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为何是画地为牢？

历史本身具有主客观性质。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又存在一定的人为主观因素。历史叙述往往采取两种常用的手段：历史英雄主义和历史悲情主义。历史英雄主义是对历史上本民族英雄和精英以及他们创造的伟大功绩的集中叙述，产生民族历史自豪感。历史悲情主义则是对历史上本民族发生的不幸、悲剧和屈辱的描述，团结和教育后人。

历史悲情主义并非只有韩国独有，但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在对外关系方面表现为道德主义、受害者情结和极端民族主义，对邻国表现出浓浓的不信任感。

“檀君”朝鲜、萁子朝鲜

中国人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在神话故事中有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对于韩国人来说，他们有自己的建国英雄——檀君。

说从前有个天神叫桓因，他的儿子桓雄想下凡。桓因认为太白山那里可以建国治理，就给了桓雄三个天符印。于是桓雄率领三千人来到太白山山顶，带着风之神、雨之神、云之神，处理了谷物、生命、疾病、刑罚、善恶等人间360多项事务。

有一只熊和一只老虎住在附近的一个洞穴，经常向桓雄祈求变成人。桓雄给了它们两个艾蒿和大蒜，说“你们吃了这个，100天不见阳光，就能变成人。”熊和老虎回到洞中吃了蒜和艾蒿，但老虎耐不住煎熬先出了山洞。熊则安心等待了21天，果真变成了一个美貌的女人，后人称为熊女。由于找不到结婚的对象，于是熊女又祈求桓雄。于是桓雄化身人，与雄女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檀君。当时全国的百姓对檀君的出生都十分高兴。檀君长大后在平壤城定都，定国名为朝鲜。

传说檀君所开创的王朝统治区域非常大，在公元前 2333 年到公元前几百年前的时代里，长期统治着东北、北方、中部以及日本岛的大部分地区。统治了1500年后，檀君退位成山神。檀君建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历史学家将这段早期历史称为‘古朝鲜’时代”（即“檀君”朝鲜）。

最早记述檀君神话的是高丽时代学者李承休(1224～1330 年)和僧人一然的《三国遗事》。但用古汉语撰写的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载传闻稗说著作并无史料依据。而比《三国遗事》成书早150年的官修正史《三国史记》也没有记述檀君。

世上只有人叫千岁，并未见人活过千岁。不过朝鲜确实需要檀君，1910年至1945年，朝鲜反日独立运动期间开始尊檀君，并以“檀纪某年”纪年，朝鲜民族还把檀君建立国家的10月3日定为开天节，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直到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檀君纪年才在1962 年1月1日起被废除。七十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腾飞，新兴民族主义者又把檀君拉回正史和教科书。

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箕子朝鲜”。箕子是商纣王的叔叔，在商朝灭亡后，率领部分族人到达辽西地区建国，后迁移到今天的北朝鲜地区，并将若干中国的生活方式也带了过去，史称箕子朝鲜。整个李氏朝鲜时代，朝鲜尊箕子，并以此自豪。朝鲜世宗大王十年（大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世宗还尊其父太宗之命重修箕子庙完成，李朝文臣卞季良奉命撰《箕子庙碑》。把檀君抬升为民族创始神，又把箕子从圣人位置上抹掉，无非是考量朝鲜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不过这种历史魔改缺乏史料支撑。

混淆“高句丽”和“高丽”

高句丽及其先祖夫余起源于现中国的辽宁、吉林地区，高句丽时期的大部分疆域在现在的中国东北，在东北地区活动的时间大大多于在朝鲜半岛，只是高句丽后期将政治中心迁到朝鲜半岛。

公元前194年，燕人卫满占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称“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被汉武帝所灭）。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历称“汉四郡”。

中央派遣汉人担任地方官，当时的高句丽为县，隶属于玄菟郡。公元前37年，朱蒙建国，高句丽开始作为国号。后来，高句丽发展成为横贯辽东与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的地方割据政权，为后续的隋唐两朝君王忌惮。高句丽形成后不久，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开始由马韩、辰韩和弁韩之“三韩”部落集团，逐渐形成了百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与北部的高句丽王国并立。

