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大城市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
城中村一直是个尴尬的存在。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它阻碍了城市建设，破坏了市容市貌，但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却是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外面的世界虽好，但不一定适合自己。
任何城市的发展，都需要两类人群，一类人群是代表城市竞争力的人群，另外一个人群就是为他们配套的人群。前者是创新创业、高科技等领域的高技能劳动者，后者更多的是生产和消费环节中的辅助性岗位，教育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这种结构也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
如何想给低技能劳动者提供一种体面的生活（住房条件）。解决这类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靠市场解决，有多少收入就住什么样的房子；另一种是靠政府的公共财政解决，比如大量建廉租房，并配套教育、医疗、卫生、安全等基础设施。
“城中村”具有中国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是土地二元结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在这个制度下，才会存在城市发展要先向农村征地的问题。否则在一个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城市不管扩张到哪里，居民买房子、住房子、拆还是建还是翻修，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和国家的关系不大。
巴西、印度的大城市里有大片的贫民窟，为什么日本、韩国就不可能存在连片连片的贫民窟呢？一个地方房子的品质较差，但公共服务能到位的话，顶多叫“低收入者聚居区”。而贫民窟就不一样了，很容易联想到公共政策失灵，伴随犯罪、违章建筑、垃圾、饮水等社会问题。贫民窟生活没有预期、没有发展、没有前途，在城市难以获得体面生活，又难以退回到农村生活。
中国的公有土地制度，更有利于消灭城中村。经济发展中产生，实力上去了，回过头来想拆就拆。政府也不允许城中村陷入失序状态。进城务工人员在这里栖居，但还和家乡、土地保持关系，老了、失业了，还可以回老家。如果运气好，孩子接受教育，在城市找到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到年龄了就可以搬离居住条件相对差的城中村。
城中村也好，贫民窟也罢，私拉电线、违章搭建、群租房等问题总是不可避免的。要改善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质量，也不是一拆了之。而应该供给方面考虑，多建些公租房（群租啥的，公租房好管。私人住房难管，门一关谁知道是不是群租？监督是以罚代管，还是靠群众举报？）；哪怕你不造房，多提供些公共服务配套也是好的，如安全管理、卫生管理，都能改善脏乱差和私拉电线等问题。
拆除城中村，不让住群租房，低收入者是被轰出来了，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城中村里，一个不带马桶或窗户的房间，月租比其他房间能低上一两百元，进城务工人员自然会选择，毕竟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来这里是来赚钱的，这是由经济能力决定的。城市服务者的生活成本增加了，那城市其他的消费水平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管理者看到的是街边摊几元钱的盒饭卫不卫生，有没有营业牌照，消费者看到的是两荤一素饭真香，好吃了我明天再来。没有对错之分，只是站的角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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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上海的“城中村”，弄堂建筑是绕不开的话题。所谓"弄堂"，是里弄的俗称，也就是小巷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海人都是穿梭在这些狭窄的弄堂里，度过他们漫长的人生。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将上海列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彼时的上海只是隶属于江苏省松江府的上海县，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其他四个通商口岸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上海开埠之时，位于今天黄浦区东南靠近黄浦江边的上海县城，被称为“老城厢”。除砖石结构的城墙外，老城厢内各类建筑总体上属于中国传统的砖木结构。在租界出现以前，老城厢2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也居住着20多万人。
开埠以后，上海城市出现了跳跃式发展。1845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块租界（英租界），随后美、法也在上海各自划定了租界。这样上海就出现了两块地盘，租界城区和华界城区，一新一旧。
