上预售楼花获得的部分资金，把楼盖起来。
刚开始，一切都和预想的一样顺利。1994年，巨人大厦的楼花卖了一个多亿（港币加人民币合计），而公司新推出的“脑黄金”等保健品业务，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但很快，事情向不可控的一面发展。首先是巨人大厦工期一拖再拖。接着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变化，房地产开始遇冷。最后是保健品业务的疲软。直到巨人大厦停工，公司业务停摆。不得已，史玉柱带着2.5个亿的债务，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摩天大楼的“中国记”
中国过去二十年里兴建高楼，主要动力来源于地方。中国的不少城市为了刺激企业投资摩天大楼，不仅在土地出让上往往列明该地块建筑不得低于的高度，还会‘配送’住宅土地；有的还会列明，建筑物超过300米的，150米以上部分不计土地出让价款。
2005年后，每年都有超过10幢200米以上建筑在中国不同城市拔地而起，2014年之后，中国200米以上的高楼建设速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每年60座以上。中国对摩天大楼的追捧，一如100年前的美国。截至2018年，中国超过200米的高楼已经有686座，占到全球1478座的将近一半。中国各地修建高楼，基本呈现一个规律：经济实力越落后的城市，就越卖力。
北京在1980/90年代修建高楼热后，很少再兴建摩天大楼了。 “准一线”城市当中，杭州拥有200米以上高楼24座。长三角无锡、苏州等较发达地区，建造的摩天大楼也不多。2020年中国摩天大楼（200米以上）的城市排行里，沈阳排第六，天津排第七，南宁排第十，贵阳排第十二。
南宁1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数量达到180座，比美国的迈阿密，旧金山，洛杉矶还要多，在中国仅次于香港，深圳和上海。2019年南宁的GDP只有4506亿，实力不如深圳一个龙岗区，然而对城市未来的野心，绝不比纽约曼哈顿弱。2019年第四季度全国城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排名中，南宁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高达54.3%。空置等同于资源浪费，是不是有点可惜？
摩天大楼投资风险高，面临空置化、租金回报率过低的众多难题。不过这还算是好的，有些摩天大楼建设直接是修修停停，甚至最后烂尾。向前文说的巨人集团珠海总部大楼，1997年2月正式停工时，巨人大厦仅完成了桩基、承载平台、地下三层和地上二层的土建施工量。直到去年5月26日，多方组成的珠海正方盛世公司才以4.02亿元挂牌价格，拍下了珠海巨人大厦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
截至2020年9月，中国是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摩天大楼总量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共有“未完成”和“暂停施工”的摩天大楼81幢，共有66幢楼“烂尾”。摩天大楼原本是要做永不落幕的城市名片，结果一不小心，变成了永不落幕的城市牛皮癣。
拿盖摩天楼的钱，多修一座水电站，多造一条地铁，多造几所学校，不好吗？2020年4月27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对摩天大楼发了限高令：地方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需要建的，另行申请报备）。
破除劳伦斯魔咒并不难，中国不缺高楼，缺的是现代管理制度，缺的是科学技术，缺的是创新思想，缺的是法治环境。人踩在高跷上，并不代表他个子高；一个城市建起摩天大楼，也不代表市场繁荣与百姓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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