由于日本觊觎朝鲜半岛，导致公元663年中日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今锦江口）海战的爆发。中国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和高句丽。唐军焚日军战船400余艘，百济灭亡，日本此后900年余不敢再觊觎朝鲜半岛。公元668年，唐罗联军灭高句丽，薛仁贵任安东都护，统兵2万，驻屯平壤。由于高句丽遗民常发生叛乱，唐朝将高句丽数十万户人口内迁到江淮以南及河南、陇右诸州的空旷之地，余下的小部分高句丽族众或奔突厥和渤海国，或向南奔新罗。高句丽人作为一个民族从此在史书上销声匿迹。

历史上，中国至少在《明史》以前把高句丽和高句丽灭亡 250 年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混同，导致韩国的部分学者说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但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政权建立、扩张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结论而言，两者都并非是直接的继承关系。中国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史，韩国史学界、考古界就很不开森。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朝两国在中国东北举行了两次联合考古，所有发掘的高句丽文物全都送给了朝鲜。这也使得中国在举证方面存在一定的被动。那有没有证据呢？还真的有！

清朝末年，在辽东如今的吉林省通化市的集安，出土过一块巨大的高句丽王碑，就是著名的“高句丽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这块巨型石碑高超过6米，宽两米，上面用隶书镌刻了大量汉字，共44行有近1800字。这座王碑是高句丽20代王长寿王，为他的父亲好太王所立。

碑文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高句丽开国的传说与过程；第二部分是好太王的丰功伟绩；最后就是当时的高句丽与南方新罗、百济等三韩部落，倭国等东北亚之间的关系。好太王碑神奇地躲过了战火与各种世事变迁，一直都完好保存至今。近些年韩国人不断索要这块王碑，能给他们吗？

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联合主办了一项为期5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韩国政府多次在外交场合都严正提出“东北工程”的问题，要求中国政府预以妥善解决。韩国认为高句丽史是古代韩民族历史的主干，是政治军事上的独立强国，高句丽人是韩民族的直接祖先，强调中国学界对高句丽史的主流观点是对韩国历史的武断歪曲。

至少可以证明，高句丽是东北亚的历史，中朝韩完全可以共享这段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将残留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高句丽历史遗产共同确定为《世界遗产名录》的目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而是古代东北亚历史的（这总没异议了吧）。

韩国在文化遗产申报上动作积极，宫廷宗庙祭祀礼乐、江陵端午祭等先后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网民同样很愤慨，认为“偷抢”了中国古代文化。从这个维度看，跟高句丽政权的归属问题很类似，朝鲜半岛一直深受中国文化地影响，同属于中华文明圈。文化这东西不是先到先得，而是有清晰的发展脉络。韩国善于将传统文化中自认为有价值的、具有民族与地区特色的文化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和保护。我们应该重视被忽略的传统文化（这方面还是值得学习的），加紧整理、保护、申报、研究传统文化。

朝贡体制的误解

中式的朝贡体制有别于西方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特质：中国不谋求占领、征服和剥削朝贡国家，相对的维护了周边弱国的体制完整和经济独立。朝贡体系是中原王朝内在统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的是满足道德上的优越感。

朝鲜半岛奉行“事大主义”（“事大”一词来源于《孟子》的“以小事大”）的政策，也就是小国侍奉大国来保存自身。但朝贡体系只是小国吃亏吗？

明朝自开国以来实行“国无大小”、“推诚以待”、“修礼睦邻”的和平外交政策，除了对蒙古保持军事警惕之外，明朝规定了 15 个国家均为中国的友好国家，不实行征讨政策（不征之国）。

1392年与明朝亲近的高丽大将李成桂自立为国王，由此结束了高丽王氏家族的统治。李成桂积极参与明朝的朝贡体系。半年时间内，先后九次遣使到明朝，一来解释和说明政权更替的原因，二来请求明太祖朱元璋赐予国号。朱元璋不仅通过“朕为尔正名”承认了朝鲜新的政权，赐名朝鲜，而且明确提出不直接干涉朝鲜：“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岂可遽信。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身教，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以安东夷之民，不启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