1853年至1855年，上海小刀会反清起义在老城厢爆发。华人尤其是官商就向租界迁徙，租界原先洋人独处的局面被打破，出现混居。1860年至1862年间，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率领太平军主力东下苏常、杭州地区，前锋三度迫近上海。战火迫使苏南和浙江一带大量的富商、地主、官绅纷纷举家避居租界。上海租界里的华人猛增到50万人。
外来人口激增，刺激了租界房产建造和租赁市场。为了安顿这批从老城厢迁徙而来的官商，更重要的是接纳从苏南、浙江一带来的富商、地主、官绅们，租界开始建造一批专供华人居住的民居。外国商人（也包括部分华商、买办）开始疯狂投资不动产。洋行和商人们首先兴建了一批联排木屋，虽然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住宅的毗连形式，但木头容易着火。为了安全，租界当局勒令拆除，改建西式砖石结构住宅。
1872年，玛意巴在外滩附近建起名为“兴仁里”的弄堂。之所以称“石库门”，因为每一幢房子都有一扇以石料箍着的黑漆木质大门。这种用石条围箍大门的建筑，就被叫作“石箍门”（脱胎于宁波方言的上海方言中“箍”“库”发音相近）。
早期老式石库门兴建于1869年到1910年间，具有中国传统深宅大院的特点，空间布局一般为三~五开间，共两层。进门是一个天井，两侧是左右厢房，正对面是长窗落地的客堂间，客堂一般宽约4米，深约6米，是会客和宴请的地方。客堂后面有通往二层楼的木扶梯；再往后是后天井，其进深仅及前天井的一半，往往有一口水井；后天井后面为单层斜坡的附屋，一般用作厨房、杂屋和储藏室。
后期老式石库门兴盛于1910年到1919年间，单元平面由原先的三开间二厢房改为单开间或双开间一厢房，后天井面积减小，采光状况改善，弄堂增宽。一楼灶台间上面为“亭子间”，再往上就是晒台。
20世纪20年代，在石库门住宅的二层与屋顶之间加建阁楼，这种阁楼被称为三层阁；再往上就是屋顶。三层阁中间部分约有一人高，两边高度逐渐变低，人只能躺卧着。为增加三层阁的采光和通风，在屋顶上开窗，也就是在斜屋面上开辟凸出的窗。屋顶英文“roof”，其音近沪语“老虎”，上海人用洋泾浜英语读作“老虎窗”。过街楼建在弄堂口上方，屋里住人，底下可以通行。过街楼下，人们打牌、打康乐球、下棋、抽烟吹牛等，也是裁缝、修鞋匠、剃头师傅做生意的好地方。
石库门已经算好的了，大上海在20世纪膨胀起来，吸引了周边大量破产农民进城打工。当时的租界壁垒森严，禁止搭建棚户简屋，而工人的工资又不足以支付租界内的弄堂房子的房租，工人们只好暂时租住上海本地自然村落的农民房子，每天来回于租界与华界之间。
没有哪个工人会有钱去盖房，所以尽量利用没人管的荒地搭“工棚”，要么是河滩地，要么就是被铁路公司买下、没封闭的空地，用毛竹、芦席、油毡、铁皮之类瘩成的窝棚，俗称“滚地龙（笼）”。
滚地龙都很矮小，人要爬着进出，里面没有桌椅床铺，是由稻草、芦席和破棉絮组成的地铺。就是这样狭小得无法转身的地方，经常要挤上五六口人。这里的老百姓平常穿的破破烂烂、穷困潦倒，多数居民全家甚至合盖一条棉被。通道只能一人侧身而过，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室内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更不要说是煤气了。社区秩序依靠同乡关系，没有任何市政管理。
由于灾荒战乱，流民不停地向上海流入，棚户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随着新式里弄和花园洋房大规模建设，石库门也渐被淘汰，变成社会底层群体的聚居区。四通八达的里弄里，旅馆、作坊、报馆，都来占用一方天地；小食摊、修鞋匠、理发师傅、算命先生，都来此谋求营生。于是出现了一栋石库门中住着许多家人家的现象，这种现象后来被改编成上海地区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到1949年底，200户以上的棚户区总计有300多处，保守估计容纳了上海居民约100多万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政府对于工人阶级居住环境问题投入了大量资金。1951-53年，建设了“两万户工房”，把沪西、沪东工业区附近的棚户改建为工人新村，后又整治了肇嘉浜，让水上棚户区变成了林荫大道。不过这种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的棚户区改造难以为继，进展缓慢。到80年代末，全市的棚户简屋仍然有400多万平方米，住着好几十万人。市长急，上海人更急。
从某个角度来说，不管是上海的弄堂，北京的胡同，江南的小巷……它们也是整座城市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在弄堂里，推开自家的窗户，就能呼朋唤友，从来不愁找不到玩伴。谁家短了油盐，缺了针线，一伸胳膊就能问隔壁借到。整条弄堂只有最有钱的那户人家买了电视，一到傍晚就搬来室外，所有邻居都翘首以盼。食物、玩具、电视，那时候人们好像什么都能共享。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上海房地产开发，棚户区改造开始提速。市区大部分知名的棚户区已经拆迁，或正在拆迁。最大的“潘家湾”、“谭子湾”地区被完全改建为“中远两湾城”，虹口最大的虹镇棚户区也被部分改建为“瑞虹新城”。
可以说，现在上海80%以上的弄堂都被拆除了，除了极少数建筑品质、质量较好，被保留外，大部分剩下的弄堂状况都很糟糕。偶有年轻人出现，不过已不是上海本地人了，是选择坚守，是选择妥协，还是选择抗争？无论如何，开启的都将是另一段魔都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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