朱棣继承皇位，定都北京后，朝鲜是最早派人前往南京祝贺朱棣登基的。永乐元年（1403年），朝鲜太宗李远芳亲自到南京朝见永乐帝朱棣。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朝鲜国王受宠若惊，亲自宴请明廷使者，并向使者问道：“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黄俨答道：“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

朝贡国通过主动的、频繁的朝贡，获取很多经济利益和“文物”以壮大自己的国力，并利用中国中原王朝的册封为其在国内及其周边赢得正统的政治地位。也就是说，朝贡国越频繁地朝贡，其实对朝贡国更有利。相反，对上国的各种负担繁重，从朝贡使节踏入中国开始，一切接待费用完全由上国负责，皇帝对朝贡国的“赐物”往往是“薄来厚往”。

为了保护朝鲜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破灭日本侵占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中国的企图，明朝援朝抗日，是做出巨大牺牲的。万历朝鲜战争。1592年，日本的“天下人”丰臣秀吉挥师侵入朝鲜，汉城被破，王族宫殿宗庙尽毁，史称“壬辰倭乱”。朝鲜向中国求援，明神宗应请求派遣大军救援，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中朝盟军最终获胜，朝鲜转危为安；日军主力被迫撤退，丰臣秀吉也在希望破灭后不久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军队被迫全部从朝鲜撤退。

当代韩国的官方历史叙述中不提明朝援朝之事，韩国学者片面强化韩国历史上的自救卫国的英雄，这些错误的历史书籍表述造成了公众认知上的混乱。其实，李氏朝鲜对明朝的援助一直是讲究情义、感激涕零的。比照明朝中央政府，朝鲜对邻居，东北地区的女真部族却又是另一番态度。朝鲜人自诩文明开化，认为女真人是“夷狄禽兽”，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还时常与之兵戎相见。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朝鲜当局对抗女真并不积极。这可能和当时的朝鲜国王光海君李珲的个人经历有关。在光海君还是王子的时候，曾经“分朝抚军”，奋力抗倭，立下大功，被立为接班人“世子”。可明朝却因他是庶子，长期不承认他的世子地位。光海君当上国王后的对外政策是，保持中立但更倾向于明朝而已。

1623年，朝鲜发生了政变，光海君被侄儿仁祖李倧推翻。仁祖坚定地站在宗主国明朝一边。可惜此时的朝鲜，“民生涂炭，国力虚弱”，实在拿不出力量主动出击进攻后金。只得在边境“修城筑池，以为死守之计”，同时对东江镇明军运送大量粮草、给养、装备，对其军事行动提供便利。

1627年与1636年，如鲠在喉的后金两次征服朝鲜，朝鲜史称“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朝鲜被迫向后金称臣纳贡，派世子为人质，前往大清国。1645年，在清国做人质的朝鲜昭显世子被多尔衮放回，一回朝鲜就暴毙而亡。1649年，朝鲜第十七代君主孝宗李淏继位，孝宗在沈阳做过人质，对大清是恨之入骨。此时清朝刚刚入关，南方还有南明朝廷在对抗清朝。孝宗重用金尚宪等反清人物，策划反清复明。朝鲜孝宗倾尽国力扩充军队，可惜朝鲜王朝国力实在弱小，即使建立了一批可战之兵，但仍未寻找到有利机会实施反攻清朝的计划。1659年，朝鲜孝宗病死，朝鲜王朝反清复明的计划被迫取消。

朝鲜王朝心向明朝，私下仍用崇祯皇帝的年号崇祯。在一些朝鲜王朝的史书或者文书，居然出现了崇祯几十年、崇祯一百多年、崇祯两百多年等纪年。朝鲜第十九代君主肃宗李焞曾说过：“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

1876 年，日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的特权。1894甲午年，日本出兵朝鲜，汉城陷落。1895年《马关条约》清朝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之后，朝鲜彻底失去靠山。1897年，朝鲜王朝第二十六代君主高宗李熙在日本逼迫下脱离与清朝宗藩关系，并登基称帝，改国号“大韩帝国”。1904 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得控制朝鲜。1905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日本与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延续五百多年的朝鲜王朝至此灭亡。

韩国人的民族心态

朝鲜民族组成国家在半岛上完成。背靠实力强大的中国，隔海与日本列岛相望。半岛居于两强之间， 乃兵家必争之地。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和 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均从半岛出发，因战舰之粗劣和台风的影响失败。而日本在唐朝、明朝和晚清的三次侵略大陆的过程中，均以朝鲜为首先打击对象。这种半岛经验给朝鲜民族在夹缝中生存的体验，韩国盛行“三国志”研究，希望能在当代的韩中日、韩美中、韩朝中、韩俄中等一系列的三角关系中，反客为主占据一席之地。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半岛摆脱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但美国的到来又深刻改变了半岛局势。半岛陷入南北分裂，成为冷战最大的牺牲品。1952年，韩国与日本开启邦交正常化谈判，经过七轮的艰苦谈判，于1965年签订《韩日基本条约》，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总统朴正熙透过威权统治实施“管控式资本主义”，对内打压韩国人的民主呼声，对外讨好美日，接单越战军需。美国对朴正熙统治默许和扶持，打造出韩版财阀体制——以政府主导产业、扶持有效率的垄断企业的经济战略，并通过有能力的专家和官僚加以实施管理。

冷战期间，在美国构筑的同盟体系当中，韩日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需求一定程度掩盖了其历史和民族矛盾。冷战结束后，以发展促稳定的环境消失，社会政治矛盾浮出水面。同时，日本的历史观也激发韩国的“悲情民族主义”情绪，为社会运动火上浇油，推动韩国社会政治升级。

上世纪80年代末，民主运动又推动了韩国社会制度的变革。民众的发言权有了保障，民间团体也有了政治参与的空间。围绕着票选政治，进步政治力量依靠民间团体获取政治资源，并依靠社会力量推进政治改革。同时，韩国民众通过选举、示威游行、媒体监督、舆论支持等方式表达自身需求。韩国的左翼进步力量在历史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利用历史问题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塑造民族意识，在争取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选票和政治支持方面获益良多，形成了社会与政治间的依赖关系。

不过经过几十年的宣传。绝大多数韩国老百姓相信，美国是来维护东北亚和平的，而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朝鲜是半岛和平的破坏者。从2016年萨德事件开始，中韩两国关系更是渐行渐远。一度大规模扩张的韩国乐天集团，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中国的所有市场。中国实力上升，以前那种砸汽车的朴素爱国行为越来越少。毕竟现在可选择的同等替代商品太多了，不喜欢就不买你家的东西。韩国从商品销售到文化产业，都感受到了中国方面巨大的压力，这也引发韩国民众的对抗情绪。 

在历史上朝鲜饱受战争、侵略、分裂的哀痛，因此韩国人在文化中具有较强的“怨恨”情结，反映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形式，体现出极强的历史悲情、民族自觉意识、保守主义等。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传统民谣“阿里郎”，“阿里郎”一词本身既折射出韩国人各种悲哀、忧伤、迷茫的惆怅，同时又喻示着韩民族坚韧不屈的精神。从文化的角度，中国可以对韩国的民族心理诉求合理回应，客观、公正，不失大国风度，不必针尖对麦芒。

中国现在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失去中国市场，日子本不好过的韩国企业会更加雪上加霜。韩国已是东北亚各国当中内卷最为残酷的国家，如果把对华关系再搞砸了，就不是内卷这么简单的事了。面对中国重新崛起，已经适应美国当老大的韩国人，有所不习惯、不甘心、不接受，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继续复兴，东北亚的局势早晚会发生质化，韩国人迟早会习惯、